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6 18:26:46
第一章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2010-07-27 02:22

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美国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是美国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他于2003年上半年出版了这本《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他故意给这本书起了个挑衅性书名，并认为美国如果不是同萨达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样也一定如词典中解释的是一个“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并且具有不可预言的意向”的国家。世界上许多人认为布什总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还大。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开始像一个最无赖的国家……

第一章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


本书故意用了挑衅性书名。我得赶紧声明无意将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或其他残暴专制的政权等同看待。我一向乐于认为我国是个山巅之城，尽管有时阴天比晴天多。然而令我烦恼并促使我用这个书名的原因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包括美国许多老朋友在内开始看我们如果不是同萨达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样也一定如韦氏百科详解辞典中所说的是个“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并具有不可预言意向”的国家。果然今天(2003年2月24星期一)《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导说世界上许多人认为乔治·Ｗ·布什总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还大。这并不是关于该如何处理伊拉克争论最新发展的结果。

伦敦《卫报》报导：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开始像个最无赖的国家。布什的美国不领导国际社会而是一心要与国际社会对抗。它不做阳光灿烂的山巅之城……而是一个劲地发出民族主义的叫嚣“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忍着点”这话不是昨天报上写出的而是2001年春美国拒绝在关于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时说的。当时我在国外旅行，在一系列旅行中我采访了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发现外国正在疏远美国，其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

2001年9月21下午3点45当我准备踏上旅途最后一程时听到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四点钟航班的最后一次广播于是加快脚步。这是令人害怕的“红眼”出现以前下午最后一班飞机了。我很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想错过这一航班于是跑步赶上去，在波音777飞机正要关机舱门时挤进飞机。旅行中我到了东京新加坡雅加达和檀香山等地参加了一些有关全球化和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研讨会并进行了些采访。作为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我有时驻在国外，当从报刊上读到和听到说美国与其长期盟国的隔阂日益加大时不由得忧心忡忡。这次旅行并没完全消除我的担心。美国的形象在外国人眼里越来越丑恶。在亚洲如同过去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我听到对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对美国的恐惧，美国既不履行它自己公开声明的主张又与其他国家闹别扭。最近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宣布中国是“战略对手”，这一切行动引起人们对新冷战的担心。不仅如此，美国宣传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在许多亚洲人看来并不能对付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当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遭到灾难时美国的资金和银行毫不受损失地逃避了。有的人甚至开始认为全球化就是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我还听到人们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其证据就是美国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和友好国家几乎全都通过的情况下反对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在赶回家的路上我陷入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批评的深思。现在大家十分熟悉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将显著促进对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行为问题的思考。

