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9

邓国胜：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来源：第十七期NGO在线互动交流活动简报
【主题】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嘉宾】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时间】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下午2：30—4：30
【网址】中国NGO互动网www.ingo.org.cn
【嘉宾简介】邓国胜，男，1968年出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NGO研究, 公共组织问责、绩效与能力建设。承担的课程有“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公共组织评估”、“民间组织与中国发展”、“非营利组织管理”等。主持的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04CZZ011）、科技部委托课题“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研究”和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曾承担过若干国际组织、非营利组织委托的组织能力评估、项目评估和战略规划工作。近年来发表的专著有《非营利组织评估》、《公益项目评估》；发表的论文有“非营利组织APC评估理论”，“重构中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等。
活动交流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NGO互动网第十七期在线交流活动，今天有幸邀请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原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老师，与各位网友探讨一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邓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邓国胜：各位网友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互动交流，刚才主持人问我最近关注什么，我最近还是一直在关注民间组织的慈善事业发展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对民间组织政策创新问题的研究。另外一个我自己从事另外一项研究，就是对民间组织评估、对项目评估和和能力评估方面的研究。
1、请问邓老师如何看待“新华都慈善基金”
邓老师您好，当前号称有83亿元资金规模的“新华都慈善基金”尚未露面就被媒体爆炒，而自成立之日起，各界的质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对其用意各种猜测。请问邓老师您是如何看待陈发树这种慈善行为的吗？您对他们平息各种质疑有何建议？国外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邓国胜：最近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其实昨天刚在百度和讯财经接受他们的采访，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也是一种中国基金会制度创新，一种创新性的做法。它的最主要新意就是捐股权，大家知道非公募基金会捐赠是以现金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有两个主要的弊端：
第一个是规模小，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大非公募基金会才两亿人民币，规模是非常小的。
第二个最大的困境由于本金比较小，所以很难增值，也缺乏一些有效的增值手段。我们也知道很多基金会，由于缺乏手段，所以基金不但没有扩大甚至有亏损，所以很多基金会把资金存在银行里面，获取银行利息，虽然银行利息安全性比较高，但是利率却非常低。
而通过捐赠股权方式可以突破这两个局限，有两个很大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规模可以迅速扩大，你看新华都80多亿人民币，比以前2亿人民多40倍以上规模可以迅速扩大，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决定了安全、有效、增值的问题，以前的现金捐赠很难解决问题，而由于捐赠是股票，只要企业经营高效就可以快速增值。其实在西方国家这种私人基金会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捐赠股票，而不是以现金方式捐赠，是以捐赠股权为主的。所以我觉得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捐股权的事件，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而言是新的里程碑。我们期待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以股权方式捐赠，这将引发新一轮基金会发展高潮。
主持人：如果捐股权之后，企业经营效益差该怎么办？
邓国胜：可以卖，虽然福特基金会是福特公司的股票，不允许对一类太多，自己为了降低风险就多元化持股，最后福特基金会就慢慢独立，虽然他控制一定的公司股票，这个股票会比较多元化，可以跟别的公司交换股票，都是可以的，这在国外都是常见的方式。
主持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也是这样做的吗？
邓国胜：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也是捐了几个不同的股票。
我这里想再强调一点，非公共基金会发展，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即使对美国来说，美国之所以领先上百年，一直处于超级霸主的地位，最重要的背后秘密是什么？秘密就是美国有大量的基金会，基金会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具有战略的思维，对美国社会的创新，对美国社会安定和谐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而且这些基金会在全球传播美国文化、价值都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有人说美国的秘密是什么？就是基金会。所以我觉得对未来中国发展来说，希望大家不要低估基金会的价值和作用，这对中国的发展将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主持人：都是私募的？
邓国胜：以私人基金会为主体。 有网友问到如何应对各方面的质疑的问题，我想国外质疑比较少，因为习惯了，中国这种方式比较少见，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习惯，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国外是信用社会，对企业捐赠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多疑虑。当然美国今天没有疑虑也是在过去有疑虑基础之上的，其实在几十年前，美国基金会丑闻也是不断的，确实也是经过很多年的发展。所以我想在中国也会有一个过程。
我对陈发树建议，第一既然他已经承诺了，就要落实到位；第二做慈善事业的时候，应该能够有更多的公开透明性，这样能够逐渐平息各方的质疑。
2、请教中国慈善前景问题？
邓老师您好，以前在网上经常看到您的一些很有震撼力的观点。我是一个协会负责人，比较关注行业发展前景，在此想请教邓老师一下：以邓老师对中国慈善研究了这么多年，您认为在目前国情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无发展潜力？您觉得我们NGO和西方社会相比，有没有什么差距？能对我们这些小协会未来更好适应世界潮流，提供一些建议吗？
邓国胜：中国这些年慈善事业的发展速度还是蛮快的，因为我们起步比较低，所以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跟西方比，我们的水平还是很低的。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数据来说明，我们清华大学研究所大概在2003年做过全国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第三部门或非营利部门提供就业机会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大概是0.38%，而美国得第三部门或者非营利部门提供就业机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大概是9.8%，差距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美国第三部门是提供就业机会重要途径。
