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探寻NGO本土化之路(中国青年报 2006-8-9)

    穿过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一间低矮的茅屋前停下。一个穿着红色沙丽的妇女赤脚蹲在泥地上，棕褐色的手在编织竹凳。见到陌生男子，她飞快躲进屋里。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和非亲近男子说话的。隔着门，她告诉尤努斯，自己一天的收入只有2美分，这笔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更何况还有3个孩子。

    这一幕，激发尤努斯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如今，这家“穷人银行”已使全球5000余万个家庭受益。

    日前，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带着新书《如何改变世界》来到中国，其中记录了数个类似尤努斯的故事。他们的成就，很是让中国NGO（非政府组织）从事者羡慕。在为该书举办的研讨会上，一名男子谈及内心的孤独，甩了甩爆炸式披肩卷发，说：“在国内，没有人理解我们。”

    随后，一个小平头抛出了“中国NGO本土化”的观点。猫着腰的他拿起话筒说：“只要是在做事，就能获得企业、群众和政府的理解。”

    此人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长邓仪。

    两年前，任志强、张朝阳、马蔚华、张树新等近百名企业家出资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公益环保组织的宗旨是治理中国沙尘暴。项目运作从内蒙古的阿拉善沙漠开始。他们希望通过协助当地牧民自发组织和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不再对牛弹琴

    起初，尤努斯并不准备单干。他来到一家国有银行，郑重其事地请求经理借钱给村民。然而，那个经理一阵冷笑，说：“教授，您生活在书本理论中。”

    中国企业家对邓仪带领的环保团队的印象，原本和这差不多。环保人士被扣上的帽子是，“绿色原教旨主义，只见环境不见人”。

    另一方面，一些环保志愿者对“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的企业家们，也没什么好印象。如果不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邓仪怎么也不会和“资本家”走到一起，“与虎谋皮”。这位中国NGO圈内的“老江湖”，嗓门儿大，脾气也不小，20多年前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时，就被称为天不怕、地不怕的“邓老二”。

    于是，每逢讨论，各说各的。张朝阳老是问“种了多少树，种了多少草”这样的外行问题，邓仪总在谈社区发展、参与式评估等专有名词，双方都深感“对牛弹琴”。

    曾出现过下面这番对话：“沼气池能不能解决生态问题？”“有作用。”

    “那不就简单了。你说，需要3000个还是5000个，钱我出，Y es or N o？”

    “不能这么说。”……

    “不是烧梭梭林（一种防风固沙的植被）吗？没问题，买煤发给他们烧。”

    “环保没这么简单。”

    这与跟国际NGO打交道的经验完全不同。1994年，国际鹤类基金会与草海自然保护区合作，邓仪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8年后，他扔掉铁饭碗，创立“草海农民发展协会”，专职干起了NGO。

    为了申请基金，熟悉国际NGO运作模式的邓仪投其所好地设计项目书。比如，让女童用画笔描绘大自然的美丽，这是“环境保护”。接着让手工艺人教女童刺绣这些图画，这是“传统文化保护”。然后用卖绣品的钱送女童上学，这是“社会性别”。一一对位，他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但是，这种方式只是机械地模仿国外，一旦失去核心人物就会全盘崩溃。“草海农民发展协会”运行不久便宣告失败。自此，邓仪一直在思考NGO的本土化。用他的话说，就是如何用中国人自己的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邓仪坦率地承认，只要运作得当，国际上的环保基金可以轻松获得。然而中国企业家可不那么好“忽悠”，他们“个个是人精，谁都骗不了谁”。

    经过一年多磨合，双方终于开始互相理解。

    还是王石的一个故事让邓仪顿悟其中之道。这位深圳万科的董事长曾捐助过某环保组织。一年后，他得到了一本制作精美的书。王石说，想要本书，找几个专业的摄影师和编辑就行，自己花钱是为了“保护物种，而不是宣传”。从此他中断了这项捐助。

