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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

抗美援朝战争是军事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十余年，随着新材料的披露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已由战史研究转为从战史、军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政治史、经济史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成果，其中《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等是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对朝鲜战争起因、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抗美援朝战争评价等重大问题有基本相同的认识，但也有认识不尽一致的地方，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世界五大国美、英、法、中、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对世界战略格局和军事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抗美援朝战争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范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全面记述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就专门组织了有关人员对抗美援朝作战问题进行研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总部要求在朝鲜的各军着手系统研究总结部队作战经验。从1952年至1958年，主要是志愿军领导机关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部队梳理战争和作战基本情况，总结战争和作战指导以及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各方面的经验。主要代表成果有《同美军作战的战术问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1959年，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基本停止。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才得以恢复。自那时起，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一直是军史、国史、党史研究的重点，引人注目。

一

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档案文献的公布，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期间军队有关部门设置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军事科学院专门编设了一个研究室，长期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总结志愿军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经验；沈阳军区司令部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战史学科的编撰工作(志愿军军战史学科第2版编纂任务改由军事科学院承担)。军队和地方有关部门、学术单位举办抗美援朝战争学术研讨会、纪念会，加强与国内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活动也逐步展开。此外，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设立抗美援朝战争展厅，在辽宁省丹东市开始筹建抗美援朝纪念馆。出版了志愿军领导著作，属于回忆录的有彭德怀的《彭德怀自述》、杨得志的《为了和平》、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等等。经验总结类的有邓华的《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指导》，同时还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等经典类著作，这些出版物对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军事历史》、《军事历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军事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论文，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由于多方努力，改变了过去对抗美援朝战争宣传不够、研究不够、总结不够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200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50周年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和宣传达到一个高潮。

近20年来，抗美援朝战争研究领域的主要专著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编辑部编著的《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国防大学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编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和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编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编审组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周中等编《抗美援朝后勤史简编本》，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和《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和《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逢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张民、张秀娟的《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姚旭的《从鸭绿江到板门店》；柴成文、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双石的《开国第一战》；郭志刚等的《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纪实》；范焕清等的《支援抗美援朝纪实》；军事博物馆编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等等。

其中，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批准编写、军事科学院完成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利用了大量历史档案，并在认真鉴别、考证的基础上引用了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国历史档案，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不同侧面全景式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有针对性地对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正面阐述。到目前为止，这部著作是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最全面系统、最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著作。

近几年影响较大的论文有：孟照辉的《朝鲜战争是怎样打起来的——对朝鲜战争起因、性质、责任的探讨》、《谁在掩盖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简评(真相)一文》、《是谁造成了“历史性后果”》、《天平究竟在向何方倾斜——驳抗美援朝战争“失败论”》，李捷的《从出兵决策到五次战役》，章百家的《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牛军的《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中国出兵朝鲜决策是非成败》，齐德学的《<真相>是真相吗?》、《志愿军赴朝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是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还是毛泽东要斯大林表态?》、《抗美援朝战争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等。

二

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问题，学术界都进行过讨论，大都达成共识，但也有认识不尽一致的地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关于战争起因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历史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1994年俄罗斯公布了一批朝鲜战争期间的历史档案，其中包括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等在战前的来往电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长期酝酿的结果。

沈志华认为朝鲜战争最深刻的起因在于战后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控制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朝鲜半岛就表现为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外交争斗和南北朝鲜的军事对峙。“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将自己的理想、权力和制度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问题在于北朝鲜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鲜同样的设想和计划却没有或暂时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支持。”。

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专家孟照辉维护传统观点。他认为“要历史地看，要从本质上去看，从各自的政策上去看。不能单纯地从进行战争的形式和时机上去看。”他强调：“一、朝鲜战争的爆发，应该毫无疑问地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国内政治斗争的继续，是朝鲜国内进步势力同反动势力相互斗争的必然结果。当中还包含着深刻的国际间政治斗争的因素。二、朝鲜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朝鲜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以及朝鲜劳动人民自身解放的问题。三www.huachengnz.com华程网、朝鲜战争的性质，开初属于内战性质，而内战爆发的过程和形式，则是由武装冲突逐渐发展成为全面战争的。美帝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则内战转化为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主的战争。四、朝鲜内战的挑动者，是美帝国主义和其支持下的李承晚集团，是美国率先搞分裂政策，率先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是李承晚集团率先打出‘北进统一’的旗号，是李承晚集团率先在三八线挑起的武装冲突。五、正义属于朝鲜人民，属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方。”

