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
李维民
1972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注：李文林]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使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注：指段良弼）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注：指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注：即赣江）。毛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的指挥。
红12军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知道这件事。
这份谈话记录还记载了报告团反映在反“AB团”之前出现的意见分歧：毛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时就已经产生。毛主张攻打南昌，而彭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没有给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彭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断绝关系等等。
毛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建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的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注：指段良弼）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的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项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上一切争论，齐心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雷利斯基）：你们给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2月19日的谈话有以下记录：
布林斯基（任弼时）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也回来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注：指刘敌）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注：刘铁超），解除了担负监狱和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军12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20军一起过了赣江（永阳市），它宣布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20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销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100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
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路线，也没有朱、彭和黄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
在给20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毛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AB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彭、黄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AB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AB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20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AB团分子等。
红20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20军暴动惩处他。
谈话记录还写道：“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AB团成员，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2.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类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这个决定全文共3000字，这里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体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等内容。决定最后要求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发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203页）。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中央政治局决议说：“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
任弼时和王稼祥、颜昌颐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抵达中央苏区后，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时对反“AB团”问题做出的比较客观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使中央苏区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已经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被处决；红20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后，不少人也遭批判斗争甚至杀害。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特别注明：“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因此，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央苏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对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苏区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31年3月以后，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张国焘，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个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只有袁文才、王佐这样的个案；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荀、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杀害的，所以并不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受到人们的质疑。“AB团”原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群众给予沉重打击，使该组织即行解体，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1991年7月，胡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7页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说过：“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408页）但是事实证明，反“AB团”并不只是“一个错误的侧面”，多年来没有被真正认识和纠正。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汲取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扩大化的错误，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很难避免重犯同类的错误。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