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者：知识分子的剖析

　　雅各布·黑布鲁恩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雅各布·黑布鲁恩（Jacob Heilbrunn），《国家利益》杂志高级编辑，著有《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新保守主义的崛起》（They Knew They Were Right: The Rise of the Neocons）。

　　乔治·布什总统至少为极端厌恶他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他的反恐战争引发了左派知识分子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激烈辩论。一边是诸如保罗·伯尔曼（Paul Berman）和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之类的干预主义者，他们声称打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和左派对欧洲“温和圣战者”的绥靖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温和圣战者”这个词出自伯尔曼即将出版的书《知识分子的飞行》（The F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另一边是诸如托尼·朱迪斯（Tony Judt）和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之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想揭开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自由主义鹰派面纱，用朱迪斯的话说，这些人为布什政府野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遮羞布”。

　　这场激烈的争论进行了六年多，每个参加者都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同时警惕地观看其他人是否从原有立场上后退。希金斯是否最终永远地加入到新保守主义阵营了呢？朱迪斯对于以色列的模糊立场是否控制了他的论证呢？在主张和欧洲焦躁不安的穆斯林保持友好关系时，布鲁玛是否重新描述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绥靖政策呢？

　　反恐战争的辩论尽管引起了激烈争论，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吸引观众目光的良好舞台，但它也让人们对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产生怀疑。从前，这些人的成名靠的是文章和著作，如今则是靠他们发表的言论以及言论激发的评论。即使像充斥着众多明星的《纽约观察家》这样的出版物现在也开始用超级模特之间激烈争吵时那样的热情来报道知识界产业界联合体。最近的一个标题是“纽约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互割喉：伯尔曼和布鲁玛因为政治伊斯兰而决一雌雄”。

　　当然，知识分之之间相互攻击和咒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要么出版自传表达幻灭和忏悔的渴望，以及对于正统思想的捍卫，要么通过其他手段发动思想战争。如果逐出教会的政治在历史上一直是控制讨论的非常有效的方式的话，那破变节政治也是如此。锡德尼·胡克（Sidney Hook）、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等人在三十年代和马克思主义决裂从而在政治上声名鹊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历程的不同阶段，通过放弃新保守主义信仰也产生了类似效果。在他的经典性研究《政治朝圣之旅》中，保罗·荷兰德（Paul Hollander）详细描述了曾经常常把马克思主义浪漫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走向未来”时遭遇斯大林的苏联、毛的中国、胡志明的越南和其他乌托邦的严酷现实后的反应。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比如终生和改变立场做斗争、指控思想叛徒、为党的路线辩护时承受精神折磨、政治立场也是个人特征等情况在六十年代从来没有出现。但是最近一些年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些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清晰地认识到关系重大的争论在过去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地赞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物在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他们已经倾向于在表明自己立场时指称和自我指称以获得最大效果。不是依靠严谨深刻的思考和著作以及使得公开亮相黯然失色的丰硕成果作为根本，今天的知识分子常常热衷于当明星，希望到电台电视福克斯电视台（FOX News）和在线新闻（MSNBC）上高谈阔论，而不是在书中或者论文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尽管当前的利害关系和他们在三十年代时一样高，当前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复活了以前动荡时代的尖刻和严厉，但是这些争论很少有实质性内容。从前那些以艰苦的思想探索为基础的思想战场如今成了知识分子争吵什么才是高雅食品的场所,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变成巧妙的职业动作表演场。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经称赞为思想界呐喊的“意义深远的争吵生活”现在却被“争夺公众目光的生活”所超越。和那些把全身心投入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争论的前辈相比，当今的变节者不过是拙劣的模仿者。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小部分美国知识分子非要争出高下，斗出个结果不可，因为他们是在争论‘世界的前途’。随着战后时代的开始，锡德尼·胡克，欧文·豪威，丹尼尔·贝尔、莱昂纳尔·特里林、詹姆斯·法威尔（James T. Farrell）等人改变立场，脱离原来的阵营，开始反共的艰辛历程，正如敌人攻击他们时所说的话“反共和反反共之间的战斗”。

　　在《国家》领导下，诸如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之类“进步”人士指责新生的自由派反共人士为叛徒。这样的指控还可以用来指后来的那些变节者：他们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如穆瑞·开普顿（Murray Kempton）在《我们时代的一部分》（Part of Our Time）中抱怨的，“五十年代最著名的前共产主义者是充满动荡、报复、叛变的三十年代的见证人，在三十年代，他相信只有他认清了局势，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是可怜虫。如今他改变信仰仍然是要在非战斗的社会中充当像从前一样坚定的战士。”