中国第三部门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潜力巨大，但是现在水平还是非常低。正因为水平低，所以潜力才无穷。这是我们的一个调查发现。
另外一个发现，2003年的调查表明，中国的第三部门支出占GDP比重大概是0.7%左右，而美国的第三部门支出占GDP比重大概是6.9%。也就是说，无论在就业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不仅中国第三部门或者公益慈善事业，我说的这个慈善是广义的，不是指狭义的，广义的慈善包括公益事业，当然是指民间的公益事业，慈善主要是指民间的行为、民间的公益，所以是广义的慈善。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调查如果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比较，发展中国家平均数量比中国都要高得多。
在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大概是1.9%，这是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水平。所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1.9%。根据我们的调查表明，中国第三部门提供就业机会也好，占GDP比重也好，不仅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基本上最低的。也就是说，中国第三部门从目前发展水平来看，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所以我们不要跟西方比，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差距很大。
这里面最重要原因，中国以前是计划经济，我们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基本上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只有国家。我们是强国家极弱社会，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市场经济还是90年代以后。所以我们现在跟国外比，差距确实蛮大的。
另外，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诉大家，中国这些年领域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地快，速度方面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但因为基础太低，所以水平还是很低。
主持人：对小的协会有没有好的建议？
邓国胜：对小的协会而言，在我们的研究中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发现虽然在同样制度环境之下，虽然大多数协会无所作为。但是我也会发现有些小的协会也非常有生机、有活力。就是说在同样制度环境下，不要过多抱怨，其实有时候“有为才有位”。自己有要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怎么样做？这要取决很多因素，一个是国家让步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们小的协会自己要不断建立学习型的组织，甚至学习型的网络，不断完善自己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我想只有这样，我们小的协会才能够有所作为，所以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环境是一个方面，但是机构自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升组织的领导力，需要我们能够不断去创新。我们小的协会才会不断有生机和活力。小的协会有了生机和活力，将来最终有一天，我们的协会就会形成国家强社会的局面。
3、想到NGO就业前景
邓老师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在即，我身边诸多同学都报考了公务员，当然我也不例外。但是从内心上来讲，我更喜欢到慈善组织里工作，可是听许多同学讲，慈善组织里待遇很低，养家糊口可能都存在问题，请问国外慈善组织待遇也这么低吗？此外，我们现在学校的招聘会也看不到慈善组织进来招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其他渠道来招聘呢？还有一个，您觉得研究生毕业到慈善组织适合吗？
邓国胜：像这位同学问的问题，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其实我们觉得同未来发展的前景来看，非营利部门是就业具有广阔前景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从目前情况来看，到第三部门待遇比较低，我个人认为，主要取决于你的价值取向，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想去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我觉得去进行社会创业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其实在美国这些年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大学生，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比如说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毕业以后，他们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去创办社会企业，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兴起这样的浪潮。
当然我们发现在国外人们从事公益创业，到非营利部门工作，有时候不是所有人作为终身职业。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美国职业观经常会变化的，这些年我到企业工作，挣一大把钱。然后过几年我到NGO奉献几年，然后钱花差不多又跑到企业去工作，所以你看职业是在不断轮换，流动的。
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从一而终，我在一个部门工作就工作一辈子，其实这个观念要有所变化。有时候到企业去迎接挑战，有时候到第三部门去迎接新的挑战。一种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另外是为社会创造一种精神方面的价值，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我们也希望未来创办社会企业会成为大学生新的选择。特别是在现在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个人觉得暂时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其实不如换一种思路去进行公益创业，也是很好的机会。应该说创业的门槛会低很多，当然公益创业在中国环境里面确实起步比较晚，待遇确实会比较低，条件会比较艰苦。所以大家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选择是做一段时间企业，做一段时间公益，做一段时间志愿者，这样具有可行性。
主持人：学校招聘会看不到慈善组织进来，是不是真是这样？
邓国胜：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我们很多的慈善组织走进高校招聘，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很多慈善组织还没有将事业放在高校，特别是国际NGO往往习惯于用一些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
二，我们很多学生不太了解，比如说我看到中国扶贫基金在网上招聘人才，我们的学生对这方面信息了解不是很充分，所以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
