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战争文化研究介绍（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8:46:03
战争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尽管与其他学科相比，它还是一个"婴孩"，处在初创阶段，不过，已不再是游荡于各学科之间的"孤魂野鬼"。正是由于它起步晚，各学科给了它以理论、方法论支持，并且研究人员广泛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开拓战争文化的研究，战争文化研究显示出了勃勃朝气。就目前而言，对战争文化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文化学、军事学等、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荣格的"原型"理论、比较方法论等等，同时研究人员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用于战争文化研究。这些学科与理论和方法构成了战争文化研究的支撑点。
在国外，许多学者把这些运用到战争文化研究中去，前述的军事学者Gabriel就运用了人类学、文学、考古学研究人类早期的战争。再如麦尼尔利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军事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独到看法。麦尼尔认为欧洲从14世纪开始崛起，就在于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其关键性要素是欧洲政治上的分裂、远距离的商业贸易、1300-1600年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出现、以及敌视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对世俗政治的软弱无力，军事领域是欧洲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与指令性结构的突破口。麦尼尔运用这种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文明传统上有着制度性的障碍。他认为自秦汉统一后，中国处于长期的政治统一的状态下，不存在西欧性质的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无须武装力量来保护海陆上的贸易线问题，不存在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土壤。相反，长期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抵御来自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犯边，同时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方面实施严密的控制，指令性原则和指令性结构成为必然的选择。有儒家思想支持的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并禁锢了市场原则的发展，因此，商业势力无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成为培育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一切现代化要素的母体。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代科学技术、军事领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国内，对战争文化作深入而系统研究、尤其在战争与儒家文化关系方面，倪乐雄先生起步较早，在《孔子与战争》一文中，倪先生用中西比较的研究途径，对儒家战争观念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其视野超越了以往局限于本土考察的研究。同时他尝试并能娴熟地运用各种理论、方法来探讨战争文化问题。比如，倪先生往往交替运用心理学理论、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等方法研究日耳曼人早期森林生活与德国近现代战争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来自千百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阴森朦胧中的原始森林的日耳曼民族，为战胜凶猛的野兽，培育了他们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黑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心理总有着无以言表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神秘感。这些作为潜意识积淀在日耳曼民族心理上。在军事上创造出具有突然性、猛烈性、隐蔽性的闪击战理论，概括出了蒙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他们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每当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日耳曼民族总是采取极端方式来寻求安全。希特勒深谙并利用了日耳曼民族这种心理，打着民族生存空间受到了限制的旗号，在民众间形成了"共鸣板"，利用闪电战理论，把德国民众投进了世界大战战火中。他运用文化比较方法，在研究《诗经》和《荷马史诗》这两部代表中西方文明最早的文学作品时发现，汉民族与古希腊人对待战争的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差异。汉民族很注重战争伦理道德，古希腊民族对此比较淡薄，前者表现在用战争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进犯；后者表现在用战争建立商业殖民地，东西方的战争文化内蕴的源头也许就在于《诗经》和《荷马史诗》。倪先生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史与军事史联系考察后发现，目前在西方世界流行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思想家早就提出并运用过。如孟子提出过"以至仁伐至不仁"，司马穰苴也明确提出"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孟子、司马穰苴把战争视为道德的工具。荀子继承了孟子将理想与现实相沟通的思维方式，将儒家战争思想中的"仁义"学派观念最终概括为："力者,德之役也。"对有暴政的国家要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为了牟取自身的利益，打着"仁义之师"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干着霸权主义的行径，因此，他们也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设立了严格的标准，指出即使存在暴政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对它们进行军事干预。只有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相符合，确实做到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才能对暴政国家进行军事干预，但一个暴政国家是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暴政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因而儒家也是最早涉及"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合法性问题的古典学派。
