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庄案二审辩护意见（最新版本，有新内容。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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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案二审辩护意见（最新版本，有新内容。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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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口头令其翻供）的视听资料不具备《刑事诉讼法》证据资格。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包括视听资料。”
辩护人出示的、公诉机关向重庆一中院提交的、龚刚模认识李庄以前向侦查机关的供述中白纸黑字的记载着龚刚模自称被敲诈的字句，这些口供在庭审宣读和质证时，公诉人均未提出异议。但一审判决无视龚刚模被敲诈的口供及被敲诈的字句，声称没有龚刚模被敲诈的内容。如此评判证据，无异于指鹿为马，欲定李罪，何患无辞。
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侦查机关夜间连续审讯嫌疑人，甚至对李庄这般熟悉《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律师尚且夜间2：34开始审讯且连续审讯40余小时，其间不准吃、喝、睡，已属变相肉刑或刑讯逼供，如此取证当然违法。
更重要的是，此类口供证明了侦查机关专案组的警察作证称：都是白天审讯，即夜间不审，每天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虚假的，但一审判决对这些矛盾一概回避，不予评判。
（4）一审判决以双重标准评判控辩双方证据。
一审判决对公诉人提供的文强等嫌疑人的口供的关联性不予否定，而对辩护人宣读的、公诉机关自己向重庆一中院提交的侦查机关取得的张孟军等人证实龚刚模不是涉黑团伙老大的口供却认定无关联性。须知，李庄正是发现张孟军等嫌犯证实龚刚模不是老大而龚刚模的口供又承认自己是老大的口供存在矛盾等严重的证据疑点，龚刚模的伤痕和自称被刑讯逼供，才建议龚刚模在开庭时大声承认自己被刑讯逼供并演示被吊的过程。这些证据的关联性就是证明李庄有合理怀疑的根据，李庄没有伪证、妨害作证的犯意。
（5）李庄会见龚刚模时现场监督的警察未曾发现李庄教唆龚刚模翻供。
李庄作为犯罪嫌疑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举证证明其有罪的义务应由指控机关来承担，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监督李庄会见的侦查人员应最清楚李庄有无指使龚刚模指认公安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或有无指使龚刚模进行翻供。而监督会见的侦查员未制止更未检举李庄言行失当，教唆翻供，事后刑侦机关也未进行调查取证，那么应当推定李庄的言行并无不当，即引诱其翻供的行为并不存在。否则不合情理。
（6）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一审认定：“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同年12月3日，在重庆五洲大酒店，李庄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被告人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同年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龚刚模及吴家友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所出证言只是显示李庄以动作、眨眼、眼神暗示龚刚模翻供、声称被刑讯逼供，而不是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但一审判决却歪曲证据认定李庄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吴家友等证人证言只是显示李庄询问吴家友能否找到审讯龚刚模的警察和看守所的狱医作证，而不是公开要求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吴家友证言还显示是吴家友自己推测李庄是想让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且吴家友和龚刚华等证人均证实，李庄未曾向吴家友支付分文用于贿买警察作证的款项。吴家友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之前收取龚刚华的75万元律师费是李庄完全不知道的。但一审却无视公诉人提供的上述证言之内容，承袭公诉人的观点，认定李庄有意贿买且已完成贿买警察作伪证的事实。
龚刚模在认识李庄之前自称被黑社会骨干成员樊奇杭、李明航等敲诈的口供是公诉机关向重庆一中院提供的，是由侦查机关录制的，龚刚模自称被敲诈的字句宣读过，公诉人对龚刚模供述被敲诈并无异议。
程琪对公诉机关出具的证言也承认龚刚模收到过被强行借钱的电话，但一审却无视来源于公诉机关的证据，已然认定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敲诈，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伪证言。