就在我坐的飞机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时有两个来美国访问的普通人穆罕默德·阿塔和阿布杜勒·阿齐兹·奥马里从波士顿市米尔纳饭店出发，开车前往缅因州波特兰市南部的康福特假日旅馆。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号召对奥萨马·本·拉丹和一个名叫“基地”的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和侦察行动的国家安全指令正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办公桌上等待总统批准。我于9月11凌晨零点30分左右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后立即驾车回家。这时阿塔、奥马里和他们的哥们还在睡大觉。大约在上午9点15我抓起正在响铃的电话，心想这是我的助手索尼亚·哈里森来电话告诉我，她已为我预约了上午看病的医生。不错，是索尼亚，但她来电话不是因医生的事。她急促地命令说“快打开你的电视机”。看到突如其来的惊恐场面我一下不知所措，心想我精神错乱了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在受攻击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乔治·Ｗ·布什总统被问到“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问题中的“他们”指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人们所谓的“无赖国家”和布什后来所说的“邪恶轴心”。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却来自不同的更重要和更多的“他们”，这些人表现出的不是对我国的憎恨而是对我国的热爱。俄罗斯(我们长期的冷战对手)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白宫。他之后紧接着是中国(另一个与美国关系长期不好的国家)主席*。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很快飞往纽约，他是观察“零地带”(即灾难现场)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此后还有许多人来，当然他们是奉命行事甚至可能是故作外交姿态。但不能否认全球广大人民表达同情的诚意。从伦敦到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都淹没在人们献的鲜花丛中。在巴黎沿塞纳河悬挂的法国国旗均降了半旗。“世界报”以横贯全版的大字标题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攻击都不会引发出如此巨大的感伤情绪。仿佛全世界都像美国人一样感受到同样的无辜损失。尽管存在我所听到的各种批评，世界人民仍把美国看作是“山巅之城”而且所有“眼睛”都望着它，因为它有潜力，如果它愿意它就能像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能保证希望战胜畏惧。看来，如果世界人民渴望安全至少这个国家是安全的，它不怕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兴风作浪的恶人。所以全世界人民愿意与美国人一道哀悼并下决心不让这种灾难重演。这是对2001年“9·11”不幸的慰藉，它为美国及其友好国家消除过去的吹毛求疵、猜疑和不愉快提供了机会，用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圣经上的话说,大家“机缘相投”步调一致共同创建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并没变成现实。一年半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伊拉克没有完全履行联合国1441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和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该决议要求伊拉克交出证据并不是要求联合国核查人员走遍伊拉克沙漠去寻找证据。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要求安理会为维护自己的信誉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与联合国合作否则其政权将被摧毁。在鲍威尔发言后法国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接着发言，他要求派更多的核查人员并给他们更长的时间去沙漠中搜寻证据。在一片实际上是空前没有先例的并严格禁止的情感宣泄中观察员席上为德维尔潘热烈鼓掌。那个周末全世界有几百万人*示威反对战争和美国，他们打出的横幅标语将美国称为无赖国家。这样一来出现新开端的机会眼看着付之东流了。美国与别国不是“机缘相投”而是越来越疏远了，我们被别国怀疑我们也怀疑别国。我们在与世界闹别扭也与我们自己闹别扭。2003年春我国与盟国最新的争论是伊拉克问题，但疏远美国的根源则更深远，在萨达姆下台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试图向困惑而受伤害的美国人说明为什么全世界好像转而反美，同时也向外国人说明他们经常是怎样误解美国的良好动机的。当我冷静地评论美国时并不打算刺痛它。我在亚洲度过了一生中很长一段时光，可能比布什总统还厌恶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我不是法国社会党人也不是没有改造的上世纪60年代不吃不喝的美国花孩(嬉皮士的一种，常戴花，象征爱——译者著）。事实上我是个不适于写出本书的人。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保守僵硬的共和党人和超爱国主义者的反基督教家庭。中学毕业后上了斯沃思摩尔学院，为对付校园里势力很大的自由派(有人称其为准左倾分子)观念我加入了学院的保守派俱乐部，后来去日本留学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做一名外交官。我曾志愿报名去越南工作但却被派往荷兰，在美国驻海牙的大使馆里任负责维护美国越南政策的官员，我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甚至在其他许多保守派人士停止支持后我还继续长时间地支持它。接下来我先后在数个跨国公司中工作，以商人身份住在布鲁塞尔和东京，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1981年我参加了里根政府最后成了商业部长的顾问，在这个岗位上我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与日本签订了数起商务合同，此外还参加了各种其他的国际贸易谈判，期间获得了“贸易之鹰”的美名。后来我创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或叫“思想库”专门研究全球性问题。正是这些外事工作经验和研究工作使我对我国的前途深为忧虑。有时我不相信美国是魔鬼或者如同萨达姆一样的无赖。

