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盛世”里的知识分子-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盛世》缘起 

　　想到大陆来写个小说，是2000年搬到北京的主要原因。我在1998年写了长篇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关于香港的，然后就想写一个大陆的题材。但是一直到2009年都没写出什么。 

　　我1992年到1994年来过大陆，然后去了台北，中间有来过大陆，每一次都觉得大陆发展太快了。到2000年再回来，基本已经是两个样子，而且很明显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大陆，所以我一直想快点回来，写大陆新情况的东西。但是，原来这么难写，表面认知很容易，然后会经过一个阶段对自己非常怀疑，到底自己了不了解大陆，来来回回几次。每次觉得自己差不多知道了，又会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出来打乱，让我发现自己真的不了解大陆。其实外商很多人都经过这个阶段。比如1992年一进来我要做文化投资，从港人的角度就是市场运作，看杂志能不能赚钱，这是唯一的考虑。到大陆我们需要找合作伙伴，但是选择合作伙伴除了钱之外还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因为当时都是国家的刊物，所以它自己的位置、在单位的前景都是考虑因素；也有谁说了算的问题，一把手说了不算，因为一个副手不同意事情可能也不会成。我觉得每一个外商没有两年的经验都不应该下重大决定。 

　　有关大陆的题材，第一个我写过上海，因为我自己是上海出生的，后来去了香港，家都是在跟上海有关的社群。所以从来都对上海有很大的想象，觉得很亲切。然后因为香港也很流行张爱玲的小说，我看了她的传记说她在美国的时候想写个英文小说，ShanghaiLoafers，上海闲人，我想我也应该能写一部，这个圈子我比较熟。但是都写不出来，就算是写上海人，必须要写到他们的过去，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写来写去觉得自己很没有底气。 

　　想法真正成形是2008年。我觉得2008、2009两年是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我经过中国好几个阶段：1992年我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前进来的，气氛跟南巡后完全不同，后来总是说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1994年我走的时候已经施行宏观调控了，气氛又不同，如果你是从外面进来的，会觉得真的变化很大，一会儿都在谈什么都能做，一会儿什么都不能做；到2000年前后又是一个大变化，申奥、进入WTO，气氛整个乐观起来；更大的变化是2004年SARS之后，SARS期间大家都很安静，一过后什么都非常快地起来；但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像2008年这样看得这么清楚，除了经济上更富更强，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年轻人的心态也看得很清楚。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就是我小说里面的“盛世”，可以说从这一年就更成形了。 

　　其实这个词不是我创的，越来越多中国人这样看自己，到2009年外国人也这么看中国。这两年真的有很多中外媒体在使用“盛世”这个说法。西方出现金融风暴，中国好像有点危机，但是一下也没事了；再加上奥运，等等。所以到2009年1月，我觉得可以写了，有时候你需要客观形势整个定型了，你才能写一个时代的东西。以前很乱的时候我还很难组织，但是2008年之后，现实帮我组织好之后，我的小说架构就出来了。真正写起来很快，1月开始写，到6月完成，中间还停了几次。 

　　知识分子不能放弃思想 

　　盛世的主要表现是自信心、自豪感，有点兴奋过头，对以前的一些想法都有反思——这个反思有时候也会矫枉过正。基本上中国的现实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富，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而且是会继续往上走的超级大国，这是无可否认的。问题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特别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国，这个我们正在看，这部大戏刚刚开场。 

　　其实书里我说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很可能最后不是这样发生，因为这个可能性建基于外部环境怎么改变，也建基于我们内部有些什么政策能对应。如果不是完全这样走，就不会有我描述的这样的盛世。不否认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一种可以用“盛世”来形容的格局。 

　　我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只是从写小说的角度关注一些皮毛，都是公开的资料，一点特殊的资料都没有。我关注的渠道是关注大量的媒体，但更重要的是找一些有想法的人聊天，不一定是大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人，只要是反映他们真实性的东西。官员、生意人、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都有。 

　　我所写的主要还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还是偏向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谈的说的事情。他们有些是学院的，有些是媒体的，我2000年以来主要是跟他们来往，所以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他们的性格，过去的经历，然后再创作、虚构。 

　　我的小说的主要目的，是让不同观点的人在一个文本、一个载体里面都发出声音，读者能感受到不同的观点。在我个人来看，这个肯定不是最坏的选项，是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余地。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是在走这条路。其实长线看我是乐观的，但是短期这几年我略带悲观，这几年有几次波动，尤其是经济上，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我也希望中国能过这些关。究竟按照怎样发展，也不是个人能把握的，我只能说做好自己的事，努力说点真话吧，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这个责任感。 

　　这部小说的潜台词是，如果盛世出现，中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将如何自处？包括老百姓应该怎么自处，这都是需要有人发问的：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我个人的倾向是，如果是知识分子，必须要有自己反省的能力，他不能完全不去做思想的工作，不能每天在星巴克喝咖啡就满足，别人可以，知识分子不能。其实总的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全世界会怎么样，会不会像以前很多西方论断的认为，会有文明的冲突啊，大国崛起就会打仗啊，西方不会让中国崛起啊……我觉得也许可能有一种新的局面出现，中国提出美国当时的门罗主义，美国在东亚方面退出一点，中国保证它一点能源的进入，能伸出友善之手与日本和好等等。有点一厢情愿，但不是完全没可能。 

