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仅仅是记忆——读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记忆原来不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还是一个哲学、伦理学、社会学问题。这是我读了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马各利特的〈记忆的伦理〉》一文后才知道的。马各利特的思绪和理念总是另辟蹊径，一年前看过有关他《正派社会》一书的评论文章，就感觉马各利特对人类社会的描述是低调而中肯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是公正的、和谐的，能够达到正派的程度就非常幸福了。那么什么是正派社会呢？马各利特对正派社会的的标准也定得十分地低：不羞辱。不羞辱别人和不被别人羞辱。这个不被别人羞辱的别人不光是你或他，而包括一切可能成为羞辱的施与者——制度、种族、传统、文化、性别等等。而对中国人来说，羞辱别人或被别人羞辱已经成为一种内嵌于灵魂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羞辱别人成了幸福和快乐的主要源泉，而被别人羞辱则成了被“认同”的唯一途径。曾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根本目的在于被“认同”，如此说来，如果我们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就必须被羞辱。而《记忆的伦理》一书，则是马各利特把个体的人逼上心灵的悬崖，剥光所有语言的外衣，只让记忆暴晒于阳光之下，从而向世人展示我们的灵魂。

一、道德和伦理

马各利特从一位以色列军官遗忘被自己人误杀的士兵的姓名一事中，感到了人的记忆或遗忘的背后是道德和伦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记忆更多地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这是因为马各利特对人类的道德与伦理作了区分，他认为，“‘伦理’关乎的是对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而“道德”关乎的是我们对一般人或对人类的责任。前一种关系深厚(thick),后一种关系浅淡(thin)。决定浓淡差别的是共同分享的过去和记忆”同时，“‘伦理’或“道德”所涉及的人际间关系有所差别,伦理和道德着重的价值也有所不同,“道德关乎尊重和羞辱,”“伦理则关乎忠诚和背叛。”伦理主要是对“自己人”的,道德则是也兼及“外人”。伦理总是有一个“我”的中心,因此有倾向和偏好;而道德则是普世的,不偏不倚的,我他无别是道德的条件。对“自己人”的要求是和对“外人”有差别的”（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下简称徐文）。而那位以色列军官与士兵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就是有着特别浓的关系，因此在马各利特看来，军官所犯的不是道德的羞辱之罪，而是伦理的的背叛之过。

马各利特还认为，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caring)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我们可能记得自己不关爱的人,例如念念不忘的仇人,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记得自己关爱的人。

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引自徐文）。

下面我试图对马各利特的上述观点作一些中国式解读。
首先，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谓是马各利特道德与伦理之分的中国版。敬重自己的父母关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伦理，中国人叫天伦，而及人之老与及人之幼则是道德。伦理是道德的基础，没有伦理，道德就无从谈起；但道德同时涵盖了伦理。余姚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对自家人也这么差，对别人会好介？应该很好地说明了道德与伦理的关系。丧失伦理的人一定丧失道德，但丧失道德的人却不一定丧失伦理。

其次，马各利特把记忆看作是一种维系深厚人际关系的责任。因为记忆不光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还有情感的记忆，而情感记忆的结果是引起人的关爱。“记忆是维持(人际)浓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关系,也才有伦理”。事实上中国人特别看重记忆的重要性——并把对人际浓关系的记忆外化为某种礼仪、程序、物品，如修家谱、一些家具物品的世代相传、高悬祖宗的画像、清明上坟、春节走亲访友……。反之，原先具有共同记忆的群体，由于失去了这些外化的东西，老死不相往来，渐渐地便不再有这些共同的记忆，也就是不再有这种浓关系——伦理关系。比如，我与北京的表妹，本来是有着直系血亲关系，但三十年未曾谋面，结果自然是所有的记忆都荡然无存，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伦理关系引起的各种记忆和关爱。

毫无疑问，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正在努力遗忘一些东西，比如遗忘乡下的亲戚，遗忘贫困的朋友，遗忘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伙伴。不仅如此，为了遗忘的彻底性，我们甚至还以种种借口拒绝一切可能唤起这种记忆的行为和交往，用我们余姚人的老话叫断六亲哉。现在看来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丧失了记忆的伦理责任，即试图拒绝或逃避那些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当然，产生这一现象并非全然由于我们个人道德素质的低下，更多的是因为巨大的社会变迁使然。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如马各利特所说的，是一种把权力、利益、物质欲望等等看得比人际的交流、承诺和信任更重要的社会，我们因此选择那种各自孤独存在的人际关系，马各利特把这种社会称之为散沙型的群众社会。他还引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人际关系几近一个精神失常者的怪异现象:“美国荒诞戏剧的代表性作家阿尔比（Edward Albee）的《一个孩子的戏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先生非常轻快地向观众讲述一件往事。他和两个名字很平常的年青女子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一个面熟的老妇人,他先把这两位年轻女士的名字介绍给老妇人。但当他要介绍这个老妇人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老妇人对他说,“孩子,你记不起妈妈的名字了吗?”剧中这位先生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不可思议的病态遗忘,这个荒诞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和我们有距离的人物”(引自徐文)。当然，我们只是与责任、与道义、与贫困、与同情心保持距离，而与达官显贵、与胭脂佳人却保持亲密接触。