当然我们也是呼吁，希望国内做得好的慈善机构，能够积极在招人方面与一些高校联系，在高校招人。随着就业比较困难，确实有很多大学生也经常找我咨询，希望到NGO工作，但是他们缺乏途径，不知道哪些慈善组织要人。我想现在可能是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学生不了解慈善组织，慈善组织不了解大学生就业的需求，两个方面的原因。怎么能够搭建一个平台，让双方对接起来，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现在缺乏很多中介性的组织，比如说专门搭建平台的组织，提供咨询的组织，提供人才信息服务评估的组织，可能是中国现在慈善事业发展瓶颈之一。就是我们中介组织非常不发达，如果说慈善组织最落后的环节，我觉得就是非营利性中介慈善组织。
比较而言，像中国扶贫基金会机构都有了，反而是中介性组织太少。国家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政策性的扶持，一个是中介性的组织怎么注册，另外就是减免税怎么落实？这个方面，政府怎么购买服务，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培养很多学生，他们很愿意成立咨询公司，但是没有办法登记注册，没有减免税，国家在这个方面制度几乎是一个空白。而对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来说，中介性慈善组织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国家在这个方面是制度的空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我们再不去培育发展中介性的组织，就会出现双方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对接不起来。
4、环保NGO发展问题？
邓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农村草根NGO发起人，主要做农村生产和生活垃圾处理的。在我们这里，污染一点也不比城市里面少，水都是黑色的，又臭又脏！但是大家都不太关心，我们去动员，劝说都无济于事，为什么农民环保意识这么差呢？不知道邓老师有什么高招给我一下，使我们更有效开展工作，建造一个山清水秀的农村社区！
邓国胜：关于这位网友提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大家知道，印地安纳大学政治学一个教授拿了诺贝尔奖，最主要贡献就是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农村的环保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容易导致出现工地悲剧，因为集体公共资产，大家都不愿意提供，都愿意搭便车。
那对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其实奥斯特洛姆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无非就是两块：一个是政治管制，一个就是进行私有化。奥斯特洛姆的高招就是通过群体的组织，让他们通过组织资源解决问题。其实环保组织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实环保组织是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一种思路。
所谓环保组织有几个层面：一个就是外来的这种环保研究来推动农村的环境治理，比如说廖晓艺的地球村大概属于这类。我个人认为外来NGO环保发挥知识性作用，最重要还是动员农村社区农民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让他们有这种意识，让他们自己能够参与自己的这种生活，参与环境的保护，这个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环保NGO重在公众的参与。
我想我没有的招，最重要的招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参与环保行为。
5、政府使用善款存在哪些问题？
邓教授您好，在812论坛上，根据您的调查，75%的慈善捐款流入政府，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吗？通过政府来花，和通过NGO来花有何区别呢？政府同样属于非营利的啊？
邓国胜：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来花善款，肯定更有能力花这样一大笔钱。因为大家地震捐款是760亿，这个数量还是很大。中国的慈善民间组织相对能力比较弱，所以没有能力花这么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来花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善款大概有60%是捐给政府的，老百姓就是直接捐给政府，通过单位的方式捐给政府，这样由政府来花也是合理合法的。
这里差别在于什么地方？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比很多NGO更有能力，由它来花更好、更有效果。但是最大的不一样是没有去发挥民间的力量，挤压了民间组织生存的空间。
不利之处，其实民间花善款和政府花善款会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政府集中于硬件的设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政府的特征。一般会集中资源，集中在硬件。
民间组织优势就在于它是集中在一些软件方面，集中做一些政府想不到的这些小事。但是这些小事恰恰会满足老百姓多元化不同的需求。所以其实两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互补关系。如果这些善款过于集中在政府，甚至把一些组织募集资金都上缴到政府，可能会导致民间组织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可能有一些事情难以实现。
更重要的不利是没有给NGO充分锻炼的机会，这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给NGO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机会，让它们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成长。
本来5.12地震给NGO发展非常好的契机，我们怎么把危机转化成机会，其实通过危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推动NGO和志愿者参与和成长，我觉得本身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过于集中在政府，这个作用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另外根据我们的研究，一般在紧急救灾阶段，理论上，公众参与程度要低，解决的速度是要快。而在灾后重建阶段，一般公众参与程度要高，解决的速度要慢。
中国现在的情况由于资源过渡集中在政府，会形成理论模式完全是逆反的、相背离的状况。就是我们在紧急阶段，公众参与程度高，解决速度也算快。但是在灾后重建阶段，公众参与程度反而低，解决速度仍然很快。短期来看，对灾后重建有好处，从长期来看未必有好处。
6、慈善组织的评估？
邓教授您好，知道您是评估方面的专家，因此我想请问慈善组织的评估问题。前两年，民政部分别做了基金会和社团的等级评估，但是从结果可以看出来，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官办NGO，而根据您们研究所以前估计500多家的NGO来说，那个评估结果有无代表性，对草根NGO来说是否公平？您是如何评价民政部这种评估的，您觉得这种评估结果对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何作用？
邓国胜：关于这位网友提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民政部门推动评估，更多是民政部门进行对注册NGO的评估，大家都知道这种大多是官办的NGO，有一部分是非公共基金会，有一些是民间自发的，会存在这种问题，就是很多草根NGO没有被纳入其中。
我想在起步阶段，可能民政部门介入评估会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有一定的权威和资源。但是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呼吁，中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各种各样信息机构出现，由它们做第三方评估更有利于补充政府不足。
