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男人十日谈》第二天：关于男人志向的故事-原创文学-凯迪社区

X月X日（第二天）：关于男人志向的故事

早上八点，船停靠在泰州港口，散席仓里上下客不是很多。IT小老板伸了一下懒腰，然后下船看有什么好吃的。船上提供的早餐很贵，看上去色味又不佳。业余小说家尾随其后，也想看看码头上是否有人推销泰州特色早点。可惜没有，泰州不是旅游城市。码头上，小贩们提供的包子和油煎饼扁踏踏的，像出土文物，看了就没味口吃。罢！还是回到船上买粥吃，虽稀薄一些，毕竟还叫“粥”。牛律师与未出名观察家各自拿出方便面，周研和张鸣几位则拿出饼干。倒是那位退休干部英明，自己带白饭和酱菜上船，开水一泡，吃到胃里不要太舒服。

十二点三刻，船误点二小时到达镇江，在码头停靠应该是一刻钟。然而，船上广播却说，船出故障了，需要抛锚修理。问服务员，回答说是船遇江中暗沙，船桨什么的打坏了，需要更换。照理，上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在下水，并且是在夜里才有可能遭遇此情况。服务员说，先前江上有些迷雾，本轮因避让对面驶来的一艘没长眼的小货船，才不小心遇上暗沙。什么时候能修好，可能要半天时间。

业余小说家见此说道：“各位，船让它去修吧！我们忙我们的。现在大家午饭已吃好，继续讲故事如何？若大家不反对，还是让小老板先讲，说说做男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志向话题。”

IT小老板忙说：“还是让诸葛先生先讲吧！他昨天讲阿W的故事很精彩。对了！昨天讲到阿W失踪了，他的爱妻、父母、姐姐问遍亲朋好友，就是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现在还是让诸葛先生继续说下去吧！”

“可以！”诸葛先生很乐意地说道。

故事之一：

没想到阿W会失踪，这是史无前例的家庭记录。他对人生始终充满希望、并且始终认为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坚如磐石，绝对在不应该在遭遇挫折选择逃避。然而，阿W确实这样做了。那天出门时，口袋里只有几元钱的他没地方去，就待在“肯德鸡”，一边看彩票走势图；一边想着夜里如何打发。到了晚上，阿W来到定海路轮渡站，在船上坐到夜十二点，打算第二天早上去复兴岛上的“复兴公园”草坪上睡一觉。阿W曾睡过一次，朝着太阳睡觉很舒服。不想那天天气特别冷，风也很大。阿W穿得少，躺在一处建筑物的墙角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冷死了，站起来沿着建筑物长廊不停地来回走，偶尔还咳嗽二声。有几个治安巡逻的恰巧经过这里，一直盯着阿W看，怀疑阿W是望风的，以咳嗽声通知里面行窃的同伙。阿W没理睬他们，不断看手表，装着等老婆下班样子。治安巡逻的立功心切，躲在远处一树丛后面长久窥视，窥视半天无获，失望而去。天快蒙蒙亮时，阿W在轮渡口买了三个葱油饼吃下去，方才觉得身子暖活一些。

阿W几乎是遇红灯也不停地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来到外滩一电子市场，想把手头上那个三星CDMA手机变卖掉。这手机款式很新，他用了没几个月。属“套餐”性质，需绑定入网两年，就是不打每月也要支付128元。由于阿W脸挂焦虑，内火攻心，没有一家铺主肯出合理价，生怕湿手沾面粉。找不到合适买家，阿W只能又步行十几里路，风尘仆仆来到火车站那边“不夜城”电讯市场。经过讨价还价，以五百元价格成交。阿W已想好，等有钱了再买一部新手机回来。

阿W知道城隍庙处有家浴室很便宜，因为他小时候就住在那个地区。到了那里，阿W说身上没钱，一天只愿出十元钱。老板同意了，但前提必须五天一交。阿W交了五十元钱住下。没想到这浴室里的毛巾毯真脏，盖在身上那股霉霉的怪味叫人受不了，比黄鼠狼放屁还难闻。当然，阿W此生并没闻嗅过黄鼠狼放屁究竟是什么味，这只是他的臆断。臆断如放飞的风筝，这头还没收回，那头他又觉着自己仿佛是掉进一个蚁穴，有无数虫子向他爬来报到。无奈的他只能起身，到卫生间拿了几张手纸围在脖子上，然后学邱少云一动不动地躺着。样子虽说难看一些，但脖子痒的问题解决了。

好不容易要进入梦游世界，边上又来了两位客人，嘴里嘀咕和交流着，比赛白天谁在超市里偷的东西多。这时，来了一位女的，问他俩需要特别服务否？阿W微微睁开眼皮，一看这女子岁数不对劲，快奔五的人了，还干这活，有意义吗？阿W暗自发咒，第二天绝对不睡这鬼地方。

早上起床，觉着有些冷。一想到冷，阿W不打算换地方了，毕竟挨冷要比闻怪味、遭痒侵袭难受多了。出门之后，阿W在城隍庙里四处转，看到一家茶馆在招沏茶工，他就前去探问。工资七百，不包饭。阿W想试，不是觉得工资还可以，而是觉着学会沏茶手艺意义挺深远的。哪天自己中大奖可以不用上班了，天天在家泡茶品茶，做个品茶师有何不好？老板娘说干活时间不长，每天只10个小时。阿W推算了一下，每晚六点钟要买彩票，这工作不适应他做。

   又过了一天，阿W来到“蓬莱公园”。有人在摆象棋谱，二元钱一刀（局）。他坐下了，连下三局，赢了六元钱。对方吓坏不愿再下了。阿W想找其他人下，可对方已在公园里四处放风，如此一来，阿W居然找不到对手下棋。

第三天，阿W在公园里听人说有个下棋高手没人敢碰，便叫那人带过去打擂台。对方开口就说十元钱一刀（一局），阿W有些怯步，但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一盘棋整整下了几个小时，围观的人很多。阿W运气好，赢了可以买五注彩票的钱。对方言明明天再战，阿W应了。

不说这些，这十几天来，阿W是天天注意晨报和晚报，看家人有没有刊登“寻人启事”。阿W认为，离家出走是一个男人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生活压抑所迫。有钱与无钱只是一步之遥是那么亲近，但却又是那么遥远。出走一是为了平衡屡屡失望负重的心；二是可以远远俯瞰这种“亲近”；这也是对出走者个体情绪作一次意味深长的调整。如果不张扬这种行为；不发泄这种情绪，即：出走者不出走，那他一定会发疯。

阿W自言，在外睡觉没有一天踏实过。天天夜里做梦，一会儿是老婆和儿子的影子；一会儿又出现他父母和姐姐的影子。在梦里的梦里睡着了，在梦里的梦里又醒了。一个梦套着另一个梦；一个呓语连着一个呓语。一回到父母家，睡下去什么梦也没了，真奇怪。

在阿W出走之前，老婆爱伦已搬出去住了。那天，阿W一个朋友在路上正好碰到爱伦，谈起为何要搬出去住，爱伦这样回答道：“一个男人给予自己女人不仅仅是组建家庭的安全感，更是要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种种憧憬。要知道，女人过日子一半是靠梦打发，而他连个让我安心做梦的床位都没法保证，还谈什么婚姻契约的意义？不错！前阵子阿伟确实嚷过要我回去。我问他：‘房子卖了，你让我回去，我睡哪儿？’他说先到他母亲家将就一下，然后再去借房子。今天他手中还有点零钱可支配，明天要是没钱了怎么办？除了彩票，他做其它事都不上心。我不是没给过他机会，可他就是一意孤行，把家里开销的钱全部用来买彩票了。我选择离开是给他敲敲木鱼。哪天醒了，男人还是一个男人。若是醒不了，这辈子就别想再做男人了。”

    阿W朋友假装怜惜样子说道：“不会这样当真吧？毕竟你们还有一个聪明的儿子。未来是一个美丽的梦，不遥远，说不定哪天就柳暗花明又一村。”

    没想到爱伦听了这话有些生气，说：“就凭你这句话，我觉得阿W的失败与你们这些哥们分不开。你们是他十几年好朋友，不是想着法子规劝他，而是极力护着他，以至于他在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自欺欺人的话我不要听，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再说，其他外来女孩能够在上海过上开心日子，我为什么要老是对不起自己呢？人生能有几个可以值得骄傲的青春？今天不好好把握青春难道要等下一辈子再去享受？这，阿W从未替我设身处地想过。我痛泣，在被窝里无数次地独自流过泪。老实说，我离开阿W就是离开梦境生活——一个不靠谱的梦境。我要走向现实，不再祈求让梦来改变自己人生，而阿W的可悲之处在于：他还坚持每天怀抱虚幻之梦入睡，没有丝毫回头是岸的感觉。”

爱伦所言正是。阿W至今执迷不悟，尽管现在已是身无分文，可还是不承认输。如果一定要说输，只能说是输了时间而不是输了金钱，自言自己只不过是把手头上的钱都暂存于彩票中心了。只要彩票中心不关门，总有一天他会加十倍甚至是百倍地予以索取回来。

一次，阿W问他的朋友：“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人生最大的遗憾和痛苦又是什么？”见朋友一时答不上来，他也不想听回答，自个儿解释说：“快乐对一个男人来说，就是得到女人另一半的世界；最大痛苦就是失去人生一半的自由，最遗憾的莫过于丧失生存保障的权力。那天，我去参加了《相伴到黎明》广播节目活动。主持人问台下观众：‘在下有谁感到自己是最不幸福的？’我当即上台说自己就是最不幸福的人，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吃了上顿不保下顿，睡了今天不保明天。主持人又问我：‘如果让你在爱情、婚姻、事业、金钱四样中选择一样，你会选什么？’我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因为爱情是点燃一个人生命主体的火种，缺少爱情就是缺少生活向上的动力。爱情也是诱导人积极追求的一种兴奋剂。”

阿W视爱情比金钱高，那是基于妻子爱伦的离去，这对阿W心灵打击很大。即便日后自己果真中大奖有钱了，那又怎样？面对破裂家庭和死亡爱情的现状，金钱的意义又在哪里体现呢？阿W明白这些，可他还是活在自信中。谁要是剥夺他的这份自信，无疑就是扼杀他的生存希望。若是这样，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阿W曾给朋友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没有信念的生活，演化不出七彩的梦境。有希望在，就有生命意义延续，有生命意义延续，就有奇迹出现。有时，贫穷与富有仅是一墙之隔，一步之遥。”

