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萧克忆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1958年，人民解放军内部曾经卷起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波。这场斗争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了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包括刘伯承在内的一批军中将帅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刘伯承元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上将、李达上将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副部长的职务，调出军队，陈伯钧上将、宋时轮上将、郭天民上将等也都受到严厉批判。这场斗争使建国后刚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极大地破坏了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并且给以后的军队建设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恶劣影响。

这段历史过去快四十年了。这里发表的萧克将军的回忆，真实地记述了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事情的由来

话得从1956年说起。

这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和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一样，我军也开始了对于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检查纠正。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军便进入了一个建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战争年代我军建设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作战指挥也不集中、不统一且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不可避免的，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有客观必然性。建国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我军的建设也由低级、中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第一届政协开幕式上，毛主席就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从小米加步枪到飞机加大炮，不只是装备的更替，更是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的前进。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第二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又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3年提出建设“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些提法虽然有些不同，但基本意思都一样，即要求人民解放军这支革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

正规化、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正规化、现代化，因此培养大批具有丰富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军政素质很高的领导人才，展开严格的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尤为重要。为此，1951年成立了以刘伯承为院长兼政委的军事学院(设在南京)，到1957年全军陆续建立了125所军事院校。1955年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因为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便由叶剑英代理部长，李达、萧克、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任副部长，并分别兼任下属各二级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军委对军训工作的重视程度。1957年末，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备工：作，由我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从1952年到1956年，我军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完成了由过去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制定和颁布了共同条令及一系列规范，实行了正规化建设所必须的“三大制度”，即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

当然，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同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一开始就学习苏联一样，我军建设一开始也只能向苏联学习。50年代前期我军正规化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是从苏军学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同样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学习过程中，既学了许多有益经验，也机械地照搬了某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同我军优良传统结合不够。例如，有的人对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传统一度有些忽视，提出“要实行单一首长制”、“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干部要大批改行”等错误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缺点和偏差逐渐被察觉，并开始得到纠正。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批评了以单一首长制来抵销和削弱政治工作的偏向，提出要纠正军训工作中指标过高、过急及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主席的报告中，也提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亟需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光荣的战斗传统。刘伯承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这些意见也很快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风起于青萍之末

在学习五个文件、检查教条主义偏向的过程中，军内在对建国以来的军事训练的估计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训练总监部在回顾学习苏军经验情况、总结全军训练工作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确实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但同时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习苏联的．因为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从苏联引进，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就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起来看，建国六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支流。

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南京军事学院也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应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有的学员还给上级写信，反映学院“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一个工作组在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工作组有的人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有的人甚至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段时间还传出“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艾司令部”的说法。

种种分歧，种种说法，引起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亲率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向中央和军委写了一份书画报告。报告肯定了军事学院工作的成绩，又特别指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分歧没有弥合，反倒因为这份报告加重了。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

肯定学院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缺点错误只是写有“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彭德怀“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

我当时在北京参加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的对这个报告的讨论。我明确表示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中主要倾向”的估计，对把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更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不能说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黄克诚不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报告的评价是适当的。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认为，报告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似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错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这样一讲，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怎样看的问题。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就连训练方针甚至建军方针都否定了。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庆祝苏军建军30周年的讲话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其中说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就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它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平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还引证了政协《共同纲领》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彭德怀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认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以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事情到这时，也只是认识上的分歧。谁知，这些分歧竟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