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用较大的篇幅叙述了“三八线”的由来、美苏在朝鲜半岛采取的不同政策、朝鲜南北双方围绕统一问题的斗争和军事准备，然后用简短的文字客观叙述了朝鲜内战的爆发，并点明朝鲜内战的全面爆发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们认为：(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是世界的潮流，朝鲜战争爆发正是这一潮流的组成部分。(2)南北朝鲜围绕着国家的统一、统一于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朝鲜战争爆发是朝鲜国内政治斗争的继续，在以和平方式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爆发不可避免，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朝鲜南北双方长期致力于军事准备。特别是南朝鲜的李承晚是美国一手扶植的，缺乏国内政治基础，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在南朝鲜站稳脚跟。首先在“三八线”进行武装挑衅制造军事摩擦的是南朝鲜方面。南北双方在“三八线”的军事摩擦不断，逐渐由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全面战争。(3)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即美苏两个大国、两大阵营在朝鲜问题上斗争的继续。美苏两个大国以“三八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人为地把朝鲜半岛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由于两大阵营的冷战，使“三八线”的意义远超出受降分界线的本来意义，朝鲜半岛成为双方政治斗争的前哨之一。(4)朝鲜战争的性质，开始时是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既然是内战，谁先打第一枪是他们国内的事情。总之，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是一系列武装冲突的扩大和升级的必然结果。由于随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战争才演变成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和国际性局部战争。

(二)关子抗美援朝出兵决策问题

出兵朝鲜决策问题，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热点，也是研究的难点。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有关文稿和其他重要文献逐步公开，国内史学工作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确定的出兵朝鲜的过程、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和入朝参战的部署等问题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对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20世纪90年代后，有人对中国出兵参战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如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所长彭明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在信息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判断。袁晞在《真相》一文中说：“面对麦克阿瑟的大军压境，想到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往事，刚刚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不能不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之感。加之苏联领导人的一再鼓动和提供无偿援助的许诺(这些许诺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派大部队赴朝作战。就是在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有顾虑，……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有反对中国出兵参战的意见，反对者陈述了各种理由，是毛泽东否定了不同意见。……而从现在解密的联合国和美国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青石认为，中国决定出兵是苏联压力的结果。

齐德学的《<真相>是真相吗?》、《志愿军赴朝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是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还是毛泽东要斯大林表态?》，孟照辉的《谁在掩盖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简评<真相>一文》，李捷的《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三个问题》等文章对抗美援朝出兵决策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维护了中国方面的观点，而且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亦给人以启迪。

我们认为：(1)不是中国要打这一场战争，而是美国的侵略行径迫使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应战。美国侵略朝鲜与中国领土台湾，其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朝鲜处境危急，中国东北的安全面临着巨大现实威胁。中美之间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确定的只是交战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如果我们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让美国占领全朝鲜，陈兵鸭绿江边，就会对中国主要工业基地东北构成直接威胁，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在朝鲜半岛与美国较量各方面的条件也较为有利。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利弊，作出了出兵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的确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不同意见的主要考虑并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确面临着诸多困难，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新中国都与美国相差异常悬殊。因此不能不慎重。(2)由于当时存在两个阵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也考虑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3)中国出兵决策是在美国不听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大肆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时刻，应朝鲜劳动党、金日成的邀请而作出的。(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其根据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对友好邻邦的道义责任。在中国决策出兵的过程中，斯大林的确提过由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建议，但在斯大林不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并对中国是否应出兵发生动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总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反复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正确抉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了全国各阶层和各族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本身就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和赞赏，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给国际社会留下的软弱无能的印象。

究认为：(1)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处于极度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好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这一伟大任务。(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志愿军入朝参战曾有三种设想：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解决朝鲜问题；二是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撤军；三是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空军轰炸我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我们应该争取第一种可能，避免第三种可能。而这一切取决于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能否歼灭美国军队。总之，应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参战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指导上始终本着这一方针，抗美援朝战争最后的结局没有超出中央和毛泽东出兵前的预料。(3)从朝鲜战争参战双方总的较量来说，说双方打成平手并不算错，但是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志愿军以悬殊的劣势武器装备将推进至鸭绿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危亡，让不可一世的对手不得不罢手言和，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保卫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当然是伟大的胜利。

