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理性的碎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2:28:42
作者：石勇
一
再没有一门学科能像哲学那样云山雾罩、神秘莫测、莫衷一是的了。宗教虽然也投射在超验的形而上领域并诉诸于纯粹的思辩，然而那个始终注视着人们的万能的主宰者――上帝、真主、佛祖，等等――却具有一种能为人定向、认同的权威性，其庞大体系所勾画出来的世界图景构成了人存在并赖以行动的文化坐标。宗教的全部语码构成了一种人存在的身份上的确定性，尽管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远离与现象界相对应的人的认知结构而被放置于人的信仰结构中。而哲学不仅因其包容宇宙、反诸自身的绝对性、抽象性、所指的模糊与能指的自律扩展、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及相互规约而具有了一种自身的“悖谬”，一种确定性与非确实性的撕裂，一种实体与虚空的不可印证，甚至连它本身是什么都无法得到说明。然而这恰恰是哲学的最大特点：作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体，哲学不仅要求它的界定符合世界的图景，而且要求世界的图景符合它的理论演绎；而“哲学是什么？”不再像科学等实用学科那样构成一种研究的理论前提，对它的回答倒恰恰是一种最本原的哲学研究。因此毫不奇怪，尽管直到现在“哲学是什么？”仍然是一个似乎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而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之间似乎从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标准，然而这并不妨碍哲学呼啸奔突，高歌猛进。
二
一部哲学史便是一部人类的精神史。不断地登台表演的哲学派派和理论术语令人眼花缭乱。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所指不同、能指各异，有时甚至无法加以比较分析的名字不断地扑入人们的视野中，光怪陆离。每一个流派，每一个哲学家都能提出一大堆与别人不同的问题，都对“哲学”本身以及其应有指涉给出自己的判定。而所有这些判定，以“真理”、“谬误”、“正确”、“错误”、“好”、“坏”这些表征事实与价值的判断标签简单地安放其上显然是异常荒唐的。一个哲学家即使其结论错误，然而其立论基础、理论演绎仍然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地接近真理。因此哲学虽然弥漫一种相对主义，然而这与它的求真、求善却丝毫却没有矛盾。哲学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所置身的宇宙，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然而挑开这些现象的帷幔，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在研究人本身。每个哲学家都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所折射出的不过是他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对自然、宇宙本体的探寻，还是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等领域的研究，哲学其实不过是在对人的活动范围，对人的本质的多向投射的一种说明。因此，任何一种哲学思考都是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必须返回人的存在本身。康德曾将自己的哲学表达为：“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而他在晚年将自己的表达合三为一：“人是什么？”因此哲学的多远不过是人的多元，哲学的丰富性不过是人的丰富性的一种说明，它的内在冲突与矛盾不过是人的矛盾性的集中反映，它只有返回人的存在本身才能返回它存在的根本。用卡西尔的话说，那便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
三
既然哲学的丰富性是人存在的丰富性的反映，那么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唯理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在从人的存在结构的不同角度和侧面对人进行解释，并夸大了自己理论的适用界域，将自己的判断当成唯一正确的标准。人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独特的存在物，作为一种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位于神性与自然性之间、其运动趋向由自然性出发，虽永不可及仍在缓慢地朝神性运动的“半神半兽”的生物，他的存在的最大特征便在于他的未专门化、未完成性。这注定了他的存在的缺憾，他被从自然本体中剥离出来的附着性的丧失以及创造性的确立。他不仅与世界处于分裂之中，并且自身也陷于分裂。正是由于人了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他才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来把握世界和自身。而也正因如此，他吸纳了世界的矛盾，他在自身存在结构上陷于各种知、情、意结构的悖谬、对立、冲突之中。他既是主体，同时又是自身的客体。他既具有与世界的客观结构相符的理性结构，又有独属于自身的人本――非理性结构。他的精神既能翱翔九天，穿云破雾，超越于时空而自在地游荡，然而肉体却又被牢牢地钉住在大地上，受物理化学规律所主宰，生理法则注定让他只能走向死亡。他既追求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看穿人本身的秘密，又本能地拒绝由认知结构所演绎出的对人本结构构成拆解的物质以及精神后果以更好地保护自身。他既贪婪于物质的占有，然而没有精神上的满足，在心理上他却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他既能创造出足以令世界恐惧的工具，而自身却感觉到软弱无力，并淹没在对世界的恐惧之中。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的独特地位充分喻示出人存在的二元性和矛盾性，即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自然与精神的分裂和对立。因此人类精神的分裂的表征――哲学、文化、科学等等――的统一只有返回人的存在本身的统一之中才能获得意义。由于人的二元化分裂与矛盾性，必然使得企图对某一方面作出解释的外在规定在其它方面失去解释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上的表达实质上都是对人的某个侧面的强调，它不能超出其适用界域，更不能以绝对真理的名义作用于其他领域，否则这不仅将导致它的理论失去效用，而且将导致人的畸变，甚至导致对人的否定，破坏人的存在结构使人走向覆灭。
