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市场能取代“道德春药”么？

芦笛 


最近拜读了网友的大作，受益匪浅。只是我这个半吊子力薄儒（liberals,自由主义者）仍然有些困惑，书此以就教各位啃啬无底（conservatives,保守主义者）网友们。

网友的意思，在我看来似乎是，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能自动解决社会福利，扶助弱势集团，并不需要政府去干预。20世纪初以前的资本主义的血腥，不是实行经典自由主义造成的，而是生产力不发达，用他的话来说便是： 

“弱势者境况的改善，最大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财富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芦笛先生所提到的那些18、19世纪的悲惨故事，与其说主要由于啃啬无底的泛滥，由于资本家的凶恶和社会良心的缺乏，毋宁说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 

据此，似乎可以导出，所谓“利”，其实也就是“义”，只要大家放手去争利，把生产力搞上去了，则社会正义自然会实现，18、19世纪的悲惨故事会自动消失，力薄儒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其实是不必要的。 

这倒颇有点像当年“革命搞好了，生产也就自动上去了”的“一元论”，只是那“元”乃是“利”，可谓“唯利主义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似乎可以预言，如今这生产力水平已经确保了社会富裕，那么，除去弱势集团斗争造成的政府干预，将人类的逐利天性充分解放出来，为市场的手彻底松绑。此后只需靠那只万能的手支配一切，社会即可自动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公害污染、贫富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不是？ 

那我就实在不明白了。据我所知，50-60年代的美国生产力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全世界无所匹敌，比战后残破不堪的欧洲高到没法比，然而美国南方的黑人人权状况却绝非欧洲的黑人可比，以致需要一个力薄儒领导的民权运动使得国会通过一系列立法，才最终使得非洲美国人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机会。这种境况的出现，到底是该归结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靠市场万能的手，还是靠“道德春药”？ 

我在旧作中说： 

“在我看来，真正的力薄儒精神，就是处处体现对他人人权的尊重，由此导致了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但它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对违反他人人权的行为乃是零宽容，盖此乃自由主义的存在前提。因此，如乔治•奥威尔显示的那样，唯有真正的力薄儒才能入木三分地揭示极权主义的罪恶本质。 

力薄儒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出自深沉博大的人道情怀与忏悔精神而体现出来的对弱势集团的同情。这是它最吸引我之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最值得景仰的就是这种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废奴主义者在南北战争前冒着生命危险建成‘地下铁路’，把黑奴从南方偷运到自由的北方去；才会有英国议员在国会发言谴责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就是英国国会的反对党讽刺执政党发明出来的诨名），才会有将近一半的议员投票反对战争动议；才会有左拉为首的欧洲知识分子谴责火烧圆明园；才会有美国的黑奴解放、约翰逊总统的《民权法案》乃至今日的黑人总统；才会有美国对备受列强欺侮的中国时时处处表示同情和支持，在晚清首先退回庚子赔款，在民初察觉了六国银行团不怀好意之后便毅然退出，并劝告中国自力更生，少向强国贷款，还动员本国商人向中国投资，以纾解中国的财政困难；才会有威尔逊的超前理想终于在几十年后兑现为《联合国宪章》；才会有大英帝国的崩解和殖民地的独立解放……一言以蔽之，幸亏有了欧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弱小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在内才有了生机，不至于沦为丛林里的牺牲品，这世界也才有了点进步的希望。 

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芦某发动的政治学的‘哥白尼革命’，颠倒了大众的错误认识，首次指出强者的让步才是社会进步的发生前提。这个道理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成立，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也如此。赤道雕弓无望射虎，椰林匕首岂能屠龙？离开英国人的恩赐，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现实。而这让步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家有着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缺乏这种传统的烂国家如苏联、德国、日本就绝无这种好事发生。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Stinger手提导弹，苏联也未必会从阿富汗撤回去。 

上次我就说过了，我真正敬佩的还不是奋起抗暴的弱者们，而是那些身处强者集团内却因良知与博爱而支持弱者的解放事业的力薄儒们，诸如身为白人却为南方奴隶解放献出生命的约翰•布朗父子，贵为亲王却为了农奴解放而坐牢流放的克鲁泡特金，出身百万富翁之家却为了美国黑人享受同等人权而前仆后继持续奋斗的肯尼迪兄弟……，等等。在我眼中，这些人才代表了人类的希望。如果西方的强者都像中国的权贵一样毫无良心，全民都如中国人一般信奉‘狼羊律’，则我看西方只会构成全世界的灾难来源，决不会变成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示范。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社会诞生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或许真与基督教的忏悔精神有关也未可知。” 

