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时期的那些大腕 - Qzone日志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 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群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伏了郭坚。因下手迅猛，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四千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 。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圆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5年8月，第二十九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一三二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三十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三九岁，长子赵学武只有四岁，长女赵学芬才二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九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它的召开，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次会议上，以共产党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任中共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为了发展国民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部，派遣中委和候补中委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到沪建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五省市的党务工作。
　　毛泽东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复试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正式挂牌办公。执行部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等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与于右任、茅祖权分任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

　　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因此只好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刚刚成立的执行部在各地秘密分散招生。为了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十九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
　　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场地内。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如1924年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就发出第七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
　　胡宗南复试过了毛泽东的关

　　在国民党军队中，胡宗南有“天子门生第一人”之称，颇受蒋介石器重。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开始成为黄埔系“少壮派集团”的核心人物。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1936年4月2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是黄埔学生在国军中的第一个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军团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八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

　　胡宗南也是国军黄埔学生中，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

　　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金字招牌，胡宗南在军界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鲜为人知的是，他当年考黄埔军校时，复试的主考官竟然是被他日后多次围JIAO的毛泽东。
　　在上海顺利通过复试后，胡宗南来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却因身高不足落选，后在廖仲恺的帮助下被录取为黄埔第一期学生。
　　黄埔一期学生有百分之二十是通过上海选收进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郭一予在《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一文中曾这样记载：“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的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全凭考试成绩录取，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
　　据史料记载，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一百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他们中除胡宗南以外，国民党方面的名将有：后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黄维等。

　　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黄埔一期学生黄维曾撰文回忆说：“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
　　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他们中著名的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等。

　　对于当时的情况，徐向前元帅晚年曾记述：“1924年过年后，我与几名同乡结伴乘火车来到上海，住在美术学校一名姓赵的老乡家，准备报考军校。4月中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初试比较容易，考试第三天，我就接到通知被录取了。接着，每人发给了一点路费，大概是五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竟是总司令

　　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由于工作需要，中共的党员分为两种：一是公开身份的党员；二是不公开身份的秘密党员。其中知名的如被称为前“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龙潭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以及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谢和赓等。这些秘密党员和上级都是单线联系，有的直至病逝或牺牲，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

　　那么，谁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呢？

　　是从旧军阀阵营中走过来的朱德。他也是我党隐蔽战线最早的“卧底英雄”。

　　朱德少年时代在下田劳作之余读过私塾，二十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寻找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打算外出学习，去“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2年7月初，朱德买好去德国的船票后，就去北京找好友、时任北京《民报》主笔的孙炳文。孙炳文与陈独秀认识且有工作上的来往，他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介绍给朱德。

　　这年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同到上海，帮助他寻找共产党。他们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孙中山对朱德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几天之后，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一所简陋的小屋，即党中央的处所，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的陈独秀。朱德坦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但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人申请入党，还需要考察，同时朱德也没有要孙炳文和他作为入党介绍人。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朱德不免有些失望。

　　然而，朱德并没有放弃，他对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非常强烈。1922年9月，朱德到德国留学后，找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而在同他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了解。两个月之后，周恩来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此外，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是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将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他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历史上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这些秘密党员们都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德的党籍起初的对外保密，确实有利于党的工作，在策反旧军阀易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他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做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并以秘密党员身份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支援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接着，朱德又赶往四川，经他努力，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终于宣布易帜，并于是年11月2日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这时，朱德才以公开的党员身份任党代表。

　　朱德在旧军阀中秘密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其任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人民军队最高领导职务，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

　　民国初年，李宗吾以“独尊”之笔名，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他在这部奇书中写道：“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自称是发明了“厚黑史观”的“厚黑教主”，以为“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观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

