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很少提问

作者：曾诚文字 编者按： 本文详尽地分析了学生提问少的原因。家长、老师给学生定位为“老实、听话”是一个关健因素。这样一来，有了“乖孩子”的名份，却让学生失去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一
　　我们中国人一提起自己的国家，无不自豪地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并且喜形于色，陶醉在这种因“文明历史”而形成的“优良传统”的氛围里。是的，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与道德熏染了的国度，使得我们有一种谨小慎微的良好习性。中庸之道一脉相承，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小心翼翼地行走与处事。由此而形成的处世哲学奉为生活中的金科玉律。我们老实、本份与忍辱负重，不敢有自己的思想与声音，亦不敢心存点滴怀疑与叛逆。我们默默无闻，凡事三缄其口，信奉“沉默是金”，深恐祸从口出。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里，我们一生下便注射了防疫针，只知道遵循“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公民”之条训。
　　所谓“优良传统”的调养与驯服，更使得我们的学生在幼小年龄里就形成了“老实、本份与听话”的“乖孩子”定势。在家得听父母的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不满；在校得听老师的话，不能有一点一滴的怀疑；在社会上得听大众的，不能有一言半语的不屑。总之，该问的应三思而后问，不该问的坚决不问。即使对于心存怀疑与不懂，也只能消化于时间的流逝里。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此种“优良传统”，把我们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力扼杀于萌芽之中。
　　由于父辈们“良好”的期望与我们教育思想的僵化、愚化，使得我们的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很少提问。提问思维的钝化与退缩，更使学生们不会提问，不敢提问，不愿提问。
　　二
　　记得2000年暑假回家，带着读二年级的七岁儿子去新城邮局领稿费。一路上，儿子问了我好多问题：“太阳大还是地球大？”“为什么太阳比地球大？”“为什么我们看到太阳比地球小？”“太阳离我们有多远？”“人能不能到太阳上去？”等等。儿子往往能把一个问题引出许多问题来。我的简单回答显然激起了他更大的兴趣。我不时地注视儿子，精瘦的儿子像猴子一样机灵；一双澄澈的眼睛眨着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光芒。不敢相信七岁的儿子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了我的常不在家，儿子的问题找不到人来发问。母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只知道在孙子放学后问老师有没有布置作业，若是有，则手持一根鞭子守着孙子做，既不能回答孙子的任何问题，也不准孙子问这问那。妻子呢？则喜欢在晚饭后手握遥控器，沉浸在那些悲悲切切的“肥皂剧”中，对儿子的问题漠不关心。长此以往，儿子悟出了道理，就从不在她们面前提自己幼小世界里的任何问题了。我们多数的家庭，是没有孩子提问的土壤的。
　　那么我们的学校呢？记得儿子刚入学时，母亲和妻子就反反复复地教导他：“要听话，不要讲话；要读书，不要玩耍；要……”条条框框的“要与不要”打造儿子的“乖”形象。然而属“猴”的儿子天性多言与好动，刚上学的儿子怎么会受一番教育就能“改邪归正”呢？刚上学的儿子对陌生的环境与陌生的人有了更多的好奇与兴趣。是的，儿子禀承了我的不安份和“胡思乱想”的秉性，这就注定了是个不受老师喜欢的学生。整个一年级，由于儿子的多问，他那快要退休的女老师不胜其烦，常常在课堂上大声呵斥儿子；也由于儿子的不安份，招致了班里所有“乖”孩子的不满与疏远。毋庸置疑，我们的老师是不喜欢多言和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学生的；孩子的家长，也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与这种“不安份”的孩子交往的。一学年下来，儿子变了，变得我不敢相信他就是我那个曾经活泼、机灵和好奇的儿子。记得前年冬天，我从广州回到粤北老家，母亲和妻子都告诉我，儿子在学校老是犯事，什么上课常讲话呀，什么与同学打架呀，等等。末了，叫我去一趟学校，找找他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个快要退休的女老师。在一个下午，我去了学校，找到了那个姓陈的女老师，一见面，她就江河水般滔滔不绝地讲述我儿子在校的种种不良表现，诸如不听话、不守纪、不做作业、多话、好提问题等，最后容不得我说话，要我回去怎样怎样教育他。放学时，我在校门口等儿子，果然见儿子孤单一人走出校门，神情很是沮丧。儿子见我，怯怯地问我一句，是不是陈老师向你告状呀？我听后，无言以对，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儿子、安慰儿子。我只有默默地牵着儿子的手回家。看着儿子失去了学龄前的天真活泼，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学校，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吗？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学校里普遍存在。
　　有问题、有想法也不能提问，也不准提问。一提问，就是扰乱课堂秩序，就是违反课堂纪律；一提问，就是不尊重老师，就是影响同学学习。在学校，老师无一例外地不喜欢这样的学生，评优评先进没有他的份，选班干部不会选他要他，还动不动就叫家长来学校训斥一顿——你这孩子是怎么家教的呀！一句话，噎得家长无以回答，只恨自己生了个“不争气、不听话”的孩子。
　　三
　　在来广州前，我曾在家乡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了七年书，从学前班到六年级，我都是做班主任的。这使我能够全面深入地接触学生、了解学生。
　　刚上学校时，领导安排我去教学前班。学前班在分校里，只有这一个班。第一天，我在听一个女老师的课。据说这个女老师很有教学经验，教的学生很“听话”，很“乖”，学校领导要我好好向她学习学习。上课了，我坐在课室后面，一看，学生果然很乖，一个个正襟危坐，双手平放桌上，整个课堂鸦雀无声。整节课，除了听到女老师叫他们站起来回答问题时，就是她一个人絮絮叨叨讲课的声音。下课后，那些小学生围着我，问我是不是来教他们的，凶不凶，教不教他们玩游戏，讲不讲故事给他们听。我正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女老师走过来了，大嚷一声：“你们吵什么吵，还不出去外面！”学生一听，轰地走开了。跟着这位女老师走回办公室，当时我就感慨：“真是严师啊！我以后能做到这样吗？”