另外，黄朴民先生则利用地缘政治理论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兵方式，及其对中国后来战争行为、方式的影响。
西方对战争文化（战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方几个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俄罗斯，尤其是西方大国对（前苏联）俄罗斯的研究更为关注，这主要是西方一直把它视为巨大的潜在对手。西方对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也很重视，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比如，美国人鲁思·本尼迪支持在战后不久出版的《菊与刀》，系统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与战争行为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日本战争文化研究方面几乎无人出其右者。当然，西方学者有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比方前述的江忆恩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
目前，国内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战争文化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儒家的战争观、近现代的战争文化。对此，我们不难理解。春秋战国时代及其以前的时代，是我国战争文化开始形成的源头，儒家战争观制约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战争行为、战争方式；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西方，受尽了西方的蹂躏，是一部屈辱史，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研究这一段挥之不去、无以释怀的历史，战争与文化自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西方战争文化的研究，国内除了零星论述古希腊、古罗马外，对单个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战争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法国、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们对日本的战争文化的研究也比较少。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国主义一向很是浓厚，其首相和高级官员几乎每年都要参拜供奉着包括对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的靖国神社，右翼分子要求修改宪法以及制定其他法律，为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御"进行外海行动张本。这些动向值得我们从日本的战争文化方面来研究，恐怕这就是当今非常流行的"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些大国战争文化的研究，这也是今后战争文化研究的重点。
至于战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战争文化研究运用了多学科、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释战争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远比运用单一学科解释要合理得多，可以修正过去一些错误或存在偏差的观点，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另外一种角度的解释或观察。
战争文化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在盟军东西两面进攻柏林时，希特勒下令实行焦土抵抗，要把全城毁灭掉。历史学家用一般的历史理论是没法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会这样做，心理学家则用变态心理学进行解释，认为这是癔病性和噪郁性综合症的结果。如果用战争文化来解释的话，则会又是一番景象。古代日耳曼神话来源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英雄故事，其基础是自然界本身，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单一自然力弥漫于日耳曼，魔鬼、英雄、诸神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自然力量被突出到很重要的地位，这样，阻止了一种有序秩序的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神话，如在希腊神话中，一类神战胜另一类神，秩序由是产生。最重要的是在日耳曼神话中，诸神与自然力长期斗争，最后以诸神的失败告终：战争、自然和命运终归于同一；神与人都服从于命运，服从于不断战争的自然，诸神为了获得新生而不断进行破坏。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其高潮是世界毁灭。预先注定的大毁灭必须发生，以便诸神能英勇地死去和新世界得以诞生。"在这种神话的背后，是那种觉得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生本身就是一种死亡判决的体验。"
这引出日耳曼民族的母题--《尼伯龙根之歌》，其中充满了暴力、尔虞我诈、血腥味，展现出来的是最后诸神皆死的非理性英雄式的神秘世界。理查德·瓦格纳以此创作了《尼伯龙根指环》悲剧。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日耳曼式的世界毁灭的方式，世代流传，积淀成为日耳曼民族文化，在烈焰中同归于尽的魔鬼、诸神、与野蛮世界一直长存日耳曼人心中。希特勒多次说《尼伯龙根指环》是他的生命和精神源泉。
在一战中遭到巨大打击的德国理当好好反省，但是对于暴力的迷狂和对生命的轻视继续存在于战后的日耳曼世界，"人们告诉我们大战结束，这使我们感到好笑。我们自己就是大战，战争的火焰在我们身上猛烈燃烧，它包容着我们的整个生命，以其诱人的刺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去毁灭（斜体为笔者所加）。希特勒的焦土抵抗，就是希望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毁灭的烈焰中得到"永生"。"我们可能被摧毁，但如果我们被摧毁，我们将拖着整个世界--一个熊熊燃烧的世界--同我们一起毁灭"（斜体为笔者所加）。
如果弄清楚了日耳曼民族有这种心态，就不难理解希特勒在盟军攻入柏林时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这完全印证了德国哲学家席林的观点，"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
