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新道学文化的八大支柱――三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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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学文化的八大支柱――三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作者:胡孚琛 在2001年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笔者发表了《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1，综合中西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对道家文化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以解决全人类在21世纪共同面对的问题，定名为新道学的文化战略。我曾说过，有史以来人类智慧的高峰有三座，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佛陀的唯识论、庄周的齐物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高峰，它代表了人类以现代科学探索宇宙奥秘所能达到的成就。佛陀的唯识论使人类反观自己的心灵，从而开发出大彻大悟的大智慧（摩诃般若）。庄周的齐物论将人类的视野提升到道的高度，消弭了认识论上的是非、物我等诸多差别相，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体道归真的境界。道是人类智慧的枢纽，庄子《齐物论》“谓之道枢”，又称“环中”，“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宇宙中万事万物都生于道，而最终又归于道，因之万事万物必然存有内在的同一性，我们以世俗的眼光仅注意万事万物的差别相，而从齐物论的高度却能揭示事物间的本质联系，这就是道家说的“执于一而万事毕”。道本身也是自然律，德即得道；宇宙中万事万物存在着统一的规律性，也即得一。人有了“齐是非，等物我”的大智慧，便可“道通为一”，看破事物矛盾的假相，在道的高层次上超越是非物我的界限，树立起以下新道学观。
首先，从新道学齐物论的高度看，道是宇宙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化图式形成的，因之宇宙中的一切客观存在都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万物都是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因缘和合组成的关系存在，都受同一的道学自然律支配。宇宙从“无”到“有”，从“无色界”到“色界”，主客体的生化规律都是统一的。
其次，宇宙中的生命起源和物种进化也存在统一的规律；无论东西方各色人种，其生理和心理规律也是同一的。宇宙中的所有生灵，都受道的“生化原理”支配。各色人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环境因素形成的外表、体质、习惯等差异仅属次要地位。因之，人体生命修炼的规律也是统一的，丹道法诀本质上也是世界各种宗教流派的修炼法诀。
再次，人类各民族文明的形成和社会进化的历史也存在同一性。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观念，将人类历史按“社会动力学”分为从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体力社会是尚处于动物阶段的蒙昧时代，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支配。大概到中国历史记载的有巢氏、燧人氏时期，人类有了居住巢穴，发现了“火”的用途，有了语言，也就自发地产生了原始宗教，进入神力社会。神力社会标志着人类文明之始，母系氏族的原始宗教成为各氏族成员共同生存的唯一法则。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便萌生了自己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成是以宗教信仰为先导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和“文明”的概念稍有区别，文化进步的标尺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包括人类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反思。神力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非理性的信仰压倒理性思考，故仅有“文明”出现却没形成独立“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发展到三皇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人类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转入理性的思考，“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道学文化发轫奠基，遂由神力社会进化到德力社会。三皇时代的德力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公社，实行没有阶级压迫的民主制度，部落酋长作为“王”仅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不享受特权。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78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就是这种德力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社会里，“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章），“以道莅天下”（60章），“以百姓心为心”（49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58章），道学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而后历史进入五帝时代（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8章），道德逐步沦落。五帝时代中国进入洪水时期，各部族在治水当中父权上升，大禹治水之后，中国由原始共产社会进入父权家长制的阶级社会。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由德力社会转化为权力社会，儒家文化遂成了维护权力社会的意识形态。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奴隶制的剥削压迫日见残酷，至周代早熟为封建宗法社会，这种社会制度的所有目标都在于维护君主和官僚阶级从中央到地方家国一体的特权，儒家的宗法礼教遂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权力社会延续了数千年，清朝灭亡之后又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力社会靠拢。在财力社会中，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中，经济要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代世界的前锋已由财力社会向智力社会进化，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上个世纪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趋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文化再次成为社会发展驱动力的事实日益显现在各国学者面前，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
复次，我发现地球上不同民族各自形成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也具有统一性，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差异仅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应该从道学齐物论的高度去透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隐含的元文化精神，而不要为各国语言、文字、开化程度、民族性格乃至文化大师著作特色的不同遮住双眼。人类不同的语言、文字是可以通译的；高尚的爱情、惩恶扬善的良知是普遍的；人和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沟通的，智慧是可以交流的，这都反映各种异质文化存有内在同一性。不仅中国的道、儒、释、墨、法诸家三教九流文化本质上是统一的，东西方文化也存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这就是我提出创立新道学作为普世文化的立足点。各民族异质文化的不同主要反映在其价值观的差异，而各种文化流派的价值观是同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我在《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论述了道学价值观的合理性及创立新道学的可行性和历史必然性，并认定新道学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于罪恶、恐怖、战火、自相残杀、生态灭绝等灾难的文化战略。韦伯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动力来自加尔文教派的文化精神，然而我们从元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在本质上同中国墨家的文化底蕴是同一的。墨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接近于古希腊文化的学派，它精于物理学、逻辑学并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战国时期儒墨二家称为显学，只是因为直接和儒家相冲突才没能发展起来。然而墨家之学虽被君权政治压抑但并没断绝，它融合于道家文化之中保存下来，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国策中看到墨家文化在现代的闪光。如前所述，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存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即都曾经过上万年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中国的道家文化就发源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三皇时代德力社会形成的道家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公社文化。在全世界，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兴起的西方文明，早已对自己母系氏族共产公社时期的文化失去了记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希腊人的历史记忆正是从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历史已经湮没在神话故事里。然而，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共产制传统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否则将不会出现奴隶社会普遍的城邦民主制，否则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宪政体制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西方文化走上了类似中国墨家的分析实证的科学传统，然而我们从泰利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特别是阿拿克西曼德那里仍然能发现道家文化的要素，并且现代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也并不悖离道学的原则。这说明，新道学文化的创立足以唤醒西方古老氏族共产公社文化的历史记忆，从而纠正现代西方文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的弊病。
最后，我们还须指出，地球上人类各民族的社会理想也存在同一性。从中国先哲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都在向往一种没有阶级压迫，人性全面解放的理想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理想实际上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在更高阶段上向原始共产的氏族公社民主制度复归。这种人类终极理想的社会即是大同世界的道德社会，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新道学文化的传播为先导。今天推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根本动力已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经济，而主要是文化的革命，是新道学的创立。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都用于创造财富并为全人类造福，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对同类充满爱，这就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种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足以使整个地球都进入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道德境界。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在相互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潮流驱使下，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大多内耗在对付自己同类的冲突上。现代科学被用来制造和储存可以摧毁地球、灭绝人类几十次的核弹和生化武器；各国都花费大量金钱建设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政府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钱供养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官僚们却用特权压迫人民；数量不少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从事贩毒、抢劫、诈骗、贪污、杀人等危害社会的犯罪恐怖活动。世界列强都想以消灭竞争对手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然而残酷的生存竞争反而使他们感觉更不安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浪潮反而更加扭曲了人类的人性。爱因斯坦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但愿废除当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必由一次自作自受的世界性灾难来实现，这种灾难的规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是太短促了，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在世界各种异质文化中，仅有新道学文化是消弭战争和恐怖犯罪的文化，是化解冲突的双赢的文化，是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化，是给21世纪的人类前途带来光明的文化。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破除旧文化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价值观，把新道学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下面，我们从八个方面阐述新道学文化的基本内容及其价值观，称之为新道学文化的八大支柱。它们包括：
乾 、人行道哲学：
新道学的哲学是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源的哲学。它包括道论、道的宇宙生化图式、时空观、气论、气的人体观以及辩证法、认识论等内容，拙著《道学通论》已有论述○2。简言之，可以用“人行道”三字概括起来，“人”是人学，“行”是实践哲学。“道”是宇宙的本原，是宇宙的一切生化运动的总规律，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总原因，它既是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又是质料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因之，道是人类所有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等文化要素的起点和终点。
根据新道学的“生化原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永恒地处于道的生化运动之中。“道”先生化出原始先天一炁（太乙含真气），形成宇宙创生之初的一片混沌状态。原始先天一炁中隐藏着秩序，是产生宇宙根本节律的信息源，是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内在驱动力。由先天一炁再化生出阴阳二性，呈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3。继而由阴阳二性再生化出信息、物质、能量三大基本要素。物质是宇宙以粒子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着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区别。能量是宇宙以波动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着运动和静止、间断和连续之间的区别。信息是宇宙以选择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着有序和无序、方向性与合目的性。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形式或结构，它本质上可以简化出一些无量纲的“数”（如圆周率π，自然对数的底e，虚数i，无穷大数∞，无穷小数α）。粒子性的存在形式为束缚信息（熵），表现为空间；波动性的存在形式为自由信息，表现为时间，因而信息本质上是空间与时间的耦合。宇宙中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命界到人，都是由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组成的，人的心灵或精神本质上是信息的高级形态。当代一些中国哲学史家，对老子哲学中“三生万物”的“三”解为阴气、阳气、和气，这是食古不化的愚昧之举。道家之学，贵在与时偕新，“三”为物质、能量、信息三要素，这是新道学的解释。这三大要素皆没有西方哲学中“实体”的机械论含义，而是说它们都是客观的实在，是这些实在的“关系”生成“万物”，万物是缘起于这三大要素的“关系”的。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缘起缘灭、聚合离散的关系，呈现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永恒生化运动。
根据新道学的“太极原理”，“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中万物的生化运动，都离不开阴阳的相互作用。孤阴不生，寡阳不化，凡是要生出个什么东西，凡是要变化成什么新状态，都要靠阴阳交和，离了阴阳道不成。阴阳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在一定“关系实在”中被称为“阴阳”，在此一“关系”中被称为“阳”的东西，可能在彼一“关系”中被称为“阴”，切莫将“阴阳”固定不变地指称为某种实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永远处于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以上是道学《太极图》的真实含义。
根据新道学的“中和原理”，万物“中气以为和”，新道学本身即是一种中和的哲学。“中和”为道之枢，德之柄，得乎中和，即通神明之德。宇宙中万物无阴阳不生，无阴阳不化，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平衡之谓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在不断震荡的运动中最终靠向中和态的趋势，中和态即阴平阳秘的稳定态。
根据新道学的“有无相生原理”，宇宙中除了我们这个有形、有象、有质、可观察测量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形、无象、无质、难以观察测量的虚无空灵的世界。前一重世界是“三生万物”而成的后天世界，后一重世界是万物未生之前的先天世界；前一重是“形而下”的“器”世界，后一重是“形而上”的“道”世界；前一重即佛教所谓“色界”，后一重即佛教所谓“无色界”。“色界”在佛经中简称“色”，在道经中简称“有”，是实数表示的世界；“无色界”在佛经中简称“空”，在道经中简称“无”，是虚数表示的世界。色界里的万物运动以光速为极限，受时空界限的限制，受当代科学中物理定律的支配，可以用西方发明的科学仪器观察测量；无色界乃万物未生前的先天世界，超越时空的限制，现代科学的物理定律和时空观尚不能解释无色界的现象，西方发明的科学仪器也无法观察、测量无色界。所谓“色界”和“无色界”，都是由道缘起而生的关系实在，并且二者之间也是互为缘起的。实际上，我们生存的“色界”宇宙本身也是一个“无色界”宇宙，色界和无色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缘，亦此亦彼，即此即彼的，这才是新道学的宇宙观。西方现代科学已经有初步认识的色界宇宙，同时也是道学早就揭示的无色界宇宙，虚无空灵的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只不过人们囿于西方时空观的局限，对它还缺少认识罢了。佛陀《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老子《道德经》讲“有无相生”，实际上都是新道学的自然定律。