保利公司的工商注册档案已证实，龚刚模当然不是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保利公司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之前已向侦查机关作证，李庄申请此三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如实回答问题，此三人尚未答应出庭作证，更未出具证言，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李庄此种依法尽责的举证行为构成妨害作证。
一审如此认定事实，回避争议、任意取舍、自说自话，甚至不求自圆其说。
6、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性质存在的主要错误
（1）一审判决未查明和认定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
一审法庭首先应查明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如果龚刚模存在被刑讯逼供情形，则李庄就是根据《律师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职责，而提示龚刚模在庭审时推翻原在侦查阶段因各种原因和压力所做的不真实供述。如此李庄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基础即不复存在。
需要向二审法庭说明的是，关于发生刑讯逼供来自于龚刚模的自述，刑讯逼供的情节完整细致到有具体的时间阶段、地点、实施人姓名、情节、时间、实施期间曾制止刑讯逼供人的姓名和职务、治伤医生的姓氏、性别。其自述内容自然连贯，任何有判断力的律师甚至自然人，都很难怀疑这些情节是在有办案人员在场情况下，由于李庄的突然眨眼暗示而引起龚刚模突然起意的完整、连贯、有声有色的编造，除非龚刚模是故事大王。
有报道在此后龚刚模案的审理中，同案34名被告中实际还有多名被告声称受到类似的刑讯逼供。
实际辩护人在李庄案一审开庭前也已获知上述龚刚模陈述或编造的被刑讯逼供情节，但是出于本案已被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以及一审开庭有众多媒体旁听的原因，辩护人基于对重庆打黑除恶斗争整体大局负责等因素考虑，特别没有对此项证据进行举证也未对外披露相关情况。在二审阶段，辩护人也不准备披露，但将通过组织渠道向有关部门报告。
一审判决以“对质证意见的评判”取代认定是否发生刑讯逼供，以“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回避认定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太过轻率，如此实际忽略了关键事实。
尽管司法验伤报告不能直接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但其结论“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起码证明龚刚模左腕确有伤情，进而与龚刚模向李庄陈述“被吊打多日”情节及证据对应。李庄对发生刑讯逼供产生的合理怀疑，除根据龚刚模自述外，也因确实曾看到了伤情。
（2） 一审判决未查明认定李庄是故意伪造证据，还是因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陈述产生合理怀疑。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是故意犯罪，法庭应该查明认定李庄是否存在犯罪故意。
根据本案公诉机关证据，可以确定李庄会见龚刚模时的原话是：“从笔录看出刑讯逼供的现象”，进而询问龚刚模是否发生刑讯逼供，龚刚模关于受到刑讯逼供的陈述由此引起。
李庄的上述询问属于正常履行律师职责。龚刚模此前并不是早有黑社会打砸抢等恶劣行径的恶徒，打黑斗争前龚刚模有多年正当生意，其本人是企业主，甚至被商业界称为摩托车销售奇才，龚刚模突然由商业界的奇才转变为被称为“杀人生产队”的黑社会组织第一号案犯，其过程和原因是律师正常辩护中需要关注的。李庄是出于职业感觉和合理怀疑而进行询问，李庄没有故意伪造证据的动机，上述询问不构成威胁、引诱，更不构成教唆。李庄与龚刚模存在先问后答的关系，有关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全部是来自于龚刚模陈述，而不是李庄的编造。
要说明的是，在辩护人办理李庄案期间，获知龚刚模自述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情节和具体细节后，也自然产生了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辩护人由此联想推及李庄同样作为辩护律师，因为龚刚模具体、生动的陈述，还看到其手腕的伤痕，进而引发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怀疑，是正常合理的辩护人反应。
辩护人认为，李庄起码是因龚刚模自述或编造的刑讯逼供情节太具体和逼真，由此产生职业性的合理怀疑，进而试图查明事实真相，以获得相应的证明。由此李庄询问曾长期供职于公安部门的吴家友，能否寻找知情办案人员作证，也只是为了查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事实。
因此李庄的行为动机是出于职业性合理怀疑而试图求证，并无伪造证据的动机。而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一审判决未查明李庄并无伪造证据的故意，未查明李庄思想、言行均是出于合理怀疑的重要事实和情节。
