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令的1635

一个县令的1635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张建英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份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迫害西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的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人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这天，却被张献忠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更是杀心大起。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凤阳的三天时间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而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万世根本之地”的凤阳皇陵，也被张献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土贼”。 “流寇”来犯之际，各地的“土贼”更是凭借对地方情况的熟悉，趁机大肆杀掠。

面对“流寇未平，土贼四起”的局面，吴世济一度颇为无奈。吴世济当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吓破了胆，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吴世济见乡人侯养德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特地将其请入县衙，希望其出面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养德当即领命。

可五天后，两手空空的侯养德回来复命：王本仁党羽众多，“缓之或可图，一急之，即反矣”。

杨武烈的官军入驻，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防御“流寇”，而在于他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去对付“土贼”。

四月二十日半夜，经过仔细筹划，杨武烈亲率一支精锐部队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广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报，抢在杨武烈到达之前跑掉了。堂堂官军竟然连个小“土贼”都抓不到，杨武烈不免有点丧气，不过吴世济却已有胜算：王本仁虽然走脱，但此次行动足以打掉这位“土霸王”的霸气。王本仁在颍州、太和一带民愤极大，根本无法藏匿。吴世济断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几天后，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发现，杨武烈闻讯后立刻派人抓捕。“土贼”王本仁就此落网。

四月里，吴世济的心情显然不错。“土贼”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个心头大患。更重要的是，吴世济一直期盼的减免赋税，这个时候也有了实质进展。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崇祯皇帝下旨：凤阳府遭兵荒的州县，崇祯六、七、八年应征的各类新旧赋税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达的赋税任务，吴世济拖到三月份才完成，这笔钱自然被吴世济顺理成章地截留下来了。

不过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惊喜是官军首领杨武烈。杨武烈本系儒生，因见社稷将倾，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儒将”，杨武烈律己律下，甚为严格。因而吴世济和太和县士绅一直担心的“兵祸甚于寇”的局面并未出现。

尾声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里，凤阳皇陵被焚，作为朱元璋的子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清楚朱家“祖坟”被毁的意义。十月初，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这个举动根本无法挽救局势。正如凤阳皇陵被焚背后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样，明王朝此后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最终走向灭亡。

对吴世济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县令之前，吴世济未做过县令，更没有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在“流寇”压境之际，一介书生的吴世济全力协调官、绅、民、兵之间的关系，为太和县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顶住了“土贼”与“流寇”进攻与骚扰。四年之后，吴世济任满离任。太和县士绅百姓立碑以记其功德。  ■

选法官，还是买法官

法官不得与律师有利益纠葛，这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在美国许多州，法官候选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向当地律师事务所募集选举经费，且受法律保护，这无疑令外国研究者们感觉匪夷所思。事实上，上述现象的发生，与最具美国特色，又颇受世人争议的州法官选举制度，有着密切关联。

在美国，无论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其他联邦法官，都是经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这种法官选任程序，一般被称为“任命制”。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官，都是以这种形式产生，只是任命者或为总统，或为议会，或为特设委员会罢了。与“任命制”相对应的，则是“选举制”，即通过公民投票选出法官。

记得过去读书时，老师总会以羡慕语气谈到美国的司法独立。而独立的首要标准，就是法官任职终身制。法官一旦上任，未经弹劾，任何人都无权将其免职。但是，系统研究美国司法体制后，我才发现，美国50个州中，以选举形式选任法官的州，居然有39个之多。也就是说，美国绝大多数法官，其实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既是选举，当然会有任期，具体程序也难免会受政党、民意或利益集团影响，如此一来，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肯定会受到干扰。向来标榜司法独立的美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法官选任方式，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一项法律制度的最好解释，常常藏身于其历史，而非它现在的运行之中。美国独立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十三州，法官多由英国国王或各州州长直接任命，也就是说，国王或行政机关握有司法人事大权。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当然很难得到保障。国王或州长一旦不喜欢某位法官的判决结果，就会随意将其撤换，以本人亲信取而代之，根本不考虑后者是否具备法官资格。因此，美国建国后，特别注重司法独立，竭力避免行政权控制司法权的情形发生。建国之初，各州法官或由议会选任，或由州长提名，议会确认通过，法官任职终身制也逐步确立。

美国第二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上台后，推崇精英治国，反对建立普遍民主。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国内民众受其感染，提出不少民主诉求。异议者受政府压制后，也喜欢借助媒体，批评政府施政不公。这一时期，新闻伦理尚未确立，媒体批评起政府也是狠招尽施，毫不节制。把持国会的联邦党人一怒之下，推出了臭名昭著的《外侨与叛乱法》，规定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都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该法实施期间，全美共有25人被捕，其中多数是报社编辑。联邦政府任命的法官，忠实执行该法，判被捕者入狱，引起公众强烈反感。