根据新道学的宇宙观，物质、能量、信息是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人的心灵实际上是信息的高级形式。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而语言的符号排列秩序本身就是信息。必须指出，一些最小最轻的基本粒子必然同时具有波动性、粒子性、选择性等三种基本特征。通过科学实验我们不仅可以证实这些基本粒子存在波粒二象性，而且还可以证实它们存在物质（粒子性）、能量（波动性）、信息（选择性）三象性。选择性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特征，宇宙自创生起就有合目的性的选择趋势，宇宙的演化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和有智慧的，生命现象的出现及人类心灵的花朵盛开决不偶然的。新道学的宇宙图景，消除了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的对立，给出了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发现宇宙中早已隐藏着出现生命和心灵的潜在根据，这必将给未来的科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在中国哲学史上，按西方关于哲学分类的规范，仅有道家才属于严格意义的哲学范畴。道家哲学源于母系氏族公社先民以女性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传统。夏、商、周三代之后经过先秦的老庄学（庄子在道家的地位有如儒家的孟子）、秦汉的黄老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元明清的内丹心性学（内丹生命哲学）五个发展阶段，至清末接引西方的自由主义入中国，形成萌芽状态的启蒙哲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道家哲学受到正统的儒家伦理学的压抑而畸型发展，至魏晋而后又被儒家学者曲解，使道家哲学的真实意义晦而不彰。古人讲“郭象之后无道家”，反映了道家哲学在近千年之间的沦落。现在道学的国际意义与现代价值正在被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所认同，道家哲学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我期待着以新道学的立场对道家典籍重新注释和研究的著述不断涌现出来。
兑 、政治管理学
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支配；伦理学则关心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其支点是价值的评估。道家在经济、政治、伦理上和西方的社会观念相比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观点上，新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37章》）的自然之治的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32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道德经·77章》）人若能达到 “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道的境界。道家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这种政权靠家族的传宗接代模式来延续，政权的交替和势力的转移充满着血腥的残杀，使政治领域变为仅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凶险场所，脱离开人民群众的直接参预。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阳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学的社会才真正是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自动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制约。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又超越现代法治的。《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道家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家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与完整；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家的“至德之世”。
关于新道学文化在政治管理学方面的思想，拙作《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早已剖析入微，并第一次在文中揭开中国政治的秘密。本文以上所论，只不过是这些观点的简要重述。在管理学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儒道两家的传统再略加分析。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管理学理论，可知其来自于洪水时期先民组织大型治水工程的经验积累。《尚书·洪范》云：“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史记·夏本纪》载禹承其父鲧之业，接受其用堵塞（堙）的办法治水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梮。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带领人民疏浚河道，以通四渎、九江、九河，导滔天洪水入海。他号召在卑湿的土地上种水稻，发明交通工具，使全国山川便利，水陆畅通，“于是九州攸用，四奥既居，九山祭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大禹治水的方法符合天道，于是得到天赐的“洪范九畴”，即九条管理学大法。当时尚属于氏族公社原始共产的德力社会末期，因之大禹毫无官僚特权，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获得治水成功，万民拥戴为君，直至他的儿子夏启才进化为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家天下的权力社会。综合中国原始共产氏族公社时期的管理学大法，就是采用“疏导”的方法管理民众。老子《道德经》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章）水性本身即含道性，水喜“疏导”而不喜“堵塞”，治国如治水，“疏导”是符合道学思想的管理学大法。“道”这个字，本来即有道路、语言等含义。道路为四方上下之渠道，只有通畅，才能周流六虚；语言为心声，只有通畅，才能相互理解。俗云：“国要富，先修路；政要明，上下通”，交通便利才能发达经济，上下渠道畅通才能政治清明，国体不通则乱，人体不通则痛。《尚书·洪范》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大意是说，君主出于公心不偏信亲人，朝中无人结党谋私，王道就会坦坦荡荡，如果政府官员锦衣玉食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就会亡国亡家。如果用人唯亲使大批奸佞之徒窃据高位，失去民众的信任，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了。这就是说，自古中国的管理学传统就存在两条泾渭分明的政治路线，前一条是以“疏导”为主的管理学路线，是有道的；后一条是以“堵塞”为主的管理学路线，是无道的。《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行暴政，国人谤王，周厉王则动用国家机构控制社会舆论，弄得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厉王不听，三年而被民众赶下台。其中还有周幽王二年伯阳甫论地震的记载，伯阳甫认为地震也是天地阴阳之气被堵塞所致，地气堵塞是亡国的预兆。《左传》、《国语》还有晏婴、史伯有关“和同”的论述，认为君主和其他国家管理者的意见应该“和而不同”。道家之“疏导”的政治，至以黄老治国的汉文帝时代仍有余续。《史记·孝文本纪》载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然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皆以控制舆论、粉饰太平为事，喜欢上下唱同一个调子。儒家学说虽不乏民本思想，但毕竟将维护君主统治和官僚等级特权放在首位，因之中国历史上便不断出现堵塞言路、控制舆论的无道昏君。这些当权者只信用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用“堵塞”的办法限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用严刑峻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因之，道学以“疏导”为主的政治管理路线一般说来在家长制的权力社会是行不通的。
老子的《道德经》本来就含有君王南面的政术，魏源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老子》是“救世书”，道学的治国用兵之术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道学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权力社会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严复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老子道德经评点》）政治本应是自由人共同参预管理公共事物的行为，而眼下世界各国的政治实际上仍然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手中。只有新道学的政治才真正是公民以自由、平等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众人之治，才会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离 、文艺审美学
道学渗透到文学艺术的所有方面，诸如小说、戏曲、音乐、诗词、书法、绘画、雕塑、园林、建筑、盆景、游艺、膳食、衣饰、手工艺品等多种领域，形成自然主义的审美意识，激发了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成熟，道家自然主义的审美标准成为社会风尚，道家美学和道教美学开始形成。六朝时期是美的觉醒的时代，过去被君权政治和礼教伦理观念束缚住的文学艺术开始解放出来，在各个领域开出美的花朵。在这个时代，山水文学、游仙诗、志怪小说、山水画、水墨画、壁画、模拟自然山水的庭园艺术等几乎同时出现，自然美的发现反映了人的自然本性的觉醒。
美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在心理结构上合目的性的追求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在心理结构上和谐的程度。和谐即是主体和客体合目的性的同构，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是依靠同构的相互作用来进行信息传递的，这种和谐同构的程度越大，主体获得合目的性的信息量就越多，审美的价值判断值就越高。我们可以从广义信息论的角度将主体和客体分别划分为三重层次结构的动态超巨系统，主体由低到高依次分为“躯体结构”（形）、“生命结构”（气）、“心理结构”（神）；客体依次由低到高为“自然结构”（自然界）、“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形式）、“文化结构”（精神产品）○4。当信息从客体传递到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时，信息的形态结构要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是说，信息在主客体各层次间传递是一个发生“同构”和“异构”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要随着历史进程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形态演变，符合这种发展变化方向的信息可以大致认为是合目的性的信息，这种信息量在主体心理结构层次上的价值判断就是审美的尺度。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以价值判断为依据，主体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或人类社会，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时，个体之外的人类也就被视为客体。在主体中，决定人生长发育的遗传秘码并不能管到大脑和心灵的细节，人的智慧主要来自后天，即是说个体的人尽管会死去，但群体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却仍能将知识遗传下去。每个人都需要接受这种历史遗传，即是说每个人的个体心理结构必须要和其他人乃至社会、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以达到和群体的心理结构同步，并和客体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进行信息交换。人同社会结构、自然结构等客体的相互作用可以理解为实践活动，反映出人的社会性；而人的心理结构同自己的生命结构、躯体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一种生命活动，反映出人的自然性。文化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的积累，心理结构是人的个体和群体创造文化产品的心灵运动形式和智慧开发状态，美是社会的人和自然的人的自由形式的实现。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25章》），这是道家美学的总纲，“道”就是美学的最高境界，即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无论是自然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生命结构，躯体结构，凡是与道相谐调的，与大自然的基本节律相谐调的，同宇宙的自然本性相契合的东西，就是美的；而那些违反自然本性的东西，就是无道的，丑恶的。道学之美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即与道一体化的境界，它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为导向，以悟道的灵性激发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来揭示宇宙内在运动的美的旋律。
审美观念涉及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审美观念的不同反映人们不同价值观的追求。新道学文化的审美观念是真、善、美一元论的，认为只有真的、善的东西才是美的。人能证悟到道的境界，才能得中和之气，闻天籁之乐，见天地之大美，体验到真、善、美本质上的统一。当今社会上人们之生活以奢侈为美，房屋以豪华为美，衣饰以金贵为美，妆扮以妖艳为美，饮食以酒肉为美，电影以恐怖为美，娱乐以色情为美，小说以怪诞为美，皆和道学文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审美导向背道而驰。中国古代道家学者善以乐声来推测民心和国运，如指靡靡之音为亡国之音，歌舞升平、颂声而佞为由盛转衰之兆，激昂之声隐有戾气，悲怨之调则民心不平，足见审美观念的变化实反映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道家美学以中和为德，音乐亦以中和为美，这也和道学的中和原理相一致。我们要在全世界推进新道学的文化革命，必须注意将人们的审美观念扭转到大道上来。
震、医药养生学：
道学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以道的“生化原理”来认识世界，认为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道学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学说，将爱护天下众生放在首位，认为“生命”本身就是道的体现。道教更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宗教，认为养生就是修道，因之道教中汇集了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的防病治病、养生益寿的医药和方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医学，实际上就是由方仙道的巫史医学、方士医学逐渐演化而成的。葛洪《抱朴子内篇》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勤求》）老子《道德经》讲“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并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庄子》有《养生主》、《达生》、《缮性》之篇，亦传坐忘、心斋等方术。《吕氏春秋》讲“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又载“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贵生》）有道者不以物欲伤身，不以天下易其一指，足见道学之士莫不将爱惜生命放在重要位置。
道学中有独具特色的道教医学和道教药学，此外尚有行气、导引、房中、服食、辟谷、睡功、内视、守一、健身术、武术、按摩、针灸、食疗、美容术等，这在拙著《道学通论》“方术篇”中已有详述。还须指出，中医学和中草药学理应属于道学的范畴，这不仅是由于它源于道学文化；也不仅是因为医学史上可以排出一长串道士的名字，如张仲景、华佗、扁鹊、皇甫谧、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等；还因为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就是术数学，中医药学实际上是道家术数学在医药养生领域中的具体应用。盖道学原为“身国同构”之学，视医身与医国其道由一，因之中医药养生学本身就是道学。
中医药学之名，本是比照西医药学而来，上个世纪中国传统医药学在西方医药学的冲击下几无生存之地而日见式微，其整个肢体又被“中医科学化”的刀斧阉割得残缺不全，已认不出其本来面目，现仅作为西医的附庸苟延残喘。我们要揭示中国医药学的文化底蕴，首先须考察传统医药养生学的本来面貌。考中华民族之道学文化，本肇始于纪元前七千年伏羲、神农、黄帝时期的母系氏族原始公社文化，中医药学也是由神农首先发明，至黄帝时代发扬光大的。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氏族共产公社文化，中医药养生学也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氏族公社时代的医药养生学。由于三皇时代是中国氏族公社政体的德力社会，道学文化发轫奠基并日趋繁荣，中医药养生学也首先是一种文化医学，它是彻头彻尾属于道家思想体系的医药养生学。人们可以从《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等古医书中捕捉到中医药养生学传自远古的信息，并从中揭示它们的本来面貌及其文化底蕴。《帝王世纪》有神农尝百草开创医药学的记载。而今学术界考据古书，多头脑僵硬拘于文字之辈，缺少能与古人思想交通及对话之学养，所作出的定论多不可信。《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战国百家言黄帝时，但其思想资料渊源甚古，盖同老子《道德经》属同一文化体系，为原始公社时期之文化遗存殆无疑义。据《黄帝内经》，我们不难恢复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真实面目。中国道学的人体观是将人看作形、气、神三个层次的动态自组织系统，以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道家的医药养生学，大致分健身术、医疗术、养生术三类方术，都是在形、气、神三层次上用功夫。凡导引、按摩、武术、膳食、养形、禁忌等，多为形体层次上的健身术，但也用以对治多种疾病，如马王堆出土《导引图》上就有“引聋”、“引膝痛”等字样。凡针灸、砭石、汤药、祝由、祭祀、醴酒、毒熨、割皮解肌、湔浣肠胃、炼精易形、服饵、食疗等，皆属医疗术之范围，兼及形、气、神三个层次，用以攻治疾病。另有辟谷、行气、存思、守一、服气、胎息、美容、睡功、房中及四时饮食起居摄生之法，属养生学范围，为炼养精气神的方术。考中国古代之医药养生学，本健身术、医疗术、养生术并重，三者融为一体，并不像现代按西方文化观念分为三橛。古代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重，治疾时亦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齐用，不专主于汤液一途。中医学自古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骨科、皮肤科、神经科俱全，道学文献《化书》、《关尹子》中甚至有人体器官移植、人工制造生命器官的思想，扁鹊、仓公、华佗就有施行大型外科手术的记载。中医用药广取自然界天然物品，又最早以炼丹术制造化学药品。古代中医家论病施治的学问，大略也分验方、推理、调神三个层次。验方属中医学的经验层次，行医者必须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故俗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葛洪《肘后备急方》等就是这种验方的经验积累。有经验的中医师为人正骨接肢，其巧如神，决非西医师可望其项背。推理属中医学的理论层次，医家必对中医四诊八纲、五运六气、辨证施治的理论熟烂于胸，且有相当的道家文化学养，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调神是中医学的道学境界，医家经多年医疗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悟出中医学的精髓，能引医入道，直接同患者及其周围环境心灵沟通，便可以调神疗病。中医治病，贵在用神，医家施治于外，患者神应于中，能随精神升降往来，用药用针，手到病除。得道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形与神俱，精神内守，故可以不病。偶得疾病者，邪亦不能深入，仅用移精变气，祭祀祝由等调神之法，即可治愈。顺此而下，病渐入里，则用“按摩导引”、“灸蒸毒熨”，乃至“砭石针刺”，非不得已才服用“汤液醪醴”等药剂及施行外科手术。其药品也多为植物、动物、矿物等天然药，绝少化学丹药。