（3） 一审判决对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的认定存在错误
李庄询问吴家友能否寻找知情警察作证的性质，与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的性质完全不同，也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有关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要件完全不同。
2009年12月16日经重庆办案机关特批中国青年报对吴家友的采访报道是：“11月下旬，我和李庄、龚云飞、马晓军几个人在大浪淘沙酒店的大厅商量，李庄让我找公安作假证，说看到或曾经对龚刚模实行过刑讯逼供。龚云飞跟我说，会花钱把事情摆平。我那时候就断然拒绝了。”
由此报道起码可以确定，表示“贿买”警察意思的主体并不是李庄，而是龚云飞。
而一审判决列示的公诉方证据21号吴家友证言，却对此节关键事实改变为，“李庄让他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或是看到龚刚模审讯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最好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警察来出庭作证，李庄说要是能找到警察出庭作证，花几百万元也可以。当时龚云飞也在场。他没有去找”。吴家友此时证言与此前对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的陈述有了微妙和关键的改变。
由于吴家友被重庆办案机关拘留，也未出庭作证，辩护人无法判断和设想吴家友在前后两次陈述中出现关键性变化，将表示“贿买警察”的主体由龚云飞变换为李庄的原因，但法庭有责任对吴家友前后矛盾的陈述进行判断。
可以确定的是，李庄在此节事实上，既未发生“威胁、引诱潜在警察证人”的结果，也没有行为，只有语言，李庄甚至都不可能接触潜在警察证人。此节事实不符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要件。
（4）一审判决对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不予采信，违反法律，违背情理
一审判决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证据资格，不予采信。
辩护人举证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的证明目的，是为证明龚刚模曾向中央电视台记者自述：是因李庄眨眼后，由其主动叙说被刑讯逼供。也是为反驳起诉书指控“李庄在看守所会见，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还是为证明有关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到底是李庄编造、伪造，还是龚刚模自述。
关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有数份侦查机关讯问龚刚模笔录，互相之间存在矛盾及不一致。如果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则通常由侦查人员所为，而龚刚模笔录均由侦查机关讯问获取，其因被羁押、即将被审判甚至将被处以重刑的原因，是否会有压力和顾虑，是否敢于如实供述有关被刑讯逼供的事实，实际存在重大疑问。
而中央电视台作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与可能的刑讯逼供完全无关。龚刚模对中央电视台的陈述，相对于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显然少有压力和顾虑。龚刚模在中央电视台的陈述可信度和证明力显然高于在侦查机关的不一致供述。
通过中央电视台录像，可以确定龚刚模的陈述是：李庄问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没有，龚刚模从李庄语气和眨眼认为有暗示，龚刚模因此说被打了，被吊了。实际李庄还由此获知了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时间阶段、地点、时间、人物名称、职务、曾经制止的人、治伤医生的姓氏、性别等极为具体的情节。而这些具体情节，如果不是龚刚模陈述，外人是无法获得甚至是无法想象和编造的。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属于规定的证据种类第七种的视听资料，中央电视台是经重庆办案部门特许合法采访摄录，录像具有合法性，录像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中央电视台记者作为采访记者，不会对龚刚模有压力，采访内容具有真实性。
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刑事诉讼证据应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具备“资格”。虽然该证据是中央电视台制作完成的，但是中央电视台并不是证据收集主体，该录像是由李庄辩护人收集整理作为讼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辩护人才是该视听证据的收集主体，作为辩护人当然具备收集证据的“主体资格”。