阿W给自己将于某月某日中大奖设计了一段精妙演说词：“我知道报纸媒体不想让我和像我一样命运的人去死，因为它不轻易向公众揭开彩票背后演绎的每一部辛酸史。如果公开了，那么中大奖者将一辈子受到良心谴责；也会受到普天下的彩民浪高流急的声讨。每一个中奖者所得巨奖就是意味着多少家庭悲欢离合序幕的拉开。故而，中大奖者都是神出鬼没地从彩票中心把钱领走，以为这样就良心平安了。”

阿W还写过一首诗，打算在发表演说词后投于报社，诗是这样写的：

这一刻来得实在是太渺茫苍白了，
多少次炽热希望演绎成多少次冰冷无助失望。
孤独思想、苦涩泪水，
一一迈着整齐步伐在我眼前昂扬。

终于有一天空气凝固所有流离失所梦想，
被浓缩记忆从此不再如月光剪碎树芽挥洒一地愁怅。
芳草园里，罡风私语，
淡定走进曾散失爱情友情亲情之房。

此刻我想大喊一声：
人活着就应该有一种气势梦想。
即便是被命运捉弄一百回，也了无遗憾，
老天会还我一个逝去的斑斓时光。
——草就于即将中百万元彩票大奖前夕。

在阿W看来，彩票是天才人的事业，是人脑与机器智慧大战的结果。说白了，彩票就是用电脑在白纸上画出一串串变幻莫测的梦，这个梦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在万人独醉我独醒之刻，让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目光穿越层层迷雾，在深不可测的海底潜行，灿烂地寻得那颗昂贵珍珠。当然，这种寻找有时是漫长而又难熬的，就像一个虔诚和尚每天重复不断地诵经，直至功德圆满，终成正果。

阿W曾对他的朋友这样说：“如果你想发财就快快去买彩票，彩票是你的爷，来日有一天你能光耀祖宗。如果你不想发财就别去碰彩票，彩票会让你上瘾，心甘情愿大把掏钱。名言：‘爱心’，可直至你破产，成为乌龟王八蛋，你还不知道‘爱心’这两个字如何写。”

见诸葛先生沉默不语了，IT小老板不解地问：“这个阿W怎么了？说话这么低调。如果大家都不买彩票，那么福利事业谁来搞？利国利民的事谁来做？人们不是常说：‘一份彩票就是一份爱心吗？’”

业余小说家也跟着说：“爱心确实重要，但如果大家都像阿W那样爱心爱过头那还了得？我记得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一书开首的有这样一句话：‘一切，总算剩下了这一点——他们经历了生活的困苦颠连：能做到这种地步也就是胜利，尽管他们输掉了赌博的本钱。’阿W输掉了本钱，他胜利了吗？”

“各位！”业余小说家停了一停，又说道：“我来讲第二个故事吧！讲讲我的兴趣爱好，我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藏书。”
故事之二：

天知道，早年什么也没恋上，偏偏就爱上购书。为拥有一本好书，我总是挖空心思，不惜代价购进。没钱就省吃节用、勒紧裤带凑钱。这样，书橱里的书一天天多起来，而我的大腰却一天天细起来。记得有一回，在书店里看到一套十分紧俏的《飘》（又名《斯佳丽》），这是继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之后又一本热销书。见好书上架心痒要命，不买下它浑身难过、就像一个失恋青年魂不守身。要买手头上助学金已用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

想来想去只有从菜金上动脑筋，挪用我的伙食费。曾有这样记录：在校食堂吃饭，只化二分钱买一碗清汤（略有几根鸡毛菜和榨菜）下饭。平时，我的饭菜标准总是以五分钱打底，难得超过一角。我就像一个苦行僧，素为本。不！是书为本。

    为买书，我一次次委曲自己身子，其间受苦不少。记得有一次，上南京东路书店买书忘了留乘车钱，只好走着回家。还有一次，去福州路上“上海书店”，肚子饿得要命，想去隔壁水饺店搞点吃的，一摸口袋，发现用钱过头，还剩一毛五分钱。此时，正好看见书架上有一本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的《谁牵着你的鼻子走》。当即买下，开心回家。到家直吐胃水，饿得不能动弹。到底是谁牵着我的鼻子走了？
                          
    进了工作单位，有了三十七元工资，我大喜过望，如同步入天堂之门，频繁出入各大书店大举购书。家附近那个书店有位长发女服务员看到我来总是笑眯眯，因为我从来不空手出这个店门，而且每月拿好工资第二天必向她报到。烦恼来了，当然不是我口袋里的钱抵挡不住她“暗送秋波”的诱惑，而是书买多了居然再没地方可存放。家中一室户面积本来空间就狭小，还要住五口人，可以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就差煤卫间没动用：厨房间里油气太足，卫生间里又是湿气太重。怎么办？

    没办法，打张申请报告住进厂宿舍。宿舍不大，连我三个人：一个读夜大，天天夜归，是个学模；另一个是空想主义者，晚饭一吃就睡觉，床就是他空想摇篮。清清的房间，只有我读书的得意劲在四处张扬弥漫。世界是美丽的，美丽属于我一个人。

    据说越是美丽的东西越是不长久。果然如此，那个爱睡觉的空想家交上女朋友了。三十出头谈朋友很正常，我没理由反对，可女友每次光临，空想家就与我协商，说什么“恋爱尚未成功，同志当需回避”。没办法，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去宿舍阅览室看书。尽管那里是一片烟雾，狼籍满地，那是民工们世界，但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读书真，不怕干扰深，就像毛主席年少时为培养自己专心刻苦毅志，有意去最喧哗的菜场看书。

    时间不长久，我觉得房间里的气味不对劲！那女的居然把家中油盐酱醋都拿来，天天晚上在房间里暗火明烟的，说是什么开展“技术练兵”，还让我做检验科长。够呛！我不是说她烧菜时总喜欢放一些红辣子，辣得我够呛，而是说我那些开放式书架上的书饱受烟气熏陶。至于我本人，整天晚上东游西荡、神出鬼没。

练兵一年，那宝贝终于结婚搬走了，我心头上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可另一位小子却“夜大”毕业了。为庆幸文凭到手，他特地买了一台国产大彩电。隔壁有位新搬来的，三天两头来客座，与他一吹就是几个小时。逢到球赛时还要争论不休，大叫大喊。不要搞错，这是宿舍不是赛场，要参加“拉拉队”到卫生间去“啦啦”。此时，我的心直痒，书捧在手里翻来覆去总是第一页。一气之下，蒙头大睡。

环境不良直接影响读书效果。还是去厂里，那可是清静无比的地方，沏上一杯茶，放点小音乐。把二郎腿翘在桌子上，一百个没腔调看书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我当真去了。岂料当晚楼下有办公室遭窃，我没看见小偷，偏偏值班人员看见我大模小样进来。要命！想想厂里没人时最好不要随便去。我这是瞎子打灯笼——没事找事。
    
    想要有一个长久安静的读书之地只有去借私房。跑了几天终于看中一间地处近郊的私房。门口有葡萄树、水井、小河、农畦，还有走起路来会摇尾巴的小狗。感觉极佳，想必能大大激发我读书作文灵感。房租一付，立马粉刷。不出一个星期就住进去。不想问题来了。那天晚上，邻居家电视机开得震天响（据我事后调查，他家电视机音量开关失灵了，没钱修，除非我学雷锋做好事）。大门一开，竟有蛤蟆和壁虎不约而同爬进来，要赛跑大拼比不要到我借的房子来。我的美味读书心情无论如何飘逸不起来。

    偏偏那夜小狗又乱吠叫人难以入睡。清早，又被女人的一声尖叫吵醒，就像吕贝卡听到曼陀丽庄园里有个疯女人在尖叫一样。我差点没跳起来。一了解，原来邻居那女人脑子有病受过刺激。嗨！真不幸！谁不幸？我要退房。

    再次出击，睁大眼睛，终于相中一间环境很不错的私房。院子里种着月季，沿墙高高耸立的是几棵桑树和杉树。院外小道通向一片农田，一条弯弯的小河被半遮柳条点缀。一到天黑，院子里外静悄悄，没有像“七十二家房客”楼里溢出的电视机声；也没有万家灯火景色一点点铺开。早睡成了他们生活习惯，也成就我读书作文的美好氛围。

    房东老大娘对我还不错，我想象不出哲学家叔本华为什么要那样恨女房东。她见我休息天关门读书便送一点开水，有时也送些田里挑来的新鲜蔬菜。见我吃干白饭便会主动从厨房拿些菜来。

    读书最需清静，可蚊子不爱清静，总坏我兴致。一阵风刮来，肯定有七八只蚊子相随，好在家中有“雷达”不怕。蚂蚁却很讨厌，总是排着长队窥视我书橱，又没“黄”的？打过几次围歼战，成绩不显著。跟踪追击用药皂堵过几回蚁穴，偏偏蚂蚁有几个出入口。气恼中我大开杀戒，见一个活宰一个，蚂蚁头不经宰，可我不死心，毕竟这是我用人民币租来的世界，岂容蚂蚁捣乱。要乱到门外去乱，乱一百次也与我无关，反正我知道大门外，房东大娘戴着老花镜，拿着烧得通红铁条，正四处寻找蚂蚁队伍。

我得意，夜晚看书累了，便走出院子看天空月亮，听河边蛙鸣，我像一只鸟在自由飞翔。昆虫也跟着我自由飞翔。那一夜，刚熄灯，忽见黑洞洞小屋里有个亮晶晶的绿光窜动，如鬼火一般。我大吃一惊，一个鱼跃跳起来。打开灯一看，原是一只萤火虫儿在作怪。一个巴掌上去，让它大魂归西天。安息吧！

    这时，母亲不请自到。脸上笑嘻嘻，心里急兮兮。要我早点结婚，早结婚可早生孩子，早生孩子就可早从单位里争取到房子。房子是安家立业命根子。想想有道理，看不到“命根子”，谁家娘子愿与我结婚生子。为房子早日到手，也为我的那些书有个完美落脚点。我结婚了！一年半后，女儿来到世上。多了一张嘴，也多了一张床位。想一想大男人不去单位争取房子，整天窝在农民老大娘家里读书写文章，好像有点对不起母女俩。我决定出击，发起孟良崮战役一般猛攻，“红色风暴（简称‘红包’）”行动被我准时用上了。没多久，厂分房名单上就有我名字了。“社会主义就是好！”我一路高歌回家。