美国好像是一股“恶浪”，它是一股逆潮流而动的强水流，使水手们惊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坏。美国是个巨大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对待别国向来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与冷漠相处这两种手段。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时，我们没看到自己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导下有时表现出的令人不快的行为。我担心在美国和其友好国家之间横亘着的危险鸿沟正在扩大，因为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担心和看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同时又认识不到我们有些行为在蔑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就在现在我们常常把对美国政策的批评看成是由于忌妒我们的成功和强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缘故。这肯定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全部。也许我们还应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理解和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的。在许多主要的担心中首先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将之看作是美国特色的“温和帝国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全球化即美国化问题，无论人们是拥护还是反对。能源使用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两个相关问题，各国对它们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国对外国原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从而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还有美国对主权、行动自由和军事优势的看法同样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诚然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不可忽视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热点。美国和中国将来互为朋友还是敌人仍是个问题。的确现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被越来越多提出来。冷战结束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国际关系好像起了变化，老朋友之间关系紧张而老对手之间相互却发现了以前被掩盖起来的亲和力。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社区的恶霸(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语)还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美国是山巅之城。2002年夏秋两季我再次访问了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地区14个国家的首都，与这些国家领导人讨论了上述问题。所到之处我都觉得美国故意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分离开来疏远其他国家，露骨地维护自己的霸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关系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美国对北约有很多批评，因为它的某些成员国不支持美国改变伊拉克政权的做法。但5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北约作为它安全战略的基石。“911”事件后北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引用了该条约的第５条。该条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所有缔约国应视其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并应支持在必要时所做出的军事反应。这一决定(考虑到目前美国对法德两国的行为不满，记住这条尤为重要)纵然是一致同意的但从技术上讲，非政府组织的恐怖行动根据北约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不能算是武装攻击。况且“9·11”事件后法国比利时英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不仅提议而且恳求允许它们派部队参加在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行动。然而五角大楼只同意英国派少量特种部队参加，对其他国家说“谢谢，不劳大驾了，没有盟国参加更方便一点我们还是自己单干好，需要时我们会请你们的”除了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之外美国这一单边主义表现引起全世界对美国做法的普遍反对。一位马来西亚最高领导人告诉我“照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与全世界为敌”美国人谈论“志愿者联合”、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战争总是与防止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的明确战略联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吓唬世界人民迫使他们考虑他们最好还是回到丛林中去或永远也不要离开那里。对美利坚帝国——或中国人称作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惧被“支持我们或不要介入”的花言巧语闹得更加严重，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鲍威尔的要挟性言论的部分原因。搞掉像萨达姆这样彻头彻尾的无赖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因为人们害怕萨达姆但更害怕美国。欧洲的长期领导人美国坚定的老朋友艾蒂安·达维隆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对我说“二次大战后美国全面强大，它用广泛划定自己国家利益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就吸引别国趁机照美国的办法划定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建立全球机制、公理和法律规范方面更是如此。现在美国又全面强大而世界再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塑，但这次美国没对任何人说它打算放弃半个世纪来所创建的机制转而去保卫美国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且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借口。另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三边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前世贸组织总裁彼德·苏瑟兰在另一次交谈中说“美国不再支持它曾大力提倡的多极化”另一个欧洲人前欧盟驻美国大使胡戈·佩曼指出“在国内，美国有很好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但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完全没准头，美国的钟摆可很快地从这边倒向那边，我们这些深受其影响的人根本没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受其影响。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因为美国的动机通常都是好的但其行动则经常被说成是愚昧无知、空想或追逐某种利益，它可能对我们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美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嘴上说的是*、*和自由贸易，其真正目的是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以满足它自己的短期利益或思想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几乎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投资。拿韩国来说美国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受了美国许多恩惠的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为从北朝鲜和*手中解放韩国人美国牺牲了36000人，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从多方面为韩国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近来美国把北朝鲜归入邪恶轴心停止了对北朝鲜承诺的粮食和电力援助，除非北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在保卫韩国。有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国人知道并感谢美国人为保卫他们所作的牺牲，但他们指出美国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大公无私，它是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美国利益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韩国人还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的好几届残酷的军人政权践踏韩国人民的权利华盛顿并没出面明确地反对。刚刚卸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由于多年遭受折磨和监禁至今行走困难。不错，美国军队今天仍面对着非军事区对面的北朝鲜军队，但同样不错的是美军很欣赏这种帝国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就在汉城市内，那里经常出事。美国兵经常出事故，一会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了韩国人一会骚扰韩国妇女或违犯韩国法律，美国人却很少被投入韩国监狱或在韩国法庭受审判。美国和韩国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国兵在执勤时犯法只有美国当局有权处理。原则上韩国当局对非执勤军人有制裁权但实际上这也受到严格限制。当美国企图破坏北朝鲜的稳定时韩国人明确指出，他们不希望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南方的“阳光政策”，该政策正努力构筑通向北方的桥梁以便达到渐变的目的。