中医特别重视防止误诊、误治及药物的副作用，重视调动患者的自愈能力。《汉志·方技略》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钱大昭《汉书辨疑》云：“今吴人犹云不服药为中医”。由此可知，中医每将非药物疗法放在首位，并强调“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这样，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真实面目已经清楚，它是一种综合健身、医疗、养生为一体的学说，其特点是健身养生为主，防病治病为辅；预防为主，治疗为铺；自我疗养为主，请医用药为辅；心理疗法为主，手术治病为辅；非药物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要之，中国医药养生学是一种文化医学、社会医学、心身医学，是自然生态医学，是自我康复医学，是有机的整体医学，归根到底是道学文化的一大支柱。《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云：“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说明，中国医药养生学也直通仙道，其目标也是修炼成道学中的“真人”。在新道学文化中，医药养生学是丹道性命学的初级阶段，是内丹学人元大丹的筑基功和安乐法门。在内丹学中，《上古天真论》被视为丹家的经典著作，这一段话可抵一部丹经，医药养生学在道学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西方医药学的还原论思想和道学文化生成论的文化底蕴不同，它在学科分类上先将健身术、养生学排除出去，仅以治疗疾病为医学范畴，且又分为脑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眼科、耳科等过细的学科。其诊断方法，先将人体分不同器官解剖之，观察之；检查化验出不同细菌，再分别以不同化学药品杀灭之。凡治疗有效的天然药物，必分析出其有效成份，再以化学方法人工合成之，服用之。甚而以现代医学对人体器官、细胞乃至人类基因进行人工改变，由此发展成克隆人的技术。然而，学科分类过细，会打乱医学的整体观。器官被解剖离开人体，则不具有人体器官的整体功能。用化学药品杀灭细菌，也会增加细菌的抗药性，乃至出现新的菌种。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品及营养物，不但难以被人体吸收和分解，且大多含有危害人体的副作用。现代医学既然无法克隆人的心灵，也就不能真正克隆人，克隆的其他动物也会退化，因为这些都违反道学的思想。道学是双赢的文化，它不提倡将细菌全部杀灭，而是要增强自身抗菌能力与细菌共存而互不伤害。道学重在激发人的抗病能力和自愈能力，注意协调人和环境的关系，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现代人的疾病大多与饮食、生活习惯、环境、心理等因素有关，由心理紧张和贪吃纵欲造成疾病而服用化学药品，结果化学药品又导致新的疾病使人心情沮丧加重病情。这样以西医反复用药治病的死亡率，反而高于有病不治自然痊愈的死亡率。某些恶性肿瘤患者采用西医开刀、放射化疗，再开刀再放射化疗的治疗程序，反而不如采用以中医行气等疗法的存活时间和生存质量。我相信人类有一天会认清化学药品的危害性，会像现在限制化学农药那样限制使用化学药品，至少对老年人和幼童要限制使用化学药品。何况西医的医疗费用恶性膨胀，也是我们13亿人口的中国无法承受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GNP）的1.2%，1990年占GNP的11.5%，1993年占14%，按此速度增长，预计2010年将高达GNP的28%○5。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达到GNP的25%，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崩溃。我国由于医疗制度不健全，有的医生为捞利给患者治感冒竟开数千元的药品，各种仪器检查不厌其烦，现在不少人每年的医疗费用远远超过自己的工资总额。我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比美国低得多，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却追随西方科学主义肢解中医否定道教养生学，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中国医药养生学的原貌，依稀存在于道教医药养生学之中。我们要研读《道藏》经典，从道教中将原汁原味的中国医药养生学开发出来。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创造力往往蕴藏在它起始的源头之中，而孕育人类文化的母体就是氏族公社时期的道学文化。真正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都要到历史深处的母体中汲取力量。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在于新道学的创建，世界新医学的创建却在于道家医药养生学的复兴。我们要将新道学文化传播到整个人类，必须首先将道家的医药养生学推向全世界。
巽 、宗教伦理学：
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包括民俗学）是文化的五个基本要素。这五大文化要素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其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包括人类本身）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的追求，是人类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民俗则是各民族对自己文明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伦理的积淀；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是人类以自己的理性思维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思，但这些认识除美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外，一般说来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知识。只有宗教，特别是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和体认，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归宿。
近世以来，《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为我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启蒙思想的主旋律，知识界普遍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规律，高扬一种砸烂旧世界的斗争哲学。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旧的，旧东西必然落后时代，因而必须革命、破坏、砸烂，破坏得越厉害就越革命，保护旧传统就是反动派、反革命。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也不乏叫嚣要废除中医，扔掉旧典藉，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甚至不讳言要继承秦始皇的“焚坑事业”。他们认为要革命就要反传统，反传统就要讲科学，讲科学就要“无神论”，要“无神论”就要反宗教。他们把宗教信仰当成封建迷信，认定宗教信仰是中国民众愚昧落后的根子，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近代学者有以哲学代替宗教，有以科学代替宗教，有以美育代替宗教，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种种说法，结果都没有行得通。事实上，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解读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宠辱若惊，鬼神不伤人，祭祀不辍；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对道之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宗教是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的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亦非靠权力诱导制造的短期政治行为所能取代的。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李约瑟与中国·序》）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方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虔诚的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蒂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的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
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前进的最高驱动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划时代的天才发现，也是依赖于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中一点一滴理性的渴望。科学史家W·C·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三者的关系，论述了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6。
1940年爱因斯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这段话后来成了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实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宗教中，“道”、“上帝”、“天”、“佛”、“真主”等都是无限的本体，而对无限本体的终极信仰恰恰是元宗教精神的支柱。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之物，诸如国家、民族、圣人、领袖、科技、教派、主义、学说等，皆不能承担人的终极信仰。科学的定律、学说，哲学的学派、主义，政治学的制度、领袖，宗教学中具体的某教主、法师、教派等，都是有限之物，都只能作为理性思维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作为非理性的信仰对象，否则就是迷信。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将有限之物误导为信仰对象，往往会产生狂热的偏激情绪，使整个社会躁动不安，造成仇恨、残杀、压迫、极端主义的恐怖等可怕的后果，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信仰不含历史规定性及局部利益的无限本体，则可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一种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识，从而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为社会造成一种慈善、祥和与宽容的价值观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伦理素质和生存质量。对无限本体的信仰是宗教的根本特征，而对有限之物的信仰则是迷信，由此可知，信仰对象的不同规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线。
“元宗教”不同于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具体宗教，尽管统治集团可以把某种具体的宗教利用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控制人心的工具，但元宗教对无限本源的信仰情怀却是统治者无法抹煞的。元宗教精神源于对无限本体的敬畏和信仰，是对人类“原罪”和现世罪恶的反省及人类生存理想信念的忘我追求，它超越于现世的具体宗教，但又体现在现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乃至道教之中。
在历史上，当统治阶级蜕变为少数人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权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民的宗教信仰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从而滋生出许多罪恶现象而貌似有理。对有限之物的迷信往往孕育极端主义的政治派别，往往滋生大量的邪教，这都是人类社会的动乱之源。试想一个国家或民族，人们缺少元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情怀，没有对罪恶的省察意识和自我良知的发现，不畏天道，不畏伦理，不畏法律，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民众侥幸行险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社会必然充满种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渴望真正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法律本身就有神圣的宗教含义。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权力的神圣光环，人民仅将其视为世俗权力的压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张”。如此摒弃宗教而空谈“法治”，则社会上仅有“权力崇拜”而无“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无人自觉遵守，人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神圣的保障，法律终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如此看来，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的宗教信仰情怀实际上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一个缺乏元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无法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的。
另外人们还须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人类根本的自由，是人类异于禽兽的文明标志。宗教信仰自由关乎着人的尊严，是人的价值主体性的基石，是人作为价值抉择主体的标志。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则没有基本的人权，人格的尊严便可被任意践踏，更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其他一切自由，也谈不上思想解放、民主和法治。宗教信仰自由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我国的思想界必须对此树立起清醒的认识。
20世纪以来，一方面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教会的怀抱，另一方面是学术界一些人认为宗教是野蛮人的迷信残留物，该由科学启蒙思想取代它。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题为《论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及病理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每个人都有一种追求“心理完整”的自然倾向的观点。荣格发现，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无法掩饰人类内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灵特征。他得出结论：现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恼，是由缺乏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不仅蕴藏着他的个体从胎儿、幼儿到童年时期的记忆，而且还包含着他的种族发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历程。童话、神话、幻觉、梦等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每个人本能所具有的，换言之彻底无信仰心理的人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没发现那个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
一个民族缺乏终极的人生价值信念是难以长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千年兴旺的秘密隐藏在宗教之中。过去，我国由于缺少实事求是的宗教学理论研究指导，学术界在宗教学的认识上缺乏高度和广度，甚至使群众陷入迷信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元宗教精神进行了自阉式的毁坏。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政教合一的传统不仅同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热中掺杂进政治因素，也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隐患。宗教问题是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历史上民众的宗教信仰渠道堵塞必然导致“邪教”丛生，“妖言”流传，民心沸动，而宗教革命的出现往往又催发社会革命，这说明“宗教无小事”。
道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它以“道”作为人类的终极信仰，并将这种信仰积淀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民俗里。中国的民俗（包括节日、庙会、消灾祈祥活动、生活习惯等）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人们可以从周边国家的民俗学调查研究中确认这些不同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亲缘。道教民俗作为道学文化的深层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要素，它扎根于道教文化圈的民众心底之中。道教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它必然随着中华民族移风易俗的历史进程不断升华。“道”的信仰没有民族界限；人元大丹修炼成仙的丹道程序更不受种族的限制；道教的伦理观念更有其普世性；道教具有道的水纳百川的性格，因之在历史上从无排他性，而是积极同三大世界宗教相融汇，这都为道教发展为现代世界宗教准备了条件。然而近世以来，道教中没有出现革故鼎新的宗教领袖，因之尚缺乏宗教现代化的自觉。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既没有像佛教那样在民众中建立起普遍的宗教信仰，又无法取代外来的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迅猛传播的势头。因之，当前能够充当东方文化载体在世界广泛传播的宗教是佛教。“周虽归邦，其命维新”，道教的现代化势在必行。道教只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改革为新道教，才能承担向全世界传播新道学文化的历史使命。
在伦理上，道学的要点就在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这段话里。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落脚点，“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中的体现。由此可知，尊道贵德就要将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使之成为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标准。中和态是宇宙间的自然稳定态，无论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有趋向中和态的倾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存，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就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是历史潮流。道家伦理学认为，凡尊道而贵德，符合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价值的。反之，那些违道背德，违反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就是恶的、丑的、假的，应该被世人唾弃的。以上为道学判定人类社会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核心。