    邓仪弄明白了，企业家是想做实事。他开始逐渐接受一些源于商业的量化方式。企业家们逐渐也弄懂了他口中那些文绉绉的名词。原来，环保志愿者辛辛苦苦做的，是唤醒牧民的责任意识。这种“授之以渔”的方式，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与SEE协会之前，邓仪不常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在他的印象中，他们总在办公室里，笑容可掬地强调“您做的事情多么多么重要”，却什么忙也不帮。

    因此，他看到协会秘书长杨平和官员吃饭，就有些不屑，“莫非吃吃喝喝也能环保”？时间久了，他也琢磨出这种“非官方交流”的味道来。他有些自嘲：“中国人嘛，都希望别人尊敬自己，哪怕是顿粗茶淡饭呢。”

    这些都和国外不同。在美国考察时，一位NGO官员告诉他，该组织不仅不用巴结政府，甚至能左右议会选举。而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明介绍，有的国家的一些监狱都交给NGO管理。甚至欧洲某个城市，由于市长等内阁成员贪污腐败，议会干脆把市政交给NGO来管理。

    王明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中国企业家正在摸索参与公益事业的方式。他们此前大多是通过捐赠等单纯的慈善行为，如今已开始自己出钱有组织地做公益。

    邓仪呢，这个硬汉一改往日严肃的面孔，笑眯眯地说：“以前有朋友说，你别为企业家卖命了，这话让我感觉很恶心。现在不同了，我做得挺有尊严感。”

    不只炒作理念

    当一名孟加拉妇女从尤努斯手里接过25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泪水流淌，手指像在灼烧。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从没想像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然而当邓仪和同事来到阿拉善时，当地人只是冷眼旁观。开会那天，他们把一张大白纸挂在墙上，用彩笔边写边画，进行详细的自我介绍。村民中的大多数人却在屋外唠嗑，谁家的摩托车漂亮，今年的羊不太好养等等。屋子里，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和不得不来的村干部。

    当邓仪提到“生态保护”，屋里人偷着乐，咬耳朵。有人嘀咕：“穿红的走了，挂绿的又来，把我们骗得一愣一愣的。”

    再说起“发展生产”，笑声更大了。一位姓杨的老汉甚至质问：“没有法律，别他妈的胡说。”屋外人听到声音，就进来凑会儿热闹。就这样，男女老少，进进出出，无人理会。

    不仅是老百姓，地方官员也是半信半疑。邓仪难忘和林业局某领导的一次碰面。对方翻着白眼，弹着烟灰，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们那点小钱，做的那叫项目？什么老百姓自我管理，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部门是干什么的，你瞎胡闹！”

    说到这儿，一向大嗓门儿的邓仪叹了口气：“谁让我们过去的主流是玩理念，从国外引进一大堆理念，盲目对号入座。”

    在草海时，为实践“介入社会性别的产出”这一理念，他招募了一批文盲农妇学习管账。后来发现，她们虽然表面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可账目都是回家拿给丈夫管理。

    还有一次，为体现关心弱势群体的理念，他号召村民选出最穷的“协进户”。评选当天，大家讨论很热烈，几乎打了起来。过了几天他才知道，那笔钱被全村人平分了。原来，热闹的民主场面不过是村民的表演，目的是骗来钱后“有福同享”。

    邓仪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大多数NGO，还停留在描述理念的阶段。“哪条河被污染啦，哪片森林被砍啦，哪个物种快灭绝啦……这样天天嚷嚷能解决问题吗？”

    “这说明我们还处在‘发现问题’的层面。”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向虎博士告诉笔者。他比较了一下，在日本从事公益的相当一部分是老人，中国则多是凭着一腔热情的年轻人。前者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做后盾，甚至不少企业高管在退休后到NGO工作。而在中国，这些青年不仅涉世未深，且与主流社会接触很少，“难免造成只能发现问题，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

