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动物权利思想的来龙与去脉

西方动物权利思想的来龙与去脉
沈睿
 
议题的意义：动物与人

2001年4月，总部在华盛顿的一个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名字叫“杀戮之上的同情”（Compassion Over Killing），在得到内部消息后，向离他们不太远的一个养鸡场提出访问申请。这个养鸡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养鸡厂之一，也是美国养殖工业有代表意义的企业。自然而然，他们的申请被养鸡厂拒绝了。在不被养鸡厂知道的情况下，这个组织的人，在夜间悄悄地钻进了养鸡厂，并摄下了养鸡厂内鸡的生存情况。这个实况录像记录了成千上万只鸡是怎样挤成一团，被关在用各种电线管道制成的笼子里。那些笼子一个一个地从地上码到空中。 这样的装置，被称之为“电池笼子”。关在笼子里的鸡，许多甚至连羽毛都没有，看起来光秃秃的，简直像怪物。还有很多鸡奄奄一息，看起来就像死了似的。这个录像被电视台公开播了，一时间，举国哗然，动物的权利成为舆论的中心，成为人们众口交谈的议题。禁止使用“电池笼子，”改善动物的生活状态，改善那些会是我们的食品的动物的生活状态，杀戮之上的同情，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i]与此同时，麦当劳公司宣布他们在全世界的饭馆都将只卖入给鸡提供良好生活条件的养鸡厂的鸡蛋。具体的，每只鸡必须有72平方英寸的居住条件。这个标准，比目前美国工业标准养鸡厂的鸡居住条件大一半。美国的动物权利运动声浪一时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在讨论给与动物的权利的时候，不仅表现出人类对动物的同情，还表达了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新的理解。与此同时，欧洲联盟决定，到2012年彻底废除电池笼子，要求养鸡厂必须给鸡提供健康的生活条件。2002年，德国修改了宪法，全国人民一致投票通过在宪法上写上保证动物权利，并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条目上，加上了“以及动物”的字眼，明确表示承认动物的尊严。这些是人类历史上有根本转折意义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观念的确立和一个新的人与动物关系世界的到来。

这个新的观念，就是动物权利运动向长久以来的、传统的、对非人类的动物的“道德地位”的观念的挑战。这个新的世界，就是我们重新思索现代性和环境的关系，现代性和其他动物的关系的新时代。当然，反对动物权利的人的声音并不示弱。反对动物权利的人觉得动物权利运动荒谬可笑，愚蠢奇怪，居然为老鼠和虱子的权利牺牲人这个主宰世界的动物的利益。支持动物权利的人认为那些反对的人自私自利、缺乏思考、冷漠，道德盲目、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思想观念。双方各执一词，争论的声音震耳欲聋，争论的强度十分紧张。我手里的几本书都是这些论争文章的合集： 由Cass R. Sunstein 和Martha C. Nussbaum 合编的《动物权利：目前的争论和新方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Susan Armstrong 和Richard G. Botzler 合编的《动物伦理读本》 （Routledge出版社，2003）；Francine L Dolins 编的《对动物的态度：动物福利的观点》（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这些书收录了在动物权利争论中的主要人物的主要 观点，是我走入这个领域的入门读物。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文明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虐待动物的，大多数对动物有先天的同情。当看到一只弱小的毛驴被无辜地鞭打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身不由己地同情毛驴。但是，从哲学上看，为什么不能虐待动物？动物与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反对虐待动物的人认为，动物是有“道德重要性”的存在，不是为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动物存在的本身是自主的，自治，人类没有凭借自己的智力特权而压榨或蔑视动物存在的独立性。但是，传统的认为动物是为人所用的观念还深深地植根在人们的信仰和日常生活实践中。根本地，在与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怎样理解动物的地位？动物是否有道德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牵涉到历史、文化、哲学和经济学的诸多问题。不是简单地一个议题。好在传统派和动物保护派双方都一致同意，理解动物必须从动物出发，回答几个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动物是什么样的存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理解人类对动物的观念和态度，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思想是怎样被历史和文化塑造的入手。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 说，“我们对我们最基本的态度的行状与源泉思索得太少了。”[ii]我们的思想不是平白无故地产生的，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对我们的思想有根本的塑造意义。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做的是极为简略地回顾西方思想对动物的思考史，考察动物权利这个问题的来龙与去脉。在中国动物福利与权利运动似乎刚刚开始，本文的目的是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西方的参考物，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要为动物权利这个议题勾勒一幅思想历史简图，还希望令人信服地论证我们必须尊重动物的权利。我认为，动物的权利与人权息息相关。在现在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中，凡是没有人权的地方，动物权利就无从谈起。凡是没有人权观念的人，一定对动物的权利置若罔闻。反之，提倡动物权利的人，几乎都是人权的捍卫者。在某种意义上，看一个人是否真的捍卫人权，就看他是否也为动物的权利斗争。