道之尊和德之贵，并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权力的束缚，而是人自身修道养德逐步觉悟与自然节律同步造成的，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道学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在该时代里人民有没有尊严。道家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确认人的自然本性是真、善、美的，因之道学反对社会对人和人性的异化，呼唤人类纯朴的“良知”。道的本质是大公大善、大诚大信的，人人都有道性，因之人的自然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先天良知，只是这种道性和良知被后天的物欲蒙蔽了。由此观点出发，道学以反异化为特色，倡导一种纯朴的社会，主张通过人体修炼工程开发出人的良知，使人的真性显露，从明心见性进入道的境界。这样，道家的伦理在世俗社会里就展开为中和、公正、纯真、诚信、俭朴、寡欲、重生、慈爱、善良、宽容、忍让、谦柔等行为标准。在道学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是一种觉悟了的“物”，因而才称作“万物之灵”，感知万物就是感知“自我”，只有呼唤自我的良知，才能揭示出宇宙真、善、美的自然本性，才能与道合真。道学的精神是最宽容的精神，道学伦理的社会功能就是教化人类同归大道，化邪恶为善良，最终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出来。老子《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由此可知道家重生爱物、慈善为怀的救世之心。坎 、自然生态学：
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脱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当人类共同迈进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之门，跨入21世纪之时，无不为自己的文化对自然界形成的巨大反差而惊叹！人类自站立行走几十万年，大约到一万年前才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开始以自己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界的造化争权。然而此后九千年间，人类还能和自然界共存。自从欧洲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增强了作为自然界的主人的意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社会发展输入了动力，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拉瓦锡等科学巨星的出现使人类逐步洞察自然界的奥秘。19世纪以来，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开始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日渐成为主流意识。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几十年前还流行的观念很快过时，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扼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爱滋病、疯牛病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西方文化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的位置，三百多年前培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宇宙，并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促进了西方的工业革命。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经济的无限增长和尽情的物质享受，而不须向大自然支付什么。高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停止的，人类社会没有增长的极限。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在上个世纪以来终于遭到大自然无情地报复，使西方社会的人们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中国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受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欢迎。
人们看到，上个世纪西方社会的科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划时代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最有意义的特征，就是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揭露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奴役人类的危险。这样，20世纪与其说是科学的世纪，不如说是在科学面前恢复人的尊严的世纪。
我们说过，中国三皇时期至夏代初年大约五千年间形成的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共产公社文化，道学文化既是中国文化赖以诞生的母体，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曾经发生的源头。当人类在原始公社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后，文化的形态也必然适应阶级社会的需要而发生改变。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扩大生产、扩张市场、创造财富、征服世界等需求而定型的。儒家文化也完全适应中国君主和官僚阶级的家长制特权而发展起来。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随着历史的演变，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旧文化的弊端在积累，新文化的思潮在产生。当旧文化的弊端日益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时，一场全球性的文化革命就要发生了。这种文化革命的巨大动力，只能到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原始起点去寻找，到人类文化创始之初的母体中去汲取。历史上的文化复兴或启蒙运动，都要返回到古老的历史记忆中去，当它们回首其原始起点的时候，就会在与远古圣人的思想沟通中带来非凡的创造力，从而完成一场新的文化革命。当前全球自然环境恶化、大气层污染、生态灭绝的速度是惊人的，照此下去，大约不过50年的时间，人类就将难以在地球上生存。人类要想免除人与人、人与生物之间的相互残杀，就只能从新道学文化中汲取古老的生态智慧。道学文化是一种返本复初的学说，又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学说，是唯一能给人类前途带来光明的学说。
道学的自然生态学不同于荀子那种“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庄子提出：“天与人一也”（《山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道学这种以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预示着保护生态环境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首要课题，全世界都会将道学的自然生态学当作必修的课程。道家的自然生态学说不同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是将恢复天然的生态环境也作为发展的目标。道学将整个宇宙都看作生命体，地球也就如同母亲的躯体。地球上的山林、树木，犹如毛发；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犹如血管；水如血液，风如气息，日月如眼睛；地球上千万生灵，都是同一母亲的子女。如今人类在地球上开山毁林，灭绝千万生灵，建造起许多每天集中消耗巨大能源，产生大量垃圾的城市，这就如肉体上长出的癌瘤。人类以改天换地的豪情征服自然发展生产力，每发展一步都对地球的躯体造成损伤，持续发展到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最终也就毁灭了自己。因之以道家的自然生态学扭转西方文化的价值导向，还地球以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晴空丽日和天然美景，是摆在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上一个世纪，我国的自然生态破坏也日趋严重。那些年“大炼钢铁”伐树烧林，“农业学大寨”劈山造田围湖垦地，1954年长江大洪水达1000亿立方米的总流量，1998年只有200亿立方米总流量却长期居高不下，这次长江大洪灾及黄河数百天断流即是大自然对我国半个世纪来破坏生态环境的报复。湖北湖南历史上号称千湖之国，而今湖泊萎缩，河道淤积，失去泄洪能力，由于绿色植被遭到破坏，长江中上游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由于山林树木的乱砍乱伐，森林草原面积缩小，沙漠化危险日趋严重，全国耕地日益减少而人口增长居高不下，黄河连年断流，长江有变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道学治水用疏导不用死堵，对山林重保护反对乱伐，发展经济重生态不重掠夺，要求人类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平等身份回归大自然。道家的自然生态学是全人类的生命线，我们不但要讲“科教兴国”，还应特别把“生态立国”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战略。
艮、丹道性命学：
内丹学在道书中简称丹道，是性命双修的人元大丹之学，故称为丹道性命学。在丹道性命学里，道学主张人通过修道而达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为纯真无假的人，也即道教里的仙人。道学将修道看作是技术问题，认为只要通过丹道学的人体修炼程序，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大自然的本性契合，便是体道合真的仙人。这样，仙人境界也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真人境界。
丹道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综合道、释、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观、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又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丹道学是寓道于术的文化体系，道教经书中有上千卷丹经，都是古代丹家为了同死亡作斗争，以人体为实验室，以精、气、神为药物，为揭开生命现象的本质和人类心灵奥秘而终生修炼的实验记录。历史上内丹家在异族进犯中原之际，为了延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圣脉，将儒、释、道三教精华融为一炉，当作道教的修持程序以口诀秘传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之丹道学像集舞蹈、音乐、武术等为一体的传统京剧艺术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丹道学的理论基础是试图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变为丹家的切身体验，在人体中将道家的宇宙生化图式作时间反演的实验，使自身的精气神向道复归，并以招摄宇宙中的先天一炁为要诀。这些丹家把人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常意识（日常的认知、推理、思维等理性心理活动，丹家称为“识神”）；深层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欲望、梦、幻觉等，大致相当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范畴，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属这一层次）；最底层的元意识（遗传的本能意识，即人的“真性”，丹家称为元神，佛教称“阿赖耶识”所藏无垢种子）。○7这样，丹道学成了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可凝炼为“意念力”）；净化潜意识（“真意”即净化了的潜意识）；开发元意识（识神退位则元神呈现）的心理实验程序。丹家把元神称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当排除常意识（识神退位）进入无思维的虚灵状态时，称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现，从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丹道学又是一项开发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科学。内丹家通过丹功修炼使自己的身心节律与初始的宇宙根本节律相调谐，将先天一炁招摄到体内，在恍惚杳冥的混沌状态中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达到后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称之为体道合真。按丹道心理学的理论，人的潜意识是诱发人的不良心境和萌发邪恶念头的根源。人的元意识则是人的真性，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净化潜意识，去除人生的烦恼，开发出人的最高智慧和真、善、美的良知。因此，道学要求一切有成就的伟人，担当大任的领袖，都应该通过修习丹道成为明心见性的人，才不致滥用权力和威望在历史上留下罪过。可以想见，对那些志在有所作为的人来说，修道在未来的社会里将成为人生的基本需要。
丹道学中还有色界和无色界，色身和法身两重世界的学说，因之丹道修炼的目的，也是通过色身寻觅法身，通过法身修补色身，就是向虚无世界要宝，通过交通虚无世界完成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办到的事！虚无生万有，无色界里存有取之不尽的宝藏，我们要修补残败衰老之躯体，要治病，要求生，要开发人体生命潜能和心灵潜能，都要通过丹道修炼向虚无空灵的世界盗取法宝。丹道学里的神仙、真人，就是通过丹道修炼能出入色界和无色界的人，就是能掌握虚无世界这个伟大宝库的钥匙的人，也就是体道合真的人。色界是后天的形而下的器世界，无色界是先天的形而上的道世界。新道学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学说，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学说。道是宇宙生化之原，人类社会中和之原，人体生命之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是为人体抗病求生的“保护神”，是为人类消灾避难的“救世主”。新道学的目标，就是将道开发出来，为人类服务。丹道性命学是一种最优的修道技术，也是一种体道的行为模式，还是一种造就道学人才的培训程序。道学之士要为宇宙立基，为生灵立命，为人类图生存，为世界求和平，为科学开新篇，为社会奔大同。这就是新道学的历史使命。
坤、方技术数学：
老子《道德经》云：“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38章）这就是说，前识是道学的智慧之花，是返朴归真的开端，因之道学本身也是一种开发超前意识的学说。古代的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家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家的学说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
在道学中，方技术数学包括一些夺天地阴阳造化、改变人生命运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技和各类占验术数。术数学是一种以周易象数体系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原理作思想根基，以太极、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六亲、七耀、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气组成的形式系统。关于通过建立术数学模型来预测社会人事的理论根据，我已在《道学通论》“中国术数学”一章及有关论文中作了详细研究。○8这里需要指出，道学的八大支柱中“人行道哲学”和“方技术数学”分别占据乾卦和坤卦的位置，而我们知道，乾坤二卦是父母卦，由此二卦衍生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六卦。这就是说，哲学和术数学分别是道学的两条腿，由它们分布开道学的八大支柱，二者在道学中就如同哲学和数学在西方科学中的位置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术数学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的必修课，为帝王师的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李泌、刘伯温等都是精通术数学的。古代术数家运筹帷幄，协助群雄争霸天下，在中国的历次政治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道德经》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章），正因为道家善于用“弱”，因之新道学才是真正强者的哲学。道家以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异化为己任，却又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发明了那么多与天争衡的方技术数，主张人类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反者道之动”的含义。西方哲学家往往诟病中国哲学缺少西方逻辑学的形式系统，其实道家术数学就是道学的形式系统。中国术数学受周易象数体系的束缚，重在寻找一种宇宙和社会人生的象数模型用于推步吉凶，并将这种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九宫等象数模型作为古代科学技术、医药方技的普适的理论框架。中国的周易象数体系及术数学实际上没有达到西方现代数学那样高的成就，这主要是因君权政治压抑的结果。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得益于先进的数学，这种数学和逻辑的形式化体系是新道学文化必须学习和汲取的。新道学文化决不排斥现代科学，并认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是道。新道学更要把西方精致的数学吸收到方技术数学中来，使之成为新道学文化的一大支柱。道学文化要脱掉古朴的外衣，要引导现代科学发现新的自然律，就要融汇数学和现代科学的成果，使人类的智慧开放出道的花朵。
新道学以“道”作为一切价值之源，由道的生化原理为出发点形成道学的价值论。道学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太极原理、天人感应原理、有无相生原理等，形成道学文化的理论体系。新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促进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转化时贵在一个“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道学在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要在一个“中”字；在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处事应世上法在一个“忍”字；在人身修炼工程上诀在一个“逆”字。道学的精要在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的策略思想。进一步说，道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回归自然为目标。更进一步，道学体认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之于掌中，进而悟透生死，还虚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体生命和心灵潜能，追求人同道的一体化。新道学文化以简驭繁、执一统众，消除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种分支学科的壁垒，填平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因而是一种大成智慧学，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注：
○1胡孚琛：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载台湾《鹅湖》，2001年11期、12期。
○2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3卷552页
○4胡孚琛：广义信息论探索，载《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
○5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编：《健身气功培训教程》（试用），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33页。
○6[日]佐滕进：所谓科学技术是什么？三一书店，1978年出版。
○7胡孚琛：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探索，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8胡孚琛：周易象数与中国术数学析论，载《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
作者:胡孚琛 在2001年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笔者发表了《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1，综合中西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对道家文化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以解决全人类在21世纪共同面对的问题，定名为新道学的文化战略。我曾说过，有史以来人类智慧的高峰有三座，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佛陀的唯识论、庄周的齐物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高峰，它代表了人类以现代科学探索宇宙奥秘所能达到的成就。佛陀的唯识论使人类反观自己的心灵，从而开发出大彻大悟的大智慧（摩诃般若）。庄周的齐物论将人类的视野提升到道的高度，消弭了认识论上的是非、物我等诸多差别相，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体道归真的境界。道是人类智慧的枢纽，庄子《齐物论》“谓之道枢”，又称“环中”，“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宇宙中万事万物都生于道，而最终又归于道，因之万事万物必然存有内在的同一性，我们以世俗的眼光仅注意万事万物的差别相，而从齐物论的高度却能揭示事物间的本质联系，这就是道家说的“执于一而万事毕”。道本身也是自然律，德即得道；宇宙中万事万物存在着统一的规律性，也即得一。人有了“齐是非，等物我”的大智慧，便可“道通为一”，看破事物矛盾的假相，在道的高层次上超越是非物我的界限，树立起以下新道学观。