四
人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分裂既是人存在的最大特征，同时也是人从与自然合谐相处的一元化世界里分裂出来的结果。正是依靠劳动，依靠漫长的生存实践，在生理进化的基础上产生意识的分裂，人类才可能被“唤醒”，开始了从纯粹的动物向“真正的人”运动的长征。人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人首先便是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有着同构性，世界的客观逻辑先在地内藏于人的理解的结构之中。这种“理解的前结构”是长期的生理进化的结果，其受世界的物理化学规律支配使其逻辑演绎自动地与支配世界运行的力量的逻辑对应。而非常明显，虽然世界首先由人的感觉器官摄入，但感觉本身的易谬性、相对性并不能作为正确勾画世界图景的标准，它所摄入的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不可靠性必须依靠人的知觉加工并放进一个以语言表述为特征的概念系统中进行思维上的演绎才能加以澄清。而这个对摄入材料加工、比较、鉴别、归类、组合、定性的语言――逻辑――概念系统便是人的一种理性结构，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证明，正是它把握了世界。在这个理性结构的指令下，人遵循其逻辑和思维规律，对象化的活动越强化，对世界和人本身的思辩、认识、规划越完善。因此人与自然分裂得越彻底，或者说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越强化，人的主体性越能确立，其与世界相联系的主――客体结构越坚韧，他的理性结构在他的存在结构中也就越能夺取更多的地盘，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就越能进行。因此毫不奇怪，古代中国在“天人合一”、与自然处于藕断丝连的未彻底分化情况下不可能催生出成熟的理性结构，而作为迄今为止西方的两大文化精神支柱之一的古希腊理性主义则呼唤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这种“理性主义”从中世纪的冬眠中醒来后插上了本就“想飞的翅膀”。而它一旦受到人的恩宠，便无限地扩展其地盘，将自己的内在指令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导致人的主观性、人的人本结构严重萎缩而物化为一种附着于它身上的工具。它就像一辆运行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在疯狂之中获得了自律运转的神秘符咒，在再也无人能够加以驾驭的快感中带着人们飞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五
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出版了他们的惊世之作：《启蒙辩证法》。在这部以“哲学断片”作为副标题、堪称对科技理性的“神话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的经典著作里，他们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所鼓吹的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在书的开头，他们便以一种不容回避的“天问”，借助于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因科学技术严重泛滥成一种企图解释一切、规定一切的与宗教毫无二致的“神话”的现实将已严重异化的理性的可怕后果置于人们的视野中：未被启蒙的理性之光照耀的地球充斥着一个个将人吞没的鬼影，而经过了启蒙的地球，在理性主义的喧嚣中却到处散发出令人恐惧的灾难；人类好不容易摆脱了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人的尊严极不相称的蒙昧和野蛮，然而理性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却重新将人置于了一种新的、更加难以忍受的野蛮状态。而这一切皆因为：“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一旦它“摆脱了任何外在压迫的阻挠，便会生长发展，一往无前”，而由于它“始终是在神话中确认自身”，打破宗教等非理性体系的神话后它在自律运转中马上变成了新的神话――“任何抵抗所诉诸的神话，都通过作为反证之论据的极端事实，承认了它所谴责的启蒙运动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在西方，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一种以崇尚个人自由和科技理性为内涵的文化精神风靡西方世界。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野心像火山般喷发出来。理性化、世俗化终于通过实证性的推理使上帝的存在开始遭到质疑。到了17、18世纪，理性主义的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随着技术对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终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神话。这时人们相信，通过人之理性和本质力量的增长，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将自动地将人的存在导向一种完美的境地，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让人们在尘世中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这样上帝的存在主宰人的生活已属多余，人们遂将它请出了人之世界，并对它的存在给以了严格的限定。