　　“厚黑教主” 李宗吾是旷代文化奇人，他生于1879年，卒于1943年，四川自贡人，原名世全，入学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子。二十五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学教授，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其职位油水丰厚，而离任时清贫潦倒。李宗吾治学严谨，言为心声，尤擅创新，能发前人所未能发之论，能言腐儒所不能言与不敢言，几十年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而写出《厚黑学》一书，并冠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他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其扛鼎之作《厚黑学》亦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
　　《厚黑学》之所以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主要是由于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独到见解。

　　第一，入木三分地揭穿了古代政治家成功的秘密.《厚黑学》一书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英雄豪杰成功的秘密，无非“面厚、心黑”。面厚、心黑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最后要达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境界。“才华再高，脸不厚心不黑也难成气候；相反，才华加厚黑等于天下无敌！”
　　作者李宗吾撞笑怒骂，妙语连珠，以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诸葛亮，以及楚汉相争时的刘邦、韩信、范增为例，使读者得以管中窥豹，于史海中探得真知。
　　曹操、刘备、孙权皆为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在《厚黑学》看来，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皇后皇子，并鼓吹“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奸雄的嘴脸暴露无遗。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逃西跑，丧尽廉耻。他最善哭，以骗取将士的好感。孙权呢，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李宗吾此语，实在是俏皮得很）

　　他接着有又说：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李宗吾还言简意赅地对《厚黑学》进行了总结：“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第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下虚伪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给历史糊上的仁义道德一把撕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如此，还把批判的利剑直指向“尧舜禹汤”等“圣贤”，声称圣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绝不能有丝毫的客气。
　　第三，《厚黑学》明确主张思想独立。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笔者认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前后，比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要早。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全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为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狂飙，“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方面，李宗吾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本质。许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专门研究帝王将相发家以及统治天下之奥秘的，其实不然，此书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李宗吾在书中指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

　　第五，直面当时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结所在。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作者当时所处的民国的政治前景，《厚黑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厚黑学》中的观点都可谓别树一帜，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杨对李宗吾推崇备至，写书《厚黑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柏杨在《李宗吾之学》一文中还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于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现在一些著名高校在研究生课程里开辟有“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充分体现了《厚黑学》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二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民国第一写手”的传奇文字生涯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四千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924年，张恨水因九十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更将其声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地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茅盾赞曰：“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老舍则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被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纪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唯一消遣。

　　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也是在张恨水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十三岁那年的一天，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张爱玲忽发奇想：我要是也能写几部通俗小说该多好啊。有一天她开始动笔了，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还有贾政、王夫人，更有袭人、晴雯等人。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说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逛上海滩，徜徉十里洋场，乘人力车，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都要拿给父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1943年，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炉》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被称为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上海20世纪40年代畅销书，一时为之洛阳纸贵。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 。“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一百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20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六百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四十三号的一处小四合院。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辛亥革命后被废黜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少年时在紫禁城这一方小天地里深居简出，生活很是单调。为了摆脱孤独、苦闷的宫廷生活，曾醉心痴迷于文学创作。但由于帝师徐坊、陈宝琛等人对溥仪的文学写作漠不关心，一切听其自然，所以溥仪的诗文一直没有多大长进，始终是个文学创作上的“菜鸟”。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按照自己的，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十五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诗赋上下工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发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一篇题为《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帝，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经溥仪投稿，这篇铭文发表在了上海《逸经》杂志上。此文的发表对少年溥仪投稿热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溥仪写了不少诗作，曾用化名狂热地向报刊投稿，但此后再无投中的现象。稿件寄出去后，皆如泥牛入海，影踪全无。

　　1922年初夏，溥仪想出一条捉弄编辑的妙计，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报》，果然马到成功，皇帝的诗作终于破天荒地见报了。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了。据说《游戏日报》编辑部曾多次设法打听这位署名为邓炯麟的诗人是何许人也，但始终一无所获。

　　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鹦鹉》、《浮月》、《荷月》三首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到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的这本书。《紫禁城的黄昏》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溥仪也曾为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作序，其中写道：“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师徒二人，一唱一和，自鸣得意。

　　最后，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在鼓里。

　　
          选自《民国大腕》  作 者： 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