是用心理学来解释希特勒的焦土抵抗更合理些，还是用战争文化来解释更合理些呢？恐怕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也许用这两种视角来解释更好些。
战争文化研究可以纠正过去一些被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或观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还是举例来说明。千百年来，一直都认为希波战争是波斯帝国为称霸希腊而挑起的。然而通过战争文化研究，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古希腊生存空间狭小，海上贸易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社会现象：商业利润、殖民扩张和军事征服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翻开古希腊史，读者就会发现古希腊的殖民地星罗棋布地遍布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看到了古希腊对商业利润追求的无限制性而形成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掠夺具有的无限性，于是想主动发起进攻，翦除帝国眼前还看不到的威胁，希冀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波斯帝国先后在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湾海战和普拉提亚会战中遭到惨败，没能现实其目的。在波斯帝国退回亚洲后不久，亚历山大指挥大军兵锋直指两河流域，亚历山大的长矛兵方阵把帝国踏为齑粉。这说明了波斯帝国的预见是正确的。洞穿其中韵味的富勒评价说，这三次战役是西方文明诞生的"第一声啼哭"、是西方文明的两根擎天巨柱。从历史眼光来看，不管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近代西方的殖民掠夺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扩张性。通过战争文化研究分析可见，人们先前所持有的希波战争的观点存在着偏差。
战争文化与军事冲突、战争密切相关，可以解释纯军事学无法说明的军事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运用战争文化来分析，该领域内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后，法国军事力量一直比较弱。法国地理位置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因素。法国西向大海，受英国海军的挑战；东接普鲁士（德国），受普鲁士陆军的挑战。有限的防卫费用不能同时挑起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而不像英国或普鲁士（德国）倾其全力建设海军或陆军，法国两者都要兼顾，结果，两军没有一个能与对手抗衡，成不了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中国同样如此。一方面陆上受到来自俄国熊的觊觎，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受"海上武士"的威胁。中国也是挑着陆权、海权两副沉重的担子。这决定了中国军队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进行战争文化的研究，对世界的和平有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恐怕就是战争文化研究最重要意义之所在。战争毕竟是对和平的挑战，战端一旦开启，生灵涂炭，文明遭到破坏乃至毁灭。此次伊拉克战争蹂躏两河流域几千年形成的文明，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化研究的人员--如果不是抱着心怀恶意的态度去研究，都祈望和平降临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研究战争文化在于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一如军事科学界召开"先进军事文化研讨会"所说的那样。这大概是我国学者研究战争文化所应持有的一般立场
在国外，许多学者把这些运用到战争文化研究中去，前述的军事学者Gabriel就运用了人类学、文学、考古学研究人类早期的战争。再如麦尼尔利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军事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独到看法。麦尼尔认为欧洲从14世纪开始崛起，就在于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其关键性要素是欧洲政治上的分裂、远距离的商业贸易、1300-1600年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出现、以及敌视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对世俗政治的软弱无力，军事领域是欧洲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与指令性结构的突破口。麦尼尔运用这种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文明传统上有着制度性的障碍。他认为自秦汉统一后，中国处于长期的政治统一的状态下，不存在西欧性质的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无须武装力量来保护海陆上的贸易线问题，不存在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土壤。相反，长期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抵御来自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犯边，同时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方面实施严密的控制，指令性原则和指令性结构成为必然的选择。有儒家思想支持的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并禁锢了市场原则的发展，因此，商业势力无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成为培育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一切现代化要素的母体。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代科学技术、军事领域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国内，对战争文化作深入而系统研究、尤其在战争与儒家文化关系方面，倪乐雄先生起步较早，在《孔子与战争》一文中，倪先生用中西比较的研究途径，对儒家战争观念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其视野超越了以往局限于本土考察的研究。同时他尝试并能娴熟地运用各种理论、方法来探讨战争文化问题。