“我特别佩服罗伯特•肯尼迪那样的有良心的志士，尽管他是贵族。我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进步，就是因为有这种真正的有良心的志士的持续努力。没有肯尼迪兄弟和类似的志士的努力，今日美国就不会有黑总统，黑国务卿，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特别佩服这种人，正如我钦佩敬仰南北战争前冒着生命危险把黑人偷运到自由的北方去的白人一样。我个人认为，这种人要比生为黑人、不能不为自己争权益的马丁•路德•金要伟大得多。而且，我天生痛恨趋炎附势的势利鬼，虽然本人是个intellectual snob。” 

个人认为，这“道德春药”才是西方文明的精粹所在，才是西方值得景仰之处。幸亏强势集团中有许多力薄儒服用了“道德春药”（其实贵族中的力薄儒反而比中产阶级中的多），我辈黄猴子如今才能跑到白人的祖居之地欧洲，以及白人先入为主的北美，和人家平起平坐，不必再如先辈猪仔华工一样，备受歧视。 

这说的当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啃啬无底是不考虑社会问题，只考虑经济效益的。据说经济上去了，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他们的“纲举目张”。老芦虽然愚钝，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比较熟悉的：） 

只是我还是不理解：如果没有压力，没有国家立法限制，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会去主动降低工时，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动防护，停止雇佣便宜的童工么？听网友的意思，这些似乎都该由万能的市场来决定，慈善心理与慈善行为都是市场自动产生的，并不需要也不该由国家干预。而且，网友似乎并不反对雇佣童工，只是说需要指导（可惜我找不到原帖了，如果记错，特此道歉，以下引用都是靠模糊印象，没时间去一一刨找旧帖了。如果误解，尚请原谅，并澄清尊意，谢谢）。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如果没有国家立法禁止，10来岁的孩子，干上14、15个小时的体力活，每周工作七天，会不会因此早卒？生产力再发达，似乎也不能自动增加人体的耐力吧？就算是成年的壮汉，若持续高强度高工时地工作，是不是也会增加工伤事故？出了工伤没有免费医疗，老板不用负任何责任，一脚踢出去，招募新手代替，那会不会造成社会问题？ 

其实，生产力发达，恰恰是增加工伤事故和意外早卒的重大原因，钢铁工业、化工工业都是杀人利器，产生的hazards绝不是小农经济可以梦想的。本人既当过农民，也作过工人，有充分资格说这话。我在的那个工厂毫无起码劳动防护，因长期慢性中毒而在20多岁即早卒的有将近十人，而这种事在农村还真少见。如果不是力薄儒知识份子的大声呼吁和工人运动，迫使政府通过有关立法，能想象此类企业的厂主会自动发善心，花钱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供充分的劳动防护么？ 

网友说，19世纪的血腥资本主义的罪恶是生产力低下造成的。曼切斯特的工人平均活不到30岁，但若他们不去打工，活得可能更短，真是这么回事么？未必吧。在我看来，血汗工厂的劳动强度与频发工伤才是缩短寿命的原因，如果干农活就不存在这问题：第一，没有工伤，第二，没有职业病，第三，强劳动是季节性的，绝无可能一年365日天天一样。他们之所以要舍农村而进工厂，原因很简单：打工的报酬高于务农，趋利本能压倒了生存本能，就这么回事。 

前段BBC网站介绍，许多福建盲流跑到英国，到海滩上去挖牡蛎，结果潮水暴涨，淹死无数。那就是逐利本能压倒生存本能的绝佳例子，正是在慈祥的市场之手的指引下。惨剧发生后，万恶的英国政府悍然干预市场，禁止了此种行为，这到底是该，还是不该啊？ 

从网友的理论似乎还可推出，如果生产力低下，就不可能给工人以人道待遇。未必如此吧？如所周知，俄国的工业生产力，与同时期的西欧根本没法比，然而俄国有的工厂比起恩格斯、狄更斯记录下来的那些英国的血汗工厂完全是天堂。我在《斯大林的生父之谜》中介绍过 “红色资本家”萨瓦•莫罗佐夫（Савва Тимофеевич Морозов）： 

“他对工人尤其厚道。莫罗佐夫工厂的工人们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乃是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后七八十年乃至直到今日也享受不到的（恰与中国一样。我老想把我知道的老工人在“解放”前后的待遇写下来）。车间空间宽敞，通风照明很好，使用最现代的机器。工人宿舍有暖气和空调，有个人的厨房、洗衣间和卫生间。工厂开设了免费职工医院、产院、养老院。萨瓦还自任工厂卫生委员会主任，随时检查工厂商店出售的食品质量。工厂附近盖了工人新村，铺设了在当时俄国极罕见的柏油路，村内建起了个非常好的图书馆与剧场，还有个出色的唱诗班。 

