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照：民主的前景和宿命-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前按：近期“共识网”头条刊登了王力雄《民主2.0——从数量民主到矢量民主》一文，其独到眼光把民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看的十分透彻，尤其难得的是其致力于如何真正实现民主理念的方法论探讨，并具有数理逻辑的严谨。因而，可谓是升级版的民主设计。只是不要忘了，在中国，专制或集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且也是最早现代化的，恐怕早都专制3.0了吧。 

　　我们不好指望在一篇或几篇文章中就能看到解决一切的万能药方，只要有超出我们局限的一点创见就已经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还不止一点了。如果说战胜民主是比民主更高明和更强大的话，那么战胜专制就必须是比专制更高明和更强大。我们的研习当是系统的、开放的、积累的、承继的与合作的，我们当能够在阅读中自觉的集思广益和融会贯通。因为虽然在宇宙的绝对真理面前我们都有点像是盲人摸象，但这更需要我们所有这些盲人能及时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协作和相互对接，以期能够如玩宇宙拼图游戏一样，接近绝对真理这头大象。 

　　这里想补充的是，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基本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制度和因素。或者说，民主并不能够通约和解决一切。如果非要从民主作为切入点来分析，那么必须明白，民主的一个根基是自主和自治（包括分权和分治），而另一个根基就是理解和同情（也就是看透或领悟人实际是所有的可能和可不能性）。甚至可以说，如果民主是缺乏同情和爱心的或是充满嫉恨和暴虐的，这个民主不要也罢。不仅如此，民主一方面是协商与合作的，另一方面就是授权和委托的（代议制的选举就是一种授权和委托），因而也就包含着纵横两方面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全体一致的意愿、委托和信任，就是一种民主的集权或民主的领袖而非专制或独裁，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极端分布形式，即全体同意、共识或自愿服从的情形。或者说，自由和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自愿而不在于是否集权，如同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仁爱和明智。 

　　没有自由、自主和自治的民主，本身就已经丧失了社会本源，而缺乏纵向与横向分工的民主，其一锅煮的混杂和负担又何以堪？更具体而言，没有个人自由乃至没有媒体自由、教育自由、探索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所谓的民主还如何是好？所谓的选举又能选出什么呢？也一定不能忘了，一国的统治者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养育出来的。不是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而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这大概就是另一种鱼水关系吧。因此，改变统治者的根本是改变国民和我们自己，这也就是自觉和启蒙的伟大意义。 

　　民主宪政就是用理智和公道限定民主的，如同君主立宪就是用理性和公道限定君主的。更简单的说吧，没有自由和自主，怎么可能有民主呢，尽管有了自由和自主并不一定有民主，因为还必须有自知和自律，分工与合作等等。在民主里头，如今融入了太多的意思或被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但对实现民主的要求、条件、方法、成本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民主等等的考虑、努力和实验却远远跟不上我们对民主的期望，此甚可忧也。人生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我们想要什么，第二我们凭什么得到？用到这里，当我们想要民主的时候，就要问我们凭什么得到民主？这里请不要用什么“天赋”来回答或糊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仅仅希望和呼喊民主，是永远不可能民主的。自由和民主是必须实践和付出的，而且必须是从自己和周围开始的，比如就在自家、单位、社区、网友和朋友圈中开始协商、互助和自治的公民实验。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独立和自主已经是一个人的民主，而两人以上的协商、共识与合作已经是公民社会的雏型了。如果我们和周围人都达不成共识、也组织不起来或尿不到一个壶里，甚至还忙于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更何况要在陌生人之间、全国乃至全球实现民主呢？民主的牢靠基础一定是共和的。没有共和的民主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或个人的战争和否决，如同没有共和的君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战争和否决一样。 

　　其实，即使是专制者和专制统治，也不是什么天赋的，用大白话来说，天下是老子提着脑袋打下来的，不是他奶奶选出来的。当然，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天下能打下来吗？（参见“中国政体分析”中有关“武装竞选和暴力投票”的论述）或是属于蒙古成吉思汗式的征服吗？何况，征服世界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甚至比协商和民主还难呢。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历代帝王所无法实现的全球梦，就是因为资本主义靠的是自由和贸易而不是掠夺和霸占，以至于武力只是资本主义推广贸易和市场的工具而已。文明的诞生和普及，本身就是因为认识到野蛮或强迫是很蠢和很不划算的。 

　　自由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所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只要有足够的胸襟和认识而非偏私和偏见，就不难发现：只有自由民主、公平互利、分工协作和友爱互助，才是有利于每一个人的康庄大道和社会体制；而自主和自治、不同程度的分权和集权，应该合理对应人们和社会从个人到全体的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需求、不同利益、不同关系和不同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仍旧是一种不公正，而一个团队或民族被公认的领袖或领导者，已经是多数服从少数或个人了。我们当服从的是真理和公道而不是人数。那个古希腊的民主审判，凭什么有权剥夺苏格拉底的生命？ 

　　在这个本来差异变化的世界里，真理或错误乃至各种制度设计也应是差异和变化的。当真理或错误不能确定的时候（因为还有未知和意外），需要的就是分头或共同的认知、实验和比较，而不是什么个人或少数服从多数。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始终意识到这个宇宙还有决定乃至超越自主、君主、民主或党主（包括极权或专制）的本源、权威和价值存在，这可关系着人类的未来出路、可能空间和最终归宿。由此来看，以往宗教迷信最谦卑和最睿智的地方，就在于明白这个世界不仅是由我们人、已知和意愿决定的，而且还是由非人、未知和意外决定的。不仅如此，以往人类的历史呈现着越往远古就越是由非人、未知和意外所决定的命运，并以新的千禧年为根本转折点的。（张东照 新政法讲习笔记2010-3-18；2010-3-19；2010-3-28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