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实面目 1

事件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流派发生了冲突。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事变中，表现了他真实的全角。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经抛散，消失与遗忘了。有些则被人们严密地藏匿起来。
我们要藉助斯大林及其亲近助手们的文章和演说，藉助于他所授意的共产国际的许多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我们文库中所藏的原有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青年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演说，这个演说是被斯大林藏匿起来不公之于党的。读者们将会自己相信其塔罗夫的供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斯大林主义的职业官僚，一个中国事变的参加者，而现在正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唤起读者注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的经过，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的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说：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作实行的口号。
一　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之上的。底下是孟什维克柏林机关报对此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方式地，表示了官方立场之正确，这种立场即是坚认有保持四个阶级联盟之必要；坚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政府里工人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它的前面。』（『社会主义报道人』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法律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作示威运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制裁劳资冲突。这个法律包含了许多项目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项目并列的还有其它的项目，他们超过了革命战争中为防卫的利益所必须的限度，去限制罢工自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颈上的绳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纱线（『项目』）。这个绳圈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必需的程度了。这是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星期。
二　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斯大林对于他的同盟者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是怎样估计它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誉的宣言中之最不丢丑的一部份（他那最丢丑的部分，是从未公开刊布过的）：
『中国的革命军［即是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求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便是给帝国主义一个打击，给它在中国的走狗一个打击，并且一般地说来，也就是表示中国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会，出版与组织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农民，假使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和政治影响之下，则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革命飞速进展的力量。』（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这篇文章，是在蒋介石被斯大林武装以后，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的日子写成的。
三　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默无一言），共产党便已减弱到国民党之可怜的附属品的地位了，那时且签订了一个誓约，不批评孙中山主义；这样，蒋介石——这确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琐事——便出来主张共产国际容许国民党的加入，他为了准备自己做刽子手，他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给他作遮饰，而他竟得到了。为蒋介石与胡汉民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国际准许其加入（算是一个『同情』的政党）。蒋介石当准备作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时还很小心地和斯大林交换像片。这种友谊的加紧，是藉布勃诺夫[注二]的旅行去拜望蒋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分子之一，是斯大林的一个代办人。另外一件『琐事』：即是布勃诺夫旅行到广州的时候，正与蒋介三月二十日事变同时，布勃诺夫作了什么呢？他教中国共产党顺从并且保持安静。
在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的许多委员会，都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为共产国际之一分子。他们忘记了在政治局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一票（托洛茨基的），而且用调协一致的口气，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参加，而这次会议正是责斥左派反对派的。在邵力子所说的许多事情中，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宣说，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将是不可思议的了。国民党奋斗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同西欧所发生的一样，如同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国家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将要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纪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里面的许多事情，当共产国际的一分子，『蒋介石同志』，即曾允许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解决一切任务的蒋介石，仅仅解决了一个：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还竟有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预言之正确』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幽默的话，那无论如何不是随意想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在这种幽默上面，深深地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
四　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列宁规定共产国际对于落后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那在落后国家中以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身上之企图。』
为要实行这个战略，那曾经允诺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
很明显的，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是很明显的，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藉以欺骗和陷害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农民与城市小市民），而是与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集团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列宁所想象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究竟是怎么的方式呢？对于这个，他也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予以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民主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应当与它混合，并且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纵然无产阶级运动还非常稚弱。』
斯大林教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同时准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似乎都是执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总括起来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五　蒋介石政府好像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驳斥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后一年，对于蒋介石政府是怎么估计呢？这我们可以从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公开言论中，看得很清楚。
