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键：尘凡多变敢求真——胡绳先生印象

尘凡多变敢求真——胡绳先生印象

陈铁健

一

    用作本文标题的这句七言诗，是胡绳80自寿诗中的一句。这句诗的诠释，有胡绳另一首四字诗所云“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更有他的坦率的直白：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

    胡绳生于1918年。1958年，毛泽东结束“政治思想革命”的反右派斗争，紧接着发动“大跃进”，大刮“共产”风。这一年，胡绳40岁。30年后的1987年，他终于走出矛盾和茫然。从40岁到70岁，是人的一生中最成熟最有活力的时期。如果没有这30年的困惑，以他的学养、学识，他会写出多少力作，贡献于中国学术殿堂，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然而，30年的茫然和困惑，并非全无积极意义。正是在遭受心灵煎熬的同时，经过自我反省，自我质疑，自我批评，走出长期的茫然和困惑之后，促成他大彻大悟，重新走向自信，达致晚年的觉醒。90年代后期，胡绳以“老遇明时倍旺神”，求真破惑叩问天命的思想境界，写出或留下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论著和谈话。这是他在吸收近20年间思想理论和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反复思索，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是他晚年以无私无畏的胆识，冲破种种障碍，重新回到良知心境，形成新的思想辉煌的一个里程碑。

    胡绳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十次谈话中，使人感到破疑解惑的是以下几点：

    ——“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

    ——“1927年后，中共总的趋势是‘左’”；

    ——“大规模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主义偏向是必然的”；

    ——“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

    ——“‘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恐怕与个人专断、独裁有关”；

    ——“工农、小资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

    ——对于历史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在内的60多人)的评价，等等。

    老实说，这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大书。十分可惜，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充分加以展开，全面加以阐述，没有写成他所期望的一本大而新的历史著作，他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对此书的构想，依然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史学遗产。当某种学科受制于“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受制于处处干预的权势操作，研究者充满不自信的自卑心态，固守早已过时早该否定的所谓“定论”，实行“隐恶扬善”，便成为某些研究机构领导人在学术与权力两难抉择中的必然选择。作为长期领导党史研究机构的重要负责人，胡绳经过数十年深思熟虑后所作的10次谈话，无疑突破了这些学科的陈规旧框，给予后来者以巨大鼓舞和深刻启示，使他们在茫然中看到了希望。

二

    作为后学晚辈，我与胡绳接触甚少，就记忆所及，大概有这样几次：

    ——1985年，他直接指导我和郑惠执笔起草杨尚昆在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1986年，我请他为一位篆刻家朋友所刻孙中山印谱题名，他欣然应允；

    ——1987年，为我写《论西路军》一文，胡绳特地召开一次通报西路军问题和处理拙文引起的小小风波的小型座谈会，丁伟志、丁守和、余绳武、徐宗勉和我都与会。面对当时二位大人物的严厉批示，胡绳主动承担责任，为我的违规操作开脱，指示采取“冷处理”办法。会前胡绳让丁伟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用电话通知我：“文章内容没有错误，只是不合时宜。不必紧张，也不要作检讨，说明一下写作情况就可以了。”会议开得很轻松，胡绳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位宽厚和善的长者。事后，我又收到徐向前办公室的电话，说徐帅非常赞成我的文章，如遇到困难，徐帅可以出面协调。这使我当时心绪平静如水，对胡、徐两公均感激不尽，并没有如不了解细情的某同志所说“作者与编者都很紧张”的事。

    ——1991年，胡绳通过郑惠赠我《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希望我写一篇评论，无论优点缺点都写，并邀我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座谈会。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那篇评论小文。

    ——在这前后，胡绳通过丁伟志、王庆成要我草拟一份关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机构的方案（我与李义彬曾在1984年向中国社科院党组提交一份关于筹建国史研究机构的报告，印在院办《要报》上，上报中央），后经王庆成等修改送呈胡绳。

    此外，他还关注我个人的住房，批示有关人员改善我的住房条件。

    胡绳的书和文，我读得不多。1966年初，拜读过他的《二千年间》一书及《方生未死之间》书中所收的文章。是黎澍开了一些书和文章目录让我找来读的。黎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你如果有兴趣帮助我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过要读大量前人和时人写的书。我答应了黎澍。随后，《历史研究》因发表《胡适吴晗通信评注》被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等“左派”抓住发难，近代史所“文革”之火点燃，读书和研究的事就全吹了。

    80年代，为撰写《瞿秋白传》，凡是评论瞿秋白的书文都找来看过。胡绳的《枣下论丛》（1962年出版）就是这时拜读的。受当时政治潮流的影响，胡绳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所写的评论就收在这本书里。后来，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瞿秋白研究课题时，评论过《枣下论丛》中瞿氏“晚节不终”之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胡绳对瞿秋白的评价后来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底他过长汀谒秋白墓，作诗云：“莫道书生非大器，怀霜诸夏尽沾巾”，则流露出对秋白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90年代，胡绳所写的论文，我大部认真读过，而且衷心感佩他的大智大勇，他的深刻清澈，他的以理服人的气度，他的娓娓道来的文风。那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长文，引起了围攻。为了打抱不平，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过一篇题为《幽深与清澈交融》的短论，回敬那些无端的批判。

三

    胡绳是中外驰名的资深学者，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官员，一身二任，两者时而契合，时而矛盾。但他本质上是书生，是学者，具有书生的真诚，学者的良知。在他身上，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独立思考，与人为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品格，始终支撑他的一生。他晚年的文章谈话的意义，远超文章与谈话本身，而在于它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在于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于它的不盲从旧说和定论，反对抱残守缺，独立思考，求真求新，勇于探索，开拓前进的精神。作为20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胡绳当之无愧。

    人文社会科学的厄运源于教条、迷信和盲从，而非源于怀疑、思索与创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希望，在于已经出现了一批像胡绳这样不再迷信，不再盲从，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大学者。他们以一种学者兼战士的姿态，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脱旧出新繁荣昌盛而贡献自己的毕生智慧，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将中国问题置于国际背景中进行研究，穷追深究，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以胡绳为代表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必将作为中国学术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载入20世纪史册。

    壬午春正元宵节前夕写于胡家园水南斋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