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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政治运动中的“数目字管理”

作者：徐友渔   发布时间：2010-2-8 15:51:46   

1957年“反右”斗争中最荒谬的事情，是上级规定了每个单位的右派分子须占单位总人数的5%，没有达到这个指标，就要拿单位负责人是问，以至于有的单位党支部书记自愿或不自愿地把自己加上去以便达标。这种政治运动中要满足某个百分比指标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几成通例。 

　　杨奎松的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一本书名平实、内容丰厚而有启发性的著作，2009年年底中国有几家媒体举办年度书评活动，它都当之无愧地获奖。 

　　该书是2009年9月出版的，那时正值《建国大业》等一批辉煌片被炒得如日中天。此书是史书，弥补了虚构类艺术作品的不足。那一段风云变幻，决定中国后来走向的峥嵘岁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果在六十周年隆重庆祝时只有宣传而没有对于历史真实的挖掘和重现，没有对于以往抉择和政策的研究和评价，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经验教训，无法看清未来奋斗的方向。 

　　对于有一定头脑、阅历的人来说，不但影视作品，而且许多教科书对于历史的描述和解释都存在不少空白、缝隙和断裂，存在难以理解的神话般的故事，存在随着权力变换而产生的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说明的不同版本。真正的历史著作需要负担起填补空白、消除神话、辨析真伪的任务。我以为，杨奎松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是人们所能见到的书籍中做得最好的之一。 

　　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读内部书籍的生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获得多次、较长期的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一直没有断过从非正统来源获取信息，自以为对于中国的现代史有比一般同胞更丰富多样的知识。我清楚记得当年读《杜鲁门回忆录》时的震撼，因为从幼儿园开始，我便得到一整套关于朝鲜战争的说法。综合整理了各方面的观点之后，我对于哪一方开第一枪、哪一方跨越三八线向对方进攻有了自己的判断，从四十多年前起我就使用与国人不同的概念和词汇，比如不说“抗美援朝”而说“朝鲜战争”，称敌方军队为“联合国军”。但这次读《研究》扫荡了我的优越感，我发现自己头脑中竟然还有那么多历史知识的空白，那么多未经反省、人云亦云的成见，阅读杨著，对我算得上是一次启蒙。

　　左倾路线和政策是常见病 

　　邓小平曾说：“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这是得到历史事实证明的经验之谈。

　　《研究》一书记载了我党在建政过程中多次、反复执行的左倾路线和政策，这种现象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阶段和运动中，其特征是并非没有正确的、平和的认识，但在争论中，总是“左”的倾向占上风，总是要发展到乱子大了，完全搞不下去了才来纠偏。 

　　抗战胜利后，面临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于1946年下达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考虑到中国广大人民的觉悟水平、外界观感和统战需要，“五四指示”并不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和彻底平分土地，而是提倡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且要对恶霸地主和中小地主作出区分。但这种比较平和的政策很快就变成“要在政治上打垮地主，教育农民同地主撕破脸斗争”，用斗争、没收财产、扫地出门、逮捕、吊打、处决的方式对待地主、富农，甚至中农，以及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党员干部。结果，在1947年的暴力土改中，被消灭的地主、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共有二十五万人。 

　　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但紧接着爆发朝鲜战争，毛泽东马上改变看法，认为这是镇压反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主张“大杀几批”。刘少奇解释说，抗美援朝的锣鼓一旦敲响，就会响得很厉害，镇反的锣鼓声就不大听得见，就好搞了。为了达到放开手脚大杀的目的，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否认“已遂”、“未遂”概念，忽视“意图”和“现行”的差别，使得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和定性随意、宽泛，并用含混不清的“恶霸”和“民愤极大”的概念来判处死刑。在此过程中采取大规模逮捕和群众性公审以及大批枪决的做法来达到震撼性效果。这种一泻千里的狂潮既产生了彻底打击反革命的结果，也产生了扩大化、滥捕滥杀的副作用。 

　　在镇反、土地改革运动和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又发动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必要的，因为党员干部中的腐败苗头已经明显，而且发展势头很猛。但对于“怎样算是达到标准”的问题，毛的回答是“就是‘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在运动中他还说，任何在报告中说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其结果是，各地、各单位竞相争取打“老虎”（即贪污犯）的高数字，相互攀比、层层加码，搞打、骂、捆、冻，车轮战、上肉刑，只要数字，不管证据。最后的统计数据表明，“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贪污分子二十九万零两千多人，经甄别减少65%。 

　　政治运动中的百分比指标传统 

　　1957年“反右”斗争中最荒谬的事情，是上级规定了每个单位的右派分子须占单位总人数的5%，没有达到这个指标，就要拿单位负责人是问，以至于有的单位党支部书记自愿或不自愿地把自己加上去以便达标。这种政治运动中要满足某个百分比指标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几成通例。 