一审法院作出的该项判定，实际上是有意混淆概念，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与是否成为被法院采信的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可以经过庭审核实和认证，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内容不真实、不客观、甚至伪造，但是该录像作为辩护人收集提交的证据，其证据资格和属性不应被否认。本案一审此项判决认定，实际将辩护人收集证据的资格都剥夺了，如此，一审法院就免去了对该证据内容进行评议。
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接受媒体采访。重庆办案部门破例同意中央电视台对龚刚模进行采访，难道不是为了通过中央电视台告知全国观众有关李庄案事实真相吗？如果龚刚模陈述内容不真实，重庆办案部门会破例同意中央电视台采访和报道吗？
现在一审法庭裁决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证据资格，对有关录像内容证据不予认可，在如此严肃并被社会公知的案件中发生如此滑稽的认定，完全没有法律根据，违背情理，不可思议。辩护人甚至难以想象如此认定并理直气壮写入判决的动机究竟是为了使李庄案判成铁案，还是为了使铁案漏汤漏水。
一审判决认为中央电视台录像没有证据力，但对不断变换供述前后不一致的“黑社会老大”龚刚模最后供述的证明力深信不疑。龚刚模既然可以因辩护律师眨眼诱导而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故事，难道不能在办案机关的教育下编造另一个故事吗？
一审判决的决定者内心是否真实确信“黑社会老大”的可信度比中央电视台的更高吗？
（5）一审法庭应该特别查明，也有条件调取三次会见录像，查明李庄是否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但一审法庭因故未查明
首先、李庄会见龚刚模确有录像进行证据固定。
辩护人多次会见李庄时得知，以及李庄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会见龚刚模时确实进行录像，这也是李庄坚持向法庭申请调取录像的原因。
重庆有关部门向北京司法主管部门反映李庄情况，认为李庄违法、违规，要求其退出龚刚模案件时，也明确表示有会见录像为证。有关司法主管部门也是基于有录像为证的紧急反映而协调北京市康达律师所，律师所为配合重庆打黑除恶的大局，因此紧急做出李庄退出重庆案件代理的决定。
其次、一审法院有关李庄会见录像的调取和回复存在方向性错误
基于辩护人以及李庄均申请调取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一审法庭开庭前以“看守所答复仅有实时监看装置，但没有录音录像功能”回复。
但是一审法庭调取录像方向错误，搞错了录像摄制主体。李庄会见龚刚模录像是由监控李庄会见的侦查机关摄制，法庭本应向侦查机关调取，但调查中却去向可能没有录像功能的看守所调取。一审法庭搞错了录像主体。
再次、网上公开的重庆江北看守所营建及验收信息显示，重庆江北看守所拥有验收合格的适时录音录像功能的监控系统。故而，不存在法院调取不能的问题。
本案李庄在侦查机关人员在场监控甚至录像的会见情况下，是如何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是本案最为关键的事实。
李庄会见的全部过程既然已经录像，重庆市新闻门户网也正式通过“重庆警方披露涉黑案律师造假内幕”告知社会公众――对李庄三次会见被告“进行了当面证据固定”，则由法庭调取播放会见录像是本案最简单、最有效和最慎重的证明方式，做出判决也应依据录像内容确定相关的基础事实。
如果办案部门有“进行了当面证据固定”的三次会见录像但不提供，法庭也不调取，而仅仅以拒绝出庭人员的口供和证言对李庄定罪，实际是舍近求远，不合情理，如此审判会使李庄案的有罪判决面临重大争议。
如果办案部门拒绝提供会见录像，则法庭应该就此节事实进行判断，为何办案部门本有可以使法庭一目了然证明事实的录像但却拒绝提供？为什么案件最为关键的内容或事实却需要掩饰？
因为一审法庭调取录像主体错误，特此申请二审法庭向侦查机关调取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以确定李庄是否存在“眨眼暗示”、“诱导、唆使、教唆作伪证”。
二审法庭调取李庄三次会见的录像，查明相关事实是李庄案成为“铁案”的基本前提。
（6）龚刚模主动揭发李庄的事实存在矛盾和疑点，法庭应该查明但未查明和做出判断
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
以上认定与此前重庆市新闻门户网华龙网、中国青年报“重庆警方披露涉黑案律师造假内幕”所述事实存在显然的矛盾。
“重庆警方披露内幕”为：“涉黑‘老大’龚刚模自从与他的辩护律师李庄等人会见后，情绪反常，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尤其是12月4日与李庄第三次会面后，在看守所里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一句话，茶饭不思。为弄明原因，管教民警多次与其谈心，希望他摆正心态，调整情绪，正确对待即将开始的审判。几经辗转反侧，龚刚模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按响了舍房里的报警铃：‘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说！’”
法庭采信的公诉机关的30号证据（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民警2009年1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2009年12月10日，文强案专案组民警在看守所办理文强案提讯龚刚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