1800年底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败选，其手下为阻碍新政府日后施政，趁政权移交前夜，突击任命了大量联邦党籍法官。由于这帮人多数系夜间任命，又被后人称为“午夜法官”。大名鼎鼎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即由此引发。政客对司法体系的恶意操作，导致有识之士全面反省法官选任制度。更重要的是，美国建国之初，法官整体素质并不理想，许多法官品行不端，却受到任期终身制保障，很难被弹劾去职。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一位名叫齐尔德的法官，曾被指控滥用暴力、酗酒，议会连续三次启动弹劾程序，都未能成功。因此，不少人生出改革法官选任制度的念头，试图改法官任期终身制为定期选举制。

在上述情绪指引下，19世纪前期，各州纷纷修改本州法律，改法官任命制为选举制，几乎成为一种政治风潮。1821年，乔治亚州首开先河，规定所有初审法院法官必须经选举产生。1816年，印第安纳州将部分法官改由人民选举形式产生。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以选举形式推选法官，但各州选举的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州是由政党推选候选人，有的州则进行非政党选举。当然，采取选举方式后，州法官的任前终身制便改为任期制，如宾夕法尼亚州法官任期为10年。选举制贯彻的理念，是使法官对民意负责，而任期制则为法官带来危机感，使他们能够审慎对待工作。

然而，用选举方式产生法官，一样会带来司法弊病。在实行政党推举的州，候选人必须依附于某一政党，也就是说，必须以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身份参选。由于政党介入，结党营私、政治交易等现象便在所难免。两党之争常常被带入法官选举过程中。政党领袖在考虑某人是否有资格参选时，更多考虑的是其意识形态、竞争能力，而不是他是否真正具备成为优秀法官的资历。即使不搞政党推选，反对党亦可兴风作浪，操纵选举。2004年，田纳西州一名女法官面临换届选举，当地共和党看不惯她的自由派倾向，便雇人四处散发宣传册，上面说这位法官“反对死刑”，“取悦罪犯，无视被害人”，导致这位法官留任失败。

除了政党，法官选举还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利益集团并非贬义词，凡具有共同利益者，为寻求某种共同目标而联合在一起的，都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如商会、工会、全国玉米种植协会、美国医疗协会，等等。2004年，西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麦格劳试图谋取连任，美国商会就曾联合许多大型保险公司、跨国公司，全力阻止他当选。

此外，现任法官为谋求留任，同样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选举产生的法官，对舆论往往更为敏感，在审判中有可能竭力讨好选民，偏向本地居民利益。许多法学知识渊博，司法经验丰富的人，因不愿抛头露面，反而不愿出来竞选。毕竟法官的本职工作是坐而论道，而非在政治擂台上长袖善舞。

除了政党、利益集团的干扰，法官选举制的最大问题，在于竞选捐助带来的司法不公隐患。近些年来，法官选举的费用节节攀升，每个候选人背后都隐藏着大公司、大律师事务所或利益集团的大笔捐款。人们担心，如果一位法官因接受某个律所捐助而当选，以后很难不会在具体个案中对该所律师投桃报李。因此，许多媒体将大公司对个别法官候选人的赞助行为，戏称为“购买法官”。

尽管存在种种弊病，但是，法官选举制度毕竟在美国施行200多年，甚至成为美国司法文化的一部分，不可能被轻易取消。更何况，与任命制相比，选举制并非没有优点。也没有调查数据能够显示，人民选举出的法官素质，就一定比行政首长任命的法官差。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对法官选举制进行“折中式”的改革，在保留选举制框架的同时，逐步吸纳任命制中的合理因素。比较著名的有“加州方案”与“密苏里方案”。

“加州方案”由加州律师协会提出，在该州最高法院与上诉法院实行。根据该方案，州长可向司法任命委员会提名一人。委员会由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州司法总长组成。如果委员会支持州长的提名，被提名人即在下一次选举时得到任命。在此期间，如果这位提名人要争取法官职位，必须参加普选。这套方案运行至今，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相对于“加州方案”，“密苏里方案”显得更为合理。依此方案，州长可以任命法官，但此任命权是受到限制的。一个由律师与各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会先草拟一份名单供州长选择，州长必须从该名单内挑选法官。法官任职可至下次选举，到下次选举时，法官必须以其任内绩效作为选举依据。也就是说，法官没有选举对手，人民根据法官政绩对他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现任法官几乎永远不会败选，只会被认为不适任而淘汰。

事实上，无论是“加州方案”，还是“密苏里方案”，都代表着法官选举制未来的改革方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法官选举制能在新的时期真正完成更新换代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