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治必须跟上全球化的现实

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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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责任
编者按——
在一个恐怕是世界上最信仰全球化、一切都希望“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讲全球化，布莱尔假想的听众或许更应该是西方人。
11月7日,这位英国前日首相在北京对参加《商业周刊》CEO年会的全球高管所做的一个大约20分钟的演讲。这是他今年6月辞去首相一职后第一次亚洲之旅。
事实上，那些曾经靠全球贸易而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家，现在对全球化越来越质疑。面对中国的冲击，大西洋两岸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抬头，而且正在演化成新的执政理念。
正如一位中国领导人所说，等中国人学会了在海里游泳，我们的教练们却已经上岸了。
布莱尔在演讲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打破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之间的界限，鼓励各个部门之间通力合作。这其实是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的内容之一。“第三条道路”试图超越传统的“左”（社会民主主义）和“右”（新自由主义），这个政治理论在看待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这是直到现在还困扰着中国的问题——上，提倡市场导向与政府“积极干预”相结合。
二、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比如在这次演讲中布莱尔提到，“即使是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强大（powerful）的国家”。在这里，他把美国的强大和中国相提并论。这或有恭维之意，但也意味着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无论情愿不情愿，已经走上了舞台的中央。他们认为,成为大国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包括全球变暖、非洲贫困、能源和环境危机等一系列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中要有更多的担当。
两年前，布莱尔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当时说：“中国有必要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作用。”
布莱尔：各国政治必须跟上全球化的现实
“如果要自我批评的话，我觉得在过去几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我自己，都太关注反恐问题。事实上，和反恐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的崛起。我认为我们要对中国的崛起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及更深刻的理解。”
迎接而不是拒绝全球化
全球化已是事实，不会因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而有所改变。事实上，怎样应对全球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问题其实是，怎么为全球化做好准备，并让大家都来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的经济和英国的、欧洲的、美国的经济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根本的选择：是直面全球化，还是将其拒之门外？
我认为惟一重要的选择就是迎接全球化。比如，中国最近召开的十七大决定继续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是的，中国开放的速度或许是个问题，但方向是清晰的，那就是要继续开放。这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十分重要。
所以，我在思考的问题是：使人们相信全球化是最优选择，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如何采取最为明智的做法，让全球化给人们带来好处？如何为全球化进程寻求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以下是我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答案。
全球化成功的路径
今天，政府的职责是让人们对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做好准备。在我看来，教育和知识是在全球化时代取得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那些成功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无一不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所以，教育已经从仅仅是一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转变为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能否成功的关键。不仅是英国，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如果要获得成功，教育都应是最先考虑的问题。所以教育，而不是官僚主义或者保护主义，才是应对全球化的正确途径。
我认为，未来几年在各国政府的政策中，教育的地位将比现在重要得多。良好的教育将贯穿一生，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并且教育还将提前，而不是一定要等到上学的年龄。培训、再培训，不断掌握新技术，这将持续人的一生。
全球化的要义是对人们适应能力的一种奖励，而教育就是帮助我们掌握这种应变能力。
第二，越来越频繁得多地强调科学、技术和创新。也就是说，不仅是引进新技术，而是强调创新，以及企业的创造力。
第三，公共部门即政府、私有部门以及我们在英国称之为“第三部门”或“志愿部门”之间的墙将被推翻。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最成功的政府将是那些不害怕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冲突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比如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保持开放等做好规划，不过政府运作的方式是打破公共部门、私有部门以及志愿部门之间的界限。
比如在英国，我们在教育和医疗领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这很难，改革从来都不容易，但同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作为公司的CEO，你们或许和我一样会发现，改变是一件最难做的事。人们拒绝改变。改革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才能继续下去，要打破公共部门、私有部门和第三部门的界限，这非常难，但我深信这是未来，未来就是这些部门通力合作。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理解不同的文化。现在世界正在进行全球性的大移民，英国也接纳了许多世界各地的移民。有趣的不是英国变成了一个联合国，而是每个国家在移民方面都直面全球化，其结果就是，那些理解其他国家文化、了解其他国家怎么运作的人会非常受益。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政府有责任通过教育、语言和科技投入，通过企业的创新，通过打破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界限，以及和不同的文化打交道，帮助人们为一个开放和人口流动的新世界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那么各国政治必须跟上全球化的现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话题。今天，所有国家，即使是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强大的国家，为了改善本国的利益越来越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
就拿全球贸易谈判来说。全球贸易谈判极其重要，但我认为，如果美国、欧洲和新兴国家不能联合起来，那全球贸易谈判就不会成功。如果谈判成功了，将极大促进全球贸易，更不要说促进中国的外贸。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可以让全球贸易谈判谈成，这点非常重要。
另一件事情就是反恐。在全球范围内，反恐都是个大问题。过去几年，一些国家在反恐方面采取了强硬措施来保障本国的安全，这种做法非常有争议。但最后，如果我们不能让人们相信，特别是让那些伊斯兰国家中可能会被招募为恐怖分子的人相信，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平等的话，我们就不能打败恐怖主义。
看待恐怖主义正确的方式不是东方和西方，而是要缓和不管是什么宗教、什么背景的人之间的对立。我们不能依靠任何单个国家，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做这件事，而必须要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中东的和平进程如此重要的原因。当我主动要求担任中东特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总是用这种口吻对我说“祝你好运”，好像你在做什么疯狂的事情。而我总是这么回答，如果我们想解决世界的分歧，特别是解决伊斯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那么中东正义和公平的和平非常关键。如果不理解这点，就不能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我们怎样打败恐怖主义。
非洲也是一样。解决非洲的贫困将不再是道义问题，而是有非常强烈的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继续让非洲饱受贫困，那我们会发现，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另外还有气候变暖，或者能源问题等等。同样，只有所有国家携手合作，我们才有可能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世界需要更理解中国
让我对和中国的关系这点再多说一句。我越来越深信，美国、欧洲，以及包括中东等世界其他国家，要更好地了解中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是怎么想的，并且认识到如果我们要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任何一个难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要自我批评的话，我觉得在过去几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我自己，都太关注反恐问题，尽管对伦敦、纽约和马德里这样的地方来说，这太正常不过了。过去几年一个基本问题是反恐，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对中国的崛起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及更深刻的理解。
最后一点，这也需要领导力。当今世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基本价值观和愿景上我们也需要领导。只为了追求本国狭隘的利益已经不够。在一个经济越来越全球化，政治也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必须建立这样一种愿景，即要包括全球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分开。如果我们这样做，全球化就会成功。
（此文根据布莱尔1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 《商业周刊》CEO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审阅。由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彭建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