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穷孩子”义学班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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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孩子”义学班引发争议
张志强 凤凰周刊 2006-03-22
1月15日，湖南长沙。
“穷孩子”义学班的大部分学员已放假回乡，但屠孝天仍坚持要求记者先与学员们沟通好后，再来对他进行采访。这位62岁的老人3年前开始践行自己的理想，并于2005年正式创办了大陆首家全免费寄宿制学校，为城市低保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职业教育。
屠的举动，经推选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这是屠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正谋划着利用“穷孩子”义学班的良好社会形象创办企业，“获利后再支持办学，滚动发展”。
但媒体的报道也将屠孝天推上了舆论的风口。一位老友在看到相关报道后打电话问他：“这么大年纪，还捞什么政治资本？”屠所计划推行的发展模式更在当地引起强烈争议，甚至连一些官方人士也认为屠是“剑走偏锋”。
义学班实行“四免一提供”
屠孝天事后说，之所以要求先采访学员，其实是想让记者知道：在这座城市里，还有许多生活在困境中的孩子。
19岁的学员陶鹏来义学班之前已在广州、武汉等地建筑工地上打工多年。由于年幼体弱，他时常遭受殴打，大拇指还曾被钉子击穿。而家住长沙圭塘的16岁学员刘阳，父亲精神失常将母亲眼睛打瞎，穷得连坐公交车来学校的钱都没有……
在“穷孩子”义学班的学员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学员均来自城市低保和农村特困家庭，最高学历是初中。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长沙城区，这样的家庭便有12万户之多。
屠孝天说，这些处在成长关键期的孩子是典型的“三无人员”—“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且处在关爱的空白地带。
2003年，经商多年的屠孝天筹划开办一家收费制民办职业学校。但当长沙市民政局一位官员领他察看许多失学孩子的困境后，他改变了主意。
屠决意兴义学，教这些孩子掌握一门就业技能。他把义学班命名为“穷孩子”，希望孩子们“穷则思变”；他坚持开办国学课，希望孩子“穷不失义”。
在花费近20万元，租下长沙市东郊远大路上的一层楼和添置120台电脑、两间64个座位外语教学机房等设施后，2003年7月，“穷孩子”义学班第一期走读班开学。2005年4月18日，又开办了首期全日制寄宿制教学班。屠对学员实行“四免一提供”，即免学费、免教材费、免上机费、免住宿费，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仅收取寄宿班每人每天2元钱伙食费。
“我们本期共有38个孩子，13个女生、25个男生，开设了平面设计、基础英语、电脑维修、文秘、速录5个专业。”屠孝天介绍说，截至目前，“穷孩子”义学班通过民政部门介绍，先后招收了7期共计400余名学员。
备受争议的慈善模式
“穷孩子”义学班创办之初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义学班第一次引起关注是2004年3月，当地一家颇具影响的媒体报道称，屠孝天正委托相关机构以“穷孩子”为名申请商标注册，有意创办一家生产食品、文具等产品的加工厂。
是慈善沾染了商业，还是商业利用了慈善的一场争论，很快在当地媒体上波及开来。屠孝天告诉记者，当时，并没有一家商标事务所愿意代理，因为他们认为该商标违反了商标注册“名称不得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准则。最后，屠写信给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的一位老上级，“穷孩子”商标才于2005年11月注册成功。
被推选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后，屠孝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旧事重提，称他心中的办学理想状态是：不以“穷孩子”义学班的名义直接牟利，但另外成立经营性企业，利用“穷孩子”义学班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开展经营活动，办“穷孩子”食品厂，获利后再支持办学，相互促进，滚动发展。
长沙市慈善总会主任陶鑫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认为，屠的行为虽然值得鼓励，但慈善机构终究不能营利。“比尔·盖茨搞慈善，也是微软赢利后的举动。屠老师如果将来真的既办‘穷孩子’义学班，又办‘穷孩子’食品厂，这属于剑走偏峰，路将很难走。”
类似这些话让屠孝天备感压力。他说，这是人们认为他在利用办慈善出名而为自己谋利，“有人就说我狡猾狡猾的。”
屠向记者坦承，在创办义学班之初，他并没有作过长期打算。“只是报名的太多，每次看到孩子们伤心离去，就觉得自己余生是放不下这副担子了。”
与其相熟的湖南省政协委员、通程建材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庆光告诉记者：“屠其实只是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个体户，人很单纯、善良。”
屠孝天一家6口，现居住在长沙市定王台一栋有些陈旧的楼房内，家庭摆设简单。从外表看，他和老伴尹必成与普通国企退休职工并无两样。尹必成告诉记者，1992年，屠孝天从长沙微型计算机厂厂长任上退休时，都没给自己解决一套住房。迫于生计，屠只身前往深圳打工，两年后回到长沙开办了一家小型收音机加工厂。此后又做了几年电器销售代理，积累了一定的资本。