 古代希腊哲学与宗教

动物与人的关系是什么？西方思想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期主要来源于是哲学与宗教。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类别，对哲学与宗教的区分，是西方文化独有的，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的。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哲学与宗教与科学互相作用，对动物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也逐渐发展，才产生今天的动物权利运动的思想基础。

远古时代是一个人类与动物共存的时代。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狩猎时代，人们对动物有根本的尊敬。动物被看成是有理性、感情、智力、又灵魂的存在。这点，可以从残存至今日的狩猎文化的仪式中看出来。被狩猎的动物必须有合乎仪式的、尊敬的处理。远古时代的狩猎文化被渐进的农业社会代替。农业文化中，神祗与农业的生产相连，牲畜祭祀成为向神祗乞福的一种方式，动物成为牺牲品。从远古时代向农业时代转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素食主义阶段。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八千多年前，素食群体就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存在着。古希腊诗人海西奥德（Hesiod）在诗歌中怀旧地谈论人类的黄金时代，那时，人类从忧愁，劳作，悲伤和罪恶中解放出来，他们吃的是丰盛的水果。这个时代到底是怎样的，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Empedoles （495－35）宣陈，屠杀动物作献祭品或食物，是“人中最令人恐惧的事情。”[iii]

数学天才和神秘的Pythagorus大概生活在纪元六个世纪之前。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的素食的信仰建立在他对动物和人类灵魂的相互转换上。他认为人类没有权利引起不必要的痛苦。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有灵魂，那些对杀害动物无动于衷的人是凶手。即使在他取得非凡的数学成就的时候，他也忠实与他的素食信仰。在他发明勾股定理之后，他用面粉做的牛来献祭。

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苏格拉底（470－399 BC）对人类是否可以吃肉与否似乎无动于衷，因为他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但是他的著名的学生柏拉图（428－347）却受Pythagorus的影响很深，是素食主义者。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必须是素食主义者，因为动物与人类分享灵魂的一部分，这部分灵魂虽然不是不朽的，但是并非内在的非理性的。与柏拉图差不多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384-322 B.C.) 认为动物，虽然“有种自然与美丽”， 但是，因为动物没有“理性”，也就没有道德感，因此，在自然的等级里，远远地低于人类，也因此可以是被屠杀和食用的。亚里斯多德还认为，男人先天地比女人高贵，因为男人比女人有更高等理性能力。人类中那些体力比智力强壮的人先天地适合作奴隶。古希腊的思想是西方思想的基石，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Plutarch (45-125) 是古希腊的一位祭司。他为素食主义辩护，理由是普世的仁爱、仁慈，而不是灵魂转换等等。普鲁达奇试图说服人们，知觉是有程度不同的，动物是有理性的。人类不应该伤害不伤害我们的动物。普鲁达奇成为现代动物保护者走会去的哲学源泉之一。但是，亚里斯多德的声音在后来的西方哲学家的书房里回荡得更为响亮，因此，动物缺乏理性这种论断成为不假思索的既存思想。

从西方的宗教上看，《圣经》通过宣传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强化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认为动物是可以随人类的愿望被人类为所欲为地支配。另一方面，《圣经》 同时也宣布，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性（神性）存在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观点与亚里斯多德的人的等级观念是对立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和汤马斯·阿奎斯(Thomas Aquinas)都认为动物缺乏理性，因此他们的服从地位是合法的。这种观点被基督徒们广泛接受。犹太教有些不同，特别是传统犹太教认为，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都值得怜悯与同情，因此犹太教对纯娱乐的打猎，斗牛，斗狗等都表示鄙视，而且强调在杀动物上要减轻动物的痛苦。伊斯兰教，第三个从亚伯拉汉宗教传统形成的宗教，认为人类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其他的动物的存在只是为了人类的应用。但是，在可兰经里，先知默罕默德说，“任何对阿拉的造物慈善的人，就是对他自己慈善”。

