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大血战-3

    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是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特别擅长打仗，又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坐山观虎斗。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历经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决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孟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著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交，又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和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乘夜悄悄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终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沟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到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覆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的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及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张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煦地洒进窗来。以逾花甲，面庞清□的陈伟先生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作者采访。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至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设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的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的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椿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椿，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大国之魂(10)

５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太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著，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个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困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甚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吃！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的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三师三○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吃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有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俄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的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著喝著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面，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到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像战场，像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来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多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日本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上甘岭》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日本鬼子精的很，他们的暗堡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暗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

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意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日本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著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孟开始，等著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俄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夫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

　　袁德均伤愈后参加了内战，一九五○年起义，同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革”曾被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