只有这样评估才更好发挥，我们说评估有两种目的，一种是监督的目的，一种通过评估促进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目的，通过这两个方面，最终达到帮助民间组织树立社会公信度问题，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目前看到一个好的方面由政府主导，大力在全国范围推进民间组织评估，这是好的方面，积极的方面。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看到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有时候一些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借助评估，扩充政府的权力，通过权力，甚至给民间组织增大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可能也是不利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不把对民间组织成为政府扩充自己部门权力的手段。更多是把评估作为一个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辅助性工具。
所以对于民政部推动的评估，我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最近出现的不太积极的一面。我们一定要坚持，就是作为评估机构本身，也要自己公信度自己建立过程，公信度本身怎么做到客观、独立，对评估机构来说本身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主持人：这个评估一方面起到监督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邓国胜：通过评估达到学习的目的，由政府主导评估往往会成为第一目的，控制的目的，监督的目的。在第二个方面的目的，相对来说会被忽略掉。通过评估帮助组织进行整顿、设计和发展，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以我就说，很多地方成为扩充部门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成为帮助民间组织学习提升的工具，这也是我们地方民政部门值得警惕的问题。
7、社会公益创业
邓老师你好，我是袁岳老师在清华公管开设《公共管理前沿-社会公益创业》课程的学生。不知道邓老师是如何看待社会公益创业的，你觉得这块有无前途呢？对于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你觉得公益创业有无前景，值不值得我们为之拼命？另外还请邓老师再多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外这方面的情况，非常谢谢！
邓国胜：我可以补充一下国外方面的情况。这几年社会企业在发达国家成为新的时尚，一个方面表现在名牌大学纷纷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开设社会企业方面的课程，像哈佛大学、印地安纳大学这些美国最好的公共管理学院。除了公共管理学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以外，像美国商学院、教育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工作者学院等，都纷纷开设社会企业课，通过这些课程开设能够培养学生更高的责任感，培养社会企业家的精神，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学是要塑造人的，不仅要给他们的知识，而重要的培养他们的道德和价值，现在这些课在美国成为非常时髦的一些课程。而我们国内现在这方面，大学几乎很少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觉得我们各个高校有责任加大研究，不仅是公共管理学院。我觉得在商学院要增加这方面的课程，培养青年学生不仅投身商业、工商领域，而且投身于社会创业。
这是国外学术方面的基本发展动态，另外政府对这方面高度重视。比如说英国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来鼓励社会企业创业，对于这种创业者给予很多的减免税的优惠。
另外，美国有很多基金会，比如说美国阿育王这类机构专门推动社会企业创业，给一些人进行社会创业提供很多资助。另外，美国有一些机构对创业进行评价，每年评出最有贡献的社会企业家，所以在推动和引领社会新的发展方向，使一流人才不仅到政府、到企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总的来说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潮流。
8、如何改进“被捐助”情况
邓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此机会向您请教慈善事业问题。在我国，每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都是以行政方式完成的。通过各级行政组织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提出要求、规定数额，由单位领导、党员带头，人人有份，一个也不能少，以至于网友戏称自己“被捐助”。此外，所捐款额则按照级别、职称等级加以限定，一分也不会多。如此一来，捐款就不仅是奉献爱心，而成了完成任务，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碍于情面，甚至带有强迫的色彩。
不知道邓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募捐文化，国外捐助文化是怎样的？您觉得如何正确引导我国捐助呢？
邓国胜：其实慈善本身，从含义来看是民间的，如果是政府来做就叫公益事业，政府做是它的责任，就不是慈善。我的理解慈善就是民间的行为，中国被捐助现象是非常得普遍的，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经常地方政府越俎代庖，政府直接做慈善。
其实一方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挤压民间慈善发展空间，表面上政府一地一时募集到很多资金，但是从长远来看，会遏制民间慈善热情，不利于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国外很少有这种捐赠文化的，在国外慈善一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是民间的爱心，是由民间组织、慈善组织自己来做的。
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问题，尤其到地方政府举办的官办慈善机构通过行政方式劝募，所以这里面，一个是老百姓的热情没有了，另外对这种慈善产生逆反的心理。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被捐助的慈善文化需要尽快地逆转。而最关键是政府一定要清晰地把握界线，不要去越位，也不要缺位。因为慈善事业发展在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大力引导，给予宽松的环境，比如说减免税政策扶持，所以政府既不要去越位，也不要缺位。但政府怎么把握好度？当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总的来说，慈善是民间的事业，政府更多是从信息、政策方面去引导和扶持，包括精神层面的奖励，而不要代民间组织做慈善，尤其不要通过行政手段劝募。
其实1999年《捐赠法》就已经很明确规定，不能强迫性捐赠，捐赠是自愿、自发的行为。最主要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政府的地方官员要改变传统急功近利的慈善理念，好像通过政府出面，可以短时期募到大笔的财富，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不利的。政府出面迫使企业和个人捐款，这都是不健康的行为，不利于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9、网络捐助缺少诚信
邓教授好，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收到各种各样的求助帖子和信息，有的声泪俱下、有的感人肺腑，但如何判断这些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对于我们每一个想捐助的人来说非常关键，但是也十分困难。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保证信息真实，保证网络募捐规范进行？
