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创作前后

                      □ 窦春起　《电影艺术》 2007年第02期 

 

     提要:这部纪录片在当代中国纪录片中占有特殊位置。影片创作者违反“四人帮”禁令,把摄影机扛上了十里长街,记录了珍贵的历史内容。影片的上映受到“四人帮”的阻挠。本文作者作为这部纪录片的主创之一,目击了这部影片的摄制过程,并因为自己在这部纪录片中的创作,而与邓颖超同志有过一些交往……
        窦春起 1945 年生, 男, 播音指导。从20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长期从事影视片解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第五、六、七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20 世纪70 年代,大型文献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文革”后中国电影的一件大事。这部影片是在与“四人帮”的干扰、控制作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充分体现了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对周总理敬仰和怀念的深情。我有幸成为这部纪录片的解说,现将我所知道的该片创作前后披露于下。

一
       1976 年1 月9 日早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中,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播报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讣告,向全世界发布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于1 月8 日9 时57 分逝世的消息。这是1976 年这个多事之年向中国社会传递的第一个重大讯息。
        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直觉和责任告诉我,新影厂将要完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拍摄任务。我匆匆骑上自行车离家上班。从新街口厂宿舍到北太平庄,一路上我感到出奇的寂静。没有人高声说话,甚至连汽车的喇叭声都带着悲凉。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周总理的形象。
        1 月9 日上午,钱筱璋厂长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宣布成立悼念周总理影片摄制组,并且明确了分工。参加工作的编导们(有王映东、陈泽人、姜云川、应小英、屠椿年、张庆鸿、张孟起、王相武等)立即开始讨论影片提纲。第二天就完成了《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影片设想提要》。这份两页纸的《提要》,我至今还保存着。如果将《提要》与后来完成片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只有一天就完成的影片结构设想,与后来的完成片是完全一致的。《提要》原稿如下:
         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影片设想提要(草稿) 
         群山、雄鹰、苍松、波涛,三山五岳齐举哀,五湖四海同悲戚,痛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
        从澎湃、激越逐浪高的波涛中迭化出总理的遗像。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
        工农兵看讣告,人人悲泣,人人哀痛。举国同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工农兵学干各方面群众代表,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总理的遗体告别。
        总理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总理遗体推近。
        天安门警卫战士捧着国旗,表情肃穆,步伐沉重,徐徐步向天安门广场旗座前,在晨光照耀下升旗、下半旗。
        新华门下半旗,外交部下半旗,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半旗,为周恩来同志逝世志哀。
        劳动人民文化宫总理灵堂全推近,总理遗像。
        花圈。毛主席党中央送的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的花圈、各机关团体送的花圈,兄弟党、外交使团和使馆以及友好人士、外国专家、在京留学生等送的花圈。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半旗拉全,长长的群众队伍缓缓走进文化宫。
        工农兵群众进灵堂,向敬爱的周总理遗像默哀。要多拍工农兵群众的近景、特写,表现哀悼的深情。
        总理遗像推近,迭化总理生平照片、影片资料,缅怀周总理波澜壮阔的一生的光辉业绩。
        敬爱的周总理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并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和钦佩。马列主义兄弟党、驻华使团、外交官员、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周总理逝世,举世同悲。
         天安门下半旗,
        十五日追悼大会这天,北京各界观众的反映。全国各地群众的反映如纷纷前往总理故居,总理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凭吊等。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周恩来同志逝世。
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
        天安门下半旗,推近迭化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壮丽山河。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周恩来同志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万古长存,永放光辉!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新影厂上百位摄影师(包括全国各地记者站的摄影师们)几乎全部投入了工作。洗印车间做好了随时洗片、印片的准备,放映室不分昼夜可随时看样片。我被厂领导指定担任这部影片的解说,随后参加了几项重大的悼念活动。          10 日上午,我随摄制组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告别室是靠近医院后门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中央及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前来向周总理告别。在现场,我听说周总理的警卫秘书高振甫同志的爱人高秀英同志(曾是8341 部队驻新影厂宣传队的成员)痛哭不已,身体支持不住,被大家劝回去休息。我因为属于工作人员,走动起来比较方便。几次走近周总理的身边望着他,我感到周总理双目紧闭的神情是那么神圣。这就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身后留给我们的是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魅力。
         11 日下午,周总理的遗体火化要通过天安门前往八宝山。我和爱人抱着不满两岁的女儿赶到天安门。我们站在中山公园前停放的供拍摄用的发电车上,目睹了人民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目送周总理的灵车缓缓西行。这动人心魄的情景,记录在一个个珍贵的镜头中,后来成为悼念周总理影片中最为感人的部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人们提到这部影片就会说到那凛冽寒风中的十里长街。
         12 - 14 日,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14 日,我在吊唁大厅呆了一整天。看到从早到晚吊唁的人流从未间断。我看到,演奏哀乐的解放军军乐团的同志们坚持现场演奏,不用播放录音。由于工作时间太长,吹号的同志嘴都吹肿了。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北京饭店用餐。我走出文化宫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只见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松墙上系满了小白花,这碑山花海更引起人们巨大的悲痛和思念。这天晚上是文化宫吊唁活动的最后时刻,邓颖超同志来到吊唁大厅。她将总理的骨灰盒抱在怀里,面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深情地说:“我抱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大家表示感谢。”这是何等的感谢啊,话音刚落,大厅里哭声震天。我们目送着邓大姐走进总理生前的专车驶向大会堂。随后,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吊唁大厅,人们在寒冷的夜色中渐渐离去。我从一个花圈上摘下一朵白色的绢花,紧紧握在手里。
         就这样,一连几天,我随摄制组的同志们参加吊唁活动,和大家一起常常是噙着眼泪工作着。

