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洛茨基之死看斯大林的邪恶

■徐迅雷

　　《领导文萃》2006年第05期

　　作为证据的凶器曾长期失踪。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９日《参考消息》第３版《时事纵横》报道说，这把带有托洛茨基血迹的冰镐，当年是墨西哥秘密警察机构的一位大尉偷走的，这位大尉警察的女儿如今说，父亲是想“为后人保留这个物品”。

　　“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原是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红军的奠基人”。在《托洛茨基自传》的图片中，年轻的托洛茨基极为英俊，与中年的列宁像搁在左右页，那说实在的比列宁迷人多了，搁在今日，肯定受到不少女“小资”的崇拜；只是年纪大了之后，托洛茨基戴上眼镜，留了山羊胡，像个知识分子了。

　　“列宁去世后，党内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斯大林大获全胜。他所有对手几乎都遭到镇压，被判处死刑。只有红军的奠基人托洛茨基活了下来，他被驱逐出境。”这是《参考消息》报道中非常简洁的描述。与其说托洛茨基是流亡国外，不如说是逃亡国外，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他辗转土耳其、法国、挪威，皆不能安身，最后到了远离莫斯科的墨西哥。但斯大林毕竟是斯大林，世界之大，托洛茨基是逃不出斯大林手掌心的。

　　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才华横溢的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危险的一个，所谓心腹大患是也。１９２４年１月列宁逝世，在著名的“列宁遗嘱”里，列宁对托洛茨基等战友有很亲切的评价，但对当时的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评价为“太粗暴”，列宁已经意识到斯大林这位“只会做辣菜的厨师”是很危险的，所以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当时试图建立民主制的列宁没有指定这个岗位的接班人。列宁逝世后，民主集中制这锅夹生饭就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餐，斯大林等组成的“三驾马车”掌控了大权，托洛茨基变成了“反对派”。１９２７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群众集会时，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坚决执行列宁遗嘱”之类的标语(见《托洛茨基自传》)，斯大林哪能容得下这个。１１月１４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次年１月，托洛茨基被强行押送流放至阿拉木图，托洛茨基一生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变了。

　　即使托洛茨基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无法释然。在１９３７年的“大清洗”之前，已有了对“托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清洗”。对于斯大林来讲，托洛茨基确实是“危险”的，这个天资极其聪颖的革命家、思想家，选择了斗争到底。从他５０岁流亡国外始，到６１岁被刺身亡为止，托洛茨基都不停地写作、评论、出版、发表。特别是他着手撰写《斯大林评传》，别说“看”，就是让斯大林集团的人“听”着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斯大林屡派杀手，直到将他刺死才罢休，这也实在不难理解。

　　托洛茨基这位十月革命元老之死，是一部悬疑电视连续剧的好材料，实在曲折复杂、惊心动魄。为了消灭托洛茨基，斯大林当局曾专门设立一个处，来制订和实施行动计划。１９４０年５月在墨西哥组织第一次行动，２０多个杀手携带各种武器奔向戒备森严的托洛茨基住宅，射出了３００多发子弹，但托洛茨基夫妇趴在地板上，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匆忙的暗杀。后来暗杀者学聪明了，那就是利用托洛茨基身边的人，或者说是让杀手“打入敌人内部”。一位名叫梅尔卡德尔的年轻男人，因此就出了名。

　　梅尔卡德尔是西班牙人，暗杀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是他老娘，因为这个女人是具有极高政治热情而投身西班牙国内革命运动的厉害女人。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后，她受委派潜入墨西哥；第一次暗杀行动失败后，她让自己的儿子“该出手时就出手”。梅尔卡德尔能够“打入敌人内部”，混在托洛茨基的亲友当中，获得托洛茨基的信任，有赖于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女大学生西尔维亚。西尔维亚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１９３８年在巴黎她为第四国际代表大会作翻译时认识了梅尔卡德尔，后来他们一齐到美国住在了一块。托洛茨基哪里知道为自己穿梭联络欧美的通讯联络员身边，就埋着一颗致自己于死地的定时炸弹?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梅尔卡德尔登门拜访，谦逊地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请托洛茨基过目，托洛茨基埋头看时，后脑瓜就吃了一冰镐。我手头有本法国人编著的《名人死亡词典》，其中的描述是：“它把脑颅砸出个７厘米深的口子。‘这次他们成功了!’伤者被人送到绿十字诊所时低声说。”

　　当命运光临你的住宅，咚咚咚擂响你的正大门时，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命运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潜入你的后花园，钻进你卧室之窗，向你张开朋友般笑脸的时候，投出了致命的暗器。“他人即地狱，身边存魔鬼。”斯大林深得个中意味，所以他成功地给托洛茨基制造了一个“身边的魔鬼”

　　斯大林自己是１９５３年３月１日突发脑溢血，４天后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去世的。《名人死亡词典》写到斯大林之死，有这么一句话：“为了安全起见，他总是到了最后时刻，才决定在别墅的哪个房间里睡觉。”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信不过，时刻想着身边有魔鬼，连在自己的别墅里都感到不安全，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二战时的“三巨头”中，罗斯福死在斯大林之前，也是脑溢血去世。罗斯福之死与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很有意味的。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上午，在晴空万里的美国佐治亚州温泉镇，罗斯福坐在皮扶手椅上，身边是３位女士，其中一位正给他画像，突然一声“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就前仆倒下再也没有醒来。《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一书记载了斯大林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大约是在当地时间凌晨３点，他开车去克里姆林宫告诉了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惊呆了，握着大使的手足足３０秒才让他坐下来说话，然后详细地向哈里曼询问了罗斯福去世的情况；随后发了一封信给美国国务院要求进行尸检，“鉴定一下罗斯福是否是被毒死的”。在斯大林脑子里，“被毒死的”就是首选的可能。而美国人对罗斯福的突然逝世是怎么想的呢？《罗斯福正传》作者内森•米勒在前言里说的一句话，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来说，罗斯福的去世就像家中一个亲人的亡故。”

　　远处的总统被看成是身边的亲人，与身边的亲人也被怀疑成可怕的敌人，这是多么的不同啊。迟暮之年的斯大林，其猜忌多疑已登峰造极，连那些多年来忠心耿耿侍奉左右的人，他一个也信不过；用餐时，某一道菜只要没有人当面品尝过，他是决不“动口”的；他甚至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分子，所以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他突发脑溢血头一天深夜，正是在别墅里与一帮幕僚讨论“医生案件”至凌晨４点——如果他多活一些时间，不知道有多少医生得无可奈何地去见马克思。正是斯大林自己集中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句话可以决定他人之生死，甚至一个眼神也会使身边的“战友”不寒而栗，所以他时刻想着——他人时刻在想置自己于死地。这可谓极权国度权力斗争的独特态势。

　　权力之争的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体制制度所决定的。当权力交替是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决定的时候，斗争是最隐蔽、最直接、最尖锐、最形而下的；而当权力由广大的公民决定的时候，斗争是最表面、最热闹、最公开、最形而上的。

　　死亡，或是不朽的开始，或是遗臭的起点。燃烧与腐烂是不一样的。一把冰镐被藏匿了６５年不算什么大事，人的真相、历史的真相被长时间隐蔽藏匿那才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