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缺钱的政府才民主-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英国议会一向被政治学家誉为“议会之母”，其历史可追溯到800年前的《自由大宪章》。而《自由大宪章》的出现居然是因为国王缺钱。 

　　征税逼出来的民主 

　　中世纪的欧洲各国，贵族和骑士都有封地，国王不能随心所欲，征兵征税超过一定限度会受到抵制。平时还能相安无事，一旦有个天灾人祸，国王就得看贵族们的脸色。签署《自由大宪章》的那位英国国王，外号叫“失地王”。这个无能的国王在欧洲大陆上屡战屡败，几手把领地丢了个干净，穷困潦倒地回到英格兰。国库空无一物，他想要收复失地，便加倍征税，结果遭到贵族们强烈反对。他被迫于1215年在《自由大宪章》上签字，认可“未经同意不得征税”等原则。议会从此应运而生。 

　　别以为有议会，民主就实现了。国王容忍议会存在，只是因为缺钱花，想征税，才暂时服软。没过多久，他缓过劲儿来，马上就翻脸不认账。以后的英国国王也都跟他差不多，只有缺钱时，才会把议会当回事，接受对王权的制约；只要经济上宽裕，国王的权力就会膨胀，议会即使不被解散也形同虚设。直到17世纪以后，英国王室的财力每况愈下，国王长期依赖议会拨款，经几番较量，英国才完全树立民主宪政体系。 

　　相对来说，如果国王财大气粗，民主就没什么指望。比如，法国王室从14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也正因王室太富，不需要通过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为其征税，这一时期 法国的议会制度跟其它西欧国家相比，发展甚为缓慢，到大革命爆发前，法国一直是西欧很专制的国家。西班牙也是如此。西班牙1188年就有约束王权的议会，比英国还早。可是，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后，大量金银财宝被运回西班牙，王室腰包险些胀破，议会的作用便慢慢消失，几乎成了橡皮图章，王权变得越来越绝对。 

　　由此可见，只有当国王缺钱需要征税的时候，民主才有机会。 

　　中国皇帝也会低头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盛行也很好理解。中国古代讲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加上国家大，人口多，每年收的田赋和人头税就能把欧洲的国王们吓死。皇帝不缺钱，自然也就与民主无缘。不过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候，皇帝手头紧，也会低头。 

　　最明显的要数19世纪的清朝。对大平天国作战的军费、鸦片战争的赔款，几乎把国库抽干，小农经济也濒临崩溃，田赋收不上来，晚清政府是真穷了，只好巴望厘金和关税这两种贸易税支撑局面。这些税不仅不能硬抢，还得放水养鱼，才能越来越多。于是，商人们一夜间获得几千年来少见的政治发言权。 

　　20世纪初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商人通过参与地方自治而实际参政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市民公社甚至为清一色的商人，职能涉及城市自治的方方面面，诸如商务、建造工程、教官、水利、慈善、卫生、交通以及地方财政等。 

　　晚清商人还是推动立宪运动的强大动力。以国会请愿为例，请愿代表一发出号召，各地商会纷纷致电，誓作后盾。最后，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立完。在此后设立的各省咨议局中，商人们也拥有极大的发言权，不遗余力地限制政府的权力，迫使各省总督、巡抚将预算与税收交由咨议局讨论，否则停止开会。 

　　所以，即便如中国皇帝般专制，权力也不是所有时候都能通吃，只要缺钱就得低头。 

　　发行公债创造民主 

　　从英国的历史看，似乎是征税缔造民主。不过荷兰人证明，发行公债也可将国家引向民主之路。在16世纪中期以前，荷兰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因宗教原因受到西班牙的迫害和剥削，从1572年开始，荷兰人发动起义，将西班牙军队驱逐出境。当时的西班牙是欧洲第一帝国，直接统治的人口就达2000万，手里攥着大把的美洲白银。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弹丸之地。人口不过150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成为西班牙的对手。但是，荷兰在市场上发行大量公债，让投资者自由认购，靠这种方法筹集军费，跟西班牙相持80年之久，并最终赢得独立。 

　　荷兰发行这么多公债，债主多是市民，他们对政府的信誉不放心，于是需要监督政府，而政府“拿人家的手软”，无法拒绝市民的要求。这样，荷兰的3级议会制度应运而生，非常严格地监督公债的使用。民主制度就这样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有了3级议会强有力的监督，荷兰政府就不敢胡乱花费公债，并都要按时偿还公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就能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来购买公债。如此良性循环，荷兰政府越来越富。 可见，发行公债是富国利器，但要想发行成功，政府就必须通过民主机制获得人民的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债也成了民主的催化剂。 

　　政府缺钱才服软 

　　不论是征税，还是发行公债，原因只有一个，政府缺钱。因只有当政府的开支不够用，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地征税时，权力才可能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由此，我们可总结出一点，那就是民主多会在政府穷困潦倒的国家出现。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越专制，因他们不需要靠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朝廷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依赖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发展，比如英国和荷兰。 

　　到了现代，君主专制已没有了，但这条规律仍起作用。通常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有些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和前东欧。相比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很多都是私有制国家。 

　　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就是国家的财产，国有企业越强大，政府就越有钱。国富民穷，必然迫使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时，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所以，现代的民主国家不能拥有财产，至少不能有太多国有企业，而是让政府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税收不够用时再求助于公债，这不仅仅是财政上的措施，更是向民主社会迈出的实质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