二
         悼念周总理影片的摄制,采取边拍摄边编辑的方式进行,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按照悼念活动的不同场所,编导们分工各负责一部分内容。
        全厂各部门夜以继日,工作速度之快和质量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我记得,每洗印出一批样片,东楼放映室里人挤得满满的,有参加摄制的工作人员,也有厂里的其他同志,座位不够,不少人就席地而坐。大家含泪看样片,抽泣声不绝于耳,放映室成了怀念和悼念周总理的场所。
       为了把亿万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通过艺术的语言表达,真挚而生动地体现出来,我给自己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为了加深对影片内容的理解,我在参加一些悼念活动的同时,将那一段时间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国内外有关报道和文章剪下来,做了两大本剪报反复阅读,从国内外的反响中去理解。这两本剪报我至今还保存着。
        1 月26 日,影片开始混录。这时,影片已正式定名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最初录音的时候,我常常泪水涌出,以致有时看不清稿子。但是解说又是我的工作任务,我还要控制情绪,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好在大家都互相理解,混录中哪个环节出了毛病,或是不够理想,就重新再来一遍。大家没有任何怨言,每个人得到的只是鼓励。在我疲劳的时候,编导陈泽人给我送来在家里熬好的银耳汤,令我十分感动。我要感谢老录音师王绍曾,他高水平的艺术修养和录音技术,使我的解说创作意图和语言表达的特点得以较充分的发挥和体现。每天要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读上几万字,声音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
        说到悼念周总理的纪录片,不能不说到影片的解说词。解说词是由编导陈泽人同志执笔写成的,创作中吸取了多方面的素材和意见。解说词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色彩,文采洋溢,读起来朗朗上口,是纪录电影解说词中十分难得的佳作,为解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不妨照录几段于后,与大家共赏:
       泪水模糊了我们双眼,灵车隔断了我们的视线,敬爱的总理啊!我们多么想再看一看您,再看一看您哪!
       周总理啊,您在天安门前停一步吧,在这里,您和我们一起,一起欢度过多少个胜利的节日,此时此刻,您爽朗的笑声还回响在我们耳边,您炯炯的目光还在亲切地看着我们。
        灵车队,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心欲碎,八亿神州泪纷飞。
        红旗低垂,新华门前洒满泪,日理万机的总理啊,您今晚几时回?
        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
        一滴滴热泪洒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朵朵白花系在天安门前的苍松翠柏上。这就是人民的悼念啊,人民已经把总理的丰碑建造在自己的心上。
        为这部影片解说,我深感责任重大。影片备受全国人民瞩目,诵读影片的解说词就是人民对周总理深厚感情的抒发,同时,也是对解说词进行语言艺术的再创造,我全身心地投入解说创作。影片基本上是按照悼念活动的时间顺序编辑的,中间穿插了许多历史影片资料。如何把握影片解说的情绪和基调,重要的是如何寻找解说与画面相对应的分寸感。根据这个思路,我把解说词归纳为三种形态。一是“抒情”,如影片的开头、遗体告别、十里长街等场景。这些段落的解说词情感色彩十分浓烈,解说时可以在情绪上放得开一些,语势的起伏要大一些。二是“叙述”,如介绍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外地的悼念活动等。这些段落的解说词叙述性强,解说的情绪要内在深沉,语言的表达应是亲切的。三是“过场”,如报道悼念活动的时间、地点、程序和参加者等。这些段落的解说词在文字上没有什么修饰,基本上是新闻语言,只要求平稳清楚。纵观全篇,我确认“抒情”这一部分是解说重点处理的段落。这些段落处理好了,整部影片的解说就可以带起来。这样的归纳和分析,使我对解说的处理基本上有了底数。从结果来看,尽管影片解说艺术处理还不够理想,还有不少遗憾之处,但是,前面所说的设想和分析,对我成功地完成这一解说创作实践有很大的帮助。这部影片的解说,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认可。           由于受到当时我国政治生活变化的影响,影片的后期制作也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从1976年1 月26 日至1978 年12 月31 日的三年时间里,全片完整的录音共达7 次,首次录音是1 月26 日进录音棚对音效,直到晚上10 点。27、28 日两天完成了10 本影片的混录。28 日晚,有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进行审片。这次审片受到了某些人的所谓“活动是自发的,哭得太厉害,镜头太多”等指责。2 月7 日,影片长度从10 本调整到9 本,重新混录,一天完成。晚上,新影厂领导及时审看后,决定再次送审。可是,尽管全国人民急切盼望看到这部影片,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影片却不能早日与观众见面,经过两次完整混录的影片就被搁置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当年12 月又开始对影片进行修改,主要是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调整部分内容,如去掉“四人帮”等人的镜头。第三次录音是12 月7 日至13 日,其中11、12 两日未录音,实际用了5 天。第四次录音是18、19 日。第五次录音是22、23 日。第六次录音是25、26 日。26 日晚上,进驻文化部的负责人华山等到新影厂审查影片。因邓颖超同志提出把解说词中“您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改为“您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1977 年1 月3 日,再次进棚做了补录。至此,为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上映的影片终于完成了。
         但遗憾的是,在上映的这一版影片中,没有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镜头和声音,悼词是由我作为画外音代读的。直到1978 年12 月19 日、20 日(31 日补录部分内容) 对影片进行第7 次完整混录时才做修改,恢复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镜头和声音,这便是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最后保留的版本。