但兴办义学，就资金而言，是每天只出不进的活计。屠给记者算了笔账，学校每月房租5000元，伙食费补贴6000多元，4个专职义教老师每月工资1950元、水电费1400多元、电话费400多元。加上前期投入，几年下来，屠称共为义学班投入40余万元。
为支持屠孝天兴办义学，尹必成签字同意向银行抵押了夫妻俩共有的一套商住房，贷款12万元，并开始外出打工。
而就是屠孝天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穷孩子”商标，彭庆光认为其商业前景也并不见好。他曾私下向屠建议说：“现在会有几个家长愿意让孩子背个‘穷孩子’牌书包，况且现在商标也并未产生任何利润，实在犯不着到处宣扬，引来无端猜疑。”
但这并未动摇屠孝天的信心。他仍乐观地相信：“穷孩子”义学班的日子就要好过了。“工厂办起来后，我还要恢复招收走读生（2005年第7期改为寄宿制后暂停了走读班招生）。”
更长远的规划是，屠孝天计划建立“穷孩子”义学班的全国联盟，他已向全国31个省市的慈善机构发出了倡议。屠认为如果能在每个省会城市建立一个义学班，对现在的教育高收费都是个挑战。
但倡议书发出一年多，至今无人响应。
“最大的困难是社会不宽容”
“穷孩子”工厂如果经营失败该怎么办？屠孝天说，他将考虑通过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接受社会捐赠。“办学3年来，要求给义学班捐钱捐物的人很多，但我都没有接受。”
在屠孝天看来，办义学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不够宽容。
一个毕业学员在写给屠孝天的信中说：“当初我是抱着上刑场的心态来到义学班，父母朋友都劝我要小心，谨防受骗。”而在创办之初，屠的一位好友甚至断言，义学班第二年肯定收场。到了来年，他又说：“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更令屠孝天耿耿于怀的是，办学3年来，“穷孩子”义学班由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学员毕业后拿不到培训合格证，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屠孝天多次找到当地的教育和劳动部门，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但接待人员往往指着相关条例说：第一，得先拿出至少10万元注册资金；第二，所有条例都制定了详细的收费标准，不收费的学校不在其列。
屠孝天告诉记者，他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免费办学，那你就去办吧。”
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穷孩子”义学班声名鹊起。1月17日，当地教育部门官员约见屠孝天，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其所承担的政府工作表示感谢，二是要求屠完善相关手续。
湖南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屠孝天办的是义学，但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他还是应该到当地教育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经审批后才能办学。该官员称，审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是否具备；二是把握教学内容，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兴义学、办好事也不能违法。”
没有取得办学资格的“穷孩子”义学班能够走到今天，屠孝天认为，全在于其生存的“技巧”。
在屠孝天提供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一份“长沙穷孩子义学班”领导成员名单，其中顾问包括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吕兴元、长沙市委副书记余合泉等人，主任委员为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友谊阿波罗集团总裁胡子敬。“有这些实力派人物的支持，相关部门自然也不会太为难我们。”
但即便是如此“处心积虑”，屠孝天仍觉得“穷孩子”处在危如累卵的境地。“拜托你，有些话千万不能写！不然以后义学班还能不能存在都是个问题。”屠说。
慈善的力量
屠孝天说，办学3年，虽然备感艰难，但他仍时时感觉到民间所蕴藏的慈善力量。
“穷孩子”义学班目前共有7个老师，除屠孝天外，张科洪和周凤娇也是义学班的元老，张主要负责实习基地，不从学校拿工资；周有个正上高中的女儿，却每天守在义学班，当起所有“穷孩子”的妈妈，每月工资500元；教文秘的谭金玲、教平面设计的卢金凤、教电脑维修的王曦，3人每月400元工资。还有一个是以前的学员，因为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每月工资250元。
“我不会在这里呆一辈子，但能拿出一生中的一部分献给慈善事业，觉得特别值。”卢金凤2005年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家人托关系帮她在当地电视台找了份工作，但从网上看到招募义教的消息，她扛着行李便来了。
从义学班开办至今，先后有20多位老师在此任教。屠孝天告诉记者，这些人走后，仍很牵挂学校，经常打电话来。“穷孩子”网站就是两个已到深圳工作的老师，每天义务帮助着维护。而除了专职教师外，义学班还有100多位编外义教，都是长沙各大高校的学生、老师和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定期来给“穷孩子”上课。
知名企业家胡子敬受邀出任主任委员后，即主动替屠孝天支付了一年的义学班房租，并给学员们送去了书籍和生活用品。在创办义学班之前，屠孝天与企业家彭庆光并不相识，他仅通过电话，邀请彭参加“万卷书赠穷孩子”活动，彭不仅热情响应，还主动提出帮助安排学员就业。
彭庆光说，在长沙，像他这样的爱心人士有很多，但大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载体。
