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或因各国的权力主张而受考验

曾经有人说，世界是平的。但如今的世界已是今非昔比。

在实现全球化的漫长征程中，国界不再是阻隔，贸易壁垒被打破，共产主义已陷落，拉美等地保护主义的“高墙”被夷平，一直以来时不时对贸易横加干预的各国政府在更广泛的市场力量面前黯然退居次席。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所着的畅销书中发表了全球化宣言，指出互联网等在全球日益普及的技术正在使国界变得模糊。他在书中写道，世界是平的。

不过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各国政府正在重新坚持其在个人和企业活动中的作用，因此全球经济似乎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壁垒再一次竖立起来。人们称之为新民族主义。

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在1998年所着的《制高点》(The Commanding Heights)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市场对国家的大获全胜，开篇便列举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执政期间对经济监管的放松。耶金指出，全球化过程中较容易的部分显然已告终结，国家正在重新主张自己应有的力量。

仅仅十年前，亚洲、拉美和俄罗斯还在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贷款接济，而当时美国正在计划发起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谈判。欧盟则在起草一份新的宪法，以便将权力从成员国移交给布鲁塞尔。

如今，借款者避开IMF和世界银行；贸易会谈被搁置；世界各国都纷纷对外国投资竖起壁垒；国有企业不断进行扩张，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尤其如此。从美国到印度，越来越多的人都支持政府实施限制移民的措施。

政府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庞大的国有投资基金中即可见一斑，这些基金中很多都是由十年前还处于财政困境的政府所支持的。从亚洲到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现在正纷纷收购陷入次债危机的欧美金融机构，接下来可能会转向房地产市场寻求低价买进的机会。国家力量的增强可能还会加大全球气候变化这一“最无国界”问题的解决难度。

是什么原因加大了政府所扮演角色的份量？911恐怖袭击令世界重新关注起安全问题，而这一问题只有各国政府才能解决。因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而致富的国家正在不断显示它们的力量，委内瑞拉的油田被国有化，而俄罗斯威胁会切断向西欧的天然气供应。反对经济一 化的呼声也迫使各国政府从多边贸易中后退：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BBC World Service)去年12月对34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其中在21个国家中大多数人都表示，“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太快了。

不过这些变化并非预示着保护主义将大行其道。欧元区的15个国家虽然偶尔也会抱怨一下，但仍在使用统一的欧元。各国政府仍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即使它们不得不为此修订本国法律。弗里曼表示，国家力量再次抬头最终可能只是一个“插曲”而不是一种趋势，技术将继续跨越国界服务于各国人民。

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政府正在逐渐占据优势。

国家间的边界即使在互联网这一象征无国界世界的领域里也被建立了起来。互联网的设计初衷是要超越政府的限制，将权利移交给个人或是民间组织。

如今，在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下，负责分配网络地址的美国公司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在网址中使用当地文字。网址中熟悉的.org，.com和国家代码将被中文和印地语等很多其他语言中的对等词汇所代替。虽然这将为当地人浏览网页时提供便利，但很多网站也可能因此无法被国外用户访问。如果开发出这样的方法，那么有个能敲出拉丁字母的键盘，就可以看到任何国家网站的时代就会结束，而这实际上使网络丧失了全球性的特质。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说，我们正在经历全球互联网的逐步割 时代，互联网正变成一系列的国家网络。

各国政府的力量日益强大，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对富国来说，这常常意味着更高的税收和对经济更多的干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30个国家大部分为富国，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这些国家2005年的税收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例高于十年前。这是因为政府在医疗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

考虑到眼下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广泛性，政府不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放手让市场自由运行的想法已不太现实。目前的问题不是监管是否应有所加强，而是其力度应加大多少。三位总统候选人都表示，他们将通过更为严格的金融市场法规，并让政府为那些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受到打击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再培训项目。