现代思想家的各执一词

欧洲的十六和十七世纪是社会急遽转变的时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影响，现代科学的起源，和哲学思想与神学思想的分家，使西方人对动物的态度有了新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方向是强调人和动物的不同，强调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艺复兴对神学的挑战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为了扔掉神学的枷锁，思想家们强调人的独一无二性。大自然以及动物都被看成是低于人类的存在。另外一个原因是启蒙时代的到来，人更是相信理性的力量。对人类的信心和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科学到来时代人类对自然的重新认识。现代科学使人感到他们可以改变自然，不必惧怕自然。自然被看成无魂无灵的存在。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为人而存在的。现代科学以机械方式想象和看待自然，亚里斯多德的自然观被赋予新的重要性，那就是相信自然存在的目的性。在这个背景下，法国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宣布，动物一半是自然，一半是植物机械，不仅没有理性，也没有感情。他认为，人类的身体，虽然也一半是自然的，但是，人性的精髓――通过语言和人类的特殊行为，存在与人的心灵，人类的精神和灵魂里。而只有心灵或灵魂才有意识。在笛卡尔之后的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相信，由于人有说话和推理的能力，因此人类有道德责任的能力，有不朽的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笛卡尔的观点，对大多数的哲学家来说，都令人吃惊地与他们的生活常识相佐，因为，动物比如狗是能感到痛苦的。 其他的哲学家，比如汤马斯·霍比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康德等都纷纷论证动物是有感情和知觉，但是他们否认动物有理性的能力，也就是掌握基本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据这些哲学家认为，至关重要，是道德地位的必需。在康德的影响深远的道德哲学里，人类的“自治”(autonomy)  能力，是决定人高于动物的原因，也是人在道德上可以杀害动物的理由。

虽说西方的现代思想都宣布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另一种思维方式也并不是不存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达·芬奇是一个著名的素食主义者，他在市场上买鸟，然后释放他们。散文家蒙田在其1580年的散文中批判对动物的残酷行为。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生动地描绘了动物的苦难。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教育孩童善待动物。大卫·休莫（David Hume） 认为，同情心是道德思想的基础，同情是可以伸延到动物身上的，是可以伸延到除了人之外的有感觉的存在身上的。比休莫更激进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杰若米·本特汉(Jeremy Bentham) 。他认为，正确的行为是在某个行动对他者产生的愉快与痛苦之间找到最大的平衡。根据这个观点，本特汉认为实用的原则必须把有感觉的动物也包括进来，因为动物也感觉愉快和痛苦，他们的愉快与痛苦并不比人类的轻微。因此，他把那些习惯性地让动物遭受痛苦的人称作“暴君。”他还说，“那些残酷地对待动物人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也心肠冷库。”[iv]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 对“实用”进行了比较复杂的解释。他认为人类的愉快，也就是智力的，美学的或道德的愉快比一般意义的感觉的愉快要高尚，高级。但是，这并不说明人类可以对其他的感觉的愉悦或痛苦熟视无睹或漠然。叔本华，由于否定理性，自治，自我意识任何权力等是道德底线的决定因素，因此他认为，有道德的存在必须有对一切可以感受痛苦的存在的怜悯。但是叔本华也认为人类的智力使人类感受痛苦的能力比其他的都强，因此人类的道德地位还是至高无上的。

在现代科学中，真正改变了我们对动物的理解的是伟大的达尔文的工作。达尔文论证到人类是从其他动物中发展过来的，他还强有力的论证，虽然影响可能没有第一个论断那么深远，那就是，人类和动物的能力，其区别并非是种类的，只是程度的。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许多动物都有基本概念能力，有一定的推理能力，有基本的道德感，和复杂的情绪。虽然科学家几乎忽视了达尔文的这个理论，近年来，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感到，人类和动物就感知的区别来说，是否有鸿沟，是很难确定的，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动物性得多得多。

虽然东西方人都认为生命的神圣和宝贵，与西方相比，东方的佛教和印度教对生命的理解则真正地包罗一切生命。佛教和印度教都强调人与其他的有生命的存在的相互联系的关系，推荐人们实践素食主义，反对用动物祭祀。佛教和印度教都有保护动物的伦理观。中国文化对动物的观念，似乎比较模糊。儒家的现世现实现时的思想，认为动物是身外之物，无足轻重，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转生来世说也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有很深的影响。道家的思想，比如庄子的“蝴蝶梦，”把动物和人看成是有同样主体的存在，人与动物都具有同样的感受和思考能力。这三大哲学思想使中国人的对动物的态度有自相矛盾的复杂，我将另文叙述。美国本土人的思想，东方更为接近，他们认为动物是有精神的，因此他们对动物都有相当程度的尊敬，同时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杀戮动物也觉得理所当然。从以上极为简单的勾勒中，我们可以看成，西方的思想传统大部分都认为人类有无与伦比的道德地位，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自治，理性，自我意识，有理解正义的能力。动物为人类而存在。非西方的思想，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将西方的传统作综合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潜流，那就是在道德意义上试图找到人和动物关系的平衡。不过，总的来说，西方的思想还是人为主体的，动物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动物权利运动的起始