萨瓦还鼓励工人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如果他们愿意去上学或接受某种业务训练，萨瓦不但让他们带薪上学，还给他们支付额外奖金。如果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回厂，萨瓦都要提升他们的薪水。学习特别优秀者，萨瓦还资助他们到德国或英国等先进国家深造，学成归国后便加以重用。” 

这是俄国，中国便如何？我老岳母是童工出身，她老人家当年打工一人所得，不但能养活父母与弟妹五六人，还能给自己买金戒指。“旧”社会那点生产力，恐怕不如欧洲19世纪吧？比20世纪初的英国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她在的那个工厂的福利为何要远远超过乔治•奥威尔笔下的20-30年代的英国工厂？无论是莫罗佐夫的工厂，还是我老丈母那个工厂，似乎都不曾因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大环境下善待工人而倒闭，这又该怎么用唯利主义世界观解释？ 

我上次已经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不光是“道德春药”，也是功利设置，其功效就是缓解社会矛盾，使得它不至于积累下来。北京棋迷把这点点得更透，直接就说穿西方之所以没有苏联和中国那种烂污革命，正是因为力薄儒采取的措施缓解了社会矛盾。 

确实如此。例如我说，不管怎么左右摆动，有几条底线不可逾越：法定最低工资、法定最高工时、法定最低雇佣年龄、全民免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最低限度的养老保险制度，等等。啃啬无底们似乎不以为然。咱们也不用多说，就拿那全民义务教育来说吧。如果放弃这福利制度，不立法强制父母将子女送去上学，并免除学费，势必造出大量游手好闲的青少年文盲来，天天在贫民窟里斗殴滋事，长大了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犯罪分子，这不正是南美那些烂污国家每日每时发生的事？诸位舍不得那点钱，却愿意以社会大生产方式制造强盗，以便他们来抢劫自己，这到底是何高妙道理，敝人迟钝，实在想不明白。 

又如妇女产假问题，对一般家庭来说，生孩子本来就是个突然增加的经济负担。如果女性雇员一旦怀孕便便把人家一脚踢出门去，那岂不是要让人家雪上加霜？经济一般般的家庭谁还敢养孩子？那岂不要造成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紧缺？长此以往，是不是还得从第三世界大量引入新移民？又如反垄断法，似乎也是政府干预市场，那是不是也应该取消，让微软独霸整个IT行业，让财单力薄的小企业永远无望从岩石底下冒出来？ 

其实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了。如果真一切由市场决定，让市场取代政府，那贩毒便立即成了合法生意，莫非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在这方面，力薄儒的干涉力度还太小，而资本家的势力还太大。我看过电视报导，尽管中立的研究揭示，现代食物含有的糖分过高，造出了一系列健康问题，本来力薄儒游说国会要通过有关立法，但糖业资本家赞助的研究所却提供了相反的报告，以此向国会游说，致使立法无法通过。类似地，因为烟草财团们的强大势力，香烟至今未被禁，使得国人包括本人在内的健康继续蒙受毒枭们的摧残：） 

网友的某些观点我更无法苟同。例如慈善事业可以做成一种营利企业，这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我原以为慈善就是奉献，是舍弃而不是获取，是一种非营利事业，不料那竟然可以是一种赚钱生意。就算经理人员可以从中渔利吧，那捐款的人是不是也能分红？那受惠者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例如我开一家慈善工厂，每年盈利率只可能相当于平均利率，假定是10%吧。若是我将5%捐出，那利率就只剩5%。利率低于平均水平，我岂不是违反了奥地利学派规定的“利益最大化”的金科玉律？有谁愿意作这种冤大头？若是要靠国家免税以补偿我损失的利润，那与国家直接收税去行善又有何区别？再说，啃啬无底的理想世界，无非就是无税世界，到时连税收都没有了（或许只留下国防税，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一般都强调军备，提倡铸犁为剑，化黄油为大炮），国家还怎么个实行减税补贴？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要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不至于堕落成第三世界烂污国家，离开“左右互博”还真没戏。欧美之所以成长为今日之文明社会，并不完全靠生产力的发展。如果鬼子只靠逐利的本能行事，则今日西方无非是另一个中国，重重的社会矛盾只能靠政府强力压制下去。今日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绝不亚于50年前的欧美，然而论其健康度，则至今尚是中古时代的东亚病夫。其所以如此，就是一直没有左右两党在互斗，这就叫民主，就叫宪政。力薄儒和啃啬无底，哪派独大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