　　知识分子不能一进入体制就说官话套话 

　　现在不是很多官媒在说西媒捧杀中国，其实只要我们自己不要捧杀自己，问题都不大的。但问题是往往我们自己也在捧杀自己，每一个大国在发展崛起的过程中都不应该这样子，而是需要一些清醒的讨论。但是现在我观察到一个倾向，现在政府，或者与官方有关的企业，他们的官话、套话特别厉害，这个比我在1992年到1994年时感受到的更厉害——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反而想躲开这套话语体系。现在各个阶层都恢复了官话套话，压着问题的真实性，导致我们没有真的好好面对现实。其实就是在现有的机制框架里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态度改变。比如说政协，其存在的初衷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做监督、提醒，但是现在政协有些人也都是官话套话，连建国时候的目的都没达到。其实政协应该成为说真话的地方，这个是现有体制内就存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曾经做到过，现在我觉得是官场风气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在政协里面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起码他们受过很高的教育。说真话是最基本的，不要说官话套话嘛，这样社会怎么进步呢？现在从大学应试的课题到官场都是这样，越是精英大学，指名道姓的话比如清华，越是这个样子。这是对国家很不利的事情。我们现在需要很清醒：我们是挡不住的大国崛起，但是要怎么走这条路，需要让有知识有见地的人发言，表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能纠错。现在我们很多纠错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要真的出了大状况才会纠错，就是因为过程中没有更多的声音，没有必要的负面反馈参与进去。我是很赞成我们要谨慎的，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要非常理智的做，上上下下大家要有共识，社会必须要稳定。这些价值观我都很赞同，但是必须有人要说点不中听的话，这个窗口要开着。 

　　中国的知识分子族群是非常庞大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上的投入也很大，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当代的做法。知识分子很多是在体制内做事，中国的崛起对很多知识分子而言也是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对科学家而言，现在有这么多科研经费，可以做甚至外国科学家很羡慕的项目。国家富强之后，大家可以背靠大国做事，包括国家崛起，体制就需要吸收更多知识分子。他们在体制内越多，不见得是坏事，甚至是好事，整个的管制水平会提升也说不定。但是我一直在说的前提是，知识分子不能一进入体制就说官话套话，这样进去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下去整个社会很容易走歪。现在只有依靠知识分子在理性和沟通的层面在上层调整过来，不然就需要社会力量来调整，这样说不定代价就很大了，因为只有出现几项大的状况，甚至是失控状况，社会力量才看得到。 

　　现在有点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自己把声音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再听听有什么声音，然后以为这个声音就是民意了。其实这是自己筛选后给自己听的民意，有点在自我麻醉，觉得声音都非常和谐，因为不和谐的都过滤掉了。我整天没事做就是看报纸看杂志，觉得这个变化非常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现在特别听不到。不过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提出解决途径，我不是能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只是把这些现象写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思考。 

　　《盛世》不是预言小说 

　　我自己并不是比其他知识分子更知道中国的情况，也不见得比他们更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但是我希望能把他们的东西用文字组织起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相信一个文本里面看到不同声音，跟分散的文本里面看到是不一样的。小说有一个功能是能说一些暧昧跟复杂的现象，让读者寻找一个新的感觉出来，可能现在中国就是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词语、想法、感觉，跟以前描述的不一样的，其他的学者可能会把它变成理论的语言。但是如果没感觉到，你只能用以前的理论来认知。所以小说有时候可以贴近现实。比如说现在的农民工、蚁族，真的要有人写出来，你感觉到了，才可能会想应该怎么办，不然你只从社会学阶层的理论去想，根本找不到出路。 

　　现在海外有一些大的文学批评家，比如王德威、李欧梵、刘绍铭，都马上写了评论，年轻读者看这本书就是增加了对中国的理解。我对海外读者的期待就是这个小说能填补他们认知上的不足，我想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与现实有点距离，或者抱有某种成见，看过这本书之后会有点进入中国的状态就好。大陆的读者呢，因为我这个小说是知识分子小说，读者对象也是知识分子，只要他们看完说“挺靠谱的”，那我就达到目的了。因为虽然挺靠谱，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一本小说，但是没人写过。现在有人写了，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起码靠谱，已经做到一个起步点，今天的状况有一个文本了。有些大陆朋友还用比较好的词，说好像搔到痒处，有些就说你把我们终于聚到同一个大门外了，还有人批评说我没有把门打开看看里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开，也有人说你说了一些大家公开的秘密……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到底是一个外地过来的，能写到他们认为里面有相当大的真实性，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恭维。 

　　各种结论也不一样。大部分人一看到这个书，他们就会联想到他们熟悉的小说，比如《1984》，这是大陆读者几乎第一个都会联想到的事情，这就多了一种文学上的联想。海外读者不见得，他们就是想看到中国现在的状况。《1984》其实跟现在中国的状况不太相近——我说不太具体，因为我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现在故意不去重读——那个感觉是很闷很压抑的，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喜洋洋，这是我书里经常强调的。但是大陆读者都一定会拿这个作对比。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做生意的人，甚至跟官方经常来往的人，他们都觉得有意思，有点想法。所以暂时的反响是相当正面的。文学上的不足、文字上的或者人物上的不丰富，这类批评都有，但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 

　　正巧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出来，媒体经常会放在一起讲。也有很多国外的人在写，要么中国统治世界，要么中国威胁世界，但其实我不是预测，我写的是很浅白的现实主义小说。只是为了编故事，我把它放在2013年，情节可以更夸张一点。如果真的是写未来小说，不应该放在这么近的年代，应该放在三十年后没人可以印证的时间。现在这种手法我想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2013年是不是这种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而是说今天已经是这样子。但是这样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就是，一拉到2013大家就自然想到《1984》、《美丽新世界》，王德威就说想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六十年后的中国……这种未来小说、预言小说的感觉马上连在了一起，这个使我的书的阅读增加了很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