 然而，无论如何，现代的动物权利运动却是从西方开始的。开始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激发了人们对“权利”这个概念的认识。 十七世纪开始，宠物成为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首先，宠物是财产的一部分、宠物属于个人的概念被人们接受。 其次，人与宠物的关系使人们意识到人和动物的相互依赖的感情关系，间接地挑战了人主宰动物的这种概念。其三，西方家庭的宠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也就是有自己的“身份。” 名字的出现给予动物独立与他人的身份。动物作为有主体的存在的观念为后来的动物福利运动奠定了广泛的心理基础。除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外，工业革命的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同时与传统的贵族阶级划分了界线。传统的贵族阶级喜欢打猎，因为打猎激发战争。他们喜欢斗鸡或逮熊，因为这些活动代表了贵族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对此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呼吁的是停止这些无谓的牺牲，指责这些活动的对动物的残酷性。从十七世纪晚期，以人为中心的传统逐渐遭到了侵蚀和破坏。根据托马斯的观点，这种侵蚀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场很多因素促成的革命。这些因素包括对自然史的研究。自然史的研究促进了动物学研究的发展。根据动物的身体结构来给动物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人的表针来定义动物，使人类认识到动物并不是依靠人类而生存的，动物有自己的自治性。这些因素还包括人和动物的接触和经验。经验教育人们各个动物都有其禀性和性格。动物有感情，也善于表达感情。动物可以理解很多事物，并对很多事物进行判断。人们的经验告诉人们动物是比宗教所说的更接近人。十八世纪，非人类中心的想法愈来愈受到广泛地接受，结果是人人都开始对残酷对待动物喊打。这种道德的觉醒与英国多年实行的宰杀动物方式有关。那种毫不人道的宰割方式激发了人们的厌恶和愤怒。英国的浪漫主义思潮运动强调感情和同情。认为感情和同情是道德的基础。这种思潮席卷欧洲，对人们对动物的态度有很直接的影响。一旦动物被肯定有感情，屠杀有感情的存在被看成是野蛮行为，非文明世界的作为。1790年，素食运动在英国广泛发展。动物屠宰厂在压力下停止在公共场所屠杀动物。宰杀行为必须不让人看见。

到了十八世纪晚期，虽然比人类要低一等，动物的确能思想，推理和有感情－－这种观念被很多思想家接受和讨论。一些哲学家论证，人类和动物是亲戚关系，汉姆夫瑞·普瑞马特（Humphry Primatt） 发表了他的著作《慈善的职责和残酷对待动物的罪行》(The Duty of Mercy and The Sin of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 。他的论点基本概括了成后来的几个世纪的动物保护运动的主要思想，至到今天还在被重复。同时，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由于解剖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从骨骼结构到生理结构，人类和动物都极为相像，相像得就像远亲近邻。德国和英国的法律开始惩罚那些对动物施暴的人，其根据是因为动物不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呼吁，人残酷地对待动物违反了人对上帝的职责，必须受到惩罚。十八世纪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和赫尔曼·达基德(Hermann Daggett) 重申动物的道德位置。1800年禁止诱捕熊被写成法案。虽然法案没有被通过，但是，1822年，另一个法案终于被通过了。这个法案禁止无辜地殴打、虐待和对待任何驴、马、牛、羊或其他牲口，除非牲口先攻击人。这个法案的立法参与者之一，托马斯·额斯肯爵爷(Lord  Chancellor Thomas Erskine) 本人，一次他看到一个人无辜地打马，气得过去把这个人打了一顿。这个法案被称之为“马丁法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法律规定反对残酷对待动物。

在这个时期，动物福利运动逐渐涌现。民主，个人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当富裕使广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参与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浩浩荡荡，结果导致了立法改革，以及英语世界中动物保护权利组织的诞生。1824年，英国议会的议员和三位神职人员组成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负责发表刊物，教育大众，影响大众观念。另一个委员会制定条例，监查对待动物情况。结果在成立的第一年，这个委员会就处理了一百五十多例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例。这个委员会还反对用动物做让动物痛苦的实验等等。这个委员会影响之大，几年之内，北欧几个国家就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1840年，维多丽亚女皇给予这个委员会“皇家”的名义，从此这个委员会就被称作为“皇家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协会”。四名这个协会创始人是世界知名的反对奴隶制的改革者。两位是著名的反对死刑的知名人士。人道主义思想决定了这些人，不仅为他人的权利斗争，也为动物的权利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必然的。很难想象一个拥护奴隶制或毫无人权概念的人对提倡善待动物。所以在整个的十九世纪，凡是反对奴隶制，主张监狱改革，反对虐待儿童的人也是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人，这些人同样是妇女权利的支持者，清理贫民窟运动，卫生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