　　伴随这个“出卖灵魂”指控的是那些从左派转向右派的（正如多数人做的那样）人确实以此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共产主义叛徒在离开党后，从来没有找到真正的思想家园，一直背负着变节背叛的恶名。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说话很快的，用同样的热情改变观点和女朋友的纽约知识分子不同，和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在《失败的上帝》(仍然是变节者的圣经)中描述的经历有更多相似之处,他实际上加入斯大林主义者运动而且成为间谍,这让他成为像特里林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奇和羡慕的对象(特里林和钱伯斯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曾在一九四七年的小说《旅途中间》中把钱伯斯作为主人公)。

　　钱伯斯因为告发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普遍谴责为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叛徒，因为希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一直站在罗斯福一边，帮助形成了造成后来冷战的“偏执狂”。对于钱伯斯来说，改变阵营根本不像当今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那样的风光，没有通俗小报像报道明星一样来追捧。相反，那是一个痛苦的、悲惨的穿过深渊的历程，正如钱伯斯在他的伟大的回忆录《见证》（Witness）中所纪录的那样，本书讨论的是“离开胜利一方来到失败一方”。

　　钱伯斯坚定支持那些对共产主义上帝感到绝望的库斯勒、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伊尼纳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等人的证据，他的经历应该成为用来衡量后来变节者行为的金色标准。不用说，今天被指控犯下轻微背叛罪行（不是叛党，而是背叛思想界的时尚）的人中，只有少数人经受了钱伯斯遭遇的精神折磨的哪怕微小的一部分。他曾经因为担心被斯大林的特工追杀而潜入地下。即便他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他仍然过着痛苦的生活，苦难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殉道者情结。

　　纽约知识分子的第一代深深扎根于他们对于轻率观点和奢侈争论的热爱，而且喜欢老帐新帐一起算。莱昂纳尔·亚贝尔（Lionel Abel）回忆说在聚会的时候他害怕到洗澡间，担心有人从背后用言语的刀子攻击他。后来诺曼·波德赫瑞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义运动编年史家把这些人比做一个大家庭，所有的机能障碍、内部的争吵以及联盟的变更使得家庭生活变成喧闹的舞台剧。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应该站在哪一边，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在意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慢慢地，纽约知识分子让自己的著作为成为表达观点的代言人。比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通过考察专制主义的根源一举成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因为研究极端右派的偏执狂风格而出名。他们和公共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关系直到他们去世几十年后才引起人们的兴趣。正如丹尼尔·贝尔在《曲径》（The Winding Passage）注意到的“这个群体中有一种自豪感，那就是真正重要的是观点，人们不应该像谈论明星那样谈论知识分子。”

　　这个状况因为新左派的到来发生了改变。这些推动六十年代风潮的思想界领袖总觉得他们站在三十年代的阴影里，有时候试图把自己的辩论描述为反映更早时代风格和内容的再现。但是正如历史的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正如贝尔后来注意到的，六十年代是媒体事件的时代，要参加辩论所需要的只是街头演说和麦克风。

　　新左派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写作和街头政治的目标对经受住十年前右派挑战的自由主义核心论。革命暴力、黑人力量和帝国主义宣言取代了三十年代激情四射的争论。从前的战士中有个别人起来反驳。有人回忆说欧文·豪威值得牢记的话是汤姆·海登（Tom Hayden）“给机会主义了一个恶名。”其余大部分人屈服了。《纽约书评》在纽沃克暴乱后不久，在封面上刊登了莫洛托夫鸡尾酒会的配方，这可能是对于法律和秩序的对话的最臭名昭著的贡献。

　　很快，个人生活具有政治意义不仅体现在运动中，而且影响到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激进派时髦》所说，一阵催泪瓦斯飘进纽约的沙龙。知识分子获得公众承认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扭曲了诸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的生活，使得他们很难和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等低廉自恋者区分开来。一九六〇年代宣告了知识分子明星时代的到来，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除了愤激的观点外，什么也没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的颠倒，但是《时代周刊》刊登封面故事，为美国知识分子的和解喝彩。对于正在成长为知识分子的人来说，与美国决裂才是通向“关联和意义”的道路。正如诺曼·波德赫瑞茨的生涯证明了的，改变阵营是成名的捷径。在六十年代初期，对于文化趋势有敏锐认识的波德赫瑞茨发现政治倾向将进一步左转，所以他迅速拥抱冷战的修正主义，并和他的恩师们决裂，谴责特里林、胡克以及其他纽约知识分子和新时代脱节。这种转变阵营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失时机地给予波德赫瑞茨另外一个立场，这次是作为破坏自由派核心论的激进主义者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波德赫瑞茨从左派叛变的核心是曼哈顿知识界充满敌意的接受他的书《成功》（Making It）。在书中他坦率承认对于出名的贪婪和对于思想界成功的欲望同样强烈。《成功》宣称揭露纽约知识分子群体“肮脏小秘密”的书，象征了六十年代的自恋主义，其中个人生活并不常常有政治意义，不过是个人生活而已。