首先，从新道学齐物论的高度看，道是宇宙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化图式形成的，因之宇宙中的一切客观存在都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万物都是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因缘和合组成的关系存在，都受同一的道学自然律支配。宇宙从“无”到“有”，从“无色界”到“色界”，主客体的生化规律都是统一的。
其次，宇宙中的生命起源和物种进化也存在统一的规律；无论东西方各色人种，其生理和心理规律也是同一的。宇宙中的所有生灵，都受道的“生化原理”支配。各色人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环境因素形成的外表、体质、习惯等差异仅属次要地位。因之，人体生命修炼的规律也是统一的，丹道法诀本质上也是世界各种宗教流派的修炼法诀。
再次，人类各民族文明的形成和社会进化的历史也存在同一性。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观念，将人类历史按“社会动力学”分为从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体力社会是尚处于动物阶段的蒙昧时代，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支配。大概到中国历史记载的有巢氏、燧人氏时期，人类有了居住巢穴，发现了“火”的用途，有了语言，也就自发地产生了原始宗教，进入神力社会。神力社会标志着人类文明之始，母系氏族的原始宗教成为各氏族成员共同生存的唯一法则。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便萌生了自己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成是以宗教信仰为先导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和“文明”的概念稍有区别，文化进步的标尺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包括人类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反思。神力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非理性的信仰压倒理性思考，故仅有“文明”出现却没形成独立“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发展到三皇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人类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转入理性的思考，“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道学文化发轫奠基，遂由神力社会进化到德力社会。三皇时代的德力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公社，实行没有阶级压迫的民主制度，部落酋长作为“王”仅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不享受特权。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78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就是这种德力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社会里，“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章），“以道莅天下”（60章），“以百姓心为心”（49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58章），道学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而后历史进入五帝时代（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8章），道德逐步沦落。五帝时代中国进入洪水时期，各部族在治水当中父权上升，大禹治水之后，中国由原始共产社会进入父权家长制的阶级社会。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由德力社会转化为权力社会，儒家文化遂成了维护权力社会的意识形态。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奴隶制的剥削压迫日见残酷，至周代早熟为封建宗法社会，这种社会制度的所有目标都在于维护君主和官僚阶级从中央到地方家国一体的特权，儒家的宗法礼教遂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权力社会延续了数千年，清朝灭亡之后又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力社会靠拢。在财力社会中，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中，经济要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代世界的前锋已由财力社会向智力社会进化，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上个世纪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趋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文化再次成为社会发展驱动力的事实日益显现在各国学者面前，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
复次，我发现地球上不同民族各自形成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也具有统一性，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差异仅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应该从道学齐物论的高度去透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隐含的元文化精神，而不要为各国语言、文字、开化程度、民族性格乃至文化大师著作特色的不同遮住双眼。人类不同的语言、文字是可以通译的；高尚的爱情、惩恶扬善的良知是普遍的；人和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沟通的，智慧是可以交流的，这都反映各种异质文化存有内在同一性。不仅中国的道、儒、释、墨、法诸家三教九流文化本质上是统一的，东西方文化也存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这就是我提出创立新道学作为普世文化的立足点。各民族异质文化的不同主要反映在其价值观的差异，而各种文化流派的价值观是同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我在《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论述了道学价值观的合理性及创立新道学的可行性和历史必然性，并认定新道学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于罪恶、恐怖、战火、自相残杀、生态灭绝等灾难的文化战略。韦伯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动力来自加尔文教派的文化精神，然而我们从元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在本质上同中国墨家的文化底蕴是同一的。墨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接近于古希腊文化的学派，它精于物理学、逻辑学并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战国时期儒墨二家称为显学，只是因为直接和儒家相冲突才没能发展起来。然而墨家之学虽被君权政治压抑但并没断绝，它融合于道家文化之中保存下来，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国策中看到墨家文化在现代的闪光。如前所述，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存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即都曾经过上万年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中国的道家文化就发源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三皇时代德力社会形成的道家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公社文化。在全世界，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兴起的西方文明，早已对自己母系氏族共产公社时期的文化失去了记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希腊人的历史记忆正是从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历史已经湮没在神话故事里。然而，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共产制传统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否则将不会出现奴隶社会普遍的城邦民主制，否则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宪政体制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西方文化走上了类似中国墨家的分析实证的科学传统，然而我们从泰利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特别是阿拿克西曼德那里仍然能发现道家文化的要素，并且现代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也并不悖离道学的原则。这说明，新道学文化的创立足以唤醒西方古老氏族共产公社文化的历史记忆，从而纠正现代西方文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的弊病。
最后，我们还须指出，地球上人类各民族的社会理想也存在同一性。从中国先哲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都在向往一种没有阶级压迫，人性全面解放的理想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理想实际上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在更高阶段上向原始共产的氏族公社民主制度复归。这种人类终极理想的社会即是大同世界的道德社会，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新道学文化的传播为先导。今天推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根本动力已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经济，而主要是文化的革命，是新道学的创立。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都用于创造财富并为全人类造福，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对同类充满爱，这就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种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足以使整个地球都进入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道德境界。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在相互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潮流驱使下，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大多内耗在对付自己同类的冲突上。现代科学被用来制造和储存可以摧毁地球、灭绝人类几十次的核弹和生化武器；各国都花费大量金钱建设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政府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钱供养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官僚们却用特权压迫人民；数量不少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从事贩毒、抢劫、诈骗、贪污、杀人等危害社会的犯罪恐怖活动。世界列强都想以消灭竞争对手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然而残酷的生存竞争反而使他们感觉更不安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浪潮反而更加扭曲了人类的人性。爱因斯坦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但愿废除当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必由一次自作自受的世界性灾难来实现，这种灾难的规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是太短促了，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在世界各种异质文化中，仅有新道学文化是消弭战争和恐怖犯罪的文化，是化解冲突的双赢的文化，是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化，是给21世纪的人类前途带来光明的文化。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破除旧文化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价值观，把新道学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下面，我们从八个方面阐述新道学文化的基本内容及其价值观，称之为新道学文化的八大支柱。它们包括：
乾 、人行道哲学：
新道学的哲学是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源的哲学。它包括道论、道的宇宙生化图式、时空观、气论、气的人体观以及辩证法、认识论等内容，拙著《道学通论》已有论述○2。简言之，可以用“人行道”三字概括起来，“人”是人学，“行”是实践哲学。“道”是宇宙的本原，是宇宙的一切生化运动的总规律，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总原因，它既是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又是质料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因之，道是人类所有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等文化要素的起点和终点。
根据新道学的“生化原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永恒地处于道的生化运动之中。“道”先生化出原始先天一炁（太乙含真气），形成宇宙创生之初的一片混沌状态。原始先天一炁中隐藏着秩序，是产生宇宙根本节律的信息源，是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内在驱动力。由先天一炁再化生出阴阳二性，呈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3。继而由阴阳二性再生化出信息、物质、能量三大基本要素。物质是宇宙以粒子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着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区别。能量是宇宙以波动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着运动和静止、间断和连续之间的区别。信息是宇宙以选择性存在的方式，它标志着有序和无序、方向性与合目的性。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形式或结构，它本质上可以简化出一些无量纲的“数”（如圆周率π，自然对数的底e，虚数i，无穷大数∞，无穷小数α）。粒子性的存在形式为束缚信息（熵），表现为空间；波动性的存在形式为自由信息，表现为时间，因而信息本质上是空间与时间的耦合。宇宙中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命界到人，都是由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组成的，人的心灵或精神本质上是信息的高级形态。当代一些中国哲学史家，对老子哲学中“三生万物”的“三”解为阴气、阳气、和气，这是食古不化的愚昧之举。道家之学，贵在与时偕新，“三”为物质、能量、信息三要素，这是新道学的解释。这三大要素皆没有西方哲学中“实体”的机械论含义，而是说它们都是客观的实在，是这些实在的“关系”生成“万物”，万物是缘起于这三大要素的“关系”的。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缘起缘灭、聚合离散的关系，呈现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永恒生化运动。
根据新道学的“太极原理”，“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中万物的生化运动，都离不开阴阳的相互作用。孤阴不生，寡阳不化，凡是要生出个什么东西，凡是要变化成什么新状态，都要靠阴阳交和，离了阴阳道不成。阴阳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在一定“关系实在”中被称为“阴阳”，在此一“关系”中被称为“阳”的东西，可能在彼一“关系”中被称为“阴”，切莫将“阴阳”固定不变地指称为某种实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永远处于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以上是道学《太极图》的真实含义。
根据新道学的“中和原理”，万物“中气以为和”，新道学本身即是一种中和的哲学。“中和”为道之枢，德之柄，得乎中和，即通神明之德。宇宙中万物无阴阳不生，无阴阳不化，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平衡之谓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在不断震荡的运动中最终靠向中和态的趋势，中和态即阴平阳秘的稳定态。
根据新道学的“有无相生原理”，宇宙中除了我们这个有形、有象、有质、可观察测量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形、无象、无质、难以观察测量的虚无空灵的世界。前一重世界是“三生万物”而成的后天世界，后一重世界是万物未生之前的先天世界；前一重是“形而下”的“器”世界，后一重是“形而上”的“道”世界；前一重即佛教所谓“色界”，后一重即佛教所谓“无色界”。“色界”在佛经中简称“色”，在道经中简称“有”，是实数表示的世界；“无色界”在佛经中简称“空”，在道经中简称“无”，是虚数表示的世界。色界里的万物运动以光速为极限，受时空界限的限制，受当代科学中物理定律的支配，可以用西方发明的科学仪器观察测量；无色界乃万物未生前的先天世界，超越时空的限制，现代科学的物理定律和时空观尚不能解释无色界的现象，西方发明的科学仪器也无法观察、测量无色界。所谓“色界”和“无色界”，都是由道缘起而生的关系实在，并且二者之间也是互为缘起的。实际上，我们生存的“色界”宇宙本身也是一个“无色界”宇宙，色界和无色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缘，亦此亦彼，即此即彼的，这才是新道学的宇宙观。西方现代科学已经有初步认识的色界宇宙，同时也是道学早就揭示的无色界宇宙，虚无空灵的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只不过人们囿于西方时空观的局限，对它还缺少认识罢了。佛陀《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老子《道德经》讲“有无相生”，实际上都是新道学的自然定律。
根据新道学的宇宙观，物质、能量、信息是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人的心灵实际上是信息的高级形式。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而语言的符号排列秩序本身就是信息。必须指出，一些最小最轻的基本粒子必然同时具有波动性、粒子性、选择性等三种基本特征。通过科学实验我们不仅可以证实这些基本粒子存在波粒二象性，而且还可以证实它们存在物质（粒子性）、能量（波动性）、信息（选择性）三象性。选择性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特征，宇宙自创生起就有合目的性的选择趋势，宇宙的演化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和有智慧的，生命现象的出现及人类心灵的花朵盛开决不偶然的。新道学的宇宙图景，消除了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的对立，给出了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发现宇宙中早已隐藏着出现生命和心灵的潜在根据，这必将给未来的科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在中国哲学史上，按西方关于哲学分类的规范，仅有道家才属于严格意义的哲学范畴。道家哲学源于母系氏族公社先民以女性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传统。夏、商、周三代之后经过先秦的老庄学（庄子在道家的地位有如儒家的孟子）、秦汉的黄老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元明清的内丹心性学（内丹生命哲学）五个发展阶段，至清末接引西方的自由主义入中国，形成萌芽状态的启蒙哲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道家哲学受到正统的儒家伦理学的压抑而畸型发展，至魏晋而后又被儒家学者曲解，使道家哲学的真实意义晦而不彰。古人讲“郭象之后无道家”，反映了道家哲学在近千年之间的沦落。现在道学的国际意义与现代价值正在被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所认同，道家哲学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我期待着以新道学的立场对道家典籍重新注释和研究的著述不断涌现出来。