去年我拜访韩国一位顶级外交政策官员时他求我向华盛顿说明，韩国经受不住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我们不是西德”，他说“我们不能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吞并北朝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同样时好时坏。尽管通过合作对付“基地”组织——这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亮点，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的态度仍是模棱两可。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发展贸易与投资关系，其规模之大以至我国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美国投资的数百亿美元都流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我们企图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将它作为潜在威胁，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并声称要在世界上重新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以及中国决心要让它的国旗在台湾(它认为台湾是一个背叛的省)上空高高飘扬。美国人所以要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部分原因是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原因是在对待迅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上有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使美国搞导弹防御部署故意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十分暧昧。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放后，美国尽管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着亲密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在台湾近年来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政体，并声称准备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时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庞大的售台武器计划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我在亚洲旅行时发现这些举措为人们带来了更多不安而不是放心。几乎没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8枚弹道导弹、国防预算只相当美国十分之一的国家，在当前的任何时候企图或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确对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取代苏联的对手、企图把中国变成妖怪“把中国压下去”的做法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不是中国用军事基地包围美国或用间谍飞机经常在美国沿海地区飞行。他们还指出，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在美国工业界和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军事开支会延缓经济的发展。上海一位官员对我说“我们希望向美国卖东西而不是攻击它”。其他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在内都指出，主观想象的东西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硬把中国当敌人看那它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至于台湾问题许多亚洲人士都感到震惊的是，在小心翼翼维持了三十年“一个中国”政策后美国改变作为整个美中关系的基础的立场将会损害该地区的稳定。即使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独立也不太担心*入侵。实际上台湾人正在涌入大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已超过600亿美元。仅在上海市就有近50万台湾人定居。我采访的一些亚洲人惊奇地问道，是不是美国真的需要树立一个敌人。许多外国领导人还指出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其他缺陷：言行不一目中无人。他们指出1979年以前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几乎是看不见的，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在那建立了共产党傀儡政权，美国做出的反应是煽动*圣战组织起来反抗，为阿富汗游击队包括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打苏联人。苏联一撤出阿富汗美国人对阿富汗立即失去了兴趣，当塔利班强迫阿富汗妇女离开学校离开工作岗位并佩戴面纱时美国一言不发。现在美国又对阿富汗十分感兴趣。从这一角度讲美国是不可信的自私自利的不讲道德的。美国类似的口是心非还表现在全球化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如同它的地缘政治存在一样是抹杀不了的。在过去50年美国是全球化的设计大师，它鼓吹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利己主义、非条例化和相互依存。当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马来西亚的经济面临困难时美国及一些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贷款，条件是停止财政补贴和“任人惟亲的资本主义”。在与日本韩国和欧洲没完没了的谈判中美国官员坚持要终止对所谓的敏感物资进行保护和补贴并要求开放大米牛肉桔柑类水果及大量其他产品的市场。美国在鼓吹“贸易不是援助”时强调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发展和强大的最佳途径。2001年美国对进入美国的钢铁加征紧急关税使世界其他国家非常失望。甚至更无理的做法都被说成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声称钢铁是在进口倾销中遭受损失的敏感物资。全世界许多受到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威胁和要挟的人只能一笑了之。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农场报单显著提高了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补贴。在这里请看加征紧急关税和进行补贴对别国带来的后果，饱受危机折磨的巴西出口的近75％的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巴西人惊叹道：原来这就是“贸易不是援助”啊。墨西哥的情况更糟，尽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的限额使墨西哥大部分白糖根本进不了美国市场。现在墨西哥的糖业工人失业墨西哥软饮料的用糖已被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的甜玉米产品取代了。与贸易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一直是过去20年来大量谈判的课题。美国作为使世界气候变暖的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源一直是这些谈判中的关键角色。大家对气候变暖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可能的程度和影响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对此表示了谨慎的关注，但在讨论的问题没得出明确结论前反对规定数量指标。1992年美国保证按里奥条约采取措施延缓气候变暖但仍坚持超出协定规定的减少排放量的定额或特定指标。后来到2001年３月布什政府拒绝批准关于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从而退出了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切条约。这一行动虽在国内受到欢迎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遭到广泛谴责。大家特别指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仅因可能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就不愿与其他国家一道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办法来延缓严重的环境恶化。2001年6月14布什总统前往瑞典哥德堡参加与欧盟15国元首的会面，在当地受到数百名示威者的抗议，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代表欧洲领导人对记者讲话时说，美国正在推行一条“可能危害环境的错误政策”。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任何问题上的隔阂都没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隔阂那么大。对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亲密朋友和盟国。千百万美国人作为旅游者到过以色列，数十万美国人——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原来就住在那里或有朋友和亲戚住在那里。对许多犹太裔和信基督教的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地方。美国许多科技公司在以色列的尖端工厂有大量投资。近40年来美国是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保护国和财政支持国。不仅如此，“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把以色列人反对恐怖分子自杀性爆炸的斗争看作如同它自己反对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样重要。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的*，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取代已当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即亚西尔·阿拉法特)，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然而美国的一些盟国却表示，根据他们对*的理解，他们应当在必要时与巴勒斯坦人民选举出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内的任何领导人打交道。其他国家尽管也谴责自杀性爆炸但同时指出，巴勒斯坦人遭受了近40年的占领，在过去10年中以色列在占领区的定居点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增加。许多人讲，这就招致了一种普遍的内心不满。有些人还将此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美国拓荒者建立定居点时美国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做法相比较。