据当地媒体报道，湖南省慈善总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共募集善款11000余万元，其中曾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还不到1%。
湖南的现状其实是个缩影。“落后、刚刚起步”是中国大陆对慈善事业的主流评判。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落后和慈善资源不足，而在于体制的不畅通和法制的欠完备。”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关则文认为，目前官办慈善机构由于监督、管理欠规范，公信力不足，动员慈善资源的力量非常弱小。而民间慈善组织则在征税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
基于这样的认识，关则文在参加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公益事业促进法》的议案。“此举在于明确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考虑取消现行法规中要求慈善组织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让慈善组织真正独立承担起民事责任，大力培育发展民间慈善组织。”
民盟中央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刘骆生也认为：“政府主导的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这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一个不争事实。政府行为一直都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主渠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救助行为显然不可能做到全面覆盖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群。因此，通过立法手段，加强约束与监督，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来，不失为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
在2005年11月民政部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立法事项，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此次大会明确提出，要在5年之内，对慈善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治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相关法律和制度完善后，相信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税务制度、管理体制等瓶颈也将迎刃而解。”
公益-助人和谐社会湖南
张志强 凤凰周刊 2006-03-22
1月15日，湖南长沙。
“穷孩子”义学班的大部分学员已放假回乡，但屠孝天仍坚持要求记者先与学员们沟通好后，再来对他进行采访。这位62岁的老人3年前开始践行自己的理想，并于2005年正式创办了大陆首家全免费寄宿制学校，为城市低保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职业教育。
屠的举动，经推选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这是屠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正谋划着利用“穷孩子”义学班的良好社会形象创办企业，“获利后再支持办学，滚动发展”。
但媒体的报道也将屠孝天推上了舆论的风口。一位老友在看到相关报道后打电话问他：“这么大年纪，还捞什么政治资本？”屠所计划推行的发展模式更在当地引起强烈争议，甚至连一些官方人士也认为屠是“剑走偏锋”。
义学班实行“四免一提供”
屠孝天事后说，之所以要求先采访学员，其实是想让记者知道：在这座城市里，还有许多生活在困境中的孩子。
19岁的学员陶鹏来义学班之前已在广州、武汉等地建筑工地上打工多年。由于年幼体弱，他时常遭受殴打，大拇指还曾被钉子击穿。而家住长沙圭塘的16岁学员刘阳，父亲精神失常将母亲眼睛打瞎，穷得连坐公交车来学校的钱都没有……
在“穷孩子”义学班的学员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学员均来自城市低保和农村特困家庭，最高学历是初中。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长沙城区，这样的家庭便有12万户之多。
屠孝天说，这些处在成长关键期的孩子是典型的“三无人员”—“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且处在关爱的空白地带。
2003年，经商多年的屠孝天筹划开办一家收费制民办职业学校。但当长沙市民政局一位官员领他察看许多失学孩子的困境后，他改变了主意。
屠决意兴义学，教这些孩子掌握一门就业技能。他把义学班命名为“穷孩子”，希望孩子们“穷则思变”；他坚持开办国学课，希望孩子“穷不失义”。
在花费近20万元，租下长沙市东郊远大路上的一层楼和添置120台电脑、两间64个座位外语教学机房等设施后，2003年7月，“穷孩子”义学班第一期走读班开学。2005年4月18日，又开办了首期全日制寄宿制教学班。屠对学员实行“四免一提供”，即免学费、免教材费、免上机费、免住宿费，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仅收取寄宿班每人每天2元钱伙食费。
“我们本期共有38个孩子，13个女生、25个男生，开设了平面设计、基础英语、电脑维修、文秘、速录5个专业。”屠孝天介绍说，截至目前，“穷孩子”义学班通过民政部门介绍，先后招收了7期共计400余名学员。