兑 、政治管理学
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支配；伦理学则关心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其支点是价值的评估。道家在经济、政治、伦理上和西方的社会观念相比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观点上，新道学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一个模拟自然界或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最优的自动化系统，这个系统依乎天、地、人之道，无亲无疏，大公大慈，导人向善，是一种“万物将自化”（《道德经·37章》）的自然之治的社会。在经济上，道学主张一种以自然生态立国的经济模式，反对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生产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学强调一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32章》）的分配制度，将普施利益于天下众生作为价值分配的支点。道学从来不反对每个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但也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参赞天地之化育”。《道德经》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79章），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的规律，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所偏爱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庄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儒家的仁义之治；“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莅天下”，认为“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道德经·77章》）人若能达到 “有馀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道的境界。道家之仁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则无亲，故对天下一视同仁。老子的思想是从母系氏族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来的，因而具有“天下为公”的超越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多采用一元化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积久则造成一人独裁人人为奴的局面。这种政权靠家族的传宗接代模式来延续，政权的交替和势力的转移充满着血腥的残杀，使政治领域变为仅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凶险场所，脱离开人民群众的直接参预。道学的政体倡导一种“三元一太极”的阴阳互补结构，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约、上下反馈的自调节的和谐机制，百姓逍遥于大自然中自由发展而感受不到政权的存在。道学的社会才真正是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自动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制约。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学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又超越现代法治的。《庄子》描述了道学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道家认为自然生态社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人与禽兽乃至整个自然界都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无宗法等级，无剥削压迫，具有纯真朴实的人际关系。“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道家关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与完整；认为能恢复人类真实、自然、纯朴、善良的本性的社会才是道家的“至德之世”。
关于新道学文化在政治管理学方面的思想，拙作《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早已剖析入微，并第一次在文中揭开中国政治的秘密。本文以上所论，只不过是这些观点的简要重述。在管理学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儒道两家的传统再略加分析。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管理学理论，可知其来自于洪水时期先民组织大型治水工程的经验积累。《尚书·洪范》云：“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史记·夏本纪》载禹承其父鲧之业，接受其用堵塞（堙）的办法治水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梮。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带领人民疏浚河道，以通四渎、九江、九河，导滔天洪水入海。他号召在卑湿的土地上种水稻，发明交通工具，使全国山川便利，水陆畅通，“于是九州攸用，四奥既居，九山祭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大禹治水的方法符合天道，于是得到天赐的“洪范九畴”，即九条管理学大法。当时尚属于氏族公社原始共产的德力社会末期，因之大禹毫无官僚特权，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获得治水成功，万民拥戴为君，直至他的儿子夏启才进化为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家天下的权力社会。综合中国原始共产氏族公社时期的管理学大法，就是采用“疏导”的方法管理民众。老子《道德经》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章）水性本身即含道性，水喜“疏导”而不喜“堵塞”，治国如治水，“疏导”是符合道学思想的管理学大法。“道”这个字，本来即有道路、语言等含义。道路为四方上下之渠道，只有通畅，才能周流六虚；语言为心声，只有通畅，才能相互理解。俗云：“国要富，先修路；政要明，上下通”，交通便利才能发达经济，上下渠道畅通才能政治清明，国体不通则乱，人体不通则痛。《尚书·洪范》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大意是说，君主出于公心不偏信亲人，朝中无人结党谋私，王道就会坦坦荡荡，如果政府官员锦衣玉食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就会亡国亡家。如果用人唯亲使大批奸佞之徒窃据高位，失去民众的信任，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了。这就是说，自古中国的管理学传统就存在两条泾渭分明的政治路线，前一条是以“疏导”为主的管理学路线，是有道的；后一条是以“堵塞”为主的管理学路线，是无道的。《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行暴政，国人谤王，周厉王则动用国家机构控制社会舆论，弄得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厉王不听，三年而被民众赶下台。其中还有周幽王二年伯阳甫论地震的记载，伯阳甫认为地震也是天地阴阳之气被堵塞所致，地气堵塞是亡国的预兆。《左传》、《国语》还有晏婴、史伯有关“和同”的论述，认为君主和其他国家管理者的意见应该“和而不同”。道家之“疏导”的政治，至以黄老治国的汉文帝时代仍有余续。《史记·孝文本纪》载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然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皆以控制舆论、粉饰太平为事，喜欢上下唱同一个调子。儒家学说虽不乏民本思想，但毕竟将维护君主统治和官僚等级特权放在首位，因之中国历史上便不断出现堵塞言路、控制舆论的无道昏君。这些当权者只信用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用“堵塞”的办法限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用严刑峻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因之，道学以“疏导”为主的政治管理路线一般说来在家长制的权力社会是行不通的。
老子的《道德经》本来就含有君王南面的政术，魏源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称《老子》是“救世书”，道学的治国用兵之术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道学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权力社会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严复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老子道德经评点》）政治本应是自由人共同参预管理公共事物的行为，而眼下世界各国的政治实际上仍然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手中。只有新道学的政治才真正是公民以自由、平等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众人之治，才会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离 、文艺审美学
道学渗透到文学艺术的所有方面，诸如小说、戏曲、音乐、诗词、书法、绘画、雕塑、园林、建筑、盆景、游艺、膳食、衣饰、手工艺品等多种领域，形成自然主义的审美意识，激发了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成熟，道家自然主义的审美标准成为社会风尚，道家美学和道教美学开始形成。六朝时期是美的觉醒的时代，过去被君权政治和礼教伦理观念束缚住的文学艺术开始解放出来，在各个领域开出美的花朵。在这个时代，山水文学、游仙诗、志怪小说、山水画、水墨画、壁画、模拟自然山水的庭园艺术等几乎同时出现，自然美的发现反映了人的自然本性的觉醒。
美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在心理结构上合目的性的追求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在心理结构上和谐的程度。和谐即是主体和客体合目的性的同构，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是依靠同构的相互作用来进行信息传递的，这种和谐同构的程度越大，主体获得合目的性的信息量就越多，审美的价值判断值就越高。我们可以从广义信息论的角度将主体和客体分别划分为三重层次结构的动态超巨系统，主体由低到高依次分为“躯体结构”（形）、“生命结构”（气）、“心理结构”（神）；客体依次由低到高为“自然结构”（自然界）、“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形式）、“文化结构”（精神产品）○4。当信息从客体传递到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时，信息的形态结构要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是说，信息在主客体各层次间传递是一个发生“同构”和“异构”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要随着历史进程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形态演变，符合这种发展变化方向的信息可以大致认为是合目的性的信息，这种信息量在主体心理结构层次上的价值判断就是审美的尺度。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以价值判断为依据，主体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或人类社会，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时，个体之外的人类也就被视为客体。在主体中，决定人生长发育的遗传秘码并不能管到大脑和心灵的细节，人的智慧主要来自后天，即是说个体的人尽管会死去，但群体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却仍能将知识遗传下去。每个人都需要接受这种历史遗传，即是说每个人的个体心理结构必须要和其他人乃至社会、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以达到和群体的心理结构同步，并和客体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进行信息交换。人同社会结构、自然结构等客体的相互作用可以理解为实践活动，反映出人的社会性；而人的心理结构同自己的生命结构、躯体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一种生命活动，反映出人的自然性。文化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的积累，心理结构是人的个体和群体创造文化产品的心灵运动形式和智慧开发状态，美是社会的人和自然的人的自由形式的实现。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25章》），这是道家美学的总纲，“道”就是美学的最高境界，即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无论是自然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生命结构，躯体结构，凡是与道相谐调的，与大自然的基本节律相谐调的，同宇宙的自然本性相契合的东西，就是美的；而那些违反自然本性的东西，就是无道的，丑恶的。道学之美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即与道一体化的境界，它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为导向，以悟道的灵性激发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来揭示宇宙内在运动的美的旋律。
审美观念涉及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审美观念的不同反映人们不同价值观的追求。新道学文化的审美观念是真、善、美一元论的，认为只有真的、善的东西才是美的。人能证悟到道的境界，才能得中和之气，闻天籁之乐，见天地之大美，体验到真、善、美本质上的统一。当今社会上人们之生活以奢侈为美，房屋以豪华为美，衣饰以金贵为美，妆扮以妖艳为美，饮食以酒肉为美，电影以恐怖为美，娱乐以色情为美，小说以怪诞为美，皆和道学文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审美导向背道而驰。中国古代道家学者善以乐声来推测民心和国运，如指靡靡之音为亡国之音，歌舞升平、颂声而佞为由盛转衰之兆，激昂之声隐有戾气，悲怨之调则民心不平，足见审美观念的变化实反映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道家美学以中和为德，音乐亦以中和为美，这也和道学的中和原理相一致。我们要在全世界推进新道学的文化革命，必须注意将人们的审美观念扭转到大道上来。
震、医药养生学：
道学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以道的“生化原理”来认识世界，认为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道学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学说，将爱护天下众生放在首位，认为“生命”本身就是道的体现。道教更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宗教，认为养生就是修道，因之道教中汇集了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的防病治病、养生益寿的医药和方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医学，实际上就是由方仙道的巫史医学、方士医学逐渐演化而成的。葛洪《抱朴子内篇》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勤求》）老子《道德经》讲“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并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庄子》有《养生主》、《达生》、《缮性》之篇，亦传坐忘、心斋等方术。《吕氏春秋》讲“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又载“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贵生》）有道者不以物欲伤身，不以天下易其一指，足见道学之士莫不将爱惜生命放在重要位置。
道学中有独具特色的道教医学和道教药学，此外尚有行气、导引、房中、服食、辟谷、睡功、内视、守一、健身术、武术、按摩、针灸、食疗、美容术等，这在拙著《道学通论》“方术篇”中已有详述。还须指出，中医学和中草药学理应属于道学的范畴，这不仅是由于它源于道学文化；也不仅是因为医学史上可以排出一长串道士的名字，如张仲景、华佗、扁鹊、皇甫谧、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等；还因为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就是术数学，中医药学实际上是道家术数学在医药养生领域中的具体应用。盖道学原为“身国同构”之学，视医身与医国其道由一，因之中医药养生学本身就是道学。
中医药学之名，本是比照西医药学而来，上个世纪中国传统医药学在西方医药学的冲击下几无生存之地而日见式微，其整个肢体又被“中医科学化”的刀斧阉割得残缺不全，已认不出其本来面目，现仅作为西医的附庸苟延残喘。我们要揭示中国医药学的文化底蕴，首先须考察传统医药养生学的本来面貌。考中华民族之道学文化，本肇始于纪元前七千年伏羲、神农、黄帝时期的母系氏族原始公社文化，中医药学也是由神农首先发明，至黄帝时代发扬光大的。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氏族共产公社文化，中医药养生学也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氏族公社时代的医药养生学。由于三皇时代是中国氏族公社政体的德力社会，道学文化发轫奠基并日趋繁荣，中医药养生学也首先是一种文化医学，它是彻头彻尾属于道家思想体系的医药养生学。人们可以从《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等古医书中捕捉到中医药养生学传自远古的信息，并从中揭示它们的本来面貌及其文化底蕴。《帝王世纪》有神农尝百草开创医药学的记载。而今学术界考据古书，多头脑僵硬拘于文字之辈，缺少能与古人思想交通及对话之学养，所作出的定论多不可信。《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战国百家言黄帝时，但其思想资料渊源甚古，盖同老子《道德经》属同一文化体系，为原始公社时期之文化遗存殆无疑义。据《黄帝内经》，我们不难恢复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真实面目。中国道学的人体观是将人看作形、气、神三个层次的动态自组织系统，以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道家的医药养生学，大致分健身术、医疗术、养生术三类方术，都是在形、气、神三层次上用功夫。凡导引、按摩、武术、膳食、养形、禁忌等，多为形体层次上的健身术，但也用以对治多种疾病，如马王堆出土《导引图》上就有“引聋”、“引膝痛”等字样。凡针灸、砭石、汤药、祝由、祭祀、醴酒、毒熨、割皮解肌、湔浣肠胃、炼精易形、服饵、食疗等，皆属医疗术之范围，兼及形、气、神三个层次，用以攻治疾病。另有辟谷、行气、存思、守一、服气、胎息、美容、睡功、房中及四时饮食起居摄生之法，属养生学范围，为炼养精气神的方术。考中国古代之医药养生学，本健身术、医疗术、养生术并重，三者融为一体，并不像现代按西方文化观念分为三橛。古代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重，治疾时亦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齐用，不专主于汤液一途。中医学自古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骨科、皮肤科、神经科俱全，道学文献《化书》、《关尹子》中甚至有人体器官移植、人工制造生命器官的思想，扁鹊、仓公、华佗就有施行大型外科手术的记载。中医用药广取自然界天然物品，又最早以炼丹术制造化学药品。古代中医家论病施治的学问，大略也分验方、推理、调神三个层次。验方属中医学的经验层次，行医者必须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故俗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葛洪《肘后备急方》等就是这种验方的经验积累。有经验的中医师为人正骨接肢，其巧如神，决非西医师可望其项背。