无论是在富国还是穷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人们更方便地跨越国界与当地人竞争工作机会，移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印度有大量缅甸人，加勒比海国家随处可见海地人，阿根廷有很多玻利维亚人，南非涌入了大量的津巴布韦人。在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秋天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47个国家中有44个支持对移民加强限制。

与此同时，在较贫穷的亚非国家，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也在刺激政府竖起新的出口壁垒。印度财政部长奇达姆巴拉姆(P. Chidambaram)说，如果我们被迫进口粮食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我们需要的数量，所以我们在各个食品种类上都必须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

过去全球舞台上的“轻量级”国家现在也能发挥极大的影响。比如，巴西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强。在2006年7月WTO贸易会谈破裂之后一周，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乘飞机抵达巴西利亚，与同时负责贸易事务的巴西外交部长阿莫里姆(Celso Amorim)进行了会面。

阿莫里姆成了推动这场始于2001年的谈判获得成功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中间人。会谈对一桩潜在交易进行了讨论：如果发展中国家降低工业品关税，并增大对外国金融公司的开放程度，那么美国和欧洲将大幅削减农业补贴。

从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会给美国和欧洲达成的全球贸易交易“放行”。不过巴西、印度和中国已不再延续这样的模式了。阿莫里姆组织起了20个发展中国家，它们都希望限制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同时还想敦促其他国家的农业自由化。他们的赞同对达成交易至关重要，不过目前这些国家尚未同意。

斯瓦伯说，巴西对达成协议起着关键作用。

贫穷国家的公众对政府展现的新实力感到非常振奋。已经失明的里约热内卢艾滋病患者玛丽亚•莱默斯(Maria Aparecida Lemos)说，去年，当巴西总统宣布取消默克公司(Merck & Co.)一种抗艾滋病药物的专利时，她像开大party一样高兴极了。一家巴西公司现在在生产这种名叫Efavirenz的药物，只需付给默克公司少量费用。根据全球贸易规则，发展中国家有权在紧急状态下不必顾及专利问题，但事实上因为害怕报复，只有 少数国家这么做过。

默克则说，它那时已下调了Efavirenz的价格，而且也表示还会进一步降价，但巴西政府仍不满意。默克公司负责企业责任事务的副总裁杰夫里•斯特切(Jeffrey Sturchio)说，巴西可能不属于你愿意投资的地方。巴西官员则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随着巴西财富的不断增长，它自然会成为投资者向往的地方。

能源公司最先感觉到了新的国家主义思潮。自从2004年油价开始上涨以来，俄罗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均对外国拥有的石油资产进行了国有化改造，这是七十年代以来首个大规模的国有化潮流。

鉴于石油领域不断升温的国家主义倾向，英荷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改变了经济学家在帮助该公司制定下一步发展计划时描绘的全球图景。九十年代时，壳牌还认为政府的权力已逐渐退出石油领域。该公司在俄罗斯萨哈林储油区投下重金，它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多少干涉。但俄罗斯政府后来收紧了对能源领域的控制，壳牌不得不将其在这个项目中所持股权的一半出售给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OAO Gazprom。

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趋势来看，政府在石油领域扮演着越来越中心的角色。壳牌负责全球商业环境的副总裁杰里米•本森(Jeremy Bentham)说，壳牌目前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是：政府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将继续（目前全球接近八成石油储备在国有企业控制之下）；另外一个假设是：政府仍处在决策中心，但认可共同利益，并愿意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在认识到国有石油企业的强大势力之后，壳牌随后开始在非传统资源领域大量投入，其中许多资源预计不会被国有公司染指。最近壳牌宣布对加拿大油砂项目投资100亿美元。该公司还加大了对生物燃料的关注，这类燃料可采用海藻、木屑等原料生产。

位于康涅狄格的邮政设备制造商Pitney Bowes Inc.也计划作出改变以适应新形势。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该公司已将大量生产转移到中国，并将后台支持业务外包给了印度公司。

