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后的大国心态（2009-10-29）

中国崛起背后的大国心态（2009-10-29）张卫东

近年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朝核危机、全球碳排放、联合国维和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独立发声，特别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大胆指责美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都是强国心态正在回归的一种表现。

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之时就带有天然的悲情色彩，当它随中国的崛起再次迸发时，依旧与悲情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明显的压制——膨胀规律，就是外部压力越大，迸发得越强烈，他国的欺凌俨然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迸发的导火索。

若论人口和面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就是泱泱大国。然而，若论综合国力，中国的大国地位却走出了一个明显的“V”型，只是最近三十年的努力，才使中国走出谷底，重新登上失去了近二百年的大国宝座。在这样的大国地位变迁过程中，其大国心态也随之跌宕起伏。

由示强到示弱，再到强弱并济的心态变化

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农业文明熠熠生辉，经济发展几次跃上巅峰，经济总量甚至曾在1820年达到全世界的32.9%，自英国工业革命后，中西实力出现了历史性的此消彼长。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发现自己所笃信的强国原来是这么不堪一击，强国心态荡然无存。紧接着，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战争，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中国过了一百多年的黑暗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国之不国，何谈大国心态？不光别的国家把中国人当作东亚病夫，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失去了自信。为了实现强国梦，学了西洋学东洋，但都无疾而终，没能让中国走出谷底。

弱国无外交，在国力式微的情况下，中国失去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话语权，也失去了大国的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照搬苏联的经验，三年“大跃进”、十年“文革”，中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越拉越远。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灭亡，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在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政治的使命感，虽然中国国力还远没有恢复大国地位，大国心态已急剧上升。

此时的大国心态与清末之前完全不同，不再是唯我独大、唯我独尊的炫耀与威吓，而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拯救世界于水火的政治责任。尽管国内的许多民众食不裹腹，但大批的粮食等物质照样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蒙古等同一政治阵营的小兄弟手中。此时，意识形态高于经济考量，国际义务高于国家利益。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一切下的大国心态，由于与国力不相对称。

1978年底，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事业。30年来，经济发展释放出惊人的活力，综合国力持续回升。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刚从冷战思维中走出来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怀疑和恐惧，认为中国这头睡狮的觉醒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因此，中国军事、经济、文化威胁论、中国模式威胁论等轮番登场。

这些西方国家也在威胁的上面套上“责任”的光环，要求中国履行崛起后的大国责任。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责任论，都体现出中国的崛起已成事实，这对中国的心态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朝核危机、全球碳排放、联合国维和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独立发声，特别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大胆指责美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都是强国心态正在回归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强国心态也与过去不同，它正趋于理性和成熟，体现出强弱相济的特征。在经济危机面前，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国庆阅兵所展现的大国心态

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60周年阅兵，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同解读。一些西方国家、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对中国武力的提升充满了忧虑，甚至就连拥有同样阅兵传统的俄罗斯也视此为威胁。其实，审视国庆阅兵，不能光从阅兵本身分析，还应将之放到中国具体的国情上，放到更大的时空中去研判。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是个注重和平的国家。在国运昌盛的西汉王朝，为了北方边境的安宁而采取了和亲政策，演绎出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在万国来朝的盛唐时期，向西藏派出的也不是军队，而是文成公主；在军事力量和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大明帝国，郑和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带去的也不是侵略，而是大国的恩赐和威严。唯一例外的是蒙古族执政的元政权，血腥的杀戮与征讨震惊了欧洲，但历史证明，这样的政权在中国注定是短命的，只存活了97年就被推翻了。

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就是防守型的国家，中国人并不好战，更不轻言战事。因为几千年的战争与和平使中国人坚信“和为贵”，明白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当今中国的和谐世界观与此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和平发展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主要心态，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不会构成威胁。

国庆阅兵并不会影响这个判断。本次阅兵是1949年以来的第14次国庆阅兵，除了遵循“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原则外，还有非常强的现实需要。

从中国内部来讲，由于走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官员贪腐、贫富差距、民族矛盾、能源环境问题等不断暴露，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加上受商业文化的冲击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早已由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信条走向了多元化。在此情况下，把民众团结在一起，就成为中国目前最急迫的任务之一。国庆阅兵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它展示的不仅是军事实力，更是国家崛起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权的可靠性。通过气势恢宏的阅兵场面，能够增强民族自豪与自信，激发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政权的认同感，也为政权的合法性增加了砝码。

从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东边的钓鱼岛、南边的南海诸岛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下，变成了“搁置争议，人家开发”，而且事态变化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西南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也频频刺激中国的神经。台海关系在经济火热的情况下，政治与军事互信却屡屡遭遇红灯。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介入，中国解决周边事态的顾虑很多，困难重重。通过阅兵展示武力，如果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换来和平的周边环境，将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效果。

“十一”前夕，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谈及中国未来国防和军队的发展时，提出将“推进军队的境外战斗力”，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其实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和军事力量增强后必然出现的结果，并不能说明中国政治或外交战略将发生某种转变。未来拥有境外战斗力的中国军事力量，也不太可能用于侵犯他国利益，而只会为本国不断延伸的利益提供更可靠的保障。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工作重心仍是经济建设，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中的中国最渴望和平。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富强”始终无争议地排在“民主”、“文明”、“和谐”的前面。胡锦涛在不到10分钟的国庆讲话中，竟8处提到“和平”，或许也可以作为此种诠释的一个例证。

客观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任何主权国家都会强调民众的凝聚，民族的团结。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强调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内核的民族主义更是合情合理。这种民族主义的复兴，有利于增进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对外又能与国家政权互相借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是中国政府所乐见的。但凡事均有度，当民族主义超越防守的范围，出现攻击性特征的时候，就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国际社会所惧怕的，也是中国应该警惕的。二战时期，德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日本的大和民族主义都曾给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国应当以此为戒。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尽相同。它产生于民族危亡的清朝末年，抵抗外侮的民族大义将各族人民和各派势力团结在一起，将中国从半殖民地的牢笼中挽救了出来。1949年以后，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光芒所覆盖，与民族利益相比较，中国更看重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兄弟情谊，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单兵独进，社会、文化、政治改革并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信仰错乱和信仰真空，一时礼崩乐坏，物欲横流，各种丑态的个人主义竞相登场，民族主义继续沉寂了下来。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回归，中国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了复兴的迹象。这次复兴，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爱国主义宣传与教育的结果，也与中国崛起过程中遭受一些国家的不公正待遇有关。

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产生之时就带有天然的悲情色彩，当它随中国的崛起再次迸发时，依旧与悲情有关。无论是驻前南联盟使馆遭炸，还是奥运火炬传递巴黎受阻，或者西方世界对中国有关事件的恶意报道和无端指责，都会引发中国民众群情反击。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明显的压制——膨胀规律，就是外部压力越大，迸发得越强烈，他国的欺凌俨然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迸发的导火索。中国人的悲情甚至写进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刻提醒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悲情的民族主义更易触发民众内心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短时间内就能集聚强大的能量。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催生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已经具备攻击能力的时候。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拿捏得还算恰当。驻前南联盟使馆遭炸后，中国政府及时疏导民意，批准了有组织的小规模示威游行；奥运火炬传递巴黎受阻后，中国出现了抵制“家乐福”的风潮，中国政府以此向法国政府施压，要求法国道歉；中日钓鱼岛争端，引发中国民众冲击日本驻华使馆、打砸日本在华商号，中国政府果断制止，并将有关人员绳之以法，不给他人以攻击的口实。只是近些年来网络民意的兴起，民族主义情绪变得复杂且不好控制，对中国政府而言确是一个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