　　几天后，我正式走上讲台。一段时间来的与他们相处，学生发现我并不凶，而且很喜欢回答他们的问题，与他们打成一片，所以在心里就对我的畏惧少了几分。上课了，果然不怕我。乡村的学前班，讲课是不用讲很多的，更多的是给他们讲故事，唱歌，带他们到外面做游戏。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外面，他们总喜欢提问题，各种各样的，许多在大人们看似简单明了的，他们也会“打破沙锅——问（炆）到底”。我问他们，你们以前不问老师吗？他们说老师可凶呢，不敢问，也不准问。
　　以后的课堂教学中，班里总是一片闹哄哄。许多时候，我很是担心领导突然来临，或者路过的农民往课室里瞧——乱糟糟的，这个老师怎么这样上课呀！
　　一个学期后，我离开分校，在总校教三年级，又一年后，我教六年级。本来，随着年级的增加，我应高兴才对，但我却总找不到教学前班那种快乐的心情。原来，我发现，年级愈高的学生愈“听话”，他们不但对课堂提问很少举手回答，而且更无问题向老师提问。是不是我们的学生年龄越来越往上长而问题越来越少了呢？是不是我们的学生年级越高学得知识多了就越能自己解答心中的疑问而用不着去提问了呢？我们常说宇宙无穷知识无穷奥秘无穷问题也无穷，可是我们的学生却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用不着去问了。
　　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我曾探究过这个问题。还是在那所乡村小学的总校教书时，我找来好几个高年级学生，问他们：“你们怎么不积极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呢？”“我不敢。”“我不会。”“我不懂。”“我怕回答不好，老师笑，同学也笑。”“但我是常鼓励你们大胆回答问题的呀。”“可别的老师不这样。”“那么，你们自己怎么也不提一点问题？每次讲完课后，问你们，要么都不吭声，要么都说懂了。真弄不清你们是真懂还是假懂，一做起作业来，很多都做不好。”“老师，只有你提问题给我们回答，哪有我们提问题叫你回答的道理。”学生坦诚的回答叫我沉默久久。
　　相信凡做老师的，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年级越高的学生越不主动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更不会主动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辛辛苦苦给学生讲了一堂课，最后，问学生懂不懂，学生不是沉默就是说都懂了。做起作业来不是你抄我的就是我抄你的，甚至买来标准答案一律照抄。既不去虚心请问，也不开动脑筋思考。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与老师培养出来的“乖”孩子、教育出来的“好”学生！
　　也许，这不能全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我们的国家是有着几千年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教育是很有“特色”的，传统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两大魔棒，无时不在驱使着我们国家的教育轮子。我们的老师是受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模式”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我们的统一考试与标准答案，要求我们的学生是不能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不同见解；我们的家长与社会舆论只认同升学率与上榜人数，诚如此，老师只有谆谆教导，学生只有默默学习，提什么问题，争什么论！“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对不？
　　四
　　1995年秋，我以当地最高分考取粤北地区的一所教师进修学校（设有中师部）读书。这是一种带有决定个人前途与人生定位的读书。初到学校，我就被学校的建筑与环境所吸引，心想师范学校的老师与小学的老师在教学方法、教学方式上应该大不相同，师范生应该会有更充分的自由与思想吧。
　　但是我想错了。开学伊始，学校领导就在开学典礼上大讲特讲师范生应当如何如何做个“好学生”，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各种条条框框，这听起来当然没有错。可我听后却感到一阵悲哀：这也不许，那也不准，培养出来的教师岂不像是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一个模子，一种思想？中等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老师的，这就明白了我们的小学老师为啥没有个性，不敢创新，一切只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原因了。
　　接下来的师范生生活，让我真正体验了学校军事化管理带来的全新理念：课堂教学与中小学一个模式，作业多得让我们没有业余活动，发展个性特长被视为不安分守纪，统一的生活方式单一枯燥……
　　就说我们班吧。我们都是至少教了三年书再来到这所学校里读书的“大”学生，但我们体验到的教学活动总与小学教学活动没有两样——满堂灌，机械教条，照本宣科，让我们大大丧失了求学求知的兴趣。我们很少提问，课堂气氛沉闷，老师在台上为讲课而讲课，我们在台下为听课而听课。师生间仿佛隔着一条沟，很少交流，更谈不上思想的碰撞。三年时间的这种学习，培养了我们日后为人师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式。如此恶性循环，我们的学生焉能有提问的习惯！
　　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包括我）常在课堂上提问。所提问题既有课本上的，也有与课堂上所讲内容相联系的——或不懂，或不明，或题外，或尖锐，或不满，等等。开始，台上的老师还能解答一二，但问得多了，便脸露愠色，甚或出言批评，视提问学生为存心找渣、捣乱。老师一两句言重的话，让好提问的学生的自尊心大为受伤，只好沉默是金。
　　唉，师范学校如此，培养出来的教师亦然。
　　五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赵凯荣教授的与本文同题文章。赵凯荣教授在这篇文章里，深刻剖析了“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很少提问”这个问题。他拿国外教育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与我国的教育作比较，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在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思想等等方面存在的弊端。
