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实面目 2

『在武汉政变以后，很显然的，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是令人发据的事。在蒋介石抛开革命，反对了被斯大林解除武装的工人以后，聪敏的战略家们，最后『懂得了』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但是斯大林既已承认他的朋友蒋介石已经退出，他还命令中国共产党附属于那同样的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在十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这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未曾懂得这个』。什么同志呢？是胶贴在斯大林电报上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中国革命对他是很珍贵的，但是他的自保，则对他更为珍贵。
这里，我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现在南方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革命的中心之位于何处，不是很明显的吗？在武汉！
『这是表示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它将在实际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
现在，我们最后知道了工农民主专政究竟像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着说：『因此，在现阶段上，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之密切联合的政策，具有特殊的力量与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没有与反革命的匪徒们——『左派』国民党的联合，竟说『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　反对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共产国际对于『左派』国民党，是怎样观察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
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里面，看见了斯大林的思想，『工农两个阶级政党』之实现了。
拉菲士并不是没有名的人，他最初是彼托立乌拉阁下一个阁员，后来在中国实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机关报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一贯拥护这种观点，将会引导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人，走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所宣布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要一个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国它要改变一个形式才行：「不要军阀，但要工人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注意这些坚决主张离开国民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斯大林——拉菲士的口号是：『不要工人，但要蒋介石！』『不要农民，但要汪精卫！』『反对反对派，但要拥护国民党！』
十　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武汉时代，领导的政策是什么？我们且听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再十五次大会纪录中读到的：
『当整个武汉时代，共产党中央委会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在退却的口号（在革命时代，在革命斗争的最紧张时期）之下，共产党进行它的工作，并且在这个口号之下，先后放弃一个个的阵地而不作依次斗争。以下一些事情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同意把一切工会，一切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的组织，附属于国民党；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准许，不作独立行动；决议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童子团的组织[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实际上摧毁了一切农民协会；诸如此类。』
这里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冲散人民的暴动，并且消灭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好战士。
但是这种明白的描写，是很奸诈的，上面的引证之印在纪录上，是在用几行虚点代替删节的那段以后。底下是被斯大林隐藏起来的一节：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退却理论。他们宣说：反动正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迫，所以我们必须即刻退却，藉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退却，我们将能保持此种可能，假使我们进行防卫斗争或企图进攻，那我们将失去一切。』
正当武汉的反革命，开始击破工人和农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斯大林当着左派国民党的面前，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纪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复道：
『很明显的，谁在现在要求在武汉区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之国民党阶段，也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放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
正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谈话中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他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强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展开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在这样情形之下，斯大林从没有想到，在武汉政府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可以经过苏维埃，加强工人和农民的地位。
俄国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在那个时候，论那有名的斯大林大纲（这大纲是辩护他的武汉政策的）说：
『在本质上，从［斯大林大纲］中申引出来的［路线］，是很少可疵议的，尽可能地保留在国民党内，紧黏在他的左翼和武汉政府之上到最后可能的一分钟；［避免再不利条件之下作决斗］；不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此不［给中国人民的仇敌以新的武器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移植的莫斯科苏维埃］——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聪敏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人』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开会，就是当武汉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关于中国部分，还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地唤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进行一种鼓励，教他们加入国民党，要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之有力的群众组织。』
『加入国民党』，即是表示把自己的头，自愿地送上杀场。上海血的教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让它空空地过去。共产党员，如同从前一样，已经被驱使得变成赶牛人，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赶牛，并且变成了汪精卫和他的伙伴之『工农血液』的供给者。
十一　斯大林主义者试验内阁主义
虽然有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组织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但是斯大林还实行他的国民党政策，而且试验内阁主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农政部长——真是典型的人质位置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训令之下，为保全联合战线，竟破坏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指令，是经常地从莫斯科用电报拍到中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