    一室户房子搞到手，想把寄放在厂宿舍里的书搬回来。妻居然像赫鲁晓夫一下子变脸，横竖不同意。说：“革命尚未彻底，如何进行居室分配？”那些书只好继续待命。

    然，有一天出事了。宿舍里新分进来一位大学生，大概属虎的，虎头虎脑，使用电热水瓶时人居然走开了，引起房内一片耀眼火光。厂消防车急速赶来，到底是受过训练的，灭火剂使劲朝屋内猛喷。大火灭了，手中半桶灭火剂还不舍得放下，朝着冒残烟的书上撒。我那节衣缩食好不容易买回来的书就这样一半进火海“就义”，另一半在泡沫水的桑拿浴中面貌一白。还好，那个用防火纸包着的十几大本日记簿所幸没葬火海。

又过几年，置换买了二室一厅，以为寄放在母亲家中的书可以实现统一。不想妻却成了“清洁狂”，不允许我的书招摇过市进来。不开心地与妻耿耿于怀闹过几次代号叫“沙漠风暴”（简称“说跑就跑”）行动。不管用，虽然“风雷动，惊邻居，”但每次都以我滑铁卢战败而收场。没办法，对老婆说一百次“拒绝书本就是拒绝知识，拒绝知识就是拒绝思想进步”道理也无用，只能自找出路。

我开着助动车，大路小路上转了一个月，终于在一所学校里寻得一间比较满意的库房。二十多平方，比较干燥，缺点就是门外通道较小，走进去要穿过好多家租户。穿就穿吧，反正我又不是嫌疑人，也不是长着七歪八起脸会遭邻人白眼。问题是家家户户门口总晒着一大串内裤内衣，迎风招展，我一个大男人走进走出，总有失大雅之堂感觉。心里犯难，怪只怪那天看房时是个下雨天；也怪自己一时心急慌忙，考虑欠周密，由此步入“八裤阵”。本以为可以像鲁迅大师躲在租界里写《且介亭》，现在自在不起来，浪漫不动。

    那个细雨绵绵下午，我在库房里腔势极浓地读书写字。猛地，窗台上冒出一个小男孩头来，两眼直勾勾盯着书架上那把闪着哑光的藏刀，好梦正在他小脑袋瓜里灿烂。我的写作欲望因为他的灿烂而全被破坏。也罢！世界的清静毕竟不属于我一个人享有，我得克服困难。虽然我出钱借房，但不能就此买断房屋四周的清静。

    好事多磨，没过多久，校领导来找我。从他无奈之脸我看出苗头不对。校长说：“教育局最新规定，学校对外出租的校内场地一律要收回，你的仓库就设在学校内，属于被清退对象。”校方意思要我二个月后搬走。本人最怕搬家，就像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但此时也没得办法。
                                                
    二月里一个风淡云轻日子，我叫来了几个彪汉，将一房间书搬出来，来到黄浦江边一个工业园区。园区不会整改，只要政策不变永远对外开放。我大可以放心安营扎寨，在墙上打满洞，竖起阁楼堆满书，这一切没人会来管。

    周末，一场大雨刚过，太阳躲在阴暗云层里还未露脸，我兴味盎然去那个被我称之为“地球村”的书库。到了书库，我大吃一惊。只见书库门口全是积水，而对面排水沟却是好端端地不曾积水。天知道，平时天气好时，不知仓库门口的地势这么低，现在下了大雨才知道地球竟然会有如此这样不平整的地貌出现。

    三步并作二步，赶紧向对面门卫借了一把大扫帚，汗流浃背地干起来。一不做，二不休，我又从房间里找出一把大锤和钢钎，在门口水泥地上“叮叮咚咚”敲打起来。愚公既然能移山，我自然也能移水。我要打造出一个水沟，把下一次可能出现的积水引到对面的排水沟里去。

     这时，门卫闻声过来，一脸不解地问：“干什么？”我回答说：“修地球！”确实，“地球”一天不修好，我的书放在“地球村”里就一天不踏实。门卫看出我的用意，说：“没用！每年夏末初秋总会有几场大暴雨出现。到时，积水会很深，你还是趁早把你屋子里的书垫高才是解决办法。”垫起来？这么多的书怎么垫？要垫还得要把这些书统统从书架上挪位，这是一个不小工作量。既然是秋天雨水多，现在时间还早，那就等秋天来了再说吧！

再一次去仓库是几天以后的事。那天，我又大吃一惊。原本被我打扫干净的书库门口竟然堆着不少碎石头和垃圾。这些脏东西还不抢我眼球，抢我眼球的是不知哪个缺德鬼在此大便、臭气冲天。不远处，还有一张不知是婴儿用的尿布还是女人的经纸，反正超大无比、醒目无比。我想不通！想不通“地球村”的美称当时是怎样从我脑海中浮出来的。更气人的还在后面。前几回，我打开卷帘门，总有一只灰红色野猫从我房间窜出。把气窗关了从此野猫进不来了，省了我不少心。却不曾想到野猫进不来老鼠却能钻进来，在我的房间里为非作歹、东咬西啃。

    那回，我开门没注意，一脚踩在老鼠为我布下的那些粘糊糊、带有斑斓色彩的“地雷”上，这是老鼠从外面拖进来的烂水果，气得我双脚直跳。我发誓要让这些坏蛋“绳之以法”。如何法办？一时想不出。我猜想房内肯定有老鼠躲藏着，只是不知躲在哪个角落。我找来一个本世纪用不上的钢精面盆，用足九牛二虎之力朝地上猛地一摔。巨大响声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炸响，差点没把门卫室全体门卫吸引过来，就是没见一个老鼠落荒而逃。

    受不了！在家不能向妻诉苦，否则妻一定会说我这是自作自受。只能去找借房子给我的负责人，要求给个解决方案。那负责人见我来，马上笑脸相迎，说：“来得正好，正要告诉你一件事。市动迁办工作组来人了，我们单位大楼边的房子要全部拆掉，说动工就动工，你还是尽快搬走吧！”

    听了这话，我顿时就像一个泄气皮球吱不了声。“这样辛苦到底累不累？”我心底里想唱任齐贤的《心太软》。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自找出路。化了一个月功夫，总算找到一个没有一点一滴水在我眼前闪现的地方，绝对干燥与清静。那是在一幢二十八层大楼的三楼与四楼当中的隔层里，人称“技术层”。“技术层”一般高度不会超过二米，而且大小管道纵横四通八达。我所借的那个仓库门一打开，横在跟前就是一根粗大的管子，但这不影响我堆书（现在是说“堆书”了，几次搬家，书早就搬乱了，没空按科目和类别去整理，只能朝地上一堆）。虽说房租半年一付，但比以前所借的要便宜得多。我的故事讲完了。

IT小老板在一边笑着说道：“业余小说家，我不明白，你收藏那么多书，又为藏书又付出那么多租金。每月租金可以买好多书，这本账你算过吗？还有一点我也搞不懂：是这些书应该服务于你，还是你应该服务于这些书。如果说一个人的藏书多是一件好事，那么书多肯定也是一件累事。否则你不会这样累，不断地为书找栖存地方。”

    “现在该轮到你讲了！”业余小说家提醒IT小老板道。

“好吧！我说。刚才诸葛先生说阿W的人生格言是彩票能改变他一生命运，而我的格言是：一滴水映射渺渺宇宙，练小摊成就志向大梦。作为一个男人，若没有志向，是相当让人遗憾的。其实在我从事IT行业之前，曾有过一段从商经历。”
 故事之三：

85年，我曾试着做过几回生意，但没有一次成功。那时中国市场经济还没完全打开，依旧属于死板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社会上已有少部分头脑活络的人下海经商，身在国企大单位的我，看人家一边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做生意，转眼像吹气泡一般慢慢富起来，心里痒痒、摩拳擦掌，也想捞一点外快。做什么外快生意好呢？想到前几天碰到一个做水仙头生意的闽南人，曾开玩笑说要来批发水仙头。他当真，同意优惠价给我。利用休息天，我去了，第一次学做生意心中无谱，叫上同学“阿军”。

那位闽南人拿出两筐水仙头，一筐品种是40桩的，每个0.54元（50个装一筐）；另一筐品种是50桩的，每只0.26元（100个装一筐）。一筐起买，要哪筐？我抓着头皮没方向，阿军说你不要瞧我，我也没谱。为保险起见，先买几个样品回去看看。

过了三天，阿军来电，说他父亲正请人吃晚饭，对方是个懂水仙头的行家，让我快去他家。我连忙赶去，恭敬递上水仙头样品。那位内行看了样品后连连摇头，说谁买进这种价格的货绝对不会赚钱。

那人跟着又说：“做生意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你一要掌握推销的技巧；二要了解这商品市面上价格是多少；三要知道这商品的特性在哪里。如果你连一个商品好坏在哪里都分不清，建议你先不要盲目进货。钱出去容易收回难呵！”

也许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想做生意人平时应该多多磨砺自己。而这时，一位老邻居找上门来，说他的同事手上有一批衬衫急于脱手，每件处理价四元。我找了楼上邻居老崔，老崔人称“老吹”，是个复员军人，在单位里做着小头头。我不黑心，每件加价五毛，四元五角叫板。“老吹”细致看完样品后便出门打电话。一会儿回来，不露声色地说：“统吃，有多少拿多少来！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这单买卖必须订合同；第二、交易成功后必须提供发票。”

我问老邻居能否提供发票，对方说这个价是不开发票价。不死心，我又去找做生意较早的一位热心肠同学。就称他为“肠”吧！肠说：“发票可提供，但要收二百元手续费，另外税款根据开票金额再追加。”

这下我没戏唱了。没想到一个月后，老吹主动找上门来，说辽宁有一个服装公司采购员到上海来，需要一批衬衣，让我火速送50件来，价格好说。为证明此事真实，老吹把采购员引见给我。我大喜过望，当晚就把鸡毛信给了老邻居。没出三天，老邻居便把货送来了，共53件。我汗流满面地把货整齐有序堆在桌子上，没想到这时老吹和那采购员都失踪了。问老吹女儿，回答说采购员昨天就乘火车回辽宁去了。嗨！谁叫我没收订金。这批货立即退回去会让朋友难看，家里地方不大，我只能塞在床底下，与我的臭皮鞋放在一起。

事后，老吹连连向我道歉。不过又向我透露一条商机，说他手里有个客户目前急需一辆二手“交通牌”卡车。而肠之前曾对我说起过，他朋友目前有一辆“交通牌”卡车想出手，老吹为此事特地来找我。过了二天，我与肠、老吹三人同去汽子修理厂看车子。肠说七成新车子其实四成都不到，我看送炼钢厂当铁回炉还差不多。

这回是肠深表歉意，说要是知道苦心洽谈的是这等破车，就是砍头也不会去中介。歉意之后，肠对我说，他有一个客户急需一批白芝麻，问我是否能搞到？我再去找老吹，因为他曾在我面前夸海口，说粮油公司里有他好多朋友。一个星期后，老吹价格报来了，说是给个优惠价：一元二角一斤。这回我有准备，已在市场中打听好价格，零售价是一元一角一斤。我当场拆穿所谓优惠价，老吹脸上顿感尴尬，连声说自己记错价格了。