邓国胜：我自己本人收到过，但是我很少通过网络捐助，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的区别。传统慈善是捐助者直接将善款给被救助对象，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乞丐，我们就给他几块钱，这其实是属于传统慈善。传统慈善最大的弊端就是专业化程度不高，另外一个很难甄别受助的群体，传统慈善很难规模化，效率会比较低，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现代慈善的发展。现代慈善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开始起步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过慈善组织做慈善，不是捐赠人捐给受助群体，而是透过慈善组织做慈善，这就是现代慈善和传统慈善的区别。最大的好处：第一专业，第二有效。因为有专业的人员甄别谁是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而我们通过网络，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是不是最迫切，最需要的还是一个骗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甄别。作为一个慈善组织，有一系列专业化的技能去帮助甄别，虽然不是100%，但是相对来说有保证的。
另外，如果你是直接去捐助，可能就是说出了事情，你很难追诉责任。通过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就要承担一定责任的，是有责任主体的，相对来说更规范一些。
网络慈善最大好处就是网络比较便捷、方便，但是未必就高效。因为你可能被骗了，但并不一定有效率。所以便捷不一定有效率，通过网络有时候很难去用专业知识甄别受助群体。通过网络被骗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个人倾向，作为现代慈善发展，还是需要通过现代的慈善组织去做慈善，这样才有助于公信度的提高。当然网络也可以成为虚拟社团，通过虚拟社团去做，有时候反而更加可信。一些网络组织其实可以扮演一个现代的一种慈善组织的角色，也不是完全否定网络组织，但是我不太注重个人通过网络直接去捐助。
另外，我也特别反对媒体直接去呼吁，去帮助一些个人，因为第一媒体有自己的责任，媒体不要去挤压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另外这样会导致慈善不公平。因为媒体拥有的权利不是专业的做慈善，有时候媒体也容易被骗，其实通过媒体做慈善也出了很多问题。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媒体本身没有劝募的资格。
10、志愿者、义工和社工
邓老师你好，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听到志愿者、义工和社工，请问他们是同一个事物吗?此外，恕我直言，我觉得大陆好多志愿者都是高校学生，而高校里面志愿者一般和学校评价挂钩，不知道是不是纯粹的志愿者呢？
邓国胜：志愿者和义工是一回事，在英文里面都是一样的，在中文里面不同地方翻译不一样，在香港喜欢叫义工或者志工，在大陆可能习惯叫做志愿者，两个概念是一样的。
社工跟志工、志愿者不一样，社工是社会工作者，是特殊的一种事业，是一种专业工作人员，是一种专职的员工；而志愿者和义工是非专职的工作人员，所以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所谓专职工作人员会有工资报酬，而志愿者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我们国家这些年想大力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所以现在社工资格认证也是比较严格的，像现在很多地方大力发展社会工作者。
中国志愿者其实有两大群体，第一个群体是青年志愿者，主要是以高校的学生为主体；另外一个志愿者队伍是社区志愿者，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体。在中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志愿者，不完全是高校的志愿者，当然青年志愿者以高校志愿者为主体。
总体来说，我同意这位网友的观点。中国目前志愿者跟以前相比，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以后，人们对志愿者认识程度比以前高得多了。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志愿者的概念、认识和认知程度比较低，从事志愿行为的人就更少，真正的志愿者在中国还是非常有限。
我们做的研究恰恰表明，中国现在跟西方国家差异最大的还不是非营利部门正式员工跟西方国家非营利部门员工差异，差异最大是中国志愿者和西方志愿者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真正最落后的还是志愿者这块，人们的志愿行为还是不够的，志愿的认知程度不够，行为是有限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中国人还是习惯传统的乐善好施，直接做一些好人好事，其实这不是正式的志愿者，是一种非正式的志愿者，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统计和计量，也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很难说清楚。
正式志愿者是通过慈善组织去奉献的，是属于正式志愿者，我们很多老百姓习惯于非正式志愿者，而不习惯于正式志愿者。
另外就是中国真正有活力的民间组织太少，不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奉献的精神，而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奉献爱心的平台，有时候大学生愿意做志愿者，但是恰恰找不到吸引志愿者组织，吸引人的项目。我们这个志愿者组织太不发达，导致现在志愿精神和行为太落后。
中国很多志愿者是被动，中国不仅是被捐助，而且是被志愿，可能是中国很有特色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捐钱也是被捐助，做志愿者也是被志愿，都是行政的劝募，行政的动员，行政的志愿者。
我们需要呼吁的问题就是政府怎么能够让出公共空间，让民间行为真正激励和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进行这种新一轮的社会创新，要把社会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政府不要动不动就越俎代庖，劝募也是政府动员，志愿者也是政府动员，搞得东西慢慢就会流于形式，把真正的志愿者精神给泯灭掉了。
其实我们政府是好心，但是往往经常办坏事，也是想怎么来助推慈善，怎么助推志愿者，这是它的一厢情愿，有时候未必有好的结果。这个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度，政府最重要是去引导，而不是代办。
起步阶段政府要介入的话，政府要想好今天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政府要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意识。
11、请教？
邓所长你好，从你担任所长那时，我就比较关注您和您的研究，今天借中国NGO互动网咨询一个问题。在我所管辖区域社区内，许多草根组织，主要是维权类的，但是他们的方式有些极端，经常采取围、堵措施，尽管他们有时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给社区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想管他们，但是觉得没有任何章法可以依据，因为他们没有注册，也不是什么非法组织了。不知道邓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得这些组织更好和政府合作，至少不带来负面影响？
邓国胜：我想可能主要是一些社区组织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解决，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青岛市有一种做法，就是给社区组织进行备案，备案以后通过居民自制组织进行引导，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另外，作为一些社区的自制组织，怎么能够更加积极主动为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因为他们之所以有些方式走极端，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制度化的这种参与渠道，没有相应的表现，所以逼着他们只能是采取极端的行为。