　　和特里林不同,波德赫瑞茨并没有试图靠自己见解深邃的观点来追求功名。他追求的目标是成为明星。他的整个作品就是讲他的个人生活和朋友关系。他在一系列的回忆录中一次又一次地炫耀自己的叛变，比如在《改变阵营》和《从前的朋友》中他用非常粗俗的语言描述童年时代遭受的羞辱、性生活的贪得无厌以及炙热的政治激情。

　　尽管连篇累牍地描写他的叛变,波德赫瑞茨确实惊恐地发现反美和反文化趋势增强的危险，这种倾向曾经让知识分子变得十分激进，使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斯大林主义被击溃后消失了的关于舆论领袖的争论重新复兴起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现在写书赞美北越南，以斯大林主义的名义抓住了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辩护精神。’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成为贱民，因为他竟然冒失地写了标题为“论不作鸽派”的文章。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体现了这种衰落。他在三十年代后期脱离马克思主义，（获得的临别小礼物是托洛茨基的评论“人人都有权成为傻瓜，但是麦克唐纳同志滥用了这个特权”）战后时代拥抱了激烈的反共主义，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又加入了当时的狂欢，出现在审判黑豹党成员鲍比·西尔（Bobby Seale）的现场，高呼艾吉·克利夫（Eldridge Cleaver）的口号“如果你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一九六八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暴乱的学生一起厮混，把他们的虚无主义事业称为“有好处的动荡”。

　　右派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问题。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国家评论》经历了一连串的叛变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阿勒尼·克罗齐（Arlene Croce）、琼·狄迪恩（Joan Didion）等早期撰稿人都脱离原来的阵营来到钱伯斯所说的胜利者一边。威尔斯继续撰写《保守派的忏悔》确定了后来从右派转向左派的模式，比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九十年代中期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从保守主义奋起：为什么右派对美国来说是错误的》。但是从右派转向左派的运动从来没有成为关注的症状，因为保守主义和左派不同，不是通过驱逐出教会来惩罚怀疑的世俗宗教。

　　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社会学家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在回顾了自己一生跟随时髦的思想风尚后，问到“五十年代末期的激进派，那些觉得自己更接近激进派而不是自由派的作家和政客等温和激进派，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怎么成为保守派了呢？至少是觉得自己更接近自称为保守派的人而不是自由派的温和保守派了呢？”

　　这并非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除了知识分子阶级的哗众取宠外，迷恋胡志明、毛泽东、卡斯特罗等革命领袖的新一代学生激进分子已经划出新的党派界限。可以预料的是，这造成了激进分子的新一拨叛变，比如历史学家尤金·基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新左派激进分子彼得·柯利尔（Peter Collier）和大卫·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他们表现出在六十年代对于他们的上帝的失望。为此，他们像先辈那样遭到从前的同志的放逐、诬蔑和孤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现在虽说不一定转向右派，但至少已经脱离左派，他当时曾用明确无误的语言痛斥那些变节者“谁需要另一拨捶胸顿足的反抗者，这次为自己曾误入恐怖主义、犯罪和家庭失调的泥沼而忏悔？”

　　到底是谁呢？第一次改变阵营的知识分子在标明自己的异教徒立场时真正面临遭受公众谴责的风险。在第二阶段的六十年代改变立场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刚毅和个人勇气。但是今天，转变立场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的产业。再也没有运用党的路线把你从教会中驱逐出去的程序了。知识分子不再会因为攻击从前的弟兄而被送到政治的炼狱。相反，他们因为获得进入通俗小报天堂的权力而受到奖励。我们的文化已经不再严肃看待思想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明星产业已经失去审查观点的能力和动机，钱伯斯在《见证》中刻画的灵魂煎熬的黑夜如今更像《美国偶像》节目的试唱。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那些著名分析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单，他们改变政治立场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没有丝毫的痛苦。曾经在新保守派领军刊物《第一要务》（First Things）当专栏作家的戴蒙·林克（Damon Linker）已经成为基督教右派中走出的自由派专家。曾经策划理查德·尼克松“南方战略”的凯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lips）现在是研究保守主义的左翼专家。曾在里根政府时期五角大楼工作的劳伦斯·科伯（Lawrence J. Korb）定期地把他的个人简介借给社论版对页鼓吹削减国防开支。从前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同情者，强烈谴责正面歧视和政治正确的吉姆·斯利帕（Jim Sleeper）现在已经获得新生，成了左派人士，在《国家》杂志上攻击温和派如钱伯斯的传记作家萨姆·塔恩豪斯（Sam Tanenhaus）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自我揭露一下：作者本人也属于这种无过错叛变的类别，最近写了一本书批评新保守主义，而它的许多外交政策原则，我曾经也是大加称赞的。)

