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养虎遗患，共同逼宫—评十三家媒体的“共同社论”

养虎遗患，共同逼宫——评十三家媒体的“共同社论”　　

贫道最近偏居天涯海角，今天才看到以南方报系为主体的所谓十三家媒体在　3月1日　就发出的“共同社论”。社论以宪法“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迁徙自由”为法理基础，控诉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至今仍时时困扰着广大民众”。质问政府“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最后“敦促有关部委加速户籍改革。”一副为民请命的气概。好像只有他们才是农民和农民工的代言人。　　

大家会奇怪：这些年来，鼓吹牺牲“8亿多农民”是“很有必要的”的厉以宁，声称“12亿农民……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却说现在的“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的张维迎，还有明知“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却极力主张涨春季火车涨价的茅于轼和吴敬琏，一直是南方报系等这几家媒体的座上宾和发言人，哪里可怜过农民。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早在上世纪末就有讨论了，呼吁取消双重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也没见南方报系有什么响应；宪法上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文，也几十年了；农民工收入将近二十年不涨，农民工缺少保障，主要就发生在南方包需的眼皮底下，也没见他们正儿八经地就此向中央发过什么社论来为农民工维权说话。而且户籍制度改革最近已经开始有实质性的动作，并没什么反对意见。怎么突然今天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农民的代言人了，这里难道没有蹊跷吗？　　

当然有蹊跷。因为他们是舞户籍之剑，意在土地私有化。　　

贫道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双重户籍制度是怎么来的。　　

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确实是计划经济时期设立的。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1]虽然这个时期粮食产量增长很快[2]，但是，原来饥寒交迫的下层市民随着收入的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增长更快。14个直属大城市粮食供应量1951年比上年增加47%，第二年再增长55%。52- 53年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3]已近难以保障城市居民消费。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　　

当时粮食还有私人商业经营，公营粮食52-53年度只占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今天谁在说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民主派”会暴跳如雷。那么我们听听标准“民主派”，粮食部长章乃器当时怎么说的：“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在1953年秋季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是形式所迫，也是各党派的共同认识。不是共产党自己打算“困扰广大人民”的措施。　　

有人会说，说户籍制度扯什么统购统销？通过为什么实施统购统销可以体会到当时城市化加快对平衡发展的影响，同时，统购统销也要求一种人口按计划流动的的户籍制度。统购统销意味着粮食有国家粮食部门按计划收购和销售，以供给城市的需求。由于这个时期人均粮食产量还处于很低水平，如果大量农村人口毫无节制地涌进城市，即使统购统销，照样会难以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人多粮少必然造成粮价上涨，危及市民生活。于是，国家在1958年1月实行了户籍管理制度。农业户口一般为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劳动的户口。非农业户口则是指住在城镇，并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户口。并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　　

统购统销、户籍制度、集体经济，这是三个互相支撑的体系。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国家向一亿多农户征购粮食是难以完成的。所以1956年前后农村合作经济开始形成，在1957年基本组织了起来，并最终形成人民公社制度。‘　　

中国为什么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任意让农民流入城市并加快城市化，而实施有计划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呢？人口自由迁徙不是天赋人权吗？自由流动不是更好么？　　

“自由迁徙”属于人权，但是人第一追求吗？不是。“安居乐业”才是。迁徙的原因是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更可能的是寻早活命的条件。究竟中国在工业化初期有计划的迁徙农村人口合适，还是任意让农民迁徙，不是逻辑、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可以通过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比较出来的。　　

在相同人均国民收入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率总是低很多。类似中国在60年代的国家，大都比中国高出3-10个百分点。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呢？是不是自由迁徙权让他们自由地到城市寻求更美好的生活了呢？不是，多数情况下，是这些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失去了在农业工作可能性情况下，为了活命到城市的。自由迁徙在发达国家中是“寻找更美好工作”的权利，对土地私有化国家来说是“寻找活命机会”的权利。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拥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安居乐业权。　　

中国在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10年后，实施了农村集体经济形式。集体经济使农民避免了失去劳动权和收益权的可能。这就让中国不会出现大批失去土地，又不能在农村找到就业机会的情况。这是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土地资源丰富，选择了美国大农场模式，劳动生产率高是高，但农民失去土地和失去农村就业也严重。这些国家城市化率很早就超过60%，贫民窟就是这些国家进城农民的出路。这种情况在印度、泰国和中国解放前的城市中也可以看到。　　

