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事业—步履维艰

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尤其是富豪私人基金会式的慈善捐助经常为人们所诟病，因为不管是严介和还是丁磊，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IT行业，中国的富豪在乐善好施这一项上都不能及格；但是从乐善好施这个词，我们却能看到慈善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源远流长，在追寻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溯源中，这一点正是内容纷繁、脉络清晰。
①西方慈善的历史基因
世界三大主流财经杂志———《福布斯》、《财富》和《商业周刊》每年都会为人们打造一桌盛大的“慈善大餐”，在全球慈善家及慈善企业排行榜上，安德鲁·卡耐基、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盖茨、戈登·摩尔及其夫人贝蒂·摩尔、沃伦·巴菲特、乔治·绍罗什、詹姆斯·斯托尔斯……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仅与财富“惺惺相惜”，也同样与慈善情愫不断。
国内的媒体和学者们很喜欢引用下面一组数据：在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来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为慈善的国度。
发达的慈善不仅来源于富足的财富，最根本的还是传统精神价值认同在人们行为上的转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慈善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人的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作为西方人精神支柱的基督教成为慈善事业的原始动力。
西方传统的慈善事业起源于基督教教会，由于基督教教义中的“普世”思想，教会一直都将救助贫苦作为宗教义务之一，教会的一些慈善方式如救助苦难人群，现场捐款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慈善事业。早在中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慈善事业，17世纪初已产生了宗教组织之外的慈善组织。
美国的慈善事业秉承了欧洲的传统。不仅如此，美国波士顿大学美国史研究专家彼得·罗格还认为，美国本身的历史也是美国慈善事业的渊源之一。在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之时，船上所有的人都没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各种器具都属公用，一旦一个人出现了困难，就会有很多人前来帮忙。在《美国的慈善事业》一书中，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姆那还澄清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土著对待第一批移民的态度比这些移民对待他们更显“基督徒”式的善良。宗教和历史的双重交错，使得美国人对慈善事业充满了高度的热情。在追求财富的同时，慈善也与之相生相伴，直到今天，在美国的中小学课堂上，老师还会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些慈善家及其创业的故事。
②朴素的“慈”“善”思想
慈善两个字组合成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在这之前，“慈”与“善”一直都“分而治之”。在古代，“慈”最早有三个意思：一是母亲、家慈的意思，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二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奉养；三是指父母对子女的爱。后来，“慈”的意思便由狭义的父母之爱扩展到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尤指人们对长者和孩童的关爱，《国语·吴语》中有这样的叙述：“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善”最早有吉祥、美好的意思，与“恶”相对，后来发展成为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意思。
当“慈”与“善”的意思逐渐丰满并向“慈善”发展的时候，中国最朴素的“慈善”就早已成为后世各种慈善思想及行为的基础。
“民本主义”是最早发展了狭义“慈”“善”的成系统的思想。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初期，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但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民的意义也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对民的重视是从周代商开始的，实际上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已经对民的重要性了然于心，故采取利民、保民之策，代夏而兴。《管子·轻重法》中载齐桓公与管仲的对答：“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毫，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桴，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境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商汤的赈恤饥寒措施，大概可视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滥觞。
商代后期，纣王失德，以致重蹈夏桀覆亡之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文王力行仁政，采取了惠民、保民政策，《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答齐宣王问：“昔者王之治岐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见，爱护鳏寡孤独之人是周文王仁政的核心，周文王也因此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周朝建立后，统治者更加重视民众的作用，提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继承了文王以来的传统，《周礼·地官司徒》中称，西周王朝以六项保安蕃息的政策护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足见周朝对慈善事业的重视。而后世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无不从“民为邦本”（即民本主义）的指导思想出发，强调赈贫恤患，救助老幼孤寡即慈善活动的重要性。
③儒家学说中的“仁”与“义”
春秋时期，儒学兴起，在这个奠定中国传统核心精神的思想中，“慈善”同样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仁”与“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孔子倡导的“仁”，内涵丰富，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仁爱”是“仁”的基本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孔子主张“养民也惠”，即要求统治者施行惠民政策。这其实是对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由孟子继承的儒家“仁”说，不仅把“仁”和“义”当作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而且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把君主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仁”与“义”不仅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且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实施“慈善”活动的基础。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恻隐之心”，无非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这与西方传统的“慈善”含义是一致的。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指出：“慈善（即是伴随着爱的那种欲望）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怜悯与慈善关联，慈善借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性质与爱发生联系。”
孟子不仅发扬了孔子的“仁”与“义”学说，而且将“仁爱”完成了从道德到政治的推广，成为战国时期以及后世封建君主统治中国与“法治”相配合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之上，儒家学说提出了国家大治的典范，即大同之治，加以颂扬、美化，“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世的贤明君主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确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宋代慈善活动的开展，就是国家“仁政”或地方有力者的“仁心”所致；明代无锡同善会的创始人高攀龙曾说：“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封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从“仁爱”的心怀出发，必然导致博施济众的行为，这正是他创建无锡同善会的思想基础。
④佛教慈悲观与因果报应说的影响
与西方慈善事业来源于宗教教义类似，中国有组织的慈善活动同样起源于宗教———佛教。佛寺里的僧人们组成了一些施善济困为旨趣的宗教性慈善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佛教大为盛行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都极为普遍。
佛教教义极为复杂，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慈善事业动力基因的主要是慈悲观与因果报应学说。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佛教道德是以利他平等为旨趣的。这种利他主义道德观，在佛教中称为慈悲。《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即是说佛教以慈悲为本。慈悲者，怜爱、怜悯、同情之谓也。《大乘义章》卷12中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之为布；辍己惠人，目之为施”。中国佛教主要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里的慈悲观也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道德观念。但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为了调和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柱儒教的矛盾，一些高僧在翻译、传播佛经时往往加以变通与调整，注入了不少中国传统思想的成分。佛教成为南北朝及唐宋佛教慈善事业的直接起因，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或者创设于寺庙由僧人管理，或者由那些信佛的地方“善人”出面筹资创建，也无不说明了佛教与慈善事业的密切关系。
因果报应学说是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原理是佛教伦理的“因果律”，即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受因果法则支配，善因产生善果，恶因产生恶果。这种善恶报应，是在六道轮回中实现的。应该说，此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陌生，在儒教、道教中也有如“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思想。但是，与中国的传统伦理观不同，佛教因果报应学说认为善恶报应在人的主观思想与行为之间，它更强调通过自身的修行来改变善恶报应。因此，佛教因果报应说产生的道德约束力，对现世、来世都发生作用。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上至统治阶层，下及普通百姓，害怕来世投胎为畜牲受苦受难，因而产生怵惕之心，不断警省，去恶从善。在此影响下，一方面有佛教僧人组织的慈善济困，一方面有向善之人的乐善好施，中国古代规模较大、稳定性强、有组织的慈善活动都出自佛教教义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有关“慈善”的基础核心学说，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即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中国不成熟的慈善事业中，很多富豪进行慈善捐助也还是受传统“仁爱”思想的影响，可见其生命力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