比如，倪先生往往交替运用心理学理论、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等方法研究日耳曼人早期森林生活与德国近现代战争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来自千百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阴森朦胧中的原始森林的日耳曼民族，为战胜凶猛的野兽，培育了他们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黑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心理总有着无以言表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神秘感。这些作为潜意识积淀在日耳曼民族心理上。在军事上创造出具有突然性、猛烈性、隐蔽性的闪击战理论，概括出了蒙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他们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每当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日耳曼民族总是采取极端方式来寻求安全。希特勒深谙并利用了日耳曼民族这种心理，打着民族生存空间受到了限制的旗号，在民众间形成了"共鸣板"，利用闪电战理论，把德国民众投进了世界大战战火中。他运用文化比较方法，在研究《诗经》和《荷马史诗》这两部代表中西方文明最早的文学作品时发现，汉民族与古希腊人对待战争的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差异。汉民族很注重战争伦理道德，古希腊民族对此比较淡薄，前者表现在用战争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进犯；后者表现在用战争建立商业殖民地，东西方的战争文化内蕴的源头也许就在于《诗经》和《荷马史诗》。倪先生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史与军事史联系考察后发现，目前在西方世界流行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思想家早就提出并运用过。如孟子提出过"以至仁伐至不仁"，司马穰苴也明确提出"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孟子、司马穰苴把战争视为道德的工具。荀子继承了孟子将理想与现实相沟通的思维方式，将儒家战争思想中的"仁义"学派观念最终概括为："力者,德之役也。"对有暴政的国家要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为了牟取自身的利益，打着"仁义之师"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干着霸权主义的行径，因此，他们也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设立了严格的标准，指出即使存在暴政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对它们进行军事干预。只有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相符合，确实做到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才能对暴政国家进行军事干预，但一个暴政国家是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暴政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因而儒家也是最早涉及"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合法性问题的古典学派。
另外，黄朴民先生则利用地缘政治理论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兵方式，及其对中国后来战争行为、方式的影响。
西方对战争文化（战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方几个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俄罗斯，尤其是西方大国对（前苏联）俄罗斯的研究更为关注，这主要是西方一直把它视为巨大的潜在对手。西方对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也很重视，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比如，美国人鲁思·本尼迪支持在战后不久出版的《菊与刀》，系统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与战争行为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日本战争文化研究方面几乎无人出其右者。当然，西方学者有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比方前述的江忆恩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
目前，国内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战争文化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儒家的战争观、近现代的战争文化。对此，我们不难理解。春秋战国时代及其以前的时代，是我国战争文化开始形成的源头，儒家战争观制约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战争行为、战争方式；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西方，受尽了西方的蹂躏，是一部屈辱史，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研究这一段挥之不去、无以释怀的历史，战争与文化自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西方战争文化的研究，国内除了零星论述古希腊、古罗马外，对单个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战争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法国、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们对日本的战争文化的研究也比较少。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国主义一向很是浓厚，其首相和高级官员几乎每年都要参拜供奉着包括对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的靖国神社，右翼分子要求修改宪法以及制定其他法律，为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御"进行外海行动张本。这些动向值得我们从日本的战争文化方面来研究，恐怕这就是当今非常流行的"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些大国战争文化的研究，这也是今后战争文化研究的重点。
至于战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战争文化研究运用了多学科、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释战争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远比运用单一学科解释要合理得多，可以修正过去一些错误或存在偏差的观点，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另外一种角度的解释或观察。