三
      1977 年1 月7 日,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影片首次与观众见面了。当天,新华社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上映”为题作了报道,指出影片的上映是“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带来的又一次胜利成果”。10 日,我国外交部为影片在全国公映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影片在全国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广大观众十分踊跃,几乎是家喻户晓。山东济南市从1 月6 日到16 日,只有一个拷贝11 天放映了200 场,观众达20 万人。从1月6 日到17 日,全国几家主要报纸发表了80 多篇评介文章,有的还刊登了解说词。我曾在平安里大街西口,看见群众把影片解说词写成大标语贴在墙上。
       不少观众当面或来信热情鼓励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人们(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知道我是为悼念周总理影片解说的,就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充溢着“以声会友”的亲切感。这部影片便成为我所解说的上千部(集)影视片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获得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佳纪录片奖。1980 年5 月25 日举行发奖大会。当老摄影师苏河清作为代表上台领奖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担任大会司仪的我,心情无比激动,因为我亲历了这部影片的摄制过程。几年当中,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为这部影片所倾注的情感和心血是何等凝重,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又是何等巨大,他们接受这激奋人心的掌声是当之无愧的。
        1985 年10 月25 日,我和总编辑赵化、编导何钟辛、姜紫芬等,带着由我解说的纪录片《抗日烽火》(影片后来获得第六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请邓颖超同志审看。傍晚,我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早在大厅内等候我们的邓大姐,亲切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当秘书赵炜向邓大姐介绍:“这就是给总理影片解说的窦春起”时,邓大姐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噢,春起,这名字好听。”她接着说:“你为恩来同志的影片解说,我感谢你。”我连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那天,看完《抗日烽火》,我们就与邓大姐告别,离开了西花厅。以后,我又两次受到邓大姐的接见,而且,老人家对我的工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四
      为了加大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宣传,作为新影厂副厂长,我主持举办了两届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展览周。第一届于1985 年8 月在长春一汽举行,第二届于1986 年9 月在上海举行。在筹备上海影展时,我通过新影厂参加拍摄中央领导同志影片资料的陆黎找到赵炜同志,请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大姐给影展题词。邓大姐欣然应允,很快就送来了两幅题词:“求真、求美、求新”,“愿新闻纪录电影更上一层楼”。9 月13 日,影展开幕式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行。当我们将题词展示在主席台上,并且,我特意说明这是邓大姐专门为本届影展题词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新影厂是国际新闻电影协会的成员。20 世纪80 年代,我曾三次率团参加了分别在委内瑞拉、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举行的该协会第30、31、34 届年会。而第32 届年会是1987 年9 月在中国召开的。参加中国年会的有17 个国家电影机构的代表。年会活动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协会部分负责人与参加第一届中国电影展的外宾,一起受到李鹏、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9 月15 日,邓大姐专门接见了出席年会的全体中外代表和工作人员。下午两点多,我们来到大会堂接见厅。赵炜同志告诉我,为了这次接见,邓大姐午前就过来了,在大会堂睡的午觉。