老吹说为了弥补过错（没成交哪来过错），愿意提供40吨平湖产的西瓜，每斤一角六分。他声明自己在其中只加一分钱辛苦费，不过交货期要在半个月之后。

也许这回真的是发财机会来了，我决定到十六铺水果批发市场去了解西瓜行情。翌日，我约阿军同去。在十六铺，阿军那辆半新自行车被一个骑黄鱼车的外乡人碰了一下，擦掉那么一点漆丝。阿军要对方赔1元钱，可对方只肯赔0.5元，双方僵持并讨价还价一个小时，最后才以0.75元收场。完后，三步并作二步跑进水果市场，递上一根烟给场内一个内行，那内行实话实说：“这价格现在是便宜的，但谁知道半个月之后西瓜是什么价？再说论西瓜品质，最差的就数平湖产西瓜了。”

又黄了！回到家里与父亲说起这事，父亲说：“这等好事他不会去做还会轮到你？你要做生意就做不会被对方钻空子的内行生意。”父亲的话有道理。要做生意就做自己熟悉的行当，这样有板有眼不走样。我对书感兴趣，书店里一出现好书我必买。得知最近南京东路书店有《拍案惊奇》一书供应，我打算买20套回来。事先已打听过，在家附近那个书店门口，每套书加价0.3元出手是闭着眼睛做梦——没问题的事。一天下来就能赚6元，这等好事不能拱手让给人家。可惜大热天赶过去，那套书脱销了。什么时候再有货，不知道。我的发财小路又断了，一下子觉得没劲起来。

十六铺码头车来人往，热闹非凡，这给我不少启示。我又拉阿军出门了，这回方向是北站（原上海火车站）。我去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帮别人运送货物能否赚钱。因为我能从里弄里不要钱地借到黄鱼车，再到北站做有偿服务的雷锋看行不行。

阿军跟我来到北站，一个拉车的老头停在那里，我忙递上一支烟，阿军则问生意是否好做。由于问得过于裸骨，老头看出我们葫芦里卖什么药。便连连摇头说：“这活是我们这种没技能的人干的，你们还年轻，卖这种苦力不值得。我没钱，要是有钱就在这附近包一个旅馆，价格贵没关系，到时再转租给别人，那才叫轻松赚钱呢！”

我想做夜车夫的美梦又破了，而阿军说又上我一次老当。我举小指保证，保证下次不会再让他失望。

那天，我鬼鬼祟祟拉阿军出门。事前我看过一则广告，说石门二路有家新创建的《消费报》正在全市寻求代理人。报纸我喜欢看，但卖报工作没做过。小时候唱过《卖报歌》，印象很深。既然报童们能大胆卖报，我一个大男人何以不行？说不定卖报中孕藏无限商机呢！

厂休日，我整装出发了。阿军与我同休日，也兴高采烈，穿着新衣服。又不是去相亲，干嘛穿得山清水秀的，我一路这样想着。到了报社，我以原就读的财会学校名义与报方负责人小心翼翼交谈。推销报纸分包销与代销两种：包销能得30%扣率，即：卖掉一份报纸能提成一分五厘。而代销，每份报纸只能得一分钱，代销买不掉可以退。我觉得这事可以做做，一来可以熟悉做生意门道；二来算是为精神文明作一种贡献吧！

我脸不改色心乱跳，说：“我想包销一百份！”（报社共出了二期，我每期各买五十份）。阿军暗中踢了我一脚，意思说试试也不用买这么多报纸，买十几份就足够了，若是销路好再来嘛！我不想让对方感觉我这个人小家败气。

我让阿军数五十份报纸，我则数另五十份。数毕，我把报纸交给阿军，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钱。付钱完毕，急着与对方握手说“再见”，生怕自己身份被对方识破。阿军也真是的，不长眼睛，房门还没跨出就与我对撞了。这种感觉就像那年美军在伊朗为营救被伊朗大学生扣留的大使馆人员出动特种部队，未开展行动两架直升机就在沙漠里对撞了。

此时，我发现阿军只顾与对方说“再见”居然没将刚才数好的报纸拿走，只拿了我数好的那叠报纸。我赶忙提醒他，他的脸一下子红润几分。早上吃什么营养品？血色这么好。

走在马路上，我又发现情况不对。怎么看都觉得阿军数的那叠报纸没有我数的那叠来得厚。对此，阿军一个劲说不会搞错。还说：区区五十份报纸若不会数，那就不要做生意了！我不死心，把他那叠报纸与我的那叠放在大腿上比一比，果然有差距。忙细点，只有四十份，少了十份。

此时，阿军的脸像炉灶间白瓷砖上倒翻一瓶红酱油，格外醒目。说话开始隔腔隔调。他猛地一拍脑袋，说：“对不起！刚才拿错了，我误把清点多余下来的那叠报纸拿过来了！”

嗨！生意还没开始做就平白无辜地损失三角五分钱，心里有些不痛快。哑巴吃黄连，毕竟阿军不是故意的。阿军见我盯着他的嘴巴看，便说：“我的嘴巴有什么好看的？要看就去看女人嘴巴，那才叫性感呢！”

我开玩笑地说：“怪不得你今天老出错，原来你出门时把嘴唇上胡须给刮了，古人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当晚，我在我家门口的车站叫喊着卖报。行人不少，就是没人围上来，那种电影里常见的把报纸一抢而空的情节终于没有出现。好容易来了两个老男生，一看报纸连连摇头，说以为我在卖考试卷才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又碰到一位熟人，不好意思再叫卖下去。我来到阿军家，拉他同去一位女同学家，那女同学曾几次提出要跟我一起做生意。让她卖报，卖好了有我的份，卖不好不关我的事。

到那女同学家已是晚上九点过后，她还没睡，正在细看一份报纸，努力寻找商机。我说商机在此，不用再找了。我交给她一大叠报纸，谎称刚才在火车站卖掉很多，这是剩余下来的，现在就看她本事了。

女同学听了我这番话很兴奋，两眼发光。言明亲兄弟明算账，当即拿出一张票面为五元的纸币扔在桌子上。这下我犯傻了，我口袋里只有几分钱零票，哪有卖掉很多报纸口袋里却没零票道理？这不暴露我刚才谎言吗？阿军更是身无分文，他急着脸上直出汗，一个劲地瞧着我的脸。瞧我脸干嘛！难道我脸上有神秘魔力会变零钱出来？眼看要露马脚，我连忙对阿军说：“全怪你，叫你刚才不要将零碎角票换整，你偏要换，你看！现在找钱多麻烦呵！”

女同学带着好梦收下我的报纸，她说明天带到单位里去卖，让科长亲自带头，一人买一份，就怕科长说她不务正业。后来，那位女同学只卖掉几份报纸，其余的退还给我。而我又将报纸拿到印刷厂门市部去代销，也只是处理掉几份。之后的一年，这些报纸统统卖给了废品站。（这些报纸要是放到现在就值钱了，毕竟是人家的创刊号嘛！）

牛律师一边在听故事；一边在看笔记本电脑。他接过IT小老板话说：“你所说的这故事与你想谈的男人志向话题好像无关，倒是与昨天讲的创业故事有关联。谈志向，让我想起我的同行，一个名叫张培鸿的律师，我说说他如何立志向、奋发图强拓展事业的故事。为保持原味，我照着电脑，引用他的原话来讲。”

故事之四：

1972年4月或6月（可能是农历与公历的误差），我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县的一个村子里。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还残存有阶级的成分。我的爷爷，据说早年有几亩地，算是个地主。这样，尽管到我父亲的时代，其实已经非常穷了，可仍然戴着地主的帽子，受尽侮辱和歧视。这种潜在的，像幽灵一样飘忽而又相当实在的压力，一度使我相当自卑。我们兄弟姐妹共六人，我是最小的，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和外公，这些人早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经去世了，唯一的老人是外婆，而且她似乎并不喜欢我们，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印象，不管好的还是坏的印象。我们一方面背负着老辈人虚拟的身份负担，一方面又缺乏真实老人的关心和疼爱。至于父母，为了养活我们，已经够操心的了，不可能还有时间、心情和精力来关注我们的成长，这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命运。我甚至会想，由于我的哥哥姐姐承担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因为越是接近后期，对身份标签越淡漠），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乃至人生道路，才会呈现出与我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至今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聪明）。

     感谢当年某位不知名的领导，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作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将弥勒一中的招生对象扩大到全县范围，实行统一考试，按分录取。在升学考试中，我得了一个不错的分数。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雨天，我的班主任老师穿着雨鞋（我一直希望有一双雨鞋，小时候总是这样，喜欢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从村头向我们家走来。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显得太激动了，进门就嚷嚷着要酒喝，然后从层层叠叠的衣服里掏出一张被小心包裹的纸片，是一张弥勒县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村子离集镇有五公里，集镇离县城有四十公里。从村子走到镇上要一个小时，从镇上坐车到县城要两个小时。因此在当时，能够去趟县城，那是相当有面子的事。而我，就要到那里去读书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农村仍然很穷，不到逢年过节，绝对吃不上肉，平时家里的饭都是一半米一半包谷。住校之后，要自己将米从家里带到镇上，象汇款一样把米汇到县城，等到了县城，再去粮管所兑出来，拿到学校交给食堂换饭票。每天两顿饭，早晚放学后就抬一大口缸，排着队向食堂移动，等到近了，一个师傅收过饭票，舀一勺饭在口缸里，转个身，另一个师傅舀一瓢菜倒在饭上，都是杂熬菜，而且看不到油星子。人人如此，没有例外。

    中学时正是青春期，我严重营养不良，感觉吃什么都没有够。加上我虽然在村小时学习拔尖，但是到了一中，所有的人都是村小的拔尖生，一下子失去了优势，成绩就不太理想，初中毕业险些没有考上一中的高中，人生遭遇到第一次严峻的挑战。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读书是唯一的机会，要是考不上大学，一生将永无前途。

    谢天谢地，自高二下学期开始，我找到了一点读书的感觉，最终以全县文科第五的成绩，一举考入云南师范大学。其实我的分数可以读云南大学，就是后来出现马加爵的那所学校，但是考虑到师范有补贴，而我似乎也蛮喜欢教书，所以就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师大。至于专业，怀着满心的好奇和懵懵懂懂的热情，我填了哲学，结果被归入政教系。政教，政治教育，很堂皇的名称呵！