 维多丽亚时代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动物保护活动是反对用活的动物进行实验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始是一个法国的科学家用猫和狗做解剖实验展示，这些猫狗都没有麻醉。他的做法引起公众的愤怒不满，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抗议这种毫不人道的实验行为。英国于1876年制定了残酷对待动物法案，要求任何要实验的研究者都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获得批准才能用动物做实验。这个法案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很不方便。在反对用活动物做实验这个运动中，妇女起了很大的作用。其领导者就是笛卡尔的侄女。十九世纪，大部分的科学家还在认为，妇女都像孩童一样，或者像动物一样。妇女属于大自然，而不属于文明和知识。知识，智力，理性，逻辑等等是属于男性的。因此，反对运用动物做实验是一种女了女气的，情绪性的，非理性的，感伤的行为。不但对女性很看不起，也看不起支持动物福利的人。

反对用活动物进行实验运动是二十世纪动物保护运动的直接先驱。它与其他的动物福利保护不同的是，后者是从人道角度出发，而前者是从动物角度出发；后者是针对事件，前者是针对整个科学研究的机构。反对用活动物进行实验虽然在英国声势极为巨大，但是与此同时，医学科学研究在医学实验的基础上急遽发展，为人类的健康带来很多从未预料的结果。医学科学实验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赢得了愈来愈大的权力，反对用活动物做实验的运动在世纪末逐渐落寞了。进入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进一步迷狂科学和技术，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的反对用活动物进行实验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原因一个是美国的研究者似乎从英国吸取了教训，他们运用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做舆论宣传。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有理性的，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论证说动物实验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并把反对用动物做实验的人丑化成“提倡人道的，中产阶级的，城市里的怨妇们。”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和文化对科学发明的态度与英国不同。美国欢迎各种各样的新鲜东西，全民的态度很不一样。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没有英国如皇家那样的重要政治力量支持这个运动。美国刚刚从蛮荒中醒来，西部还是人烟稀少，动物出没，因此，也没有这个文化来支持这个运动。不过，英美同时都出现了素食主义运动。这个词本身是1842年出现的，但是到世纪末，素食主义已被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采纳。著名的人物如诗人雪莱，作家梭罗，剧作家肖伯纳等都是素食主义者。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素食主义者甘地，据他自己说，就是读了《请求成为素食主义者》(Pleas to Vegetarianism)（1897）一书，成为素食主义者的。

十九世纪末，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不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进入了行为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对此进行新的认识的阶段，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的毁灭贯穿其前半页的。因此，二十世纪的最初五十年，人类在自相残杀的间歇中无暇顾及对其他生物的保护，动物福利呼声陷入沉寂。直到五、六十年代，动物福利运动才重新冒出火花，并形成巨大的声势。二十世纪下半页，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化与社会运动的产生。

当代西方的动物权利运动的发展

动物福利运动在战争的硝烟中陷入低谷。根本的原因是当人类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利的时候，是无法尊重他者的生命权利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运动重新回来，也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视，以及社会思潮和知识分子思想的作用。从英美看，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和政治环境都向更人道的方向转移。首先是根本地改变了美国社会面貌的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马丁·路德·金成为民族的精神领袖。他所代表的是平等－－人与人的平等。同时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要求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要求的还是平等，是两性之间，无论种族的两性平等。这两个思潮深深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为反对其他形式的歧视打开了大门，其他形式的歧视包括动物歧视，性倾向歧视等等。从历史上看，反对歧视要求平等的人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要关怀得多。这些人成为控制污染，保护环境意识的积极参与者。而在美国，由于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这样的参与者是多数，而非少数人的行为。与此同时，在科学上，特别是动物学上，曾经占统治地位的“行为论”逐渐开始其缓慢的消亡。行为论禁止讨论动物的内在状态，只观察动物的行为并根据行为做结论，认为动物的内心生活不重要，结果是把动物和人完全分离。1975年，批特·森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带来了一个认知论上的哲学解放。森格以强有力哲学推论和容易阅读的行文，使本书成为那年的重要书籍之一。这本书是一本哲学书，考察动物的道德位置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发展中基本被忽视了，森格的书激励了很多人成为动物权利的活动分子。1976年，唐那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 发表了动物的意识问题一书，开创了新的科学研究方向：认知伦理学。认知伦理在进化论的语境里研究动物的行为，并对动物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感情，欲望，信仰等等开始研究，打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认知的世界。