这里是加列宁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一切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而中国一切阶级之视广州政府，则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助达克，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的集会上，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助达克同志，对中国的情势深加考虑之后，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一切阶级。』（『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伏洛希洛夫用同样的精神演说了不止一次。
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演说，从小资产阶级的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竟拿双倍的垃圾将他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棱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保留在蒋介石的党内，而且他还否认他的同盟者有叛变的危险，他说：『有鲍罗庭在那里警卫着』。然而蒋介石的屠杀正发生在他演说后的一星期。
六　上海政变是怎样举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据，那即是一个目睹并且参加中国革命的基塔罗夫的演辞，他是一个斯大林派，他从中国回来正当联共第十五此大会的前夜，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但他的演讲中许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斯大林从纪录中删去了，得到其塔罗夫本人的同意；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完全证明着反对派对斯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确。我们让其塔罗夫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中国革命所家的第一次伤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杀
关于这个政变，我将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早已准备着，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这个共产党政府，首先，在很久的时间中，都没有开始工作，其口实：一方面是说，政府之资产阶级部分不愿工作且怠工；另一方而便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的组成。这个政府的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说，要准备盛大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在上海这时候，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茨基按：即蒋介石的军官们）已把工人敢上屠场。军队逼近了上海，但停止进军至数天之久，他们不到城里来，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战死，他们故意延迟进城。后来军队到了上海。但是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师人是同情于工人的——那就是广东的第一师。师长薛岳颇不见悦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他同情于群众运动，因为薛岳自身是来自下层的。他最初是一个连长，到后才作师长。
薛岳到我们上海同志那里来，告诉他们，一个军事的政变已经准备好了，蒋介石把他召回司令部去过，给了他一个极冷淡的招待，他决定再不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怕被蒋诱杀。蒋介石向薛岳提议，叫他带了他的全师离开上海开到前线去；而薛岳则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同意他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註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反抗已经准备了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政变业已准备了，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师白崇禧占据了去，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纪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它究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问题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人，未曾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决死的战争。它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国，不能够发展得很快。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决死的斗争。反对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死的斗争（当它能避免的时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敌人，更容易进行他们的工作。……』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悲剧中间，斯大林竟找出反对派的错误来。实际上，反对派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那即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情势是仍然那样有利于工人，虽然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尽了一切的错误与罪恶。我们就从那故意隐藏起来的其塔罗夫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情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正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份已武装起来，而且还有一切的可能，更广大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方面来。但是每个事件和每个人，都被上级命令麻痹了。我们决不应准备决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而应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因为斯大林从莫斯科下了他的坚决训令：不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蒋介石，而且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睡下来并且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在技术的和策略的立场上，仍然为他那不作一次斗争便作惊人投降的政策辩护，这种投降，引导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走了溃散的途程。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已默无一言。大会上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完结他的演讲，因为这个报告甚至引起了他们的深切注意。但是斯大林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罗夫的描绘，从纪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个真实的历史文件发表出来。
让我们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尽可能把事变的进程涂抹，并把那实际的罪恶隐藏以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直到那时为止，斯大林派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拥护陈独秀以反对反对派的，因为他曾单纯地执行了他们的训令。但是就在那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陈独秀同志，已将不愿意作缄默的代罪人，他要公开地讨论上海事变之原因。共产国际后来放纵它的一切鹰犬出来向他吠咬，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欺骗工人，不愿作斯大林的掩饰品。
七　『注射工农血液』［于国民党］的组织者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再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正患着缺乏革命地工农血液之症候，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帮助注射这种血液，那么，情势将急剧地转变。』
何等不祥的双关语啊！国民党是正在『需要工农的血液』。这种『帮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给的：在四五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都得到了工农血液的满足的『注射』了。
论及斯大林政策中关于蒋介石的一章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业已衰落的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的证明……。』
北伐怎样尽了这个作用呀！
这里是斯大林所经过的道路。北伐竟意外地证明了是对无产阶级的讨伐，证明了他与蒋介石的友谊之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它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国工人的流血，不能引为教训。
八　斯大林再度试验与『左派』国民党联合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底下极可注意的一段：
『在上海政变以后，对于每个人都是很清楚地，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正从革命中退出。这是人所公认，而且即刻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件事与此有关的，却没有看到，即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还未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还不明了这种情形，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偶像，以为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型。』（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再纪录中三十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