我们更多是要疏，而不是要堵。我们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说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公共场所。其实这个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一个经验。我曾经到日本神户去考察，它们社区有很多草根组织，包括维权类的组织。最重要的政府方式给它提供公共平台，比如说有一些原来部门撤销了，楼就空了，把这个空间改造一下，免费提供给NGO，让它们在里面活动，这样就不会到处占社区的地方。
另外，政府跟他们有一个制度化沟通交流的机制，就是定期听取社区的意见、建议，给它们一个疏的渠道。
我们国家现在有时候你不给它空间，不给它表达的渠道，所以就会走向极端。特别是在人均GDP正好3000美金，社会处于特别容易冲突动荡的时刻，我们政府在管理方面尤其要注重利益多元化，怎么去满足多元化的诉求，怎么去给这些相关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机会，给他们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可能是在我们这种转型时期、冲突社会时期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尽量把负面的作用消除掉。
12、慈善排行榜！
这两年的慈善排行榜，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您觉得呢？
邓国胜：我想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一定会跟慈善事业发展密切相关，会影响和制约慈善事业的发展。大家可以明显看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也是在大踏步地前进。
比如说2005年全社会募款才30多亿，2006年达到100亿，2007年300亿，2008年达到1000亿，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慈善事业也是飞速地发展，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同样社会经济条件下，同样经济发展相同的地方，慈善发展水平不一样，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变量，同时也会其他因素影响慈善事业发展。比如说政策扶持作用，比如说慈善文化、人们的慈善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所以影响一个地方慈善发展因素很多，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重要而已，另外就是制度方面的因素，还有文化层面的因素。
制度层面的因素就是税收，如果税收优惠政策越大，捐赠的比例理论上会越高。
文化层面就是人们对这种慈善理念的认同和慈善的行为。如果慈善成为了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个地方慈善事业相对来说同等竞争条件下会发展得更好。
对慈善排行榜这里面我想谈一点个人看法，这几年慈善排行榜越来越多。但对慈善排行榜机构本身也要注意公信度，因为发现不同机构排行榜名字不一样的，这里面跟机构掌握的信息有关。
第一，政府掌握信息比较多，怎么公开透明。
第二，拥有慈善机构排行本身，一定要注意排行公信度，不要进行交易，不要借慈善排行榜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13、慈善与市场是否矛盾
邓老师您好，在一般人看来，慈善是一种公益性行为，您觉得这与世界市场化浪潮相比，“公益”与“市场”是否矛盾？
邓国胜：我个人认为“公益”和“市场”不矛盾。市场它是会失灵的，市场有市场的好处，市场的好处就是把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激发出来，通过竞争推动社会财富极度增长，这是市场经济的好处。
市场经济的缺点就是人们过于追求金钱，过于追求财富，就会导致精神和价值方面的失落。所以恰恰因为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才需要通过公益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是相互补充的。
另外一个市场确实会失灵，市场不会为那种购买不起产品和服务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所以往往弱势群体得不到产品和服务，这个时候恰恰需要公益行为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公益满足弱势群体的产品和服务需求。
所以我觉得“市场”和“公益”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世界市场化的潮流才对这种公益、慈善有更加迫切的需求。
14、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
邓老师您好，再向您咨询一下您对中国慈善事业问题的看法。10月28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在“二00九中华慈善(遂宁)论坛”上指出，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面临四大问题。一是慈善事业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缺少必要的体制保障；二是政府与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内部分工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化进程，造成了慈善资源的浪费；三是缺乏必要的、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四是慈善理论研究步伐较慢，尚未很好地起到指导实务工作的作用。不知道邓老师是否认同范会长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慈善事业存在哪些问题呢？
邓国胜：我大体同意范会长的意见，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一个是法律法规确实不太完善。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税收政策，慈善组织登记政策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政府经常越位，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政府经常越俎代庖，行政化劝募，行政化动员志愿者，所以使得慈善组织经常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发展的机会。比如说汶川地震就非常典型，如果钱都集中在政府手里，慈善组织就没有空间。本来政府和慈善组织是相互分工合作的关系，恰恰由于政府大包大揽，慈善组织没有空间。
这个问题还是全能型政府思想在作祟制约了慈善组织的这种发展。另外就是我们的官办的慈善组织太多，同样也制约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比如说慈善会这一类组织，本身就制约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因为这些组织自主化程度太低，基本上都是官办的组织。
比较而言，这几年中国红会系统反而走在慈善系统前面，红会系统尤其在地方层面推动独立、自制，跟地方卫生局逐步分离出来，自主程度越来越高。
而我们慈善会比较而言，自主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越基层的慈善会，独立自主的程度越低，很多到省级的慈善会基本相当于一个民政部门的处室，如果这样发展中国慈善事业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所以政府第一不要代替民间组织做慈善，第二政府官办的慈善组织要逐步增强它们的自主性、自制性、独立性，只有这样慈善事业才会有前途。
主持人：慈善会还是属于一个机构？
邓国胜：对，越到基层基本上属于民政局的一个处、一个科，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慈善会系统迫切需要解决的，在这方面要向红会系统学习，这也会导致慈善资源的垄断。所以我完全同意范会长的四点看法，包括慈善理论研究比较慢，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学术界在这各方面研究确实不到位，像在美国有专门研究慈善中心，慈善学院，专门培养慈善硕士和博士，2007-2008年我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那里就有专门培训慈善博士和硕士。
