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薛兆丰：春运买票难根源在于火车票价过低 应充分提价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薛兆丰（资料图）

薛兆丰 美国西北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

十年前我开始撰文解释，要解决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唯一办法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十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整个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个对经济、传媒、舆论、政策等领域有兴趣的朋友深思。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很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均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症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系统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当然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不少人迁怒于铁路部门的垄断特性。我赞成铁路部门通过民营化来提高效率。然而，铁路部门是否民营化，与解决春运综合症的对策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等到铁路民营化了，才去解决春运困难。另一方面，铁路部门民营化后，春运票价是降是升，并不容易推测。目前政府是迫于压力，承担了春运的义务，才压低了火车票价。民营化后，铁路会不会意识到廉价客运根本不如货运赚钱，从而进一步减少客运容量，大幅提高客运服务档次，以致把客运变成豪华旅游呢？至少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既造福了其他人，又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

穷人怎么办？真关心穷人，就应该行善。不妨像盖茨那样，先通过自己的专长赚钱，然后购买提价后的火车票送给穷人。或者，尊重穷人的意愿，把钱送给穷人，让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再不然，就努力说服纳税人，让他们额外缴纳春运税，专门用于政府资助穷人买火车票回家过年。这些办法都符合自愿原则和人道精神，都能避免举国排队的浪费。

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是需求激增本身抬高了实际票价。这时候，如果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那么已经被需求抬高了的实际票价，与铁路系统的纸面定价之间，就出现了显著的差额。这个差额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路边有张钞票，不可能没人去捡。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恰恰没有正视这个根源，所以注定是无效的。

不幸的是，经过十多年讨论，出台的却是实名制。我们知道，实名制运用于航空，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既然实名制不增加运力，那么想靠它来解决买票难问题，消灭黄牛党，恢复火车站秩序，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当前试行的实名制，是允许他人代购车票的，但通过代购车票收取报酬，不正是黄牛党所为吗？实名制抑制黄牛党如何可能？讽刺的是，广州铁路决定人太多的时候就停止验票。这跟设计一款天太热就停止制冷的空调有何区别？这些简单的问题，在耗资亿元的实名制措施上马以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答案。当然，本来就不可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