战争文化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在盟军东西两面进攻柏林时，希特勒下令实行焦土抵抗，要把全城毁灭掉。历史学家用一般的历史理论是没法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会这样做，心理学家则用变态心理学进行解释，认为这是癔病性和噪郁性综合症的结果。如果用战争文化来解释的话，则会又是一番景象。古代日耳曼神话来源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英雄故事，其基础是自然界本身，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单一自然力弥漫于日耳曼，魔鬼、英雄、诸神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自然力量被突出到很重要的地位，这样，阻止了一种有序秩序的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神话，如在希腊神话中，一类神战胜另一类神，秩序由是产生。最重要的是在日耳曼神话中，诸神与自然力长期斗争，最后以诸神的失败告终：战争、自然和命运终归于同一；神与人都服从于命运，服从于不断战争的自然，诸神为了获得新生而不断进行破坏。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其高潮是世界毁灭。预先注定的大毁灭必须发生，以便诸神能英勇地死去和新世界得以诞生。"在这种神话的背后，是那种觉得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生本身就是一种死亡判决的体验。"
这引出日耳曼民族的母题--《尼伯龙根之歌》，其中充满了暴力、尔虞我诈、血腥味，展现出来的是最后诸神皆死的非理性英雄式的神秘世界。理查德·瓦格纳以此创作了《尼伯龙根指环》悲剧。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日耳曼式的世界毁灭的方式，世代流传，积淀成为日耳曼民族文化，在烈焰中同归于尽的魔鬼、诸神、与野蛮世界一直长存日耳曼人心中。希特勒多次说《尼伯龙根指环》是他的生命和精神源泉。
在一战中遭到巨大打击的德国理当好好反省，但是对于暴力的迷狂和对生命的轻视继续存在于战后的日耳曼世界，"人们告诉我们大战结束，这使我们感到好笑。我们自己就是大战，战争的火焰在我们身上猛烈燃烧，它包容着我们的整个生命，以其诱人的刺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去毁灭（斜体为笔者所加）。希特勒的焦土抵抗，就是希望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毁灭的烈焰中得到"永生"。"我们可能被摧毁，但如果我们被摧毁，我们将拖着整个世界--一个熊熊燃烧的世界--同我们一起毁灭"（斜体为笔者所加）。
如果弄清楚了日耳曼民族有这种心态，就不难理解希特勒在盟军攻入柏林时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这完全印证了德国哲学家席林的观点，"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
是用心理学来解释希特勒的焦土抵抗更合理些，还是用战争文化来解释更合理些呢？恐怕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也许用这两种视角来解释更好些。
战争文化研究可以纠正过去一些被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或观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还是举例来说明。千百年来，一直都认为希波战争是波斯帝国为称霸希腊而挑起的。然而通过战争文化研究，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古希腊生存空间狭小，海上贸易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社会现象：商业利润、殖民扩张和军事征服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翻开古希腊史，读者就会发现古希腊的殖民地星罗棋布地遍布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看到了古希腊对商业利润追求的无限制性而形成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掠夺具有的无限性，于是想主动发起进攻，翦除帝国眼前还看不到的威胁，希冀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波斯帝国先后在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湾海战和普拉提亚会战中遭到惨败，没能现实其目的。在波斯帝国退回亚洲后不久，亚历山大指挥大军兵锋直指两河流域，亚历山大的长矛兵方阵把帝国踏为齑粉。这说明了波斯帝国的预见是正确的。洞穿其中韵味的富勒评价说，这三次战役是西方文明诞生的"第一声啼哭"、是西方文明的两根擎天巨柱。从历史眼光来看，不管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近代西方的殖民掠夺都证明了西方文明的扩张性。通过战争文化研究分析可见，人们先前所持有的希波战争的观点存在着偏差。
战争文化与军事冲突、战争密切相关，可以解释纯军事学无法说明的军事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运用战争文化来分析，该领域内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后，法国军事力量一直比较弱。法国地理位置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因素。法国西向大海，受英国海军的挑战；东接普鲁士（德国），受普鲁士陆军的挑战。有限的防卫费用不能同时挑起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而不像英国或普鲁士（德国）倾其全力建设海军或陆军，法国两者都要兼顾，结果，两军没有一个能与对手抗衡，成不了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中国同样如此。一方面陆上受到来自俄国熊的觊觎，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受"海上武士"的威胁。中国也是挑着陆权、海权两副沉重的担子。这决定了中国军队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进行战争文化的研究，对世界的和平有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恐怕就是战争文化研究最重要意义之所在。战争毕竟是对和平的挑战，战端一旦开启，生灵涂炭，文明遭到破坏乃至毁灭。此次伊拉克战争蹂躏两河流域几千年形成的文明，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化研究的人员--如果不是抱着心怀恶意的态度去研究，都祈望和平降临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研究战争文化在于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一如军事科学界召开"先进军事文化研讨会"所说的那样。这大概是我国学者研究战争文化所应持有的一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