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同社论事件”的一点感想 / 柏蔚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5 04:13:55

对“共同社论事件”的一点感想 / 柏蔚林

2010-03-06 10:57 | 阅读(692) | 标签: 时事观点 | 字号:大 中 小

二号晚上查电子邮件,看见我的指导教授来信,让去看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然后谈谈感想,这才知道出了这么一回事。毫无疑问,在60年的历史上,这大概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事海外反响不小,几个大报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认为是“很值得关注”的事件。上网搜索一下,看似国内的媒体也都积极报道了此事,但绝大多数链接无效,都已经被删除。好在古狗有个快照功能,所以顺手就把新华网的报道摘了下来,留作资料。

 

 

十一个省市的十三家媒体,集体发表共同社论,呼吁两会代表负起历史责任,为民请命,督促政府改革“弊政”,直至最终取消积弊重重的户籍制度。选在两会召开的时刻,集体公开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方面看,显然有关方面也是有些措手不及,未曾料及冷不丁斜刺里杀出这样一支人马。网路上迅速转为寂静无声,则表明当局者还没有打算接受这种“逼宫发难”式的谏言方式。

 

 

根据网路上有限的信息来源,受启发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全球几十家媒体曾经发表共同社论,呼吁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拯救地球,这篇由13家国内媒体共同发表的社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在文字间第一次毫不隐讳地体现出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中国公共媒体,在社会剧烈转型的时代,对国家社会所背负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和对于普世公认价值的直白诉求。

 

 

社论开篇的三句话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然此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合时宜地存在数十年之久之弊政至今仍时时困扰着我广大民众,已到非革新不足以平息民怨,非革新不足以与时俱进之境地。”

 

 

请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句话,它们都是中外历史转折关键时刻的回响。《史记•陈涉世家》里,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陈涉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在这里,很显然社论的作者大胆地把沿用几十年的户籍制度,与两千年前秦王朝的苛政联系在了一起。“人生而自由”的信条,见于英国《自由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今天谁也无法否认,欧风东渐一百多年,民主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影响无法抹杀。而第三句话,则明显是来自中山先生倡导革命演说中常用的语言。读文至此,不能不感佩一声“用心良苦”。

 

 

户籍制度从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至今,直接违背1954年宪法对于人民自由迁徙权的保障,与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错失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机,制造出了二元畸形社会,并形成巨大的城乡生活水平差距以及农村农民的严重贫困。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近多年来一直不断,也引起不少国际关注,但一直没有多少效果,进展极其缓慢。而其背后的原委,在这次“共同社论事件”的社会反响中,就能看得很清楚。

 

 

“共同社论”刚刚出台,旋即有一位旅澳学者在一些知名媒体上连发几篇文章,表示“不乐观”。其主要的观点无外乎就是,现在城市的既得利益者会不满意,给农民增加社会福利,国家财政会负担不起,医疗卫生会负担不起,教育会负担不起,一笔一笔账算得非常清楚,并且很自鸣得意地要求赞成改革的人士拿出一个数字上可行的方案。

 

 

在这里我不想直接地反驳这样的理论,因为这种论调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个人思考能力的高低,而是作为社会知识阶层一分子的道德水准的高下。不客气地讲,有一些人身居海外,自己作为外来人口,享受着当地优厚的社会福利,名为学者,但丝毫也没有学到西方社会人本至上的道德理念,更从来也不知道人性关怀为何物。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位于亚特兰大的一家医院,一度成为了美国新闻的焦点。这家医院因为财政危机,准备关闭其下属的一家肾脏透析诊所。而这家诊所的病人,多数都是付不起钱的非法移民,常年在这里接受免费的肾脏透析。由于长期入不敷出,导致了医院每年巨额亏损,单是这间诊所,一年就要替这些非法移民垫付数百万美元。

 

 

这间诊所要被关闭的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美国人之间争论的核心,是这些非法移民的生命将如何延续,因为肾透析一旦停止,毒素就会开始在人体内积累,最终可能会导致病人的死亡。约翰•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医生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关乎道德。作为医生,不去拯救一个病人,将违背宣示成为医生时的誓言。即便就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但也不能被剥夺接受医疗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国家负债超过1.2兆。自身的医疗体系也是千疮百孔,费用极其昂贵,令很多美国人也无法承担。但即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法律仍然规定,医院对于危重病人,无论其是否合法居民,能否支付得起费用,都必须予以必要的治疗,费用由政府最终开支。公立医院的大门口,就摆放着给低收入者的资助申请表。

 

 

在这个时候,无论情绪上多么反美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尊重生命人权的普世文化因素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难以见到的。进一步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距是迥然的,仅仅物质的进步并不能表明一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先进者的行列,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才是最终的准绳。一个劳动者不被尊重、得不到保护的国家,其价值观永远也不会成为世界的主流。

 

 

从2005年到2006年,内蒙古曾经一度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试验区,先后出台了一些令农民工们感到振奋的措施。但很快,上级的户籍改革新政,在推行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完全无法推行,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就明确拒绝执行,而主要的理由就是城市的容量无法容纳大量流入的新增人口。这一原因也是全国其他大城市拒绝户籍改革的主要理由。简单说,就是有关部门怕花钱、嫌麻烦,而情愿把问题高高挂起,至于本国公民长期被剥夺的权利和遭受的损失,则无人在意了。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已经被沿用了多年的制度,改革起来自然会有很高的成本。但改与不改,作为与不作为,实质上反映出来的却是道德理念上的差距,而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因素或者行政成本上的考量。英国著名学者道瑞•马西就曾经谴责伦敦的繁荣是建立在其他地区的牺牲之上,从而造成了其他城市地区的社会性不可再生。中国的工业化从牺牲农民和农业开始,利用“剪刀差”的政策以农补工。改革开放后,再次利用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为经济奇迹做了垫脚石,至今却不容他们分享一杯羹,造成农村和农民的制度性贫穷,一代接一代无法改变命运。这笔国家对农民的道德负债是不能被遗忘的。

 

 

献礼影片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节,老帅们心怀感激地说,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一点不假,正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用小推车推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推出了新中国,推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时至今日,已经到了手里握着沉甸甸的两万亿美元,钱多的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你们还好意思让他们就这么继续推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