备受争议的慈善模式
“穷孩子”义学班创办之初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义学班第一次引起关注是2004年3月，当地一家颇具影响的媒体报道称，屠孝天正委托相关机构以“穷孩子”为名申请商标注册，有意创办一家生产食品、文具等产品的加工厂。
是慈善沾染了商业，还是商业利用了慈善的一场争论，很快在当地媒体上波及开来。屠孝天告诉记者，当时，并没有一家商标事务所愿意代理，因为他们认为该商标违反了商标注册“名称不得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准则。最后，屠写信给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的一位老上级，“穷孩子”商标才于2005年11月注册成功。
被推选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后，屠孝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旧事重提，称他心中的办学理想状态是：不以“穷孩子”义学班的名义直接牟利，但另外成立经营性企业，利用“穷孩子”义学班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开展经营活动，办“穷孩子”食品厂，获利后再支持办学，相互促进，滚动发展。
长沙市慈善总会主任陶鑫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认为，屠的行为虽然值得鼓励，但慈善机构终究不能营利。“比尔·盖茨搞慈善，也是微软赢利后的举动。屠老师如果将来真的既办‘穷孩子’义学班，又办‘穷孩子’食品厂，这属于剑走偏峰，路将很难走。”
类似这些话让屠孝天备感压力。他说，这是人们认为他在利用办慈善出名而为自己谋利，“有人就说我狡猾狡猾的。”
屠向记者坦承，在创办义学班之初，他并没有作过长期打算。“只是报名的太多，每次看到孩子们伤心离去，就觉得自己余生是放不下这副担子了。”
与其相熟的湖南省政协委员、通程建材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庆光告诉记者：“屠其实只是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个体户，人很单纯、善良。”
屠孝天一家6口，现居住在长沙市定王台一栋有些陈旧的楼房内，家庭摆设简单。从外表看，他和老伴尹必成与普通国企退休职工并无两样。尹必成告诉记者，1992年，屠孝天从长沙微型计算机厂厂长任上退休时，都没给自己解决一套住房。迫于生计，屠只身前往深圳打工，两年后回到长沙开办了一家小型收音机加工厂。此后又做了几年电器销售代理，积累了一定的资本。
但兴办义学，就资金而言，是每天只出不进的活计。屠给记者算了笔账，学校每月房租5000元，伙食费补贴6000多元，4个专职义教老师每月工资1950元、水电费1400多元、电话费400多元。加上前期投入，几年下来，屠称共为义学班投入40余万元。
为支持屠孝天兴办义学，尹必成签字同意向银行抵押了夫妻俩共有的一套商住房，贷款12万元，并开始外出打工。
而就是屠孝天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穷孩子”商标，彭庆光认为其商业前景也并不见好。他曾私下向屠建议说：“现在会有几个家长愿意让孩子背个‘穷孩子’牌书包，况且现在商标也并未产生任何利润，实在犯不着到处宣扬，引来无端猜疑。”
但这并未动摇屠孝天的信心。他仍乐观地相信：“穷孩子”义学班的日子就要好过了。“工厂办起来后，我还要恢复招收走读生（2005年第7期改为寄宿制后暂停了走读班招生）。”
更长远的规划是，屠孝天计划建立“穷孩子”义学班的全国联盟，他已向全国31个省市的慈善机构发出了倡议。屠认为如果能在每个省会城市建立一个义学班，对现在的教育高收费都是个挑战。
但倡议书发出一年多，至今无人响应。
“最大的困难是社会不宽容”
“穷孩子”工厂如果经营失败该怎么办？屠孝天说，他将考虑通过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接受社会捐赠。“办学3年来，要求给义学班捐钱捐物的人很多，但我都没有接受。”
在屠孝天看来，办义学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不够宽容。
一个毕业学员在写给屠孝天的信中说：“当初我是抱着上刑场的心态来到义学班，父母朋友都劝我要小心，谨防受骗。”而在创办之初，屠的一位好友甚至断言，义学班第二年肯定收场。到了来年，他又说：“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更令屠孝天耿耿于怀的是，办学3年来，“穷孩子”义学班由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学员毕业后拿不到培训合格证，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屠孝天多次找到当地的教育和劳动部门，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但接待人员往往指着相关条例说：第一，得先拿出至少10万元注册资金；第二，所有条例都制定了详细的收费标准，不收费的学校不在其列。
屠孝天告诉记者，他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免费办学，那你就去办吧。”
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穷孩子”义学班声名鹊起。1月17日，当地教育部门官员约见屠孝天，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其所承担的政府工作表示感谢，二是要求屠完善相关手续。
湖南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屠孝天办的是义学，但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他还是应该到当地教育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经审批后才能办学。该官员称，审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是否具备；二是把握教学内容，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兴义学、办好事也不能违法。”