90年上大学，正好在那场令人尊敬的运动结束后一年。我们班主任是北大的美学硕士，因为那场运动被下放到这所学校，整天垂头丧气，神情恍惚，看上去倒象是真正的哲人。我曾提到过我的大学，后来还在网上认识一个低好几届的师妹，知道我的老师已经完全成熟，现实，长大了。其实文科这种东西，原本在课堂上就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们读的这个专业基本上也不存在什么学问。但是，利用大学的图书馆，我们几个有些想法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看书聊天，装模做样地谈论哲学和人生问题，在纯粹的空谈与胡思乱想之中过了四年。

　　人生无常，造化弄人，在这些同学中，原本最不安分的那一帮人，大部分至今还在教书；而我这个当初打定主意要终身从教的人，却成了一名律师。

象我这样的人，身无长物、没有任何背景。但奇怪的是，在大学里，我就显得非常自信，给很多人的印象甚至是狂妄。我想，这或许跟我看问题的角度及表达方式有关。

    我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为什么能够进入那所学校教书。大家想必知道，我们那时候的大学是包分配的。分配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因此，按照正常的情况，我应该是到弥勒一中或者别的中学担任政治课教师。可是我留在了昆明，进入了一所中专性质的师范学校任教。

　　这一颇富戏剧性的转折，源自我向这所学校投递的一份简历。那时虽然负责分配，但是1994年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命运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种各样的招聘会已经开始出现。1990年，昆明师范学校曾经保送了一位名叫张培宏的毕业生进入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深造，他也是94年毕业，但是又似乎不愿意回母校，而负责招聘的老师可能将我误会成他了。我估计自己是这样进入昆明师范学校的。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强项，我的试讲非常成功。因此，在与我一道进入学校的30几名老师中，只有我成为这一届新招学生的班主任，编号是977班。

我必须承认我相当喜欢教书，也比较擅长教书。我给学生讲授《哲学常识》，常常空着手进入教室，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两堂课。这些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惹得隔壁班的同学早早地从最后一排溜出来，赶到我这一班旁听。这样其实不好，因为它逼使我做到在每一个班上课举的例子都不能一样，否则他们就会提前笑出声来。

    中专的孩子没有什么压力，他们毕业后，会被分配到自己所属县市的小学担任教师，随着毕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业的岗位也逐渐从县城、集镇向村庄、山区转移。因此，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工作的严重局限性。那就是，基本上，你的学生很难超过你自己，想到这个难免使人沮丧。与此同时，当课程上过一轮后，备课需要的时间大大减少，这样就凭空多出了大把的闲暇，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有一天，正好我在上《法律常识》课，很有水平的教务主任来旁听，指出了我讲课时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我顿感无地自容，决心痛改前非。于是买来一套律师资格考试的辅导书，开始自学法律。三个月后参加考试，差三分；第二年再考，多三分，通过！这是1996年。

　   说实话，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并没想过要当律师。因为这个时期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做。一个事情是我当班主任的977班还没有毕业；另外就是学校参加全省范围的课堂教学竞赛，要求所有学科都必须使用多媒体电化教学，而我，是政治学科的选手。

     我的学生于1997年7月毕业，他们走的那天，正是香港回归的日子。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还觉得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很正常。可是等到他们一车车地被接走，我回来再经过他们的宿舍，看到窗口再也没有那些熟悉的身影，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种感觉，就象是嫁自己的女儿，尽管我比她们也大不了几岁。

　　晚上，在低落的情绪中观看电视转播香港回归，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今生今世，还会不会有机会去这个花花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呢？

初赛、复赛、决赛，搞了一年多，最后我拿到了云南省师范系统课堂教学竞赛政治学科的一等 奖。省教委（现在叫教育厅）决定组织各个学科的一等奖获得者前往香港澳门旅游。这个消息距我产生想去香港的念头正好一年，我们在澳门的时候，离澳门的回归还差一年，澳门还在由葡萄牙管治，而香港，已经回归了一年多。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南，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我在学校里无欲无求、无亲无故，我不争先进，也不会结交领导，我只有教书受学生欢迎这样一个资本。但是，我经常向学生讲的话是：吃亏就是占便宜！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人应当有梦想！这两句话，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再应验。

　　从香港回来后，我开始接受大专班的教学任务。我擅自为他们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和美学这两门连我也不是太懂的课程，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应当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就边学边教。即便学校给了我这样的自由和空间，我还是觉得这所学校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野心和梦想，我渴望更大的舞台。

    这样，我开始翻找手头仅有的几张名片，那是我们在领取律师资格证书时，给我们讲课的大牌律师发的。我找出了其中一张，屏住呼吸拨通了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找出自己最值钱的衣服，换好了赶过去。

    我经常会有某种预感，比如2002年我从昆明出差到上海，住在虹口足球场边上的天鹅宾馆，从房间往窗外看，隔着鲁迅公园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我当时觉得有一幢很不错，结果半年后，它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办公室。1998年的一天，我也是这样无端地走在昆明闹市的街头，突然就看到了美亚大厦，我想律师就应当在这样的写字楼办公。果然，我那次约见的大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美亚大厦的16楼。

    我觉得应当告诉大家他的名字——袁野，哪怕他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但他确实是我做律师的启蒙恩师。一听说我是教书的，他就感到非常高兴。听我说想做兼职律师，他又摇了摇头，戏称兼职律师不过是为了挣些小菜钱。接着他扔过来一本卷宗，下周开庭，说是让我看看。这是他的朋友的案子，昆明附近地州的律师，涉嫌刚刚实施的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

我看完卷宗，查阅了刑法306条的原文和有限的解释，断定这位名叫王云的律师有问题，但不构成犯罪。袁野律师对我的这个判断相当满意，一周后带我参加了庭审。第二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的年会在昆明召开，我以这个案子为素材，向大会提交了全国最早的关于废除刑法第306条建议的论文。我们的这篇文章被参会的田文昌律师看到后，马上写了一封短信给我，让我连同文章一道转交《中国律师》杂志的总编刘桂明。短信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桂明兄，这篇文章很好，建议在你们杂志上发表，文昌。

    从此，我树立了刑事辩护的专业方向。尽管此时我已经知道，刑事辩护收费不高，而且风险很大。但我原本就不是为了钱来做律师，当时我的目标是每个月有两千块钱的收入就知足了；至于风险，感谢袁野律师，我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律师伪证罪。这个案子使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促使我在今后办案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仗义执言，决不越轨。同时，我还始终坚信，风险意味着价值。我认为，民事及非诉讼业务，面对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对手，都是律师，影响的只是金钱的流向。即使出现错判，也容易扭转，因为金钱是种类物。而刑事案件关乎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一旦出现错误，将永远无法弥补。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从事刑事辩护，并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接触与刑事理论和实践相关的话题、文章与案例。我不但熟悉刑法452条中的每一个条文，知道它的罪名、刑期与起刑点，还知道每个罪名的特殊性及前后渊源。这样一来，很快就成了专家。

　　我来上海之前最突出的业绩，是在2001年一年中，在云南一个名叫昭通的城市的中级法院，连续打了三场官司，结果三个案子的当事人都被判无罪。其中包括一起至今没有发现真凶的强奸杀人案，还有一起公安局长的贪污案。

2002年，我在《中国律师》杂志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程序正义的误区》。这篇文章被上海滩著名的辩护律师翟建看到，求贤若渴的翟大律师非常欣赏这篇文字，当即拨打114查询到我们事务所的电话。正好我那天在办公室，接到了他的电话。翟律师声称自己是专业的刑辩律师，邀请我来上海一起执业。

　　当时，袁野律师事务所同仁在某些管理事务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大家都在合并重组，我主持的刑事辩护部面临解散。在接到翟律师电话前一周，我刚刚到过上海，对这个城市印象不错（我认为比北京好）。很快，我再度来到上海面见翟律师，15分钟后，决定加盟沪上首家个人开业的翟建律师事务所。

2002年9月，翟建律师的新办公室装修完毕，地点正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时看到的那座大楼——庐讯大厦。我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上海律师，一个新上海人。

故事之五：

牛律师故事讲完了，现在轮到周研讲了，周研微笑说道：“我这是第三次来重庆了，前二次，一次是坐火车；另一次是坐长途汽车。这次，我为何要选择坐船呢？我觉得在航空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买张机票那样简单。一觉醒来，脚已踏在另一方土地上。在飞机高高掠过天际下，有无数险峻山峦、迂回山谷，不能尽收眼底。只有坐船成行，才能仰览长江两岸极致美景。航行中，船不只是交通工具，同时也是点燃旅行者智慧的明灯。君不见，茫茫江面上，天水一色，有一客船一摇一晃前行，或劈波斩浪；或淡泊明志，最后把旅行者带到地图上圈定的那个遥远之点，这种意境就像哥伦布实现周游世界之梦那样淋漓。废话少说，言归正传。我先说说坐火车的那次。”

去年夏天。我从网上欣喜查到，有一组临时车将从上海南站出发，终点站是成都。车号为：“L***”，票价特便宜。我当场订了一张票。L***发车时间是晨四点，由我家去上海南站，这么早没公交汽车。骑自行车到那里再寄放显然不行。要不提早去上海南站，在那里过夜，等第二天一早出发。过夜，我不想。

那天早上，我起床已是早上七点，L***早已开走。我只能去上海南站签票，打算乘下一班火车，可下一班火车还是明天这个时辰出发，我的出行问题还是没解决。既然上海南站可签票，那么新客站也应该可以签票。我将自行车龙头一拐，直奔新客站售票处。

上海新客站售票处服务员态度一流，和蔼可亲说这张票已超过出发时间二小时，不能签了，等于废票。我想不通，指着票子反面写着的“三日内有效”问为何不能签？售票员回答说“三日内有效”指出发与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三日内有效，你没出发自然无效。我说尽好话没用，只能垂头丧气退出售票大厅。想想不甘心，再折回售票口。这时，我计上心来。用小钱买了一张翌日早上六点由新客站出发，松江下车的火车票。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准时上了火车。这火车是发往杭州方向的，人家乘客手里捏的都是黄色票子，唯独我是白色票子，很醒目。火车一会儿功夫就到松江。我没下车，上火车之后就立即换了车厢，那乘务员已找不到我了。

火车到达杭州东，我随乘客下车。我知道再过一个半小时就会有一辆我所盼望的L***列车开过来。这一个半小时可不好等，人家乘客都出站了，唯独我像做贼似地东躲西藏，让站内管理员抓到要罚款。没地方躲，干脆就躲进厕所。