我们且听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怎样形容共产党的『内阁主义』再实际中的情形吧：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的部长』。底下的演辞，便从纪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便不与其它的一切部长们聚会了，他们不出头露面了，可是在他们的部里，位置了上百的官员。当这两个部长活动的时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法令，使工农地位较优的法令也没有颁布。这种应受责难的行动，还不算稀奇，还有更可责难更可耻的结束。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的辞职，竟没有发一个政治的宣言，在这宣言里面，他们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者，你们是奸贼，你们是叛徒，我们再不愿与你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宣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则甚至写道，他无法纳广大的农民运动于正轨，所以他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的部长，竟声明他不能纳农民运动于正轨，那么谁能呢？军人能够，没有别人。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之严酷压迫是合法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演说和论文，在一切人的心中还非常新鲜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不能被印出来，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轻轻，但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福利，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领导中国的内阁主义说一句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无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正轨，其塔罗夫对这抱怨虚伪地发怒。可是其塔罗夫势必知道这正是斯大林放在谭平山面前的工作。谭平山再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训令，并且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报告，说他是怎样努力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那即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训令他约束农民运动，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参谋部。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还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茨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立即建立两重政权，并立即采去打倒左派国民党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是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之重复！是要跳过革命中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段。』
这里我们看见反托洛茨基主义之赤裸裸的本质了。它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与农民的革命。
十二　领袖与群众
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都被『领袖们』利用，用它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重的斗争。底下是其塔罗夫的陈述：
『劳动大会［在武汉开的］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并且当它最后集会时候，也没有任何企图想把它用作为抵抗的组织。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其目的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之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用我的演辞警告了他们』。）』
洛夫佐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运动家，其实中国的工会运动家，就是被他的空洞大话弄得混乱不堪的。洛佐夫斯基在中国现地看不见任何东西，不懂任何东西，不能预见任何东西。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的头，已经被挟在蒋介石的铁铐之上，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是怎样地欺骗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被击溃以后（由于各种『总书记』的帮助），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运动家，说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们知道，这种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洛夫佐斯基之豪勇的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领袖们』的技巧，看出他们整个机构，及他们的全部道德！
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有了三年的错误，可是那时上海的情势还是有救的，如果我们把蒋介石不当作人民的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来迎接。更有进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员还仍然能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他们是要服从『左派』国民党的。其塔罗夫对于左派国民党所举行的第二次革命中之最辉煌的一页，加以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这个政变，是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在长沙，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武装军队则有两万人，其中农民占大多数。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可是军事领袖终究握住了政权，枪杀了所有活动的农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并且建立了它的专政，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之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一之次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多数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的，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陈独秀在这封信上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队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纪录三十四页）
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是在警卫着！』——中国共产党员，都奉命维谨地执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不要与特选出来做民主革命领袖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投降，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举行的，那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遵从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毁灭了群重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我以为我有责任宣说，虽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犯了很长久的空前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教他们负机会主义之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另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主义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纪录三十六页）
无疑的，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特别的自我牺牲。他们与革命一道，被机会主义的领导毁坏了。这种领导，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领袖，而是那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人。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　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开了非常会议，它惩罚那以前执行莫斯科训令的领导为机会主义政策，即是惩责它的全部过去，并且决定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正在广州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其目的是在表示斯大林在中国策略上之政治胜利，藉以遮掩他对俄国反对派的放逐。
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群众还非常销沉的时候，广州『苏维埃』暴动竟急促地组成了，工人们的行动是英勇的，但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是罪恶的。广州无产阶级之新的溃灭，消息传到之时，正是十五次大会开会之日。如此，斯大林之击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是当他昨日的同盟者蒋介石打毁中国共产党员之日。
起草新的清单又是需要的了，这即是说要再一次把责任移转到执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
『许多省军，都一致地向红色广州进攻，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最大的最长久的缺点，正在于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分化运动太不充分。』
『最长久的缺点』！这是不是说，去分化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若是的，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斯大林于一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机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不是徒手人民反对制度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在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描画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常这些军队击碎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的前段，这同一的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民众。』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在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可曾见过像这类的事情吗？
十四　盲动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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