    会念经的本土和尚

    在全球许多地方获得成功的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却有些水土不服。

    这一模式主要旨在救助赤贫妇女。在孟加拉，妇女地位非常低下，只要丈夫说三遍“我和你离婚”，她们就会被逐出家门。因此，她们珍视改变命运的任何机会。“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同时，这一模式依靠联保制度运行。比如，5人一组，如果一人未能还款，就由其余4人来还，并且无权申请贷款。

    在中国，这一项目只能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实施，担保人是政府和信用社，经常导致欠款不还的情况。所谓的民主会议，时常变成举手游戏，丝毫起不到监督和激励的作用。

    邓仪也犯过类似错误。在草海，他曾是农民的冤家对头。一方要保护环境，一方要继续生存。毕竟，不少农民穷得连被子都没有，和猪睡在一间土房里。

    一年春天，他和同事乘船搜寻渔网监督禁渔。忽然间传来“啊哈啊哈”的阵阵呐喊，只见湖面上驶来100多条木船，排成一列向他们逼近。1000多个村民站在船上，拿着拳头大小的石头、胳膊粗的棍棒甚至斧头，逐渐把他们包围起来，大有“水泊梁山”的气势。

    为首的村民大声吆喝：“你们国家公务员吃着大米饭，我们苞谷饭也没吃的了，你们还不让我们打鱼。”

    有人跟着嚷嚷：“先把你的肠子给杀出来！”

    火爆的邓老二也急了，叉腰一立，喊道：“你们要今天打不死我的话，明天我一把火烧掉你们。”

    在同事的劝阻下，当天所幸未发生冲突。后来，邓仪逐渐认识到，环保也要考虑人的生存发展。因此，来到阿拉善之后，他给了农民充分的自主权。

    村民们自己订合约，自己管钱，自己想法子。他只管签协议。“蛋糕是你们的，便宜也是你们占，怎么分我不管，分错了我也不管。”这样做，是为了提升村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帮助弱势者扩大权利。

    起初，农民们对此很是不解。富成文是一个嘎查（村子）的农民，他坦言：“我们曾私下里合计，如何想办法把他们手里的钱给骗下来。因此，申报项目时我们就瞎报一气。”

    当邓仪建议他们去贵州古胜村看看，接受社区发展方法的培训时，村民们认定这些骗子要拐卖人口，死活不肯去。最后，还是村长发话：“走吧，大活人还能被卖了？再说万一被卖了，我们是能跑掉的。”

    如今，富成文已成了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一员。他和乡亲们自发建立起一个“梭梭林保护区”，还像模像样地制作了提示牌插在重要通道。

    SEE协会的项目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一位负责扶贫的盟委（地委）副书记悄悄来到协会的四个项目点观察，与农民交谈，发现农民变得“开朗，大胆，有啥说啥”。随后，他指示30万元政府扶贫资金交给SEE协会来运作，因为“你们的方式是解决阿拉善问题的曙光”。

    邓仪很以此为荣。据他所知，得到政府注资并能保持其原有方式做环保的NGO，SEE是第一个。

    如今，他也会和官员们一起“吃个饭”，可能花不了几个钱，点个红烧茄子、西红柿炒鸡蛋就行。“关键是交流和沟通。”他嘿嘿一笑。

    第一次来到阿拉善，邓仪很不习惯大漠的苍茫。比起家乡贵州的郁郁葱葱，这里满目黄沙。然而只要下一场雨，哪怕是骤雨，沙漠里就会钻出嫩绿的小草，黄色、红色的小花，有时还有白色的蘑菇。

    “和草原、高原一样，沙漠不会因为人类的好恶而存在或是消亡。”他趁机向笔者普及环保知识，“我们做的不是消灭沙漠，而是进行荒漠化治理。”

    这个四海为家的汉子，为了环保，从贵州来到北京，又辗转至内蒙古。他希望SEE协会能够摸索出一条中国NGO本土化之路。“我们的故事会比格莱珉银行更精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