但是最近，该公司开始担心这些供应链的安全性。该公司负责企业风险管理的辛西娅•施密特(Cynthia Schmitt)说，我们一直担心国家主义分子会来接管我们在中国的供应商。

为此，过去三年来该公司及其其他海外供应商开始屯积设备零部件，还开始坚持要求其在印度的外包伙伴在其他国家设立备份服务器。有那么多美国公司在班加罗尔和印度其他城市经营业务，施密特担心，这些公司有朝一日或许会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

其他大公司也感到了类似的担忧。波士顿咨询公司AMR Research Inc.说，3月份它对美国大公司的供应链管理经理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对在海外做业务面临的各方面风险如何评价。受访者中约有30%的人认为，“国家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是各项风险中最严重的一项。

一些公司开始在离本土不远的地方寻找更安全的选择。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对设在亚洲低成本国家的业务重新迁址，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因此出现外国投资迅速上升的情况，去年，该国的外国投资达到232亿美元，涨幅达21%。

一些国家的国有投资基金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商。石油收入让中东和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实力大增。亚洲主权基金则因其他领域的出口收益而获得雄厚的资金来源。目前，主权基金的总规模已达3万亿美元，它们大举买入花旗(Citigroup Inc.)、美林(Merrill Lynch & Co.)和其他处于困境的华尔街机构的股份。虽然美国财政部及急需资本的华尔街公司对它们的介入表示欢迎，但美国本土人士和国际社会也怀疑，这些主权基金的投资背后或许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现在，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对这类外国投资设限了。根据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一份即将出炉的研究报告，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匈牙利和希腊均对其他国家国有公司的投资设定了限制。投资法律专家大卫•马奇克(David Marchick)和达特茅斯经济学家马修•斯劳特(Matthew Slaughter)说，本身设有主权财富基金的中国和俄罗斯也划出了外国投资将受到限制的“战略领域”。他们二人是上述研究报告的作者。

一些政府炫耀实力的心态也让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变得更复杂了。1987年，各国环境部长参加了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保护臭氧层国际会议。环境部长们希望各国能先批准保护臭氧层协议，然后通过贸易制裁手段在全球范围推行。协议如愿获得通过。

10年后，《京都议定书》并未成功，因为美国不愿签署，而中国和印度均不受排放定额限制。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小心地不轻易做承诺，谈判方及美国和欧洲的智囊机构都在想方设法说服各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一种可能的途径是：现在先鼓励各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等到各国对彼此对待全球变暖的态度更加有信心的时候再签订协议。

世界银行下属的私营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说，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新型国家主义可能会淡出。他说国家利益的根本不同可能会让各个国家走向不同方向，从而让采取全球性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这种离心力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


全球化的潮起潮落：


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时起时落：

-- 1869:美国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建成，将美国西部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

-- 1879: 德国上调关税，限制农产品和钢材进口；

-- 1890年代: 英国加大在印度投资

--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贸易体系遭到重创

-- 1917: 俄国革命带动共产主义在全球传播

-- 1921: 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限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遏制移民大量涌向美国；

-- 1929: 全球性大萧条开始

-- 1930: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通过，严重冲击贸易

--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 1944: 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

-- 1949: 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

-- 1950年代: 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型发展策略，上调关税

-- 1957: 欧盟前身罗马条约组织创立

-- 1960年代: 非洲国家纷纷获得独立

-- 1964: 举行旨在降低60多个国家关税的关贸总协议“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

-- 1978: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 1979: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产油国纷纷上调油价

-- 1989: 拉美债务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击退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 1989: 互联网诞生

-- 1989: 柏林墙倒塌；共产党国家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

-- 1991: 印度开始进行鼓励外国投资的改革，经济实现明显增长

-- 1995: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 1998: 经济危机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

-- 2001: 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防恐成为美国政府头等大事

-- 2001: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开始，没能达成协议

-- 2004: 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多个国家石油领域出现国有化浪潮

-- 2005: 欧盟宪法遭否决

-- 2007: 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金融市场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