我们中国在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所以确实有很大差距，我完全同意范会长的观点，而且我觉得应该从慈善会自己系统做起。
15、企业是否缺乏社会责任？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透露说，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对99%企业没有捐赠的新闻，许多人指责企业缺乏“乐施善捐”的社会责任。难道企业只有靠捐赠才能履行社会责任吗？中国企业捐赠不高难道只归结于企业社会责任吗？政府本身没有责任吗？
邓国胜：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些学者透过抽样调查，恰恰表明国内的民企比跨国公司参与捐赠更积极、更踊跃。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争论，可能取决于数据来源不一样，导致不同的结论。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两个方面可能都不对，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发改委研究完全是根据捐赠的进度来统计，可能会有局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有过捐赠的记录，可能没有通过工商系统、税务系统体现出来，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
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的企业比国外的企业更有爱心，捐赠的比例更踊跃，我也表示质疑。我想既不要把企业看得没有爱心，也不要把企业社会责任过于高估。
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捐赠水平应该比这个要高很多，中国肯定不止1%的企业有过捐赠行为，这个数据我是持否定、质疑的态度。因为从很多调查研究表明，中国的企业还是有爱心，有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要过高估计企业社会责任。毕竟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入中国时间也不长，但是从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积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因为文化构建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参与程度要高，解决的速度会比较慢。
16、中国公民社会的路还很长
邓老师您好，记得以前记者采访你时候，您发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的感慨。记得2008年两本书，一本是清华NGO研究所王名教授出的一本书——《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他从中国30年民间组织发展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已经走向公民社会，并且认为精英主导公民社会是个趋势。而另外一本书《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作者之一的孙立平却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是强势集团的公民社会，如企业家协会等广泛存在，而弱势群体却很少。不知道邓老师是如何看待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的？
邓国胜：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这些年公民社会正在膨胀，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草根民间组织。当然比较而言，中国草根民间组织数量还非常有限，规模也非常地小，能力也非常弱，所以我认为现在公民社会水平发育程度还是很低。
另一方面，中国虽然经过30年改革开放，但是总体来说，国家还是一个强国家，社会格局基本上还没有大的变革。政府还是处于强势的地位，我们也不能期望在短期内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局面，因为毕竟像这样的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如果过快，有时候可能也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所以这种公民社会成长，我也觉得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从目前研究来看，中国公民社会目前成长确实走这条道路，在某些领域优先发展，在某些地区优先政策创新，优先发展。我想它可能是通过以点代面。我觉得中国公民社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比较漫长，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不仅是中国公民社会，西方国家公民社会往往也是强势集团的社会，因为强势群体拥有资源比较多，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因为有资源，另外集体行动的能力也比较强，规模比较少，因为强势集体规模小，行动可能性比较大。
比较而言，强势集团更容易形成各种各样强势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对于大多数弱势群体来说，第一缺乏资源，第二数量庞大，第三比较分散，所以集体行动比较困难的，另外没有资源，很难去影响公共政策，很难去形成这种民间组织，形成组织化。
比较而言不仅是在中国，其实西方国家也都一样，公民社会最开始表现，像英国最开始是资本家的社会，西方国家其实主要是社会精英、强势集团公民社会。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除了强势集团和精英群体以外，大量的弱势群体和一些知识精英，它们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多的这种利益集团，虽然是社会精英、知识精英组织的，但是它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机构的利益，这些机构比比皆是。
现在中国有一些草根民间组织，主要是社会精英组织组成的，比如说北大妇女援助中心、政法大学环境污染援助中心，它们都是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存在的，所以也不要太去抵触强势集团或者精英主导公民社会，它有它发展的阶段，也有它存在的道理。
17、免税问题难？
邓老师您好，据说慈善捐赠可以免税，但是您觉得免税的复杂程序是不是影响了个人和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邓国胜：《企业税法》规定提高到税前扣除比例达到12%，从政策层面来看，确实比以前有进步。现在问题是执行层面，我们很多政策不太具有可操作性、不太细化，所以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很多执行不到位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跟地方官员在这方面政绩考核有关，比如税务部门考核指标就是收税税额，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愿意让民间组织去减免税的，会影响它的税收，影响它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执行会有难度。
另外，很多政府官员对捐赠者和慈善组织本身也不太信任，它觉得很多慈善组织是避税的工具，捐赠者会为了避税而去捐赠，而确实有不少企业家捐赠恰恰是为了避税，有些捐赠组织也为企业家提供了避税的工具，这些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确实存在。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政府可以加快进程，能够把税法尽快能够细化，能够具有可操作性，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18、政府如何支持慈善组织发展