　　但是这些人物如果和九一一事件后完全背离从前的一系列承诺的大人物相比的话都是小可怜虫。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给予知识分子一种新的目的意识。他们从九十年代的麻木蛰伏中解放出来，那个时期唯一的世界历史事件是蓝色裙子上的几滴精斑。在后来的攻击中，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到“九十年代的堕落和软弱无力不过是夏天的衣服，马上就扔掉了。”在争抢出风头的机会中不甘落后的诺曼·波德赫瑞茨现在是《评论》的编辑，他写到“除了报复，我们还渴望曾经对自己以及爱国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的信心的‘新生’”。但是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这个可爱的精神状态，也就是通过罗斯福或者丘吉尔所说的对于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波德赫瑞茨使用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标签正在酝酿中，它产生了知识分子世界中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主义的新的宏伟联盟。

　　保罗·伯尔曼对这个危机的反应是写了像《恐怖和自由主义》这样的重要著作。他是个例外。许多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高见的知识分子更多思考的是他们是否能成为下一个乔治·奥威尔，而不是写书让人们看清国家在恐怖主义时代面对的问题。当恐怖分子袭击的时候，从什么角度看，谁将继承奥威尔的衣钵一直是将近二十年人们猜测的话题。早在一九八三年初期，欧文·豪威在《新共和》上写到“奥威尔是正确的吗？”宣称这个作家如果活到现在可能反对东欧“共党机器”。一个星期后，诺曼·波德赫瑞茨在《哈波斯杂志》上发表文章“如果奥威尔现在还活着？”坚持认为，如果把当今政治立场的全部菜谱让奥威尔挑选的话，他可能决定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因为波德赫瑞茨本人就是如此，所以这样的说法造成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的强烈不满，他立刻回应说奥威尔就像希金斯自己一样是左派中的独立派。

　　今天，希金斯撰写《为什么奥威尔重要？》和从前的伙伴英国人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一起划定势力范围，他的博客使用了奥威尔宣传自己愿意戴教条眼罩般对事件做出反应的口头禅（看到鼻尖前面的东西是什么是经常性的斗争），把自己描述为奥威尔那样无所畏惧的思想家。以至于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在二〇〇二年在《纽约观察家》上说“这两个奥威尔的崇拜者是否存在确定谁将成为九一一的奥威尔式人物的秘而不宣的竞争吗？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意识到了，我倒要建议，让他们两个分享这个荣誉，每个人站在自己的政治基础上。”

　　奥威尔这个思想界出类拔萃的孤独的狼从来没有“政治基础”。但是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看来奥威尔是天才的叛徒。他是最初的变节者、独立思想家、言论和行动上的战士。他目睹了西班牙的内战，在那里和斯大林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作战，喉咙被击中后差点死掉。回到家后，他专心投入注定不受欢迎的反斯大林主义事业，在一九三八年发表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译者注：请参阅《学术中国》上的“重读奥威尔的“加泰罗尼亚”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819]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圈外人，往往生活拮据。而希金斯和萨利文都已经把绿卡换成了金卡，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指出知识分子当明星的渴望以及因为电台、电视谈话节目和网络提供造就明星的可能性是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理由。他相信他们今天的著作的特征就是以“低质量，而且水平可能还在持续下降。不过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已不那么突出、那么有趣、那么重要了。”

　　在当今舞台上有许多人物体现着这种滑坡，但是没有人比萨利文扮演这个角色更合适了。批评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在二〇〇一年《哈波斯杂志》上认为萨利文的思想洞察力在九一一袭击后下滑了，当他写到位于“飞地”的左派构成了对“第五纵队”的威胁。”西格尔嘲笑这个概念，即“[萨利文] 从乔姆斯基式左派的可怜的无力感中他们的荒谬行为塑造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抬高到第五纵队的地位。不管怎么说，随着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美国军队虐囚丑闻、人们对于当局的质疑，萨利文又改变立场，赶紧宣称保守主义已经迷失了方向。到了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萨利文认定他曾经称赞为新的丘吉尔的布什总统已经“失去了思想”。此后已经转向为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总统候选人地位摇旗呐喊。’