　　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许多地方拘泥于毛泽东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的8%”这一论断。如果运动扩大化了，这个数字有时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如果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数没有达到这个指标，则要被说成右倾，要继续搞，以达到或超过指标。其实，8%这个比例是毛泽东以前在江西做调查确定的，只有一个地方的地富比例是这样，其他地方的比例是在4%—6%。而在1947年土改时，老解放区的地富比例比一般地方低很多，通常为2.4%，在老解放区仍按8%指标划成分，明显地造成了扩大化。 

　　《研究》指出，在建国后土改和划剥削阶级成分时，“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按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少来决定的”。 

　　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提出了应杀人犯的比例数，即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他在给上海、南京等地的指示中，都下达了应杀数字。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0.5％。至1％。的杀人比例，只能不讲证据，滥捕滥杀，勉强凑数，或者追求突破指标。其结果是，整个镇反运动全国共杀七十一万零两千人，达到总人口数的1.24％。，大大高于毛泽东原定的比例，关一百二十九万，管制一百二十万。 

　　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各省按人口数制定“打虎”计划，他非常重视比例数字，而不太考虑单位的性质，即是否与大量的钱物有关。他曾指责华南军区打虎计划少了十倍，规定大虎、中小虎各应有多少。他还拿打虎数字高的单位去促进数字低的单位，说“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66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在他的要求下，各地一次次提高打虎数字，把任务分派到下级地区和单位。 

　　毛泽东对于比例数字的拘泥和执著可以从这件事看出来：他曾批复中南军区的计划，认为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虎一百零六只，中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是适当的。但当中南军区接着报告除直属机关部队外还准备打大虎一百零七只，中小老虎一千一百多只时，他批评“计划太小”，大中小老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大虎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只而是五千多只，其理由是，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和全区部队的人数比例是一比五。 

　　大国博弈影响中国政治 

　　建国前后，中国的政治、中共的政策受到英、美、苏大国政治博弈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因素在以往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科书的表述中很少得到反映，或者只有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描述。实际上，建国前后的许多重大事件、变故和决策，是在二战胜利前英、美、苏三大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大格局之下发生的，《研究》一书首次给读者勾画出了一个大致轮廓。 

　　欧洲战场问题解决后，消灭日本法西斯力量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美国为了减少自己士兵的牺牲，求助于苏联的力量消灭日军，其交换条件是满足苏联对于外蒙古、中国东北、日本领土和日占领土的要求。苏联总的来说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即是说，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主权，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美国和苏联是打算认真执行这个协定的，因为双方都有求于对方，而且落实协定意味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没有用本国利益去满足对方。斯大林利用《雅尔塔协定》强使蒋介石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满足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安排，于是致电毛泽东，要求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 

　　苏联出兵东北后，美国判断苏联在中国有野心，而且实现野心的方式是支持中共，于是加紧支持国民党军队占领战略要地。而苏联不满美国拒绝自己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为了与美国对抗，斯大林改变政策，鼓励中共武装进入东北。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方针，在东北的苏军则把缴获的大批日军武器、装备转交给中共。但是，当这种支持日益明显，有可能使英美抗议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而干脆推翻这个协定时，苏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又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撤出长春路和沿线城市，于是中共中央修改了刚确定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改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美国特使魏德迈在他发回国内的报告中说，美国与苏联在东北和华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中国事实上已经变成美苏两大强国的竞技场。不过，毕竟美国的战略利益在欧洲，而且不愿意冒与苏联军事对抗的风险，于是才有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冲突一事。调停注定不会成功，斯大林要国民政府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他告诉来到莫斯科的蒋经国，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东北问题就解决不了。 

　　当美国内部主张遏制苏联的意见占了上风，美苏在朝鲜、土耳其、伊朗等地的对抗加剧，美英公开雅尔塔密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苏舆论之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驻东北的苏军代表向东北局的负责人转达了莫斯科的意见，说支持中共夺取东北，愿意为共产党军队组建炮兵和坦克部队。当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和谈代表团没有下决心占领所有苏军从东北撤离的城市时，苏方表示强烈不满，问为什么对美国人客气，促使中共下决心控制东北大部分地区。 

　　有一个情节重要而说明问题。1946年5月，爆发了决定东北命运的四平之战，国民党军队以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攻下四平，向北追击林彪统领的部队，一直打到哈尔滨城下。就在东北军事占得优势的时候，蒋介石下达停战令，给了林彪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重整旗鼓的机会，为后来林彪在东北的胜利，并为全国的胜利奠定基础。白先勇（其父白崇禧，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在四平督战，力主乘胜追击）撰文抱怨蒋介石是现代宋襄公，重蹈骄兵必败的覆辙。而杨奎松在《研究》一书中告诉我们，苏联政府为了阻止国军向北乘胜挺进，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发出警告，说苏联将不会坐视不管，这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马歇尔随后力压蒋介石停止追击。 

 

本文链接：徐友渔：政治运动中的“数目字管理”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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