我听了很感动,邓大姐对我们这样一个小型国际会议是如此认真和重视。将近3 点,邓大姐从休息室走出来。我赶紧上前向邓大姐简单介绍外宾的情况,她和蔼地看着我,边走边听。在与外宾一一握手后,大家围在邓大姐的周围聆听她的讲话。她讲道:“你们都是新闻纪录电影的专家,通过这次在北京举行的年会,大家可以交流好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方面。然后,可以通过这次会议,使各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大大地提高和发展。”邓大姐与大家一起照了相。邓大姐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给与会的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多次表示,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得到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关怀、支持是令人羡慕的。        我十分感谢邓大姐对这届年会活动的支持。合影照片印出来后,我托赵炜同志请邓大姐在照片上题字。据说,邓大姐考虑在一张集体合影上给我写什么话都不合适,于是在照片下沿上写了“春起同志 邓颖超”这样几个字。这是邓大姐给我的唯一的亲笔题字,我感到非常珍贵。
       1988 年,一部反映邓大姐人生经历、生活和工作的长纪录片《我们的邓大姐》完成了。影片获得当年广电部颁发的政府奖。这部影片的解说也是由我担任的,我记得是邓大姐和赵炜同志商量提议的。1989 年10 月4 日下午5 点,我们新影厂的几位领导靳敬一、赵化、张建华等和该影片的主创人员来到中南海看望邓大姐。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陈昊苏同志也赶来了。那天,邓大姐的情绪非常好,频频与大家照相留念,除了集体照,几乎每一个人都与邓大姐单独照了相,邓大姐特意围了一条花丝巾,照片的背景也选择在周总理与邓大姐合影的照片前。在我与邓大姐的合影中,可以看出我当时兴奋的情绪。邓大姐与大家交谈了很长时间。她说:“影片得奖了,是摄制组全体同志和你们厂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导演指导下的一个演员。你们的工作精神值得我学习,我向你们祝贺。”她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倾听观众的意见”。分别时,邓大姐把朝鲜领导人赠送给她的一篮苹果送给了我们。这次会见,邓大姐朴实的作风和谦逊的品格深深感动了每一个人。
      在我从新影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后的第二年,1992 年7 月11 日,88 岁的邓大姐溘然长逝。第二天,我与于蓝同志一起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吊唁。西花厅布置了灵堂,庄严肃穆。人们往来不绝,深深怀念这位伟大的老人。我们在邓大姐的遗像前三鞠躬,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此时,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邓大姐生前接见我们的情景。
        1998 年2 月19 日,应北京电视台的邀请,我参加了在保利剧院举行的“纪念周总理诞辰100 周年影视音乐诗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钟瑞同志一起,朗诵了柯岩同志的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休息室里,我又见到了高振甫同志,在我们深情地、长时间地紧紧握手时,我肯定他和我一样,会想起周总理和邓大姐,想起两部文献纪录片摄制的情景。
        我作为一名新闻纪录电影解说员,能够为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两位令世人景仰的伟人纪录片解说,是值得我引为欣慰和自豪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伟大品格和精神一直在鼓励和鞭策着我。

编者附录:
1976 年1 月28 日,新影厂摄制完成大型文献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治丧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审看影片。治丧委员会宣传组负责人抢先发表事先准备好的意见:一、影片编周恩来的历史资料够还是不够?这样用法是否好?用,也不能包括周恩来的一生,片子拉长了。二、纪念碑前群众悼念活动是中央安排中没有的,是群众自发的,不要用。三、哭得厉害的镜头要剪去或剪短,最好用不哭的。不久,又传来姚文元的意见:“这部影片不要着急,要慢慢来。”就这样,影片被无端扣压。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的1977 年1 月8 日,全国人民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部影片才在全国各地首次上映。。(见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6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