　　赵凯荣教授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了“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很少提问”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成因。他说：“在我国，自古以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界限是十分严格的，这便是所谓的‘师道尊严’，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注定了这样一种格局：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为了胜任‘解惑’的工作，教师显然不能传授暂无定论的并可以加以讨论的东西，而必须要给学生传授确切的和无可置疑的知识。否则就是‘以惑传惑’，换句话说，教师讲授的都是无可争议、无可置疑的。所谓的‘统一教材’和‘标准化考试’这样的应试教育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真是一矢中的。大凡我国做老师的，很少会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不懂。真的是自己不懂的，也会在学生面前不懂装懂，否则，教师的威信何在？学生又何以信服？于是，教师只教自己懂的，或只教科书里有参考答案的，一切照本宣科，其他的一律不涉及。即使有学生问到自己不懂的，要么搪塞敷衍了事，要么斥责学生故意捣乱，久而久之，学生哪里敢提问。师生间就在这种你讲我听的平静如一潭死水的教学过程中打发日子。缺乏民主与自由的氛围，缺乏激励与赞扬的机制，缺乏知疑解惑的内在驱动力，我们的学生被训练成了只知秉承老师的一元化思维的机器，不敢问，不会问，不愿问。
　　老实、本份的好学生无一例外地受到老师和家长的喜爱。听话、循规蹈矩、小心翼翼、人云亦云的种子撒播在幼小的心田里；没有个性，不敢怀疑，不敢创新的思想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日益根深蒂固。但我们又不可否认，时下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愈来愈少提问，但问题学生却愈来愈多。我们的学生离家出走、杀害伙伴，甚至“好学生”铁锤杀母等等人间悲剧的新闻不时在现实生活中上演，谁之过？
　　赵凯荣教授在文章中拿发达国家来作比较。他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并没有试图确立一种统一教材或惟一的标准答案，相反，他们为各种解释提供了广泛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会说，他担心某个早晨一觉醒来，整个物理大厦已经垮掉。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在这种基础上得以最广泛地滋长，人们不仅对未知的一切会问许多个为什么，也会对一切已经有定论的东西问许多个为什么。”而对于我们国家，赵凯荣教授是这样说的：“反过来，也就很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学生鲜有提问了，对于无可置疑的东西你还有什么问题呢？要问只能问自己，为什么连前人已经给出了惟一正确答案的东西还不能理解？岂不太笨？何必丢人现眼？”
　　基于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差异，我们是不能完全要求我们的学生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学生。但是，对于未知的东西，我们同样有理由来获得答案；对于已知的东西，也同样有理由来提出怀疑。疑问是探寻知识的路径。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那样，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不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学生的提问呢？
　　赵凯荣教授针对“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很少提问”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为了激发学生们创造性提问的积极性，应该在教学和考试两个环节上进行根本改革。”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教学上，教学应紧扣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再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力和想象力，提出各种理解解释，然后吸收和消化现今最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并在与新的现象和问题的碰撞中不断创新。对于答案也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提问一般不宜以一种惟一确切的标准答案给予回答。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以答案的多样化命题的。”
　　当今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一个多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世界正在形成。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正要求人的思维更加活跃，更具创新精神，敢于挑战传统、冲破世俗，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正向纵深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减负运动”正在神州大地展开。在这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大改革中，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站在第一线的老师们，更应抓住机遇，解放思想，更新教育理念，大胆改革课堂教学，不但要鼓励学生敢问，多问，善问，会问，而且自己更要勇于求问，敢于解问，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开启一个全新的教学局面。
　　在这里，我引用赵凯荣教授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为了认识真理，我们既要为解决“无知而问”，更要为求得“新知”而问；既要对一切未知的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也要敢于对一切看似确定的结论多问几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