2002年夏天一些外国领导人在与我交谈中强调说，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却只字不提以色列定居点问题，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会起反作用的。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它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更大范畴。在最近去东南亚旅行期间我发现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态度在迅速地走向激进。战略上重要的和传统上是自由*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与中东有重要的联系。几乎没有哪次交谈能避开巴以纠纷。每天晚上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一起出席鼓舞士气的*和以色列人用美国武器攻打巴勒斯坦目标。结果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得出结论说，美国自己在攻打*。在欧洲形势不那么感情化，然而巴黎一位外交官对我说：在法国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看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在让我国政府拿安全去冒险”。有些国家其中许多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在一个接一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几乎完全与美国的观点相反。他们是傻子？是懦夫？是*分子？真要那样倒好了。可事实却是我们常常的和大家合不来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经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自身块头太大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别人，还因为我们很强大使我们觉得我们的标准或我们的观点是主导全球的或是应当主导全球。因此眼界狭隘，抱着英里、英寸和华氏温度不放，而世界其他国家早就采用了更简便的度量公制。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太强大了，世界其他国家惟美国马头是瞻结果就使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世界其他国家小心谨慎地看待美国并重视美国的观点，而美国人却经常觉察不到世界上还有其他观点存在即使觉察到了也不在意。

最使外国人受刺激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我们有意识的政策决定而是隐藏在政策背后的东西。而且正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我们的使命感和自以为是使我们很难听进别人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认真听因为我们没这个需要，我们一向认为没有谁有许多值得对我们讲的东西。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不告诉我们会令人不愉快的真情，因为害怕惹恼我们。我们是何等的闭目塞听，只要看一下2002年由“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性大规模民意测验的结果便一目了然。这一结果证实了我在旅行和采访中所听到的东西，形象地说那就是，对美国抱有良好印象的大水库依然存在只是其中的水浅多了。具体说有两点发现对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十分重要。当问到美国在制订政策时是否考虑到别国时，75％的美国人说“是”，而在几乎每个其他国家大多数人却说“不”。第二个问题是要求被询问者给出他们对美国人作为一个人的看法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看法。答案表明，对美国人的看法比对美国的看法好一点。例如在约旦25％的被询问者对美国的看法较好，53％的人说他们喜欢美国人。在整个中东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与此类似。这似乎说明外国人比较喜欢美国人而不大喜欢美国的所作所为。所以每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用意高尚时我们就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911”攻击事件是个最好的例子。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大侦探去从周围的蛛丝马迹甚至是摆在国家安全顾问办公桌上的材料推论出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有我们也听不进别人意见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应听别人的意见。或者拿越南来讲，法国人在我们之前遭到惨败但他们是法国人。