过了一个小时，我才大模大样显现在站台上。一个站内管理员高声吼道：“你哪里来的？”我不慌不忙回答说：“刚进来！请问L***列车什么时候到？”“退一边去，L***还有半个小时才到！” 站内管理员粗声叫道。我这是明知故问，以示自己刚进站台。其实这种办法老打工仔都会利用，他们在老家买一张短途票上火车，上车后就转车厢，让对口的乘务员永远找不到。到了杭州下车，不出站，再想办法转乘另一辆开往想要去的地方火车。在到目的地之前，补杭州到目的地一张票，逃过从老家到杭州的高额车票。

过了约半小时，L***列车进站了，我随乘客上车。验票的那位拦住我，说：“你这票日期不对呀！”我很镇静地用手挥挥那份先前从地上拾来的《杭州日报》，说：“我是昨天从杭州下去，今天又从杭州上来的！”“这个不可以的！下不为例！”验票的最终还是让我上了L***火车。

L***列车特别空，车厢里既没什么人又显得很脏。大热天车厢里没空调，靠几个老式壁扇打着风。想要喝水必须跑到车头那边去，至于吃饭，只能在火车靠站时于站台上买一些。我将两边车玻璃窗全部摇下，一路观赏铁路两边的风景。“L”就是临时意思。这列车在江浙一带开得很慢，出江浙快了一些，但绕道很厉害，不是一般的厉害。好在时间对我来说没什么，能看两边的风景，还有，在站台上与当地人随便聊聊，就是最好收获。毕竟我读的专业是研究地方方言。

L***列车在榆怀线上开时，更慢。列车一直在不停地穿隧洞、过大桥。据说榆怀线是中国49年以来除新藏铁路之外投资成本最高的一条铁路，每百公里行驶就有70%路程是在隧洞和大桥上穿过的。路况很险，但两边风景极美，坐长途汽车是绝对看不到这美景的。

各位，如果说坐火车去重庆有惊无险，那么前些年，我坐长途汽车去重庆可谓是有惊又有险了。也是一个炎热夏天，早上八点，我上了车。车从上海武宁路长途汽车西区站开出却不出城，一直在汽车站四周转，揽散客。过了十点才出城。上了一段高速公路又下来，目的是带乘客去吃午餐。午餐桌上，驾驶员是单独坐的，饭店老板紧随而来，立马奉上一刀现金。

车子继续上路，开到一半又停下。车子泊在烈日滚滚的马路上，四周没有树枝可遮阳。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了一帮子提大包小包跑单帮的人。他们上来后便要求所有乘客把脚抬起来，好让他们的货物放进来。这些货物大小尺寸事前经过精心计算，平放在座位下正好，上面再盖上一块可以让乘客搁脚的板。脚被板抬高了，自然不舒服，但没人叫苦。

车子是老爷车，抖动厉害不说，开了几个小时就要修。一路开过去，一路修过去。有时修好后没出一百米又坏了。乘客们也习惯了，自顾自在车厢内打瞌睡。

深夜，车子进入安徽与湖北交界处的一个关口时被拦下。车门一开，上来一个警察，大声叫道：“统统给我下车！立正！排好队！”排队是为了清点乘客数，看有没有超载。此时，驾驶员照老样配合，掏腰包罚款，罚了款就可以开车走人。

天还没全亮，车子开进一个无地名的路边大院。车门一开，立马上来一个凶神恶煞般大汉，高声吼道：“统统给我滚下来！”

一车乘客全被闹醒，胆战心惊地下车。个个手捂口袋，担心自己第一个被打劫。另一个大汉跑过来，不由分说地把乘客统统领进一个很大屋子，然后大门一关，说：“现在开始吃火锅，每人一份，谁不吃别想出这个门。”

大清早，脸还没洗、牙没刷，就吃汤锅里滚动的、油腻腻的、黑乎乎的火锅料，我顿感没胃口，找个上厕所理由出去，回来时却被大汉盯上。大汉在门口叫道：“每人交十元钱就餐费，不交钱不能出门。”

我不肯交钱，说自己没吃过。那大汉用一双可以吃人眼睛盯着我，吼道：“怎么？我的自来水不要钱？你刚才不是洗过手擦过脸吗！便宜你，给5元，不给别说我不客气。”

有一个常跑单帮的大槐头对躲在车上的驾驶员愤愤说道：“我上车时问过你，有没有强制吃饭，你说绝对没有。现在有了，你看好！到目的地，我非找你们车站领导论理不可，到时我要你把这钱统统给我吐出来！”

驾驶员不言语，继续开车。这时，我感觉视觉不对，才发现刚才洗脸时眼镜放在水斗边忘了取。现在已晚，车子上路超出五分钟，五分钟大巴可以开出很多路。没办法，我只能花眼看世界。到了晚上，车子开进不知名的一处靠河大院。又是一个黑大汉上车来，仍是老一套：“统统给我滚下来！吃火锅。”

这回我有经验了，赖在车位上装睡。黑大汉举起暴筋大拳，问驾驶员这是怎么一回事。驾驶员摇头，说此人不想下车就算了。整车人，就装睡的我和假借肚子不舒服的大槐头，其余人都下车吃火锅了。

吃好火锅，全体上车。有个女的吃罢油腻火锅肚子顿感不舒服，想方便。驾驶员说没门，车子不可能等人，要拉可以！驾驶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粗麻绳，让那女的自己用绳子一头系在腰上，另一头系在车门口的铁杆上。车门一开，女的自己掌握平衡技术：一手拉铁杆，一手解裤子钮扣。然后让雪白屁股朝车门外挪一公分蹲下，黑灯瞎火的，“炸弹”四处横飞，反正公路上没其他人。方便完，若站起来从口袋里拿手纸，势必会让自己下半身暴露无遗于其他乘客面前。那女的已事先想好一招，手纸叼在口中。方便完，不起身，而是从口里取手纸。而此时，车子一刻不减速地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这真是特技呵！

“真是特技呵！”说这话的是睡在周研上铺的张鸣。张鸣接着又说：“我是一个外省来的打工仔，让我谈人生志向，我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这样，我从买电脑开始说起吧！”

故事之六：

一直想要一台电脑，越便宜越好。只要能上网，没其它要求。那天，我特地请假去逛电脑卖场，看中一台二手电脑。我让对方送到宿舍，安装调试完毕再付钱。对方说“OK！”负责送货的居然是他们公司经理。经理亲自上门，必有其因，莫不是怕我懒账吧？

好在我的宿舍离对方门店不远，走过几条马路，上一处活动房二层楼梯便是。宿舍不大，放着四张双人床。我的床靠窗，下铺。靠窗处有一个大桌子，电脑就放在这桌子上。对方快速接上电脑电源，显示OK后，拿着现款转身就想走人。

无意间，对方看到我床上放着一本余杰写的《铁屋中的呐喊》，立马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仿佛我不配读这本书似地。对方让站起的身子又重新落下，落下时又发现除这本书之外还有《冰点》等几本“草原部落”丛书，这套丛书是关于政治与思想混合的理论书。对方颇觉好奇，不由开口发问。我说我是做水电工的，晚上若不加班便会有很多空余时间。没地方好去，民工休息室里的电视又不想看，抱台电脑回来权当给自己充电吧！

见对方对打工生活有兴趣，我便解释道：“我来上海有好几年了，我姐也嫁在上海，但我不想麻烦姐或姐夫替我找工作，我要自闯一片天下。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若能站住脚便是我此生幸运。”

没想到对方听了这话却摇头，如教育工作者一般开导我说：“上海只是中国的上海，中国地方很大，青年人可以作为的地方很多，没有必要认为扎根上海就是有出息，立不住上海就是没本事。人生的意义不是被你这样诠释的。”

我也跟着摇头，问：“或许你没想到过城市与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文化与思想意识上。它就像一条鸿沟，阻碍了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文明交流，铸就了不同地区的人不同的性格、禀赋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性。我们这些农村里来的打工者，进入城市，最渴望得到‘公正’。我们为上海大都市的繁荣贡献了我们可以贡献的那一切；我们也用我们全部的血汗打造这座城市，可我们得到的却是极不对等的报酬。我不否认其中有包工头居心险测、百般扣克、无理蚕剥的行为存在，但我若是不满，选择放弃，那么我将面临饥饿、甚至是疾病的到来，而其他打工者会前赴后继般从我跟前纷至沓来，夺去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饭碗。”

见对方不语，我又问：“你知道农村里的农民为什么要涌到城市里来打工吗？知道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什么吗？告诉你，农民的根基就是土地。现在田地里所种的麦子也好，稻谷也好，玉米和水果也好，所有收获上来的果子仅够我们裹腹。在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几十个城里人，可我们的农民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种一年田只能保一年的肚子不挨饿，可我们还要面对生、老、病、死，你说让我们怎么办？在我刚生下来时，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国家就提出要在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如今，农民可以耕作的土地不断在缩小，大片土地已被当政府挪作它用，农业现代化就是这样被轰轰烈烈表现吗？”

对方还是不语，让目光横扫过来：宿舍有些乱，每张床底下都塞满了纸箱之类东西。其中有一双套鞋一只在床下，另一只在桌子下。还有，房间里有股不太好闻的怪味，那是睡在隔壁床的一位仁兄没及时洗的袜子臭味。二楼走道上，晒着各种季节衣服，进进出出的人难免不让自己的头碰到女人的内衣内裤，这就是我们的民工宿舍；这也是我们打工仔的生活写真。

见对方目光还在房内不停游移，我继续说道：“在上海居住有一种淋漓感是，这城市市民排它性很重，让我无法融入城里人生活中。相反，我倒像马铃薯一样，蜷缩在一个狭小天地里，默默工作生存着。我们这些打工者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在泪水与汗水的交融下，建造了一幢幢高楼大厦，可城里本地人还是用异样眼神望着我们。小时候听大人们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十里浦江，十里黄金，那是富人的天堂。可我横竖感觉这个‘天堂’就像似我们村西口那个石碾盘，生龙活虎的人进去，出来之后就剩一个骨架了。当然，这情形不只是上海有，其它城市也会有。城市像什么？城市像百慕大的漩涡，把我们一一吞进去，来多少吞多少。在媒体宣传上，你们城里人可以兴高采烈地把我们这些民工称之为城市建设的缔造者、建筑业的魔术师。可美言再多，我们还是融不进这座城市，这城市的美丽不属于我们。《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是：‘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我想，我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幽灵，当完成一个工程项目时，我可能又要跟着同伴转战其它工地了。我们黯然地活跃在这城市每一个行业中，我们存在，我们虚无，我们没名分。”

对方听罢我的话似乎有些想法，说：“看来做水电工真是太委屈你了，你应该上大学，再去深造，那样更能发挥你的才能。”