人们告别了上帝，而寻找到了科技理性这根柺杖。人们狂热地希翼这根柺杖领着自己走向天堂。这一旧神凄然长逝，而新神粉墨登场的信息是在一片科技理性的喧嚣中发出的，然而却被一颗名叫“尼采”的敏感心灵所捕捉到。他清醒地看到，“上帝死了”，人丧失了原先有过的绝对价值的标准，新的世界历史出现了。然而尼采对此既不抱以乐观也不抱以悲观的态度。标准的失落同时也为任何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与力量树立起绝对标准奴役人埋下了伏笔。问题只在于：如果“上帝之死”能将人的世界交给人本身，如果科技理性只是人之手段而不跃升为人之目的，如果科技理性能与人本精神合谐发展而不企图抢占人本精神的地盘，那么，的确，启蒙精神的理性与进步之维便具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合理性。然而，如何能保证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冲突不导致对人的否定？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科技理性不异化为一种独立的、自律运转的力量，使人纯粹是在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一不会作出价值判断的超人实体，就像曾经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那样向它俯首称臣？历史非常富有讽刺意味：它选择科技理性填补上帝留下的位置成了新的上帝，直到其巨大的可以毁灭人类的力量显示出来时，人们才从这一迷梦中惊醒。
六
科技理性所造成的巨大恶果终于让人认识到：理性并不总是人的救星。它有着内在的复杂结构。在人的存在结构中，它与人的人本结构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相互游离的状态。它总是企图解释、规范一切，却又从不打算批判性地反思自身。它与世界本身有着一定的同构性，因而极容易抢夺“话语权力”。若没有人本精神的渗入，也即若人本结构与其不进行双向沟通并彼此相互规约，则它将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操作性而只具有解释性，彻底丧失规范之维。然而由于它在人的认知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它具有一种不断地扩展自身的功能，对世界的解释终将蔓延到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界定，也即根本不具备价值判断功能的它根据一种物化、工具化、符号化原则对人本身作出了价值判断。因此，若它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失灵，它将切断这一联系而实现自身的碎裂。
在哲学上，“理性”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然而却又在将它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时，随便地根据自己的理论语境赋予它以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理性这一概念每放在一个哲学家的语符集合里都会被重新编码，这种不断变幻的语境使其不断地丧失和获得新的表征。传统哲学的命题“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初看似乎是在强调人的理智、判断的确定性之维、思考与行动的逻辑支点，然而它却是“精神”，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分，纯粹相当于今天所讲的与理性对立的“非理性”。康德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则差不多是一种认知能力，尽管这种认知能力并不仅仅依靠逻辑、概念等来进行演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侧重于哲学的描述功能研究（即认知哲学、哲学认识论）的哲学家大都喜欢将理性与人的认知结构对应，并赋予它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以及确定性的特征；而侧重于哲学的规范功能研究（即价值哲学）的哲学家则大都是在认知与精神的边缘结合处使用，具有较强的人本特征。然而不管怎么样，它至少具有这三种含义：一是指一种逻辑认知结构。这种逻辑的认知结构对应于世界的逻辑图式。根据人从自然界中分裂出来具有它的属性来加以推论，人的理解的逻辑结构自动地切入世界的客观逻辑结构中，它们的同构性使主――客体的逻辑结构具有一种“连通性”。正因如此，人才能把握、认识世界。否则，既不同质也不同构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在属性上取得某种一致并进行物质交流的。用语言哲学的话说，它将在编码的过程中自动地失去语符所携带的功能。而非常明显，既然世界受普遍的必然性法则所支配，则人的理性同样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特点。二是指一种对经验事实的确认。理性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对事实的依赖，超验的领域将使理性丧失其大部分功能，如果不是全部丧失的话。理性要想作用于超验领域，必须借助于认知的逻辑，根据丝丝入扣的逻辑、概念进行推演。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把握也仅仅是一种假说，它还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确证其合理性。从人的认识上看，经验事实既是人演绎其逻辑图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能共享理性认识成果的前提。否则，人的理性便将丧失一定的认识功能，因为它丧失了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事实的确定性。三是指一种否定性，一种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之为理性便在于它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它还能选择、辨析，加进自己的判断，因此表现为一定的对认识对象的超越。这种理性是一种“存在中的生成”，不断地向未来开放。如果取消了这种理性之维，我们将很难想像人还有什么创造性。