据了解，香港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财政支持占到慈善资金总额的70％，欧美国家政府财政对慈善组织的支持也占到慈善资金总额的30-50％。不知道邓老师是否了解目前我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财政支持情况如何？您觉得未来中国政府是否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慈善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的发展呢？
邓国胜：我们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调研。我们的调研不止在慈善组织，我们的调研包括在民办非企业单位。
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中国社会团体，我们不能说慈善组织，我们没有专门针对慈善组织做过调查，其中大部分也是公益慈善组织，它们的资金大概也有30%左右来自于政府，跟美国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从数字结构来看，是比较接近的。但是这里的内涵有本质的不同。
国外的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财政主要是购买服务的支持。因为你提供服务，我才对你进行项目的支持，而中国政府对社团支持主要还是一种人头费支持，因为中国很多官办社团是由业务主管部门发起成立的，人员也是由政府任名的。现在有30%是来自于政府，但是这些钱不用做事，而是用于养人，所以这是我们本质的区别。
另外我们政府很少对草根NGO进行购买服务，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这几年我们也发展深圳和上海一些地方正在进行创新，越来越多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所以未来我可以相信中国的慈善组织，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资金来源于我们的政府部门。
我想政府购买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而且像广东省政府、上海市政府都出台了一些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的政策，其中就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
我个人认为，通过公募基金会或者非公募基金会购买草根服务，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正在成为新的方向。
19、国际慈善组织
近年有很多慈善组织和境外资金进入中国，不知道这些组织和资金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您对国际慈善组织在华的活动如何评价？
邓国胜：关于境外组织进入中国大概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开始，在1995年兴起一个小的高潮，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又兴起新的高潮，到目前为止，有人估计进入中国境外NGO大概在1000家以上，有人估计在2000家以上，有人估计在6000家以上，总体来说至少在1000家以上，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
这些境外NGO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给中国带来很多境外资金，比如福特基金会一年对中国援助大概在1个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像香港宣明会在中国援助大概每年都是几千万以上，一个是在基金方面的援助，包括比尔盖茨基金会，确实对中国提供无偿的帮助，这是基金方面。
第二个帮助是提供先进的理念。因为这些国际NGO能够抓住国际潮流，有很敏锐的意识，能够把新的价值和观念带到中国，比如说关注环保、低碳经济等都是境外NGO带到中国来，包括参与扶贫的理念、观念都是境外NGO带到中国来，注入了新的理念，创新的一些做法。
第三，我想境外NGO对中国的帮助带来很多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其实中国现在很多本土NGO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很大程度从境外NGO学习来的。特别是成熟的管理经验，这些东西先进的支持和经验都是境外NGO传输到中国本土NGO里面的。
第四，为中国的NGO培养很多人才。大家会发现中国草根NGO负责人或者本土NGO骨干，很多曾经在境外NGO工作过，确实为中国培养很多人才。
随着中国本土增长，出现了竞争的局面，无论如何，最初境外NGO对人才培养也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境外NGO推动本土NGO国际化，促进了境外和本土的交流，这也是它扮演的一个角色和作用。
对境外慈善组织怎么评价？我个人评价总的来说，是比较积极正面的。从大多数境外NGO对中国确实真心实意帮助，为中国解决很多问题，包括艾滋病问题、环保问题、扶贫问题，境外NGO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看到有个别境外NGO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秩序和安全，包括一些境外NGO本身的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去年的有一家境外NGO在云南西双版纳出现的丑闻，这些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所以境外NGO既带来了精华，也带来的糟粕，我们不能因为有蚊子、有苍蝇就把窗户关掉，它确实会有不利的方面，甚至包括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肯定积极的贡献，同时也要防范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20、志愿组织、志愿者为何撤退呢？
邓老师您好，以前有关您812论坛的报道，“2008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不知道这些组织和志愿者为何撤退，您觉得他们应该如何继续发挥灾后重建作用呢？他们如果密集留在灾区，会不会出现资源争夺，对慈善组织影响不好呢？
邓国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组织和志愿者撤退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志愿者组织本身能力比较弱，缺乏资源，所以在灾区很难坚持。
二，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本身有工作，请一段假之后也需要上班，这也是导致志愿者撤退的一些原因。
三，我们很多志愿者本身因为是个体行为，而不是组织行为，所以对他个人来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志愿者干了两个月，又来一批新的志愿者。由于是个体行为，不是组织化的行为，所以撤退没有后续的跟进，这也是一个原因。
四、跟志愿者组织本身灾后重建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因为有些组织不是专门做灾后重建，所以在紧急救灾完了以后，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就撤退了。
当然无论如何资源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很多志愿者组织是因为缺乏资源，所以不得不撤退。在灾后重建阶段需要公众参与程度高，解决速度慢，由于没有资源，参与程度比较低，灾区对志愿者需求还是很大。如果留在灾区确实会出现竞争，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助于提高效率，他们能够在灾区参与灾区重建，对灾区重建会有更大的好处，是利大于弊。
怎么能够让它们灾后重建中发挥作用？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些政府设一些基金购买服务，让它们发挥长处，能够积极参与灾后重建。
另外在志愿者方面，政府有一些政策激励。志愿者组织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毕竟通过个人志愿行为是很难持续的，通过志愿者组织化的行为，这种行为才可以具有持续性，所以志愿者组织如何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