我一声冷笑，回答说：“我才不想读大学呢！不想读大学的理由一则是因为我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除了嫁在上海的姐姐，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我得多赚一些钱寄回去，为父母分担一点；二则是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国有体制下的大学，出不了人才，不值得我去为之奋斗。退一步说，就是读出来也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社会是个熔炉——熔炉的大学，它才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有用之才。要知道学识不再高低，关键还是要看对社会的作用与本事。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这话不错！但不是能改变所有人命运。”

没想到对方脸色会红润，说：“就凭你刚才这番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此工作，在这里干活简直是埋没了你的才气。”

我，再次付之一笑，但不再是贩卖冷笑。我说道：“我的老乡，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奋斗十八年，就是为了与一位企业老总面对面地喝杯咖啡。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成为这城市中无数小老板中的一个小老板，开着属于自己名下的公司和车子，与城市里人共享同样的阳光、空气、芳草地。我要让这座城市里的人正眼瞧着我，看我是怎样一个男人。到那时，我想我不再是这城市的幽灵，而是盘旋在城市上空的一只骄傲之鹰。这，就是我一个打工仔鲜活淋漓的志向。”

“好！深刻。”说这话的是未出名观察家，他说：“让我谈人生志向，还是免了罢！我现在工作没着落，哪有闲心雅致谈人生志向？各位若一定要我说，那我就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读给大家听，题目叫：‘把月38元工资还给我吧！’”


故事之七：

各位，你们好！我姓储，是个工薪簇。我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四百来元，不能与可能拿到四千元月薪俸的你们之比。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待岗在家工人，收入与你们不成比例。在这里不应该叫你们：“同志”。同志应该是工资收入基本相同的人，别称：“同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跟着工人阶级成分出身的父亲姓储，口袋里却储不起一点钱来。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种遗憾。当然我知道，姓储的不一定就是储蓄大户，如同姓金的并不一定就是金子缠身。那么我想说什么呢？

我，61年出生，八十年代初由职校毕业。记得刚踏上工作岗位，每月领取的基本工资是38元。实际到手是40元出头，其中包括车贴、加班费、2元钱的奖金等。38元工资我拿了一年，第二年基本工资转正为45元。

虽然38元钱工资只拿了一年，但我记忆犹新、铭心刻骨。为什么？这钱虽然不是很大，但够我日常交际与开销之用。除去每月10元钱的银行存款，我还能有较大的活络。如果我拿三元八毛钱上饭店，可以让朋友吃饱肚皮。用二毛钱，可以请客吃一碗味道叫绝的海鲜汤面。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是几分钱的事。无产阶级的电影院放映关于工人阶级内容的电影，从来就是不乱收费的。至于上学读书和生病治疗，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掏腰包。就是那住房困难问题，厂子里的领导也会想着法子给解决。虽然慢了一些节拍，但绝对不会让工人阶级代表因为没房子住而睡大街的可能。

我留恋38元工资，那是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过得踏实，在生存意识和安全保障上有一种幸福的优越感。虽然这日子过得有些清淡，不像今天这样缤纷华丽，但我根本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想做什么事，只要用心去追求，一定会实现。

为此，我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到本职岗位上，我真的相信师傅的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坚持不渝地做了一颗不锈钢材料制成的螺丝帽，固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四个现代化”在世纪末实现作灿烂贡献。

然而，我的灿烂表现并没有给企业发展带来灿烂一页。当改革大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本企业紧跟潮流，于一夜之间突然宣布改性质，变成私人承包了。厂子里的工人全部被强行买断工龄，然后再部分签合同回聘，进了与日本人合资的企业，成了小日本眼里的“兵”，而大部分人想做“兵”却不成，只能含着泪，拿着遣散费默不作声回家。

我不服！厂工会主席找我谈话。我说：“昏头了！主席。我问你，我们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吗？谁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在企业的整改中（我暂且叫‘整改’而不叫‘国有资产大流失’），有权作去与留的选择。如果你主席认为我的话说错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市长评理。”

厂工会主席忙说：“你不用下岗了，还是我下岗吧！”过了几天，主席回家了，厂区被铁丝圈一道道拦起来了，全厂就我及几位重病在身的人没买断工龄，拿着四百元的最低工资，在家待着，一直到退休。”

我留恋38元工资，那是因为我横竖想不通，有着几十年辉煌厂史的国有大企业怎么说倒闭就倒闭了呢？莫不是早就被蛀空、负债累累了？真的像郎咸平先生所说：“中国现有企业改革就这德性，理论荒谬。烂企业就象将要融化的冰棍，与其让它白白融化掉，还不如低价送人。”

38元工资，虽然数小，但我感觉到活得充实、快乐、亢奋，每夜有好梦陪伴。而如今，我拿的是四百元工资，味却苦涩，寸步难行，常常于半夜被噩梦惊醒。为此，我阉割了曾经留下的所有爱好，除非不用化钱的爱好。但这不用投入成本的爱好我至今没找到。我也被迫中断了不少交际往来。人生种种的快乐，以及臆想中的风流渐渐被我看淡。

其间，我试着去找过工作，曾经做过小区门卫、快递员，还做过私营企业里的剥线工、当过“为人民服务”的保险推销员。但由于我这颗“螺丝帽”不改村色，不能很好地转换角色，还以为自己就是从前的主人有着发言权，因而总是与老板在雇佣关系上争个不休。由此，没有一个单位容我时间待长，最短的只试做了二天，最长的也只是半年时间。原先我跟师傅学的手艺过于单一、落套，现在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师傅那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话真是把我这辈子害苦了。在新职业选择中，我居然一回回束手无策、无能无力。

谁都知道，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不会有稳定的收入。而录用单位情愿要年轻人也不要我们这种人。我们不是老油子，可人家老板就是喜欢往这方面去想。我们千对万对，就是年龄不对。年龄限制，这是哪门孙子捣鼓出来的录用标准。我们心里一百次地骂对方是孙子，而在对方面前居然屁不敢放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孙子还嫌不够，还要在“孙子”前面加一个字：“灰”。灰孙子。

人格呵！人格，一向以尊严为自豪的我，或者说与我同年代、有着相同命运的我们，居然为了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而在形形式式的小老板面前低三下四。即便是这样，狗屁小老板们还是挑三拣四，对我们横鼻子竖眼睛。我们犯了什么过错，非要这样作贱自己？以至于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以为这样才会好受一些？

每回，在人才市场，我们得到的总是讽刺与嘲笑的目光，或者是宛转的拒绝。我们是来找工作的，工作没找到，心境却变得疲劳不堪、焦虑不安。起先我们出门时还对家里人说，今天会有好运。后来干脆就不声不响地出门了。我们就像一只受伤的鸟在丛林中凄婉地鸣叫。太阳每天如可爱的甜饼出现，每天又如一枚破旧硬币悄然滚去。林子大了，什么声音都有，就是没有人注意受伤的我们在想些什么，叫些什么？

一次次希望过后便是一次次无奈的感叹。我们是小娘养的，对着那些要求苛刻老板，我们暗下决心地说：“早晚，我们也会做老板的！”可是，这注定只是春梦，我们没本钱从商。在我们智慧处于顶峰的时候，我们把人生的全部希望押宝在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里。我们曾经聪明能干，兢兢业业，我们在技术上不输给任何人。可是现在，大本营不见了，我们溃不成军。在商海面前，我们拱手相让，我们还在缅怀大本营里那段美好时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过于理想主义的悲剧表现。而这时，新生代们上来了，他们高叫道：“让你们抱着老去的理想主义在墙隅痛哭吧！我们的太阳正升起。”

我承认，我做人失败，做男人失败。我好想成家立业、繁殖后代。可又是谁让我坚守处男的堡垒，剥夺世界上另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做妻子的权力？我，又能拿什么资本来交换这个权力。我无奈，我只能埋头读书，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二十多年前，我曾也在舞台上高声唱道：《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二十多年后，我居然成了真正的无产者，除了一橱书，我一无所有，狗屁不是。

我怀念38元工资，其实就是怀念那段有着充足主人翁意识感的时代。岁月苍然过去，但我们的心没老。虽然月38元工资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家用电器可享受，特别是具有那么多频道的电视可看。但是，没有踏实平安的生活保障及安全感，有再多的现代电器又有什么用？

英国学者约翰.格雷在《人类幸福论》一书结尾时说得好：“目前的社会制度和它所追求的目的是最可悲地不相适应。它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它的结果则是使人们经常遭到贫困。”

故事之八：

现在轮到睡在未出名观察家下铺的退休企业老总讲了，他说：“刚才未出名观察家，不！储先生讲他在找寻工作时的那种艰难体会，让我深表同情。作为一个从企业老总位子上退来的我，想问储先生一声：‘你找过自身原因吗？’‘你想过要改变自己吗？’‘把月38元工资还给我’，这是对老毛那个时代变相怀念的一种奇怪现象；也是祈求通过怀念来反对或否定改革之策的倒退思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把那些不想要招聘你们的企业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本身就是一种不客观、不理智、不公平的表现。在我结交的一些私营老板中，他们创业也很不容易。择优录用、不给天下无能者以有能一试机会，这听起来很残酷。但铁就是铁，再怎么炼也不会变成钢。私营企业老板不是慈善机构老板，明知对方不行还硬给对方最后一试机会。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那只是俗话，现实社会，只有当你确实是人才，才会被对方高薪录用。

“私营企业老板为何不愿在企业内部投入一些资金，以培养符合企业自身需要的人才，却宁愿从外面高薪招聘通用型的人才呢？这里面有二方面原因：第一、现在人才流动性很大，企业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他却跳槽了。第二、有些私企老板，一直到年老，都无法使那些不求上进的人做点正经的工作；或者说，某些私企老板长久而耐心地想用以身作则方法来感动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的员工，但失败了。

“每一个工厂都会出现一种持续整顿的现象。即：公司负责人送走那些显然无法对公司有所贡献的员工，同时也吸引新的员工进来。不论业务怎么忙碌，这种整顿现象一直在公开进行着，但效果似乎不佳。只有当公司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之时，这种整顿才会出现较佳结果——那些不能胜任或者说才能不够的人，都会被无情摒弃在就业大门之外。只有最能干的人，才会被老板留下来。

“我认识一个脑子极灵活的青年人，他在创业方面没什么能力，却老是怀疑靠创业起步的老板会变着法子压榨剥削他。他不想跳槽；也不想好好工作。老板交给他每一项工作，从来没有拿出尽心尽力做好的态度，反过来总是在其他员工面前抱怨老板给他工资太少，见老板来到跟前又不敢喘大气。