七
从理性的含义上已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它的工具性特征：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支配、一种操作、一种信息、语符的流动。无疑，科学技术正是建筑在此种理性的认知结构上并表现为一种科技理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种科技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强调手段的合适性、有效性而对目的是否合理正当不屑涉及，即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在理性的结构中由于它与人本结构之间有着相互敞开的空间，人本精神也会渗入它的结构之中并与它进行结合，而它们的这种结合便已具有了价值判断，即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质询。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便是“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价值相反，千方百计地以一种价值标准企图对手段对行检验和评判，对目的是否合理一开始便给以了一个定位。用一句俗话来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便是：前者创造出某种人所需要的东西，而后者则以人本身的价值标准评判这种东西对人是有害还是有益。在一个成熟的理性结构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应有各种应该具有的地位并保持必要的张力。价值理性不能过份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将丧失很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工具理性更不可扩展其地盘取消价值理性存在的地位，否则它将在取消了价值判断中上升为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对人本身构成否定。工具理性的泛滥实质上将人置于一种“理性的非理性存在”的荒谬存在困境中。他看起来是如此地理性，而实际上却是如此地丧失理性甚至疯狂。
然而工具理性的泛滥、它的自律扩展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了。它从宗教神学的牢狱中逃脱出来摇身一变取代上帝的地位朝人发号施令似乎是一种人的存在宿命。无论如何，人把握世界、改造世界全赖于理性的能力，离开了理性的支撑，人只能轰然倒地。它的逻辑图式与世界的逻辑图式的符合使它具有了解释世界，驱除人心中的蒙昧的权威。对世界的秘密的洞悉使他能加以利用和改变，从而使其力量倍增。这样，价值理性在它面前黯然失色，既无法求真，也软弱无力，而善的观念则永是虚无缥缈的。这样工具理性便取得了一种不断扩展其结构的能力，它的膨胀更使它不屑于对价值理性发出的规范其逻辑演绎的信息作出回应。在启蒙运动中，承担对宗教神学的“袪魅”功能的理性的内容便是知识，而知识的本质则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实用性使一切形而上的体系都被打上非知识的印记而驱逐出去。就像休谟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里所说的：“如果我们手里拿起一本书，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数和量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1]工具理性因它认识、改造世界的成功而鄙视一切非实证性的东西，它似乎从来不知道在非实证性特别是信仰领域它将完全无能为力。它“挟天子以令诸侯”，扛着理性的大旗毫不留情地将拯救人的灵魂的宗教、形而上学等等拉下神坛，并得意洋洋地走向王位。在它的内在指令下，不仅工作技术化，而且由于技术的运用扩展于生活之中，生活本身也技术化了。在接受技术的同时，人也接受了它所附带的东西：定量化、符号化、操作原则、控制原则等等。它们以科学的名义出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无声无息的方式主宰了人。这样，根本无法作出价值判断的它也被用来解决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价值理性的地盘被它几乎占据。
理性的碎裂是现代社会的人全方位异化的表征。价值理性一旦湮灭，人便丧失了批判和超越之维，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病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或在麻木中作为一颗镙丝而被定格在某种机器体系中，或承受着精神的撕裂并成为一个神经病。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他只能以一种符号的“身份”而融入这个异已的世界之中并接受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操纵：工具理性的主宰地位为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埋下了伏笔。马尔库塞对此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他写道：资本主义，“它实行物对人的控制；理性的、‘摆脱价值的’技术，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人对技术的效率和必然的服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私人企业的框架之内。机器是决定因素，但‘无生命的机器是凝固的精神。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迫使人们进入它的服务范围的力量……’。然而由于它是‘凝固的精神’，它也是人对人的统治。这样，这种技术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 [2]
注 释
[1]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 1967年版 第145页
