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到公考——扼杀思想的统御之道（2月23日）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殿试的第一甲第一名，是当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据史料记载，历史上考中状元的，从唐武德五年（622年）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在近1300年中，共出了596个状元。

中国历代的文人都希望通过进入仕途，那从大的方面讲是报效国家，服务社稷，从小的方面讲就是为自己找一个“铁饭碗”，让国家把自己养起来。

由于担心失去这个铁碗饭，原本可以养家糊口的俸禄被降下来，所以文人对君主与领导就会形成持续性的需求，就会形成阿谀奉承的风气，由于担心会受到别人的陷害，所以要曲意迎合的对象也就包括了同僚甚至下属。由此，在仕途中的人就会如牢笼一般的官场里，被官场的风气裹挟着前行。

在仕途中，谁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党羽跟自己共进退，至少不会与自己为敌，成为自己的绊脚石。由此就会形成党争，彼此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成为对方的掣肘。

精英之间由于政见不同而不断上演着政治角逐的戏，独裁皇帝则乐得坐山观虎斗，这种文人相轻与党羽之争，也成为帝王统御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美其名曰“恩科”，既然是恩科，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那是在“报效家国天下”的旗号下，对人在自由思想上的一种剿灭。

科举不是选材，也不是给天下的读书人机会，不是国家发展之道，更不是人性关怀之道。而是一个牢笼，把那些有思想的人都关在牢笼里，这是帝王之道。

科举是那种把你关在牢笼里，你还要感恩戴德，那从开始考试的时候就开始了，据说每次“恩科”考试都要像犯人一般在如监狱单人间一般的“号子”里，熬住三天。然后等到“金榜题名时”就会得到巨大的荣誉感与虚荣心的强烈满足，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可以得到“黄金屋”与“颜如玉”。得到光宗耀祖与泽被后世标榜史册的机会。

“金榜题名时”成为天下读书人共同向往的目标。

十年寒窗读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怎么说话、如何写文章，是压韵的诗文，是被格式化了的大脑，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理。那就是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所追求的结果吗？

酸腐的文人一朝中举或者成了进士，就会对皇恩死心塌地追捧，连一点造反的想法都没有了。连几个脑筋急转弯都答不上来，那也算有才？假如真正如此，倒不如做个“一问三不知”的懵懂之人，来得更轻松惬意。

但文人选择了这条路等于把自己的一切思想都扔出去，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

留在京城就对上司与同僚竭力去阿谀奉承。不要说任何超出理智规范的话，也不要写超出理智范围的文字。被发配到远方去做官，虽然自由自在地处在江湖，却是源于被放逐，并要承担某种罪名才能够得到的待遇。

那些文学大家的传世精品，很少有在皇城宫苑与天子身边写就的，伴君如伴虎，而且谁也不知道老虎什么时间会发威。

但每个人都对那种角色变化很珍惜，并把那作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科举就成为帝王们化解思想矛盾，并把绝大部分有反叛意识的读书人都通过高官贿赂收买过来的方式，利用角色的转变、以及豢养的关系，还有儒家的忠孝仁义、和仁义礼智信等行为准绳，以及法家的严刑峻法作为文人进行自我约束的镣铐。

很多时候，思想者在乡村野外尚可以活出自我的真性情。

在庙堂之上的那些精英的文人们，难道不需要为自己的荣华富贵是否能延续、身家性命甚至三族九族人的性命是否能保全的顾虑吗？而一旦有了些许顾虑，就会从倡导法治的精英蜕变成为渴望人治的懦夫了。

中国文人更多的是艺术家，而难以成为思想巨匠，道家更多的是在深山与道观之中的修行，而儒家则成为帝国王朝统治的工具。文化成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稍微有一点出格的地方就要担心自己有身陷囹圄之危险。公务员除了做官吏，成为统治阶层的一份子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吗？

古时的科举和现在的号称“国考”的公务员考试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读书人生活得到依靠的主要渠道。以前还有家国天下的宏图伟业，而现在已经沦落到有一个工作养家糊口，有一个可以得到外财的机会。

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沦丧，更是列强对中国的掠夺的武器。

当动心忍性成为一种习惯，当家里双亲故去都未必可以遂愿守孝，皇帝的口谕都成为圣旨，皇帝的任何意思表示都是圣明的，当这种“凡是”形成了习惯，就会成为维护皇权与独裁统治的力量，并让变革的脚步裹足不前的时候，是很难期待文人成为思想家，并能够有大思想传播并流传开去的。

多欲淫志，舍我其谁？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儒道之间的核心差别，更是导致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根源。

在物质化、国际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多欲淫志已经成为相当明显的现象。

面对国际化，中国需要的更是道家的那种“推卸责任”，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做舍我其谁的奉献。对中国而言，不去承诺更不承担额外的责任更能够保障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利益，毕竟国际化很多时候是会对国家与民族利益构成冲突的。

那种认为国际化是对中国的解救，是对深陷泥潭之中的中国的救赎的观点是可笑的。换一种角度看，同样的事情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国际化是对中国的图谋还是解救？是对中国资源与市场的掠夺还是给中国发展的机会？对中国所发挥的是天使还是魔鬼？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善意的给予还是疯狂的掠夺。

这个问题是需要从过往的历史、从客观的现实以及从可能会产生的未来等多重角度去看的。

丧失了诞生思想者的土壤，中国将重新沦落成为列强任人瓜分的鱼肉，但越是面对国际化的思潮与列强的掠夺，就越需要思想者。可以保证自己的这一方热土的利益不至于外流。

贾春宝

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