(四)关子第三次战役该不该打的问题

第三次战役到底该不该打?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与对停战谈判时机问题的评价紧密相连。第三次战役前，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建议。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可以使其争取喘息机会准备再战，所以予以拒绝。朝鲜战争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以“三八线”南北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志愿军并没有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与第二次战役后志愿军的占领线相差无几，而且在东线还向后退了。于是有人得出结论：第三次战役不该打，如果当时即接受停战谈判，那么中国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甚至抗美援朝战争可以提前两年多的时间结束。如青石撰写的《朝鲜停战内幕》一文说：“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比较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成通过的那个五步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他认为中国没有抓住或利用有利时间，而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一些有利条件，作出让步。沈志华也持类似的观点。

我们研究认为发动第三次战役是正确的。(1)志愿军进行两次战役后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但是歼敌数量不多，两次战役共歼敌4.1万人。美军虽遭受重创，但并没有打到不得不放弃以武力占领全朝鲜的军事计划的地步。(2)中国参战的目的就是力争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条件。第三次战役是志愿军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的最好的结果，可以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扩大战果。(3)此时美国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正如1950年12月22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所说：“当着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或直逼鸭绿江的时候，他们不会赞成立即停战，也不会愿意举行谈判；只有在美国侵略军失败的今天，他们才会赞成立即停战，并在停战后举行谈判。很显然地，昨天反对和平，是为着美国可以继续扩张侵略；今天赞成停战，也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机会，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4)能战方能言和。美军最后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中朝军队又经过两年多浴血奋战的结果，是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紧密结合的结果。在谈判期间，双方投入兵力、人员伤亡、物资消耗都超过运动战阶段。历史表明，不经过激烈的军事对抗，要想让美国在第二次战役或是第三次战役后就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不可想像的。退一万步说，那时如果真能达成协议停战，也是极不稳定的一个停战协定，战事再起几乎是肯定无疑的。

(五)关于第五次战役的评价问题

有人认为第五次战役是一个败仗，这种观点在少数参战老兵中存在，在网络上更甚。

我们研究认为：(1)第五次战役是个大胜仗。经过连续奋战50天，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歼灭敌人8.2万余人。歼敌数比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歼敌总数还多1.5万余人。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8.5万余人的代价。第五次战役前两个阶段，志愿军取得了胜利，并在县里地区取得歼灭南朝鲜两个师大部分兵力的胜利，完成了战役预定目标，迫使“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2)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不圆满。主要是战役第三阶段在后撤过程中，志愿军部队伤亡较大，其中第60军第180师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该师先后突出包围的有近4000人，全军覆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作战指导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打急了些，二是打大了些，三是打远了些。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不餡以偏概全，否定第五次战役的胜利。

(六)关于停战谈判的时机问题

对于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的时机，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青石在《朝鲜停战内幕》一文中写道： “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这个时候”是指1953年7月，“这种条件”是指中国方面有条件地接受了美国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但作者在得出结论后，又引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两段话，从这两段话看，作者说的“这个时机”和“这种条件”又似乎是指中国方面放弃了战场上继续作战的有利时机和条件。

我们认为，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存在中国错过或坐失有利时机的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发展演变过程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青石文章所认为的那种有利时机。1951年6月，中国方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恰恰是抓住了停战谈判的真正时机，中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在条件上也不存在所谓让步和吃亏的问题。如果认为中国打不下去了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那么首先是美国打不下去了才同意谈判，也就是双方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在停战的时机问题上，如果说停战谈判局面的形成是志愿军胜利作战的结果，那么朝鲜停战的实现也是志愿军胜利作战的结果。就1953年夏朝鲜战场形势看，不利的不是中国方面而是美国方面，是美国方面一再向朝中方面作出多种保证，请求尽早停战，而不是中国方面请求他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时结束战争是恰好其时，根本不存在青石文章所说的“对中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的问题。这一观点具体可参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