[2]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04页
编辑： 智识 发布时间：2005-04-07 论文来源：学说连线
一
再没有一门学科能像哲学那样云山雾罩、神秘莫测、莫衷一是的了。宗教虽然也投射在超验的形而上领域并诉诸于纯粹的思辩，然而那个始终注视着人们的万能的主宰者――上帝、真主、佛祖，等等――却具有一种能为人定向、认同的权威性，其庞大体系所勾画出来的世界图景构成了人存在并赖以行动的文化坐标。宗教的全部语码构成了一种人存在的身份上的确定性，尽管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远离与现象界相对应的人的认知结构而被放置于人的信仰结构中。而哲学不仅因其包容宇宙、反诸自身的绝对性、抽象性、所指的模糊与能指的自律扩展、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及相互规约而具有了一种自身的“悖谬”，一种确定性与非确实性的撕裂，一种实体与虚空的不可印证，甚至连它本身是什么都无法得到说明。然而这恰恰是哲学的最大特点：作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体，哲学不仅要求它的界定符合世界的图景，而且要求世界的图景符合它的理论演绎；而“哲学是什么？”不再像科学等实用学科那样构成一种研究的理论前提，对它的回答倒恰恰是一种最本原的哲学研究。因此毫不奇怪，尽管直到现在“哲学是什么？”仍然是一个似乎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而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之间似乎从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标准，然而这并不妨碍哲学呼啸奔突，高歌猛进。
二
一部哲学史便是一部人类的精神史。不断地登台表演的哲学派派和理论术语令人眼花缭乱。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所指不同、能指各异，有时甚至无法加以比较分析的名字不断地扑入人们的视野中，光怪陆离。每一个流派，每一个哲学家都能提出一大堆与别人不同的问题，都对“哲学”本身以及其应有指涉给出自己的判定。而所有这些判定，以“真理”、“谬误”、“正确”、“错误”、“好”、“坏”这些表征事实与价值的判断标签简单地安放其上显然是异常荒唐的。一个哲学家即使其结论错误，然而其立论基础、理论演绎仍然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地接近真理。因此哲学虽然弥漫一种相对主义，然而这与它的求真、求善却丝毫却没有矛盾。哲学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所置身的宇宙，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然而挑开这些现象的帷幔，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在研究人本身。每个哲学家都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所折射出的不过是他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对自然、宇宙本体的探寻，还是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等领域的研究，哲学其实不过是在对人的活动范围，对人的本质的多向投射的一种说明。因此，任何一种哲学思考都是以人为出发点最终必须返回人的存在本身。康德曾将自己的哲学表达为：“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而他在晚年将自己的表达合三为一：“人是什么？”因此哲学的多远不过是人的多元，哲学的丰富性不过是人的丰富性的一种说明，它的内在冲突与矛盾不过是人的矛盾性的集中反映，它只有返回人的存在本身才能返回它存在的根本。用卡西尔的话说，那便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
三
既然哲学的丰富性是人存在的丰富性的反映，那么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唯理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在从人的存在结构的不同角度和侧面对人进行解释，并夸大了自己理论的适用界域，将自己的判断当成唯一正确的标准。人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独特的存在物，作为一种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位于神性与自然性之间、其运动趋向由自然性出发，虽永不可及仍在缓慢地朝神性运动的“半神半兽”的生物，他的存在的最大特征便在于他的未专门化、未完成性。这注定了他的存在的缺憾，他被从自然本体中剥离出来的附着性的丧失以及创造性的确立。他不仅与世界处于分裂之中，并且自身也陷于分裂。正是由于人了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他才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来把握世界和自身。而也正因如此，他吸纳了世界的矛盾，他在自身存在结构上陷于各种知、情、意结构的悖谬、对立、冲突之中。他既是主体，同时又是自身的客体。他既具有与世界的客观结构相符的理性结构，又有独属于自身的人本――非理性结构。他的精神既能翱翔九天，穿云破雾，超越于时空而自在地游荡，然而肉体却又被牢牢地钉住在大地上，受物理化学规律所主宰，生理法则注定让他只能走向死亡。他既追求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看穿人本身的秘密，又本能地拒绝由认知结构所演绎出的对人本结构构成拆解的物质以及精神后果以更好地保护自身。他既贪婪于物质的占有，然而没有精神上的满足，在心理上他却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他既能创造出足以令世界恐惧的工具，而自身却感觉到软弱无力，并淹没在对世界的恐惧之中。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的独特地位充分喻示出人存在的二元性和矛盾性，即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自然与精神的分裂和对立。因此人类精神的分裂的表征――哲学、文化、科学等等――的统一只有返回人的存在本身的统一之中才能获得意义。由于人的二元化分裂与矛盾性，必然使得企图对某一方面作出解释的外在规定在其它方面失去解释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理论上的表达实质上都是对人的某个侧面的强调，它不能超出其适用界域，更不能以绝对真理的名义作用于其他领域，否则这不仅将导致它的理论失去效用，而且将导致人的畸变，甚至导致对人的否定，破坏人的存在结构使人走向覆灭。