正是各种各样的人权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入理解，创造了一个动物权利运动可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空间。美国的“全国反对动物实验协会”成立于1929年，但是这个组织真正发挥作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五十年代，“动物福利学院”和“人道协会”相继成立。美国是一个立法国家，这些组织除了发表刊物，宣传动物权利和福利之外，还致力于立法。这些组织共同工作，导致立法“人道宰杀法案”和“1959年野马法案”被国会通过并实施。同时，“国际动物权利协会”和“动物基金会”也成立了。这些组织的纷纷建立，标志着新的思想的到来。但是总的来说，五十年代的动物福利运动还陷于初期的组织阶段。六十年代看到了这些组织工作的有效成果。动物福利运动向动物权利运动方向转移，形成了现今的动物权利运动。

动物权利与福利运动与以往的动物福利运动不同，在于权利运动认为动物有其自身存在的道德地位和自治性，人类必须公正地、平等地对待动物。如同人类对待人类自己。1963年，英国的“狩猎捣毁者”（The Hunt Saboteurs）成立，要求对待动物要向对待人类一样尊重。这个组织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权利运动的组织”，他们毫不妥协地，公开地为动物的权利而呼吁和行动。。以往的动物福利运动主要成员是中产阶级，这个组织还标志着工人阶级对动物权利运动的参与。1964年，如斯·哈瑞森（Ruth Harrison）发表了《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s）一书，分析现代的养殖业的伦理基础，指出，现代的动物工业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工业，人们对这个工业的内部所制甚少。这个工业内部。， 也就是大规模的“工厂养殖”，对动物的态度和方式违悖人类的伦理道德信念。她的呼声在英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导致英国议会决定成立一个官方组织，由科学家和关注者组成，调查工厂养殖业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是1965年，这个组织向议会汇报，建议成立官方机构，实施强制措施，管理工厂养殖业对待动物的方式。这个报告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英国以及欧洲的动物福利改革设定了舞台。1971年，牛津大学的一组年轻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版了他们的合集《动物，人和道德》（Animals, Men and Morals）。这本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动物与人的关系，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批特·森格为这本书写评论，结果是应邀把这本书发展成一本专著，《动物解放》就是成果。这本书使议会议员道格拉丝·候顿（Douglas Houghton）提出“把动物放进政治”，领导议会最终通过了“1986年英国动物法案”，从立法上给予动物权利与福利。

七八十年代是这样的年代，立法和行动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各种法律的制定，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义者采取极端行动。比如，1972年，英国的“动物解放前线”组织，领导很多人冲击动物实验室，动物养殖厂。这些活动遍及欧洲和美国。到了八十年代，英美的政治气候开始转变，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保守政治环境认为这些极端行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行动遭到贬斥，极端行动主义不得不减少或停止活动。九十年代以来，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的动物权利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养殖厂动物代替了实验室的动物，成为关注的中心，我在本文开始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个方向的一部分。英国首相邀请动物权利保护者到唐宁街作客。到1995年，英国有4.5%的人口是素食主义者。近年来由于疯牛病的影响，这个数字上升到10%左右。

美国的动物权利运动一直在持续发展。批特·森格和汤姆·里根（Tom Regan）成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声音。七八十年代，美国成立了很多动物权利和保护组织，诸如“伦理地对待动物之人”（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养殖动物改革运动”(Farm Animal Reform Movement)，“为动物行动起来”(Mobilization for Animals)，“保御动物”(Defense of Animals) 等等。八十年代美国的动物权利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实验室的动物，九十年代与西方国家同步进入关注养殖动物。美国的“动物解放前线”(The U.S. Animals Liberation Front) 组织，在八十年代组织过很多行动，到实验室去拯救动物等等。他们的极端行动，虽然解救了一些动物，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大，因为，问题并不是一两只动物的问题。问题是人类的道德立场和动物的道德位置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在公众领域达成共识。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各种的动物保护组织遍布西方，动物保护已经成为文化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西方社会文化的变化，特别是人权思想的深入，是动物权利运动产生的根本基础。对动物的研究也更为深入，不仅对动物的行为独到研究更为深入，动物心理学，动物的感情，道德位置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从哲学思想上看，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在探讨到底西方社会中的“道德盲点”起源于何方？有些人论证，西方的宗教传统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神，而不是人，是一切事物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看，上帝创造了动物，动物也反映了神的意义。神父托马斯·霍普寇(David Hopko )用“上帝的兔子性”来描述这种关系：“上帝的自我在创造兔子时表达了出来。”这种哲学和神学思考有很重要的精神意义。它从新的角度解释动物与人，动物与神的关系，对西方的宗教精神世界有新的启发。哲学家戴维·德吉拉兹亚提出对动物的“美德伦理”论。美德伦理强调一个人品格和态度。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不尊重动物也许并不直接伤害动物，但是，表达了这个人的品格。这些哲学思考说明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思考仍然在继续，并向新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动物保护的代言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库切(John Coetzee) 的几本主要著作都在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动物与人的关系问题。他本人就是素食主义者。不理解库切的立场，恐怕很难理解西方知识分子今天在社会的思考与位置。