(七)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评价问题

有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和影响提出怀疑，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造成了消极影响，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无限期延缓了解放台湾。彭明的《第四座丰碑》一书和袁晞的《真相》一文，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彭明评论说：“为此我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恶化了同美国的关系，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耗费了几十亿美元资财，错失了建国初期大好的经济发展时机。”袁晞写道：“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中国人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学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达20年之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没有军队。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声明中曾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岛上中国国民党人的残余力量。国务卿艾奇逊也把台湾划在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线之外。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了战略方针……使中国无限期地延缓了统一台湾的目标”。齐德学、孟照辉、李捷等学者在《军事历史》、《瞭望》、《中国军事科学》、《当代中国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等刊www.huachengnz.com华程网物发表了相关论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

我们研究认为：(1)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抗美援朝战争挽救了处于危亡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我国的安全和东北地区长期稳定的局面，为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周边环境。(2)朝鲜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战争。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志愿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积累了现代作战的经验，促进了新中国的军事变革，促进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3)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奠基之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亚洲事务中，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举足轻重，美国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不得不慎重考虑，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听中国政府的警告，越过“三八线”，造成失败的后果。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吸取了在朝鲜战争中的教训，不敢轻视中国政府的警告，其地面部队始终不敢越过北纬17°线进攻越南北方。(4)中国人民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志愿军共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其中阵亡11.5万余人(加上非作战减员，志愿军共牺牲、死亡17万余人)。在战争期间，全国人民把抗美援朝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完成，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中国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62.5亿人民币，等于1950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这一时期向苏联的贷款和进口的武器装备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本身付出的巨大的经济消耗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财政负担，这是必然的事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处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战争对经济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通过抗美援朝运动，中国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空前提高，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从实际效果上看，我国经济建设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加速了国内经济恢复。(5)抗美援朝战争延误解放台湾论是一种没有经过认真、全面分析的推测，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派兵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另一方面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国防战略重点被迫从东南沿海移至东北地区，逼迫中国只能出手，是美国的干涉行动造成台湾问题复杂化并迫使我解放台湾计划搁置，而不是几个月后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耽误了台湾的解放。此外，美国的确曾一度考虑放弃台湾，但是这种主张在美国国内立即引起激烈争论，美国的对台政策在1950年春夏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当美国当局得知朝鲜内战爆发后，首先讨论的不是朝鲜问题，而是台湾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不会干涉我解放台湾，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现代战争史还表明，没有一定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渡海登陆作战难以成功。因此，即使中国不派兵入朝作战，在我国海军、空军还比较弱以及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很难想像能够轻易解放台湾。

三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开阔，除继续重点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战略指导、战役战斗过程和围绕战争进行部队建设的情况及其基本规律、经验教训外，也开始关注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活动等。如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一批成果，沈志华、牛军、林利民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引人关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研究也已取得一些成果，学者们不仅研究全局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而且注意区域性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研究者对辽宁、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安徽、广西等地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很有特色。有的博士研究生开始关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成果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为更多的群众所接受。军事科学院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是学术成果普及化的成功范例。

不论从军事史研究还是从国史研究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都属于成果较多、研究较深的领域。虽然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学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战史研究较深入，对军史研究较薄弱；对重要事件、战役战斗研究较多，对人物研究较弱；从军事史角度研究多，从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等角度研究还不够深入；即使在研究成果丰硕的战史研究领域，对各军兵种战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一些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研究得也不够深入，有些问题甚至还尚未展开。受制约的因素除了研究者自身的积累和功力不足外，主要是我国历史档案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高层决策活动的一些关键档案没有公开。如战争爆发前及战争期间朝、苏、中三方的来往电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详细过程，我军的战略指导方针，我国在停战谈判中的政策和策略，等等，都因缺乏第一手资料，因而研究还不够深入。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出兵的具体过程、作战中的重大方针、停战谈判、细菌战等问题，过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今后这些问题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由于研究资料和研究者视野的局限，过去研究中涉及较少的一些问题，如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中苏、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抗美援朝战争军事外交；志愿军军史；抗美援朝军兵种作战史；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局控制问题、联合作战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影响和对我军军事学术发展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与局部战争理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人物研究，等等，在今后都可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都有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可以预见，随着各种新材料的不断挖掘和披露，随着国内军地间、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增多，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将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取得进展，走在军事史、国史研究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