四
人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分裂既是人存在的最大特征，同时也是人从与自然合谐相处的一元化世界里分裂出来的结果。正是依靠劳动，依靠漫长的生存实践，在生理进化的基础上产生意识的分裂，人类才可能被“唤醒”，开始了从纯粹的动物向“真正的人”运动的长征。人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人首先便是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有着同构性，世界的客观逻辑先在地内藏于人的理解的结构之中。这种“理解的前结构”是长期的生理进化的结果，其受世界的物理化学规律支配使其逻辑演绎自动地与支配世界运行的力量的逻辑对应。而非常明显，虽然世界首先由人的感觉器官摄入，但感觉本身的易谬性、相对性并不能作为正确勾画世界图景的标准，它所摄入的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不可靠性必须依靠人的知觉加工并放进一个以语言表述为特征的概念系统中进行思维上的演绎才能加以澄清。而这个对摄入材料加工、比较、鉴别、归类、组合、定性的语言――逻辑――概念系统便是人的一种理性结构，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证明，正是它把握了世界。在这个理性结构的指令下，人遵循其逻辑和思维规律，对象化的活动越强化，对世界和人本身的思辩、认识、规划越完善。因此人与自然分裂得越彻底，或者说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越强化，人的主体性越能确立，其与世界相联系的主――客体结构越坚韧，他的理性结构在他的存在结构中也就越能夺取更多的地盘，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就越能进行。因此毫不奇怪，古代中国在“天人合一”、与自然处于藕断丝连的未彻底分化情况下不可能催生出成熟的理性结构，而作为迄今为止西方的两大文化精神支柱之一的古希腊理性主义则呼唤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这种“理性主义”从中世纪的冬眠中醒来后插上了本就“想飞的翅膀”。而它一旦受到人的恩宠，便无限地扩展其地盘，将自己的内在指令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导致人的主观性、人的人本结构严重萎缩而物化为一种附着于它身上的工具。它就像一辆运行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在疯狂之中获得了自律运转的神秘符咒，在再也无人能够加以驾驭的快感中带着人们飞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五
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出版了他们的惊世之作：《启蒙辩证法》。在这部以“哲学断片”作为副标题、堪称对科技理性的“神话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的经典著作里，他们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所鼓吹的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在书的开头，他们便以一种不容回避的“天问”，借助于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因科学技术严重泛滥成一种企图解释一切、规定一切的与宗教毫无二致的“神话”的现实将已严重异化的理性的可怕后果置于人们的视野中：未被启蒙的理性之光照耀的地球充斥着一个个将人吞没的鬼影，而经过了启蒙的地球，在理性主义的喧嚣中却到处散发出令人恐惧的灾难；人类好不容易摆脱了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人的尊严极不相称的蒙昧和野蛮，然而理性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却重新将人置于了一种新的、更加难以忍受的野蛮状态。而这一切皆因为：“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一旦它“摆脱了任何外在压迫的阻挠，便会生长发展，一往无前”，而由于它“始终是在神话中确认自身”，打破宗教等非理性体系的神话后它在自律运转中马上变成了新的神话――“任何抵抗所诉诸的神话，都通过作为反证之论据的极端事实，承认了它所谴责的启蒙运动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在西方，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一种以崇尚个人自由和科技理性为内涵的文化精神风靡西方世界。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野心像火山般喷发出来。理性化、世俗化终于通过实证性的推理使上帝的存在开始遭到质疑。到了17、18世纪，理性主义的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随着技术对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终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神话。这时人们相信，通过人之理性和本质力量的增长，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将自动地将人的存在导向一种完美的境地，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让人们在尘世中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这样上帝的存在主宰人的生活已属多余，人们遂将它请出了人之世界，并对它的存在给以了严格的限定。