　　希金斯的情况更让人迷惑。希金斯从一开始就是左派变节者。（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里，麦尔文·拉斯基（Melvin J. Lasky）回忆了在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次会见希金斯的情景，预测他可能为了保守主义放弃托洛茨基主义）。希金斯谴责亨利基辛格、达赖喇嘛、特蕾莎修女和温斯顿丘吉尔，他把诺曼·波德赫瑞茨看作是“另外一个有胆识希望拥有真实生命的绿老鼠的道德和思想流氓。”正如紧密观察美国知识分子旅程的保罗·荷兰德观察到的，“希金斯并不渴望细致入微的判断。”荷兰德还注意到希金斯把自己看作奥威尔再世。“他对‘普通人’的崇拜让人想起奥威尔的态度。”

　　事实上，九一一事件后希金斯的颂词里出现了“高大结实的、不抱怨的、禁欲的无产阶级捍卫者,闹市区的废墟和屠杀破坏了他们的力量源泉”。但是他对于这个悲剧的著作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是他个人动员的意识、报道的职责，在经历过“从愤怒到恶心的所有感情后，让我感到吃惊和愉快的是，我还发现感情最后成为“狂喜”。简单地说就是“神学野蛮性”是最可怕的敌人”。“狂喜”这个词是关键。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激动，步波德赫瑞茨的后尘，九一一袭击给希金斯提供了世界史舞台，终于让他成为了其中的主角。

　　希金斯非常狡猾不可能承认他已经离开左派或者他现在已经选择居住在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类别之外的无主之地。即使他继续维持后来的想法,如果有的话只留给自己，不告诉任何人，但是他已经成为曾经把他称为同志的人眼中的一个仇恨崇拜者。英国议员乔治·加罗维（George Galloway）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国会为自己辩护，有人指控他和萨达姆·候赛因从事非法的金融交易，把希金斯称为“迟钝的托洛茨基花花公子”但恰恰是这样的仇恨首先让希金斯和保罗·伯尔曼等人感到振奋。来自从前的弟兄的攻击让他们确信自己成为自从苏格拉底吞下毒药后说出真理的孤独的殉道者，这才是知识分子的经典角色。

　　因为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希金斯被迫要检验自己信念的勇气。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的《名利场》中，他写到“作为一个常常鼓吹伊拉克解放的人，我已经对斗争的堕落越来越感到残酷和恶心”在描述他的后悔在曾经漫不经心地帮助推动了一个曾经阅读了他在九一一之后写的通讯要招募新兵到伊拉克打仗的年轻人，后来战死，希金斯再次向奥威尔求助。他写到“如果美国能同时产生像马克一样的年轻人，“它就拥有真正的国内安全，而不是官僚式的安全。借用奥威尔第一次看到巴塞罗那革命时使用的话语，“我马上认识到那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但是仅仅几个议题之后，希金斯就长篇大论描述自己经历的水疗美容，包括各种包扎和脱皮以及眼睑上贴的黄瓜。

　　当钱伯斯放弃共产主义运动时，他是因为相信苏联可能赢得冷战的胜利，这和希金斯和萨利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转变立场是因为相信他们在挑选历史的正确一边。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抬高就是要摔下来。这些未来的奥威尔可能实际上在一个方面确实和他们的模范类似。正如西班牙内战暴露了奥威尔轻率卷入冲突的的幻觉一样，他们对于伊拉克战争的鲁莽支持要求他们进行没有预料到的灵魂探索，算计一下他们采取的立场以及这些立场带来的回报值不值。

　　几十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或许无意地抓住了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和轻薄无聊的嘴脸，当他对于有人把他仅仅描述为记者大发雷霆时，他问“记者是什么？一个无知和浅薄的家伙，一个指手画脚的旁观者，（而不是“以坚定地行动和追求真理为目标的人”）。”从此以后，美国争吵不休的知识分子对真实性的追求已经越来越真正地言不由衷了。对于那些高傲地失去自己真正观点的难民来说，唯一永久的信念似乎就是当前总是做秀的时机。

　　（译自：“Rank-Breakers: The Anatomy of an Industry”by Jacob Heilbrunn

　　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Spring-2008/full-breaking-rank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