二、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

马各利特虽然也认为“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联接必然是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这种个人的记忆在心理学上称之为“闪光灯记忆”。但在马各利特看来，“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这是马各利特所说的“共同记忆分工”(synchronic  mnemonic division of labor)。它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但这不等于每一个人有责任记住一切。保持记忆的存活也许要求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至少应该有一些记忆,但要求也仅此而已”（引自徐文）。马各利特还提出了“历时记忆分工”的概念，它指的是,“作为记忆群体的一员,我与前一代人有记忆的联系,他们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记忆相联,如此类推,直到直接见证事件的那一代。”。这种共同记忆分工与历时记忆分工使集体记忆成为可能。就象个人记忆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我们的伦理责任，集体记忆的意义则在于唤醒我们的道德责任，尤其是通过对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事件的记忆，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马各利特把这种冷漠或遗忘称之为“二度杀害”。英国历史学家科肖（Ian Kershaw，《希特勒传记》的作者）说过，“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这句话在中国我想完全可以改作：“通往文革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我还由此感到FM兄常常鼓励我写一些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文章的意义所在。尽管我的这些记忆只是个人的闪光灯式的记忆，但这恰恰是我们对毛时代“共同记忆”亦即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马各利特还强调记忆可能成为外力控制、操纵和利用的对象，即有人把“记忆的伦理”误解或故意歪曲为“记忆的政治正确”。马各利特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传统主义，并担心传统主义会把过去营造成一个用来支撑某个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神话。他引用英国作家拉尔夫.英格(William Ralph Inge)的话说,“一个人可以在刺刀上造一个王位,但却不能坐在上面。”越是靠刺刀得到的王位,越需要武断营造某种正统的传统,某种单一的、决不允许别种解释的“光荣历史”神话。马各利特的结论是,“在传统主义和非民主统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引自徐文）在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的同时，传统主义者还习惯压制不同记忆的存在。对于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想应该不难理解马各利特的这一观点。在从《东方红》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光荣神话占据我们全部记忆空间的同时，对其它一切记忆都当作牛鬼蛇神，甚至不惜采取暴力的手段把它们横扫出局。

三、遗忘、宽恕和悔过

在讨论“记忆”时,马各利特特别提出了“原谅”和“忘却”的问题。群体内部过去发生过的各种严重伤害是人际和谐的重大破坏因素。这些严重的伤害可能是个人对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对群体的,社会的某个利益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其他成员的。除非能认真对待这些严重伤害,努力弥补伤痕,争取和解,社会和谐不可能真正达到。（引自徐文，下同）认真对待过去的严重伤害要依靠“宽恕”,而不能要求“遗忘”,更不能强迫遗忘。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既原谅又忘却。在世俗社会中,群体共同承担和面对过去的创伤记忆,这当然不是为了将某一方诅咒为非人,然后名正言顺地将之消灭。革命暴力就曾这样对待过记忆。伦理政治的理想和革命暴力不同,它要实现的是宽恕和和解,摈除暴力和报复。伦理政治因此不得不特别重视宽恕和忘却的关系。

在伦理政治中,宽恕不是将非正义的过去一笔勾销,一忘了之。宽恕是对过去的人际恩怨不再计较,但不予遗忘。马各利特将这样的宽恕比喻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礼物”。礼物所起的是维护人际互往关系的作用。送礼和接受礼物,都是在接受一种礼尚往来的义务和约束。同样道理,宽恕应当对被宽恕者有约束的作用。被宽恕者理应诚心接受宽恕,并与宽恕者一起建立一种高尚坦诚的关系。伦理政治便是要不断在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中促成这样的和解。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对他人有非正义行为或伤害者更是没有理由命令或强迫被伤害者忘记过去,并甚至为此篡改过去的历史真实。就象赠送礼品一样,受伤害者理应宽恕,但并无非宽恕不可的义务。和记忆一样,宽恕是一种以意愿为前提条件的行为,因此,它们本身就是某种价值选择的结果。

马各利特的以上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决二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西方政府总是习惯于为历史问题向世人道歉，如最近的布莱尔为英国的贩奴历史道歉，现行的德国政府为纳粹政府向犹太人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慰安妇向有关的亚洲国家道歉。二是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痛苦和仇恨的记忆，而马各利特则告诉我们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