人们告别了上帝，而寻找到了科技理性这根柺杖。人们狂热地希翼这根柺杖领着自己走向天堂。这一旧神凄然长逝，而新神粉墨登场的信息是在一片科技理性的喧嚣中发出的，然而却被一颗名叫“尼采”的敏感心灵所捕捉到。他清醒地看到，“上帝死了”，人丧失了原先有过的绝对价值的标准，新的世界历史出现了。然而尼采对此既不抱以乐观也不抱以悲观的态度。标准的失落同时也为任何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与力量树立起绝对标准奴役人埋下了伏笔。问题只在于：如果“上帝之死”能将人的世界交给人本身，如果科技理性只是人之手段而不跃升为人之目的，如果科技理性能与人本精神合谐发展而不企图抢占人本精神的地盘，那么，的确，启蒙精神的理性与进步之维便具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合理性。然而，如何能保证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冲突不导致对人的否定？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科技理性不异化为一种独立的、自律运转的力量，使人纯粹是在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一不会作出价值判断的超人实体，就像曾经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那样向它俯首称臣？历史非常富有讽刺意味：它选择科技理性填补上帝留下的位置成了新的上帝，直到其巨大的可以毁灭人类的力量显示出来时，人们才从这一迷梦中惊醒。
六
科技理性所造成的巨大恶果终于让人认识到：理性并不总是人的救星。它有着内在的复杂结构。在人的存在结构中，它与人的人本结构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相互游离的状态。它总是企图解释、规范一切，却又从不打算批判性地反思自身。它与世界本身有着一定的同构性，因而极容易抢夺“话语权力”。若没有人本精神的渗入，也即若人本结构与其不进行双向沟通并彼此相互规约，则它将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操作性而只具有解释性，彻底丧失规范之维。然而由于它在人的认知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它具有一种不断地扩展自身的功能，对世界的解释终将蔓延到对人的存在本身的界定，也即根本不具备价值判断功能的它根据一种物化、工具化、符号化原则对人本身作出了价值判断。因此，若它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失灵，它将切断这一联系而实现自身的碎裂。
在哲学上，“理性”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然而却又在将它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时，随便地根据自己的理论语境赋予它以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理性这一概念每放在一个哲学家的语符集合里都会被重新编码，这种不断变幻的语境使其不断地丧失和获得新的表征。传统哲学的命题“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初看似乎是在强调人的理智、判断的确定性之维、思考与行动的逻辑支点，然而它却是“精神”，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分，纯粹相当于今天所讲的与理性对立的“非理性”。康德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则差不多是一种认知能力，尽管这种认知能力并不仅仅依靠逻辑、概念等来进行演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侧重于哲学的描述功能研究（即认知哲学、哲学认识论）的哲学家大都喜欢将理性与人的认知结构对应，并赋予它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以及确定性的特征；而侧重于哲学的规范功能研究（即价值哲学）的哲学家则大都是在认知与精神的边缘结合处使用，具有较强的人本特征。然而不管怎么样，它至少具有这三种含义：一是指一种逻辑认知结构。这种逻辑的认知结构对应于世界的逻辑图式。根据人从自然界中分裂出来具有它的属性来加以推论，人的理解的逻辑结构自动地切入世界的客观逻辑结构中，它们的同构性使主――客体的逻辑结构具有一种“连通性”。正因如此，人才能把握、认识世界。否则，既不同质也不同构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在属性上取得某种一致并进行物质交流的。用语言哲学的话说，它将在编码的过程中自动地失去语符所携带的功能。而非常明显，既然世界受普遍的必然性法则所支配，则人的理性同样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特点。二是指一种对经验事实的确认。理性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对事实的依赖，超验的领域将使理性丧失其大部分功能，如果不是全部丧失的话。理性要想作用于超验领域，必须借助于认知的逻辑，根据丝丝入扣的逻辑、概念进行推演。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把握也仅仅是一种假说，它还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确证其合理性。从人的认识上看，经验事实既是人演绎其逻辑图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能共享理性认识成果的前提。否则，人的理性便将丧失一定的认识功能，因为它丧失了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事实的确定性。三是指一种否定性，一种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之为理性便在于它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它还能选择、辨析，加进自己的判断，因此表现为一定的对认识对象的超越。这种理性是一种“存在中的生成”，不断地向未来开放。如果取消了这种理性之维，我们将很难想像人还有什么创造性。