“你们说，这种道德不健全的人与一个四肢不健全的人谁更值得同情？说起‘同情’，我们应该同情那些竭尽全力去经营一个大企业的老总，他们不会因为下班铃声响起而放下手头未完成的工作；他们因为争取使那些漠不关心、偷懒被动的员工改变往日陋习工作作风而日增白发；他们不想有因辞退员工而让劳动仲裁部门找上门来的麻烦；每夜入睡前，他们望着天花板，想着如何让‘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名言在企业内部开花。员工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老板这份努力与心血，或许他们将挨饿或无家可归。

“年青时，我也曾为温饱替人打过工；为生计而东奔西跑的滋味我完全有这个体会。贫穷不是好东西；贫穷也不是人生宝贵财富。它是折磨人之精神的一种鸦片，挥之不去、形影相随、人穷志短。故而，贫苦不值得媒体大力推介宣传。所谓贫穷能给人生带来涅磐，那是片面不实之见。不是所有的贫穷都能成为事业奋发的催化剂；也不是所有的成功需要用贫穷来垫底，离开贫穷创业史就不生辉。同样，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贪婪、专横，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也不是所有的员工都能怀一颗平衡之心在自己岗位上默默工作。

“我钦佩那些不论老板是否在办公室都会努力工作的人，这种人永远不会被企业解雇，也永远不必为要求加薪而消极怠工或罢工。一个企业，能够体现企业文明之本就是老板为焦心地寻找这类员工以及这类员工默不做声地配合所产生的那种相互体谅与理解的过程。这类员工不应他们没做老板而抹去他们的优秀，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某个城市、村庄、乡镇，或者某个办公室、商店、工厂，都会受到上司的欢迎。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不想当老板的男人不是女人眼里的好男人’，这是误导性的观点。正如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当老板的料；也不是所有当老板的事业都辉煌成功。

“明白这道理，那就先踏踏实实做人，然后再踏踏实实找工作。一个不思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愿改变自己的人，其心态不会好到哪儿去。心态不好，这世上便没好工作等着他。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试剂从一个玻璃容器倒进另一个玻璃容器，不会有质变。当下，社会在大变，我们每个人思维都必须跟着变，不能再把企业老板看作是榨取工人血汗的黑心资本家。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上铺那位，不要多心，我这是对事不对人。”

现在轮到韩忠耀讲了，他觉得难产，或者说有难言之语，不想讲。见此，未出名观察家马上说：“今天我替你讲一次，改天我不讲，让你讲两次。如何？”大家没意见，未出名观察家便开口了。
故事之九：

走过太久的艰难岁月，转过身来看，我发现自己丝毫没改变。想到此，我不由惭愧、悲哀、抽泣起来。
    
    是的！好大喜功、盲目乐观、一事无成，这就是我人生全部写真。令我沮丧的是：我在这样一个泥淖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痛定思痛，我觉得唯有清算，才能彻底改变我的性格和人生轨迹；让我早年刻骨铭心的夙志，如愿以偿地冉冉升起。

   “改变”，这两个字看似笔画简单，却在我心头蒙上厚实一层阴影，如同孕妇在分娩之时厮叫盘绕在我头顶上方。我知道，我若再不改变自己，那么等待我的必将是精神的毁灭。这与绞死有何区别？我宁愿死在别人为我精心策划的绞刑架上，而不愿死于自己给自己安排的绞刑架上。

    各位，我为何嚷着、高叫着非要改变我自己呢？在我眼里，现实世界与我内心所希冀得到的世界，其差距越来越大；更悲怆的是：我至今还虔诚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古典式的读书人来思考目前这个现实社会。这，势必使得我将成为一个唐吉诃德式的骑士。显然，以这种理性认识来武装自己，并企图战胜现实社会由变革而衍生的种种阻力与障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目前这个社会究竟在如何演绎呢？细细观察，不难发现，大多数人为了保住自己那么一丁点到手的利益而在拼命改变自己，这现象合理吗？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或许，大多数中国人还生活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层面上，一旦看到一丝利益之火在面前飘闪就拼命谋取，这无可非议。但问题是，这种名为公平竞争，实为勾心斗角地大肆占有资源网、不折手段地利用权力网为己谋利的竞争，其结果道出极不正常、极不公平的一面。

从目前种种事实来看，不富裕的穷人还是那样不富裕地生活着；而那些高官厚吏们，开始学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甚至置党纪国法、伦理道德而不顾，以出卖自己良心换得高官厚禄。如此，我若再不去除头脑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性东西，换上能够抗衡生活磨砺的真本领，果真是否真要被这时代无情淘汰？

    我想，当良心、道德成了事实羁绊绳索之时，任何“改变”都不应该是对事实的回避，而应该是让“良心”、“道德”赤裸裸地站出来，并调整到最符合法律的范畴内。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中国，法律条款其实不少，但法律的解释权常被“最高组织”派来的代表劫持。法律中的每一个条款，即便附有再多的释义，也逃不脱两个字：“至上”，“至上”就是“负责”意思。就是说，法律制定者从制定法律的第一天起，便将法律必须对“最高组织”绝对负责；必须让“最高组织”利益绝对至上，伟大地、光荣地、正确地写进条款里。故，草菅人命之事常有发生；而随着抗腐活动深入，例如，原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张昆桐；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副厅长郑道访；原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交通厅长，这些大人物纷纷落马（见2003年3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交通厅长纷纷落马发出警示”一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变”？是事实改变我，还是我来改变事实？这里，我觉得妓 女了不起，她们把自己肉体当作是改变自己处境、走出困惑与迷惘的最佳通道。任何把她们看成是下贱女人的人，都是虚伪之人。

    我还想，如果事实是一个嫖 客，那么我愿做一个妓 女—— 一个赤手空拳战胜嫖 客、驾驭嫖 客的妓 女。这个社会，能改变现实与命运的人物，就是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我若要成为英雄人物，就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变自己。

古诗云：“珠铅滴尽无心语，强把花枝冷笑看。”我想说：“长江轮上无心语，强把改变冷笑看。”这虽是我于沧海横流世界所发出的一种无奈呻吟；但也是我给所有企业大总小总们、或是退休没退休的领导们最铿锵的回答。下铺那位，不要多心，我这是对事不对人。


   见未出名观察家不说了，四眼便笑着开口了：“刚才两位说得很精彩，不过我感觉火药味好像浓了一点。让我来谈志向，我就说说我的个人爱好——收藏玉器的心得。”


故事之十：

玉器，老货值钱，新货没收藏价值。什么叫老货？它必须要有上百年历史，比如民国初期或清朝中晚期产的，市面上已很难觅到这货。现在古玩店里摆出的所谓老货，一百个中有一百个是后人仿作的，就连拍卖行出来的也以赝品居多。不懂行的千万不要碰，一碰就上当。现在制假者的制假手段相当高明，不是内行根本看不出来。

我是六年前开始涉足古玩的，专玩玉器，其它诸如字画一律不碰。我跟南京一位师傅学了十几天，之后又大量买了这方面资料书。我的鉴赏能力由此大大提高，目光跟着敏锐起来。一件东西好坏与真假，经我过目一看就能知道，这也是我多年摸索与领悟的结果。

当然，刚开始收藏时也有失误，买进一些看似老玉器，没想到却是赝品。记得有一回，化了一万元买回一对号称百年老手镯，经行家评估是假货，不值几钱。越想越气，于是把它送人了。后者时间玩长了，经验出来，自然老练起来。

我觉得想要玩玉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手头有宽松的现金；二、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三、有不断的领悟精神。好多人没这方面悟性，玩了几十年，买进的还是赝品，真是白玩了几十年。上次，上海大同中学一位老师让我去他家看他的藏品。我看了后就实话实说，没有一件是真品。我把不是真品的理由一一细说给他听，他听了当即傻掉了。

大家看！这是从我腰间裤带取下的两件老玉器。第一件名叫“吉庆有余”：两条鱼围着一个生肖动物；第一件叫“秋叶猫”：一只可爱小猫蹲在一张秋叶上。知道吗？这两件宝物少说也有二百年历史。我每天睡觉前要看上一眼，我感觉在与它们私语。它们是活的，能听懂我的话，我也分明感觉到它们想说二百年之前这宝物主人的故事。

收藏还有二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要让老婆支持。不了解可以，但不可以不支持。我的老婆起先一百个不同意我搞这方面收藏，天天与我作，作天作地的。那一回，我从外地带回一个象牙材料制作的饰品，那是我用一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带到南京西路上那家有名的涉外工艺品商店，店经理开口就表示愿以三千元钱收购。就一个星期功夫，能赚二千元，老婆在一边怎么也想不通，而我不愿意出手。我不愿意出手是因为我觉得，随着世界动物保护公约实施，象牙制品在市面上会越来越少，价格也会越走越高。

这第二点，就是要对中国玉器史有所了解，我有一个圈内朋友，因为不小心收进一只属于国家级保护的器件，然后又转手加价买给老外，结果事发，被公安以“集体参与走私、贩卖国家保护文物”罪名拘进去了。

自然，不是所有藏品都被我深藏不动，那样资金肯定周转不过来，无法做到以玉养玉。我处理掉的藏品一般都是一些事后感觉不满意的，但却是真真老货。我的鉴赏能力每上一个台阶，就要处理一批不称心的老货。我曾以一百元收进一件小挂件，放了没多久便以一千元卖掉了。这玉器买卖也有一个行情，开高了没人收，开低了自己吃亏。

我现在手中好货不少，都放在银行保险箱里，平时不随意拿出来让同行看，这叫‘秘不示人’。我曾叫人想把这些玉器拍成照，但不行，因为正宗老货在外表都有一层叫‘包浆’的成分，拍出来照片会略显模糊，必须专业级的摄影师才能做到。

各位，知道吗？乱世买黄金，盛世搞收藏。收藏玉器是最保值的投资。记得我刚开始接触玉器时，行内人对我说：“三年翻一翻”。现在我观察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翻。当然，前提必须是买进正宗老货，至于赝品嘛，就不值钱喽！

还有，平时我若出差到江浙一带，便会事先打电话给那些古玩铺主，问明玉戒数量与单价，然后过去“一枪”刮走。古玩交易，一百元叫一元，一千元叫十元。收藏古玩的人有一个怪脾气，你叫他请你吃饭、唱歌、洗桑拿，用上千把元绝对舍得，然而你叫他送你一件价值百元的玉器，他是无论如何不肯。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例外，这里面没有朋友情面可渗透。


四眼说到这里时，业余小说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地插上来说：“你这次去重庆，莫不是为收购玉器而去？”

“哪里！若是为收购玉器，早就飞机来飞机去了，哪会有这等闲心坐船？”

    十个故事讲完，已是傍晚，船还没修好。大家商定，明天讲情人、小 秘、二 奶等有关女人的故事。完毕，各自忙着给自己肚皮找填充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