推理属中医学的理论层次，医家必对中医四诊八纲、五运六气、辨证施治的理论熟烂于胸，且有相当的道家文化学养，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调神是中医学的道学境界，医家经多年医疗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悟出中医学的精髓，能引医入道，直接同患者及其周围环境心灵沟通，便可以调神疗病。中医治病，贵在用神，医家施治于外，患者神应于中，能随精神升降往来，用药用针，手到病除。得道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形与神俱，精神内守，故可以不病。偶得疾病者，邪亦不能深入，仅用移精变气，祭祀祝由等调神之法，即可治愈。顺此而下，病渐入里，则用“按摩导引”、“灸蒸毒熨”，乃至“砭石针刺”，非不得已才服用“汤液醪醴”等药剂及施行外科手术。其药品也多为植物、动物、矿物等天然药，绝少化学丹药。中医特别重视防止误诊、误治及药物的副作用，重视调动患者的自愈能力。《汉志·方技略》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钱大昭《汉书辨疑》云：“今吴人犹云不服药为中医”。由此可知，中医每将非药物疗法放在首位，并强调“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这样，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真实面目已经清楚，它是一种综合健身、医疗、养生为一体的学说，其特点是健身养生为主，防病治病为辅；预防为主，治疗为铺；自我疗养为主，请医用药为辅；心理疗法为主，手术治病为辅；非药物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要之，中国医药养生学是一种文化医学、社会医学、心身医学，是自然生态医学，是自我康复医学，是有机的整体医学，归根到底是道学文化的一大支柱。《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云：“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说明，中国医药养生学也直通仙道，其目标也是修炼成道学中的“真人”。在新道学文化中，医药养生学是丹道性命学的初级阶段，是内丹学人元大丹的筑基功和安乐法门。在内丹学中，《上古天真论》被视为丹家的经典著作，这一段话可抵一部丹经，医药养生学在道学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西方医药学的还原论思想和道学文化生成论的文化底蕴不同，它在学科分类上先将健身术、养生学排除出去，仅以治疗疾病为医学范畴，且又分为脑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眼科、耳科等过细的学科。其诊断方法，先将人体分不同器官解剖之，观察之；检查化验出不同细菌，再分别以不同化学药品杀灭之。凡治疗有效的天然药物，必分析出其有效成份，再以化学方法人工合成之，服用之。甚而以现代医学对人体器官、细胞乃至人类基因进行人工改变，由此发展成克隆人的技术。然而，学科分类过细，会打乱医学的整体观。器官被解剖离开人体，则不具有人体器官的整体功能。用化学药品杀灭细菌，也会增加细菌的抗药性，乃至出现新的菌种。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品及营养物，不但难以被人体吸收和分解，且大多含有危害人体的副作用。现代医学既然无法克隆人的心灵，也就不能真正克隆人，克隆的其他动物也会退化，因为这些都违反道学的思想。道学是双赢的文化，它不提倡将细菌全部杀灭，而是要增强自身抗菌能力与细菌共存而互不伤害。道学重在激发人的抗病能力和自愈能力，注意协调人和环境的关系，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现代人的疾病大多与饮食、生活习惯、环境、心理等因素有关，由心理紧张和贪吃纵欲造成疾病而服用化学药品，结果化学药品又导致新的疾病使人心情沮丧加重病情。这样以西医反复用药治病的死亡率，反而高于有病不治自然痊愈的死亡率。某些恶性肿瘤患者采用西医开刀、放射化疗，再开刀再放射化疗的治疗程序，反而不如采用以中医行气等疗法的存活时间和生存质量。我相信人类有一天会认清化学药品的危害性，会像现在限制化学农药那样限制使用化学药品，至少对老年人和幼童要限制使用化学药品。何况西医的医疗费用恶性膨胀，也是我们13亿人口的中国无法承受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GNP）的1.2%，1990年占GNP的11.5%，1993年占14%，按此速度增长，预计2010年将高达GNP的28%○5。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达到GNP的25%，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崩溃。我国由于医疗制度不健全，有的医生为捞利给患者治感冒竟开数千元的药品，各种仪器检查不厌其烦，现在不少人每年的医疗费用远远超过自己的工资总额。我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比美国低得多，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却追随西方科学主义肢解中医否定道教养生学，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中国医药养生学的原貌，依稀存在于道教医药养生学之中。我们要研读《道藏》经典，从道教中将原汁原味的中国医药养生学开发出来。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创造力往往蕴藏在它起始的源头之中，而孕育人类文化的母体就是氏族公社时期的道学文化。真正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都要到历史深处的母体中汲取力量。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在于新道学的创建，世界新医学的创建却在于道家医药养生学的复兴。我们要将新道学文化传播到整个人类，必须首先将道家的医药养生学推向全世界。
巽 、宗教伦理学：
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包括民俗学）是文化的五个基本要素。这五大文化要素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其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包括人类本身）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的追求，是人类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民俗则是各民族对自己文明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伦理的积淀；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是人类以自己的理性思维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思，但这些认识除美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外，一般说来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知识。只有宗教，特别是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和体认，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归宿。
近世以来，《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为我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启蒙思想的主旋律，知识界普遍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规律，高扬一种砸烂旧世界的斗争哲学。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旧的，旧东西必然落后时代，因而必须革命、破坏、砸烂，破坏得越厉害就越革命，保护旧传统就是反动派、反革命。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也不乏叫嚣要废除中医，扔掉旧典藉，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甚至不讳言要继承秦始皇的“焚坑事业”。他们认为要革命就要反传统，反传统就要讲科学，讲科学就要“无神论”，要“无神论”就要反宗教。他们把宗教信仰当成封建迷信，认定宗教信仰是中国民众愚昧落后的根子，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近代学者有以哲学代替宗教，有以科学代替宗教，有以美育代替宗教，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种种说法，结果都没有行得通。事实上，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解读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宠辱若惊，鬼神不伤人，祭祀不辍；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对道之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宗教是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的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亦非靠权力诱导制造的短期政治行为所能取代的。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李约瑟与中国·序》）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方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虔诚的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蒂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的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
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前进的最高驱动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划时代的天才发现，也是依赖于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中一点一滴理性的渴望。科学史家W·C·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三者的关系，论述了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6。
1940年爱因斯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这段话后来成了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实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宗教中，“道”、“上帝”、“天”、“佛”、“真主”等都是无限的本体，而对无限本体的终极信仰恰恰是元宗教精神的支柱。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之物，诸如国家、民族、圣人、领袖、科技、教派、主义、学说等，皆不能承担人的终极信仰。科学的定律、学说，哲学的学派、主义，政治学的制度、领袖，宗教学中具体的某教主、法师、教派等，都是有限之物，都只能作为理性思维和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作为非理性的信仰对象，否则就是迷信。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将有限之物误导为信仰对象，往往会产生狂热的偏激情绪，使整个社会躁动不安，造成仇恨、残杀、压迫、极端主义的恐怖等可怕的后果，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信仰不含历史规定性及局部利益的无限本体，则可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一种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识，从而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为社会造成一种慈善、祥和与宽容的价值观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伦理素质和生存质量。对无限本体的信仰是宗教的根本特征，而对有限之物的信仰则是迷信，由此可知，信仰对象的不同规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线。
“元宗教”不同于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具体宗教，尽管统治集团可以把某种具体的宗教利用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控制人心的工具，但元宗教对无限本源的信仰情怀却是统治者无法抹煞的。元宗教精神源于对无限本体的敬畏和信仰，是对人类“原罪”和现世罪恶的反省及人类生存理想信念的忘我追求，它超越于现世的具体宗教，但又体现在现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乃至道教之中。
在历史上，当统治阶级蜕变为少数人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权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民的宗教信仰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从而滋生出许多罪恶现象而貌似有理。对有限之物的迷信往往孕育极端主义的政治派别，往往滋生大量的邪教，这都是人类社会的动乱之源。试想一个国家或民族，人们缺少元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情怀，没有对罪恶的省察意识和自我良知的发现，不畏天道，不畏伦理，不畏法律，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民众侥幸行险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社会必然充满种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渴望真正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法律本身就有神圣的宗教含义。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权力的神圣光环，人民仅将其视为世俗权力的压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张”。如此摒弃宗教而空谈“法治”，则社会上仅有“权力崇拜”而无“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无人自觉遵守，人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神圣的保障，法律终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如此看来，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的宗教信仰情怀实际上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一个缺乏元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无法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的。
另外人们还须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人类根本的自由，是人类异于禽兽的文明标志。宗教信仰自由关乎着人的尊严，是人的价值主体性的基石，是人作为价值抉择主体的标志。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则没有基本的人权，人格的尊严便可被任意践踏，更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其他一切自由，也谈不上思想解放、民主和法治。宗教信仰自由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我国的思想界必须对此树立起清醒的认识。
20世纪以来，一方面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教会的怀抱，另一方面是学术界一些人认为宗教是野蛮人的迷信残留物，该由科学启蒙思想取代它。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题为《论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及病理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每个人都有一种追求“心理完整”的自然倾向的观点。荣格发现，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无法掩饰人类内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灵特征。他得出结论：现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恼，是由缺乏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不仅蕴藏着他的个体从胎儿、幼儿到童年时期的记忆，而且还包含着他的种族发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历程。童话、神话、幻觉、梦等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每个人本能所具有的，换言之彻底无信仰心理的人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没发现那个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
一个民族缺乏终极的人生价值信念是难以长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千年兴旺的秘密隐藏在宗教之中。过去，我国由于缺少实事求是的宗教学理论研究指导，学术界在宗教学的认识上缺乏高度和广度，甚至使群众陷入迷信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元宗教精神进行了自阉式的毁坏。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政教合一的传统不仅同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热中掺杂进政治因素，也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隐患。宗教问题是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历史上民众的宗教信仰渠道堵塞必然导致“邪教”丛生，“妖言”流传，民心沸动，而宗教革命的出现往往又催发社会革命，这说明“宗教无小事”。
道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它以“道”作为人类的终极信仰，并将这种信仰积淀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民俗里。中国的民俗（包括节日、庙会、消灾祈祥活动、生活习惯等）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人们可以从周边国家的民俗学调查研究中确认这些不同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亲缘。道教民俗作为道学文化的深层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要素，它扎根于道教文化圈的民众心底之中。道教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它必然随着中华民族移风易俗的历史进程不断升华。“道”的信仰没有民族界限；人元大丹修炼成仙的丹道程序更不受种族的限制；道教的伦理观念更有其普世性；道教具有道的水纳百川的性格，因之在历史上从无排他性，而是积极同三大世界宗教相融汇，这都为道教发展为现代世界宗教准备了条件。然而近世以来，道教中没有出现革故鼎新的宗教领袖，因之尚缺乏宗教现代化的自觉。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既没有像佛教那样在民众中建立起普遍的宗教信仰，又无法取代外来的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迅猛传播的势头。因之，当前能够充当东方文化载体在世界广泛传播的宗教是佛教。“周虽归邦，其命维新”，道教的现代化势在必行。道教只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改革为新道教，才能承担向全世界传播新道学文化的历史使命。
在伦理上，道学的要点就在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这段话里。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落脚点，“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中的体现。由此可知，尊道贵德就要将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使之成为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标准。中和态是宇宙间的自然稳定态，无论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有趋向中和态的倾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存，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就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是历史潮流。道家伦理学认为，凡尊道而贵德，符合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价值的。反之，那些违道背德，违反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就是恶的、丑的、假的，应该被世人唾弃的。以上为道学判定人类社会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尊道贵德是道家伦理学的核心。