七
从理性的含义上已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它的工具性特征：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支配、一种操作、一种信息、语符的流动。无疑，科学技术正是建筑在此种理性的认知结构上并表现为一种科技理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种科技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强调手段的合适性、有效性而对目的是否合理正当不屑涉及，即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在理性的结构中由于它与人本结构之间有着相互敞开的空间，人本精神也会渗入它的结构之中并与它进行结合，而它们的这种结合便已具有了价值判断，即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质询。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便是“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价值相反，千方百计地以一种价值标准企图对手段对行检验和评判，对目的是否合理一开始便给以了一个定位。用一句俗话来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便是：前者创造出某种人所需要的东西，而后者则以人本身的价值标准评判这种东西对人是有害还是有益。在一个成熟的理性结构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应有各种应该具有的地位并保持必要的张力。价值理性不能过份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将丧失很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工具理性更不可扩展其地盘取消价值理性存在的地位，否则它将在取消了价值判断中上升为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对人本身构成否定。工具理性的泛滥实质上将人置于一种“理性的非理性存在”的荒谬存在困境中。他看起来是如此地理性，而实际上却是如此地丧失理性甚至疯狂。
然而工具理性的泛滥、它的自律扩展的能力实在是太大了。它从宗教神学的牢狱中逃脱出来摇身一变取代上帝的地位朝人发号施令似乎是一种人的存在宿命。无论如何，人把握世界、改造世界全赖于理性的能力，离开了理性的支撑，人只能轰然倒地。它的逻辑图式与世界的逻辑图式的符合使它具有了解释世界，驱除人心中的蒙昧的权威。对世界的秘密的洞悉使他能加以利用和改变，从而使其力量倍增。这样，价值理性在它面前黯然失色，既无法求真，也软弱无力，而善的观念则永是虚无缥缈的。这样工具理性便取得了一种不断扩展其结构的能力，它的膨胀更使它不屑于对价值理性发出的规范其逻辑演绎的信息作出回应。在启蒙运动中，承担对宗教神学的“袪魅”功能的理性的内容便是知识，而知识的本质则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实用性使一切形而上的体系都被打上非知识的印记而驱逐出去。就像休谟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里所说的：“如果我们手里拿起一本书，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数和量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1]工具理性因它认识、改造世界的成功而鄙视一切非实证性的东西，它似乎从来不知道在非实证性特别是信仰领域它将完全无能为力。它“挟天子以令诸侯”，扛着理性的大旗毫不留情地将拯救人的灵魂的宗教、形而上学等等拉下神坛，并得意洋洋地走向王位。在它的内在指令下，不仅工作技术化，而且由于技术的运用扩展于生活之中，生活本身也技术化了。在接受技术的同时，人也接受了它所附带的东西：定量化、符号化、操作原则、控制原则等等。它们以科学的名义出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无声无息的方式主宰了人。这样，根本无法作出价值判断的它也被用来解决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价值理性的地盘被它几乎占据。
理性的碎裂是现代社会的人全方位异化的表征。价值理性一旦湮灭，人便丧失了批判和超越之维，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病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或在麻木中作为一颗镙丝而被定格在某种机器体系中，或承受着精神的撕裂并成为一个神经病。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他只能以一种符号的“身份”而融入这个异已的世界之中并接受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操纵：工具理性的主宰地位为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埋下了伏笔。马尔库塞对此作过入木三分的分析。他写道：资本主义，“它实行物对人的控制；理性的、‘摆脱价值的’技术，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人对技术的效率和必然的服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私人企业的框架之内。机器是决定因素，但‘无生命的机器是凝固的精神。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迫使人们进入它的服务范围的力量……’。然而由于它是‘凝固的精神’，它也是人对人的统治。这样，这种技术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 [2]
注 释
[1]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 1967年版 第145页
[2]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04页
编辑： 智识 发布时间：2005-04-07 论文来源：学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