没有取得办学资格的“穷孩子”义学班能够走到今天，屠孝天认为，全在于其生存的“技巧”。
在屠孝天提供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一份“长沙穷孩子义学班”领导成员名单，其中顾问包括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吕兴元、长沙市委副书记余合泉等人，主任委员为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友谊阿波罗集团总裁胡子敬。“有这些实力派人物的支持，相关部门自然也不会太为难我们。”
但即便是如此“处心积虑”，屠孝天仍觉得“穷孩子”处在危如累卵的境地。“拜托你，有些话千万不能写！不然以后义学班还能不能存在都是个问题。”屠说。
慈善的力量
屠孝天说，办学3年，虽然备感艰难，但他仍时时感觉到民间所蕴藏的慈善力量。
“穷孩子”义学班目前共有7个老师，除屠孝天外，张科洪和周凤娇也是义学班的元老，张主要负责实习基地，不从学校拿工资；周有个正上高中的女儿，却每天守在义学班，当起所有“穷孩子”的妈妈，每月工资500元；教文秘的谭金玲、教平面设计的卢金凤、教电脑维修的王曦，3人每月400元工资。还有一个是以前的学员，因为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每月工资250元。
“我不会在这里呆一辈子，但能拿出一生中的一部分献给慈善事业，觉得特别值。”卢金凤2005年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家人托关系帮她在当地电视台找了份工作，但从网上看到招募义教的消息，她扛着行李便来了。
从义学班开办至今，先后有20多位老师在此任教。屠孝天告诉记者，这些人走后，仍很牵挂学校，经常打电话来。“穷孩子”网站就是两个已到深圳工作的老师，每天义务帮助着维护。而除了专职教师外，义学班还有100多位编外义教，都是长沙各大高校的学生、老师和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定期来给“穷孩子”上课。
知名企业家胡子敬受邀出任主任委员后，即主动替屠孝天支付了一年的义学班房租，并给学员们送去了书籍和生活用品。在创办义学班之前，屠孝天与企业家彭庆光并不相识，他仅通过电话，邀请彭参加“万卷书赠穷孩子”活动，彭不仅热情响应，还主动提出帮助安排学员就业。
彭庆光说，在长沙，像他这样的爱心人士有很多，但大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载体。
据当地媒体报道，湖南省慈善总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共募集善款11000余万元，其中曾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还不到1%。
湖南的现状其实是个缩影。“落后、刚刚起步”是中国大陆对慈善事业的主流评判。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落后和慈善资源不足，而在于体制的不畅通和法制的欠完备。”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关则文认为，目前官办慈善机构由于监督、管理欠规范，公信力不足，动员慈善资源的力量非常弱小。而民间慈善组织则在征税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
基于这样的认识，关则文在参加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公益事业促进法》的议案。“此举在于明确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考虑取消现行法规中要求慈善组织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让慈善组织真正独立承担起民事责任，大力培育发展民间慈善组织。”
民盟中央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刘骆生也认为：“政府主导的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这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一个不争事实。政府行为一直都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主渠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救助行为显然不可能做到全面覆盖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群。因此，通过立法手段，加强约束与监督，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来，不失为一条比较现实的路径。”
在2005年11月民政部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立法事项，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此次大会明确提出，要在5年之内，对慈善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治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相关法律和制度完善后，相信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税务制度、管理体制等瓶颈也将迎刃而解。”
公益-助人和谐社会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