在二次大战中他们在德国进攻面前失利后不是没有放弃吗？此外我们并不打算重建什么帝国。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们是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而战并企图阻止失败的多米诺效应。这里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明白民族主义和独立是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大家本应当明白这一点，但因为我们不关心它所以也不明白。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在日本攻读研究生时有亲身体验。我学了两年日语成绩尽管不是顶尖但也不错。有一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我用日语询问问讯室服务员一个问题。她用英语回答说她只能讲几句英语所以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转向我的中国夫人(她不会说日语）告诉她对服务员说些什么。当我夫人用日语重复我刚才的问题时服务员立即用日语作了回答，给了我们所要的信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该服务员知道外国人不会说日语，于是当不像日本人的人说她的母语时她就听不懂了。

同样的道理，我们美国人常常对某些事情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处境之中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错的别的国家一贯正确。就拿京都议定书来说我们本可以拿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布什政府的立场，然而我们不是说明自己的观点或甚至承认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而是企图发号施令，这常常坏了我们的事，即使我们有正确的理由也是枉然。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我们的单边主义做法可能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在修改后的协定上签字，而这个协定现在看来是完全可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如伊拉克和反恐问题——寻求支持与合作的努力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正因为不可避免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即我们必须采取单边行动我们才应该矫枉过正，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多边行动，以便将我们不能避免的阻力减至最小程度。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想法反正他们也不能伤害我们。这正是问题所在。他们能伤害我们，办法多的是：例如，在提供有关恐怖活动的情报方面不合作，不为美国的远征部队提供中转设施或飞越领空的权利，或抵制美国货抑或推销其代替品。实际情况是世界变得如此之小和如此之危险，美国完全不能忽视自己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情况，或者误解别国的作用。里根总统重复约翰·温思罗普的理念说：现在是清醒的时候了，要像别人看我们那样来认识我们自己并要做出决定，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还是希望成为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人。您在阅读以后各章时要记住，所做出的选择不仅对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对美国自己及对维护我国的驻外使馆在“911”事件后淹没在鲜花丛中的那种理想有何意义。还请记住第二点，也是温思罗普训诫中常常难以说出口的话“如果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对上帝不诚实，上帝就会撤销它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新闻报导的题材就会嗅名远扬。我们将会给敌人以口实让它诽谤上帝和所有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将会使许多上帝的信徒丢脸，使他们的祈祷语句成为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无地自容。
第一章 谁在与世界作对，与自己作对 第二章 不被人承认的帝国（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第三章 美国的花招（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第四章 燃料告缺（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转贴]与天作对 能有什么好结果 究竟是谁在跟政府作对? 究竟是谁在跟政府作对? 别和老板作对 吟诗作对必看 吟诗作对必看啊 别和老板作对 吟诗作对必看！！ 吟诗作对必看a 社论：“风水门”：究竟是谁在跟政府作对(南方都市报 2010-10-16) 认识世界与自己 驳和美国作对有什么好处 朝鲜肉搏美国，台上“作对”台下“做爱” 姐夫嬉小姨吟诗作对300首 姐夫嬉小姨吟诗作对300首 书记称和政府作对就是恶 原来“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吗？ 徐林林：“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吗？ 邵建：“跟政府作对就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