当代西方动物权利运动的主要论点

毫无疑问，当代西方动物权利议题已经从边缘移到政治和法律争论的中心。动物保护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有三千六百万家庭有狗，狗的人口超过6千万。据说，一半以上的家庭给他们的狗圣诞礼物。不仅狗，猫也如此。人与猫、狗共同生活的经验教育人们理解猫、狗。人们热爱自己的动物，极其关心自己的动物，和动物有密切的感情联系。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广大基础。

 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基本派别。一个是动物福利，另一个是动物权利。强调保护动物福利的派别要求更严格的法律，从法律上防止残酷对待动物，要求人道地对待动物。“美国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协会”是这个派别的代表。这个组织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强调动物权利的派别反对人类“利用”动物的所有方式，包括科学实验、动物园、马戏团、狩猎等等。他们的理由是康德的理论：人类必须以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那么，人类也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者。他们对现今的很多现象提出挑战，“伦理对待动物人”和“美国人道协会”是这个派别的代表。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派别是一起工作的，并非对立的。他们的出发点虽然不同，终极目标虽然也不同，但是近期目标往往重合，因此常常在现实问题上合作，配合，形成美国的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为动物福利斗争的人也是动物权利的相信者，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动物有一定的权利，你也不会为动物的福利斗争。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动物福利的人认为如果痛苦可以减少到最小的地步，科学实验，食肉是可以接受的。动物权利的人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减少动物的痛苦，问题是动物有自身的存在的理由，人类没有权利剥夺动物的存在，生存权利。人类和动物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平等的存在。

当人们谈福利的时候，实际上福利本身就包涵权利概念，因为一个没有权利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福利的待遇。比如一张桌子是没有权利的（没有主体），因此也没有福利。再者，动物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权利理解为在法律保护下的不受伤害，那么动物在西方的法律上已经有相当权利。从态度上看，几乎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否赞同动物权利或福利，不管你是否关心这类问题，如果被问到，人是否可以随便想虐待动物就虐待动物，想杀动物就杀动物。恐怕人类的绝大多数都会说，这样恐怕不应该。 就像虐待孩子一样，对一个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存在，人类不应该虐待或折磨他们。因此，法律应该保护和防止残酷对待动物。这个被广泛接受的思想是西方国家的很多立法的思想根源。很多西方国家都有具体的法律，不仅禁止随便殴打，伤害动物，而且对看管动物的人有具体的责任要求。如果看管动物的人玩忽职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 纽约州的法律就明文规定，任何要养动物的人，必须为动物提供住所、足够的空气、水和食物。任何把动物用汽车或火车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必须每五个小时让动物出来休息，吃饭，喝水。任何随便抛弃动物的人，都会受到罚款或其他形式的制裁。天气变化，如果不为提供必需的保护措施，是犯罪。如果动物身体不好，迫使其工作是犯罪。

从法律上看，反残酷法为动物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使他们减轻或免除痛苦，伤害或过早死亡。但是，“反残酷”法律在现实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实施这些法律需要公众监督。可是，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的后院殴打动物，可能没有人看见，这个人就受不到惩罚。一个人可能把动物关起来，不提供必需品，可是没有人看见或知道，因此，这个法律的落实必须依靠每个人的自觉性。而自觉性与法律没有关系。另外反残酷法律也有很多例外。比如，这样的法律并不反对狩猎，并不是适用做实验的动物，也不适用于作食物的动物等等。因此目前的美国的动物福利和权利状态是法律与现实有很大的分离或距离。法律很好，但是，实施情况却不能完全具体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施既存的法律，有人建议创立“动物代表”来替动物说话。其理由是如同儿童一样，儿童的利益是由父母、监护人或检察官代表的。由于儿童无法为自己辩护，法律上会有代表为儿童说话。以此类似，动物也可以有代表。但是，这个代表制也会有问题。比如，可能有人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提出很多过小的案件，制造不必要的法律纠纷等等。不过，无论是否是动物福利或权利的提倡者，实施法律几乎是众所同意的。