中国在工业化初期选择了城乡分离户籍制度，被很多人从人性、人权角度上诟病，共同社论最基础的理由就是这个，被称为法理依据。那么，是不是存在农民虽然“安居”但并不“乐业”，也就是无法满足个人职业趣味呢？当然会。但严重不严重呢？是不是闹得所有农民都不满呢？不是。因为有非农职业兴趣的人一般是年轻人，尤其是中学以上学历的。即使在今天，愿意出去打工的也不是一直种田的农民，而是刚毕业的学生。中国在这个时期城市化中，基本是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兵和对农村的招工。基本是年轻人。很少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民因没有生路举家搬迁城市的情况。　　

1952-1980年，中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为3.04%。城市人自然增长率不会高于这个数。因此，从1952-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机械增长6840万，也就是大约7000万农村青年成为了市民。平均每年近400万。大约每年有25-30%的农村青年通过上述渠道成为了市民。　　

因此，双重户籍制度在当时并没有绝对限制这种转移，也相对保障了实际的权利主张。贫道从一个老知青角度看，农民对市民的向往，主要是双重户籍造成的城市补贴多闹的。　　

假如十三家媒体问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孟买的贫民窟里的居民：你愿意选择有自己的耕地和牧场在农村生活呢？还是愿意在窝棚里靠打零工、乞讨、卖淫、救济生活呢？结果恐怕会使记者们失望的。自由迁徙没有安居乐业更人性，更重要。　　

贫道在2001年曾经写了篇3万字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文章，登在《香港传真》上。分析了解除双重户籍制度的理由、必要性和效益。其中理由就是本来三位一体的统购统销、集体经济、户籍制度中，前两个都没有了，第三个存在的理由就不存在了。这两个条件消失后，双重户籍制度就成了制约农民“追求更加幸福生活”的权利，使农民既不能两地奔波不能安居，又不能长期从事非农产业而乐业。反而是城市人独享改革成果的保护伞。文章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早应该在90年代前后取消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基本瓦解，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并轨为市场价。具备了取消双重户籍制度的条件了。甚至认为，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这个改革。　　

贫道就没从什么人权说，因为说人权能说出十八个不同道理来。　　

今天，精英和媒体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什么关心农民了。因为天天要农民为改革牺牲的人不会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一方面维护牺牲者利益的。今天他们关心这个问题，意图是推进土地私有化。　　

本来，家庭承包制与农民市民化本身是有矛盾的。是城市户口就不该有承包田。呢么30年的承包地交不交？不交。好，如果举家迁入的只能转租给亲戚朋友，不是吃地租的剥削者了吗？凭什么进城农民有原有市民有不同权利？这些问题很快会被习惯用西方话语体系的主流们提出的。交了，大多数农民会不选择进城，或者不会举家迁入。实际上现在很多城市实行了户籍改革，很多农民也没选择城市户口。原因很简单，那是块资产！　　

这些问题不解决，户籍制度就与财产权联系在一起。厘清不容易，实行有困难。于是会陷入僵局。　　

这时，最容易提出的思路就是土地私有化。私有化了，农民可以将宅基地和承包田转卖出去，问题就解决了。　　

至于土地私有化接着会带来什么问题，十三家媒体不会说，贫道这里也不再说了。这个问题前年土地流转改革时很多非主流学者都有很对叙述。　　

听说上面并不赞扬十三家媒体这个做法。贫道觉得应该会这样。因为这已经有点逼宫味道，也就是要形成一个非政府组织活动方式来影响决策的氛围。上面也不要觉得奇怪——我对你们这么宽容了怎么还要捣乱？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上面没有给非主流意见提供任何主流舞台，比如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所有主流媒体都是主流占据的，从编辑到主编，从记者到审查人都是主流思想。这些人最终目标就是全盘私有化，全盘西化，全盘美式政治制度。因此共产党本身就是障碍。　　

读完这篇社论，还有一个感觉是文笔很幼稚，词语公式化，像中学生作文。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