道之尊和德之贵，并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权力的束缚，而是人自身修道养德逐步觉悟与自然节律同步造成的，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道学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在该时代里人民有没有尊严。道家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确认人的自然本性是真、善、美的，因之道学反对社会对人和人性的异化，呼唤人类纯朴的“良知”。道的本质是大公大善、大诚大信的，人人都有道性，因之人的自然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先天良知，只是这种道性和良知被后天的物欲蒙蔽了。由此观点出发，道学以反异化为特色，倡导一种纯朴的社会，主张通过人体修炼工程开发出人的良知，使人的真性显露，从明心见性进入道的境界。这样，道家的伦理在世俗社会里就展开为中和、公正、纯真、诚信、俭朴、寡欲、重生、慈爱、善良、宽容、忍让、谦柔等行为标准。在道学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是一种觉悟了的“物”，因而才称作“万物之灵”，感知万物就是感知“自我”，只有呼唤自我的良知，才能揭示出宇宙真、善、美的自然本性，才能与道合真。道学的精神是最宽容的精神，道学伦理的社会功能就是教化人类同归大道，化邪恶为善良，最终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出来。老子《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由此可知道家重生爱物、慈善为怀的救世之心。坎 、自然生态学：
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脱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当人类共同迈进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之门，跨入21世纪之时，无不为自己的文化对自然界形成的巨大反差而惊叹！人类自站立行走几十万年，大约到一万年前才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开始以自己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界的造化争权。然而此后九千年间，人类还能和自然界共存。自从欧洲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增强了作为自然界的主人的意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社会发展输入了动力，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拉瓦锡等科学巨星的出现使人类逐步洞察自然界的奥秘。19世纪以来，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开始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日渐成为主流意识。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几十年前还流行的观念很快过时，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扼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爱滋病、疯牛病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竭、气候异常等上述恶果，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西方文化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的位置，三百多年前培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宇宙，并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促进了西方的工业革命。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经济的无限增长和尽情的物质享受，而不须向大自然支付什么。高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停止的，人类社会没有增长的极限。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在上个世纪以来终于遭到大自然无情地报复，使西方社会的人们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中国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受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欢迎。
人们看到，上个世纪西方社会的科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划时代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最有意义的特征，就是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揭露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奴役人类的危险。这样，20世纪与其说是科学的世纪，不如说是在科学面前恢复人的尊严的世纪。
我们说过，中国三皇时期至夏代初年大约五千年间形成的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共产公社文化，道学文化既是中国文化赖以诞生的母体，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曾经发生的源头。当人类在原始公社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后，文化的形态也必然适应阶级社会的需要而发生改变。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扩大生产、扩张市场、创造财富、征服世界等需求而定型的。儒家文化也完全适应中国君主和官僚阶级的家长制特权而发展起来。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随着历史的演变，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旧文化的弊端在积累，新文化的思潮在产生。当旧文化的弊端日益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时，一场全球性的文化革命就要发生了。这种文化革命的巨大动力，只能到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原始起点去寻找，到人类文化创始之初的母体中去汲取。历史上的文化复兴或启蒙运动，都要返回到古老的历史记忆中去，当它们回首其原始起点的时候，就会在与远古圣人的思想沟通中带来非凡的创造力，从而完成一场新的文化革命。当前全球自然环境恶化、大气层污染、生态灭绝的速度是惊人的，照此下去，大约不过50年的时间，人类就将难以在地球上生存。人类要想免除人与人、人与生物之间的相互残杀，就只能从新道学文化中汲取古老的生态智慧。道学文化是一种返本复初的学说，又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学说，是唯一能给人类前途带来光明的学说。
道学的自然生态学不同于荀子那种“人定胜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张“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庄子提出：“天与人一也”（《山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道学这种以大自然为友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预示着保护生态环境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首要课题，全世界都会将道学的自然生态学当作必修的课程。道家的自然生态学说不同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是将恢复天然的生态环境也作为发展的目标。道学将整个宇宙都看作生命体，地球也就如同母亲的躯体。地球上的山林、树木，犹如毛发；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犹如血管；水如血液，风如气息，日月如眼睛；地球上千万生灵，都是同一母亲的子女。如今人类在地球上开山毁林，灭绝千万生灵，建造起许多每天集中消耗巨大能源，产生大量垃圾的城市，这就如肉体上长出的癌瘤。人类以改天换地的豪情征服自然发展生产力，每发展一步都对地球的躯体造成损伤，持续发展到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最终也就毁灭了自己。因之以道家的自然生态学扭转西方文化的价值导向，还地球以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晴空丽日和天然美景，是摆在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上一个世纪，我国的自然生态破坏也日趋严重。那些年“大炼钢铁”伐树烧林，“农业学大寨”劈山造田围湖垦地，1954年长江大洪水达1000亿立方米的总流量，1998年只有200亿立方米总流量却长期居高不下，这次长江大洪灾及黄河数百天断流即是大自然对我国半个世纪来破坏生态环境的报复。湖北湖南历史上号称千湖之国，而今湖泊萎缩，河道淤积，失去泄洪能力，由于绿色植被遭到破坏，长江中上游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由于山林树木的乱砍乱伐，森林草原面积缩小，沙漠化危险日趋严重，全国耕地日益减少而人口增长居高不下，黄河连年断流，长江有变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道学治水用疏导不用死堵，对山林重保护反对乱伐，发展经济重生态不重掠夺，要求人类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平等身份回归大自然。道家的自然生态学是全人类的生命线，我们不但要讲“科教兴国”，还应特别把“生态立国”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战略。
艮、丹道性命学：
内丹学在道书中简称丹道，是性命双修的人元大丹之学，故称为丹道性命学。在丹道性命学里，道学主张人通过修道而达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为纯真无假的人，也即道教里的仙人。道学将修道看作是技术问题，认为只要通过丹道学的人体修炼程序，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大自然的本性契合，便是体道合真的仙人。这样，仙人境界也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真人境界。
丹道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综合道、释、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观、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又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丹道学是寓道于术的文化体系，道教经书中有上千卷丹经，都是古代丹家为了同死亡作斗争，以人体为实验室，以精、气、神为药物，为揭开生命现象的本质和人类心灵奥秘而终生修炼的实验记录。历史上内丹家在异族进犯中原之际，为了延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圣脉，将儒、释、道三教精华融为一炉，当作道教的修持程序以口诀秘传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之丹道学像集舞蹈、音乐、武术等为一体的传统京剧艺术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丹道学的理论基础是试图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变为丹家的切身体验，在人体中将道家的宇宙生化图式作时间反演的实验，使自身的精气神向道复归，并以招摄宇宙中的先天一炁为要诀。这些丹家把人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常意识（日常的认知、推理、思维等理性心理活动，丹家称为“识神”）；深层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欲望、梦、幻觉等，大致相当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范畴，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属这一层次）；最底层的元意识（遗传的本能意识，即人的“真性”，丹家称为元神，佛教称“阿赖耶识”所藏无垢种子）。○7这样，丹道学成了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可凝炼为“意念力”）；净化潜意识（“真意”即净化了的潜意识）；开发元意识（识神退位则元神呈现）的心理实验程序。丹家把元神称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当排除常意识（识神退位）进入无思维的虚灵状态时，称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现，从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丹道学又是一项开发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科学。内丹家通过丹功修炼使自己的身心节律与初始的宇宙根本节律相调谐，将先天一炁招摄到体内，在恍惚杳冥的混沌状态中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达到后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称之为体道合真。按丹道心理学的理论，人的潜意识是诱发人的不良心境和萌发邪恶念头的根源。人的元意识则是人的真性，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净化潜意识，去除人生的烦恼，开发出人的最高智慧和真、善、美的良知。因此，道学要求一切有成就的伟人，担当大任的领袖，都应该通过修习丹道成为明心见性的人，才不致滥用权力和威望在历史上留下罪过。可以想见，对那些志在有所作为的人来说，修道在未来的社会里将成为人生的基本需要。
丹道学中还有色界和无色界，色身和法身两重世界的学说，因之丹道修炼的目的，也是通过色身寻觅法身，通过法身修补色身，就是向虚无世界要宝，通过交通虚无世界完成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办到的事！虚无生万有，无色界里存有取之不尽的宝藏，我们要修补残败衰老之躯体，要治病，要求生，要开发人体生命潜能和心灵潜能，都要通过丹道修炼向虚无空灵的世界盗取法宝。丹道学里的神仙、真人，就是通过丹道修炼能出入色界和无色界的人，就是能掌握虚无世界这个伟大宝库的钥匙的人，也就是体道合真的人。色界是后天的形而下的器世界，无色界是先天的形而上的道世界。新道学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学说，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学说。道是宇宙生化之原，人类社会中和之原，人体生命之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是为人体抗病求生的“保护神”，是为人类消灾避难的“救世主”。新道学的目标，就是将道开发出来，为人类服务。丹道性命学是一种最优的修道技术，也是一种体道的行为模式，还是一种造就道学人才的培训程序。道学之士要为宇宙立基，为生灵立命，为人类图生存，为世界求和平，为科学开新篇，为社会奔大同。这就是新道学的历史使命。
坤、方技术数学：
老子《道德经》云：“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38章）这就是说，前识是道学的智慧之花，是返朴归真的开端，因之道学本身也是一种开发超前意识的学说。古代的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家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家的学说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
在道学中，方技术数学包括一些夺天地阴阳造化、改变人生命运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技和各类占验术数。术数学是一种以周易象数体系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原理作思想根基，以太极、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六亲、七耀、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气组成的形式系统。关于通过建立术数学模型来预测社会人事的理论根据，我已在《道学通论》“中国术数学”一章及有关论文中作了详细研究。○8这里需要指出，道学的八大支柱中“人行道哲学”和“方技术数学”分别占据乾卦和坤卦的位置，而我们知道，乾坤二卦是父母卦，由此二卦衍生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六卦。这就是说，哲学和术数学分别是道学的两条腿，由它们分布开道学的八大支柱，二者在道学中就如同哲学和数学在西方科学中的位置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术数学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的必修课，为帝王师的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李泌、刘伯温等都是精通术数学的。古代术数家运筹帷幄，协助群雄争霸天下，在中国的历次政治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道德经》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章），正因为道家善于用“弱”，因之新道学才是真正强者的哲学。道家以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异化为己任，却又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发明了那么多与天争衡的方技术数，主张人类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反者道之动”的含义。西方哲学家往往诟病中国哲学缺少西方逻辑学的形式系统，其实道家术数学就是道学的形式系统。中国术数学受周易象数体系的束缚，重在寻找一种宇宙和社会人生的象数模型用于推步吉凶，并将这种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九宫等象数模型作为古代科学技术、医药方技的普适的理论框架。中国的周易象数体系及术数学实际上没有达到西方现代数学那样高的成就，这主要是因君权政治压抑的结果。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得益于先进的数学，这种数学和逻辑的形式化体系是新道学文化必须学习和汲取的。新道学文化决不排斥现代科学，并认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是道。新道学更要把西方精致的数学吸收到方技术数学中来，使之成为新道学文化的一大支柱。道学文化要脱掉古朴的外衣，要引导现代科学发现新的自然律，就要融汇数学和现代科学的成果，使人类的智慧开放出道的花朵。
新道学以“道”作为一切价值之源，由道的生化原理为出发点形成道学的价值论。道学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太极原理、天人感应原理、有无相生原理等，形成道学文化的理论体系。新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促进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转化时贵在一个“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道学在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要在一个“中”字；在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处事应世上法在一个“忍”字；在人身修炼工程上诀在一个“逆”字。道学的精要在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的策略思想。进一步说，道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回归自然为目标。更进一步，道学体认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之于掌中，进而悟透生死，还虚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体生命和心灵潜能，追求人同道的一体化。新道学文化以简驭繁、执一统众，消除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种分支学科的壁垒，填平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因而是一种大成智慧学，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注：
○1胡孚琛：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载台湾《鹅湖》，2001年11期、12期。
○2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3卷552页
○4胡孚琛：广义信息论探索，载《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
○5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编：《健身气功培训教程》（试用），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33页。
○6[日]佐滕进：所谓科学技术是什么？三一书店，1978年出版。
○7胡孚琛：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探索，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8胡孚琛：周易象数与中国术数学析论，载《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