但是，这还不够，有很多人要求不仅要真正落实法律，对目前法律还没有涉及的范围，比如狩猎，动物科学实验，用动物娱乐和养殖动物业，也应该进一步立法，确定动物不受虐待或遭受痛苦。在这方面，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比如，如果医学实验需要用动物来做，必须保障用做实验的动物有必需的、良好的生活条件。如果要养殖鸡鸭牛羊等食用动物，必须为这些动物提供适当的生活条件。

从公众舆论上看，以上的对动物的福利要求基本都是被公众接受的，因为以上所谈论的还是在福利范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福利本身的意识形态还是可疑的。比如也许是为了某种新的药物要做动物实验。一个健康的动物被注射某种药物导致死亡等等。这种事情的实验中是司空见惯的，也似乎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在这个行为下，支持这种实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因为医学上不允许拿人做实验。比如一个癌症病人，即使到了晚期，法律也不允许用这个病人做实验，为什么法律允许用动物做实验，仅仅因为动物不会说话？仅仅因为动物有与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婴儿也不会说话，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婴儿做实验？正是在这点上，动物权利者与动物福利者在立场上产生了差别。

动物到底有没有自治性，有没有主体性？“自治性（autonomy）”“主体性（subjectivity）是有文化和历史特定涵意的概念。自治是指一个主体的自我决定能力。主体是自我意识能力。动物权利者相信动物不是为人存在的，动物有自己的自我决定能力，比如，看到危险，他们会想法子逃脱。如果一个动物可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区别，这在实验上说明，这个动物有一定的主体性。（十八个月内的孩童是没有主体性的，因为他们还不能分清楚自己和他人的区别）。对具有自治能力和主体性的动物，人类没有权利为动物决定他们要什么。人类更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利用动物。因此，动物权利者要求一，停止以人中心的动物实验，人类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动物。二，停止食肉，因为鸡鸭鱼牛等并不是为被人吃而存在的。他们的存在有自己的理由。三，停止现在一切用动物为人服务的实践，包括马戏团，动物园等等。动物不属于人所有，动物应该属于自己所有。然而，最后一个要求引起更多的哲学疑问：动物到底是财产还是独立的个体？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动物权利者认为动物不应该是人的财产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动物是财产，潜义就是动物是奴隶，就是人可以决定动物的生死存亡。但是，谁赋予人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是财产，而是独立的个体。动物的个体性到底有多少？很多人说，动物的个体性与孩童相似，但是，即使这样，人仍然对动物有控制的权利。也有人论争说，应该把动物看成是财产。因为，如果动物被看成是财产，财产的拥有人就有责任照顾和保护动物，这样有利于动物的福利。

 

在这个争论中，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如果说动物的确有基本的权利，但是，是什么动物有权利？人们一般同意人类应该保护狗猫马牛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的福利和权利，但是难道人还要保护蚊子，臭虫，蟑螂的权利吗？这不是荒谬吗？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人认为，有权利或福利的动物应该是能够感受痛苦的动物。不能感受痛苦的动物不在此例。但是，一只蚂蚁的痛苦，人类怎么知道？人类怎么能定义？

 

当代的西方对动物权利与福利的争论既是哲学意义的，也是现实的。从现实角度看，这些争论主要可分为，一是人对动物的态度现状如何以及应该如何；二是动物的道德位置，动物的独立性和个性，行为与社会结构，动物的感觉与思维方式；三是动物的福利，保护动物的具体方式；四是动物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西方的文化在变化，对动物权利的思想也愈来愈接受，而且对探讨有关的问题也愈来愈严肃。现在不会有人对动物权利这个问题引起公众注意而大惊小怪。动物权利，不仅是人如何对待动物问题，而是人如何对待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人如何理解自己在自然，环境中所位置的问题。西方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展开双臂的。在很多大学里都有动物权利哲学课。虽然对具体采取的对动物保护或处理的措施不同，新的文化和概念已经生根。关于争论中的具体的观点，有待于更深入的介绍和研究。

 

Bibliography (本文写作的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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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terin, Cass R. and Martha C. Nussbaum,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Ox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