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 彭珮云　《百年潮》 2006年第02期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宋硕、陆平、彭珮云。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将这张大字报的影印件送给了当时在南方的毛主席。6月1日,毛主席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近年来,有些人发表文章,认为这张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是出于少数教师的自发行动,而不是康生、曹轶欧等人所指使。对此,北大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斗的老同志反映强烈。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经过,侧重介绍“文化大革命”前夕北大的一些情况。

社教运动和北大党内矛盾
       事情得从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起。1964年,社教运动已经在农村普遍开展,而城市尚处在试点阶段。可能是为了推动城市社教运动深入开展,1964年7月,中央宣传部选择北大作为试点单位,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北大。组长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我原本在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任大学组组长,长期担任联系北大党委的联络员,这时被派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组织关系暂时转到北大,但在行政上仍然是市委的干部。
        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调查组显然也是带着“左”的思想框框来的。1964年8月29日,调查组写了“一号报告”。“一号报告”说: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教学和科研领域。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抓。结论是:北大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根据”主要是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干部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况。当时北大校、系两级的领导干部中,多数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部分是解放初入党的党员。他们的家庭出身一般不好,因为在那时有钱才能上大学。也有个别干部有个人历史问题,比如曾参加过三青团之类的反动组织。调查组就根据这些夸大说北大干部大都是出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汉奸、大特务家庭。他们根本不去研究干部的具体情况,考察他们是否在入党时已向党交代了历史问题、是否已和家庭划清了界限。
        张磐石把报告递给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陆定一同志又将报告送给了彭真同志。当时彭真同志既是北京的市委书记,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看了报告以后,没有对内容作评价,只是说,你们应该去系统地研究一下。他说,这些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党政干部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是复杂的,参加革命以后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其中也会有坏人、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虽然参加了革命,但是与反动阶级政治思想界限不清楚或者不完全清楚。他还说,估计其他学校情况大概也差不多。彭真同志建议调查组再作调查,慎重研究,弄清楚北大领导干部的政治面貌。解放后,北大党委一直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市委对北大干部的情况和成长过程比较了解,心中有数。为进一步弄清情况,当时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刘仁同志指示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组织一些人,重新查看北大干部的档案,把问题弄清楚。
        调查组当时并没有按彭真同志的意见去做,没有做什么调查,就开始发起斗争了。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找人谈话,动员一些人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10月21日,调查组搞了一个《关于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的初步计划》,声称要搞清学校各级组织的领导权究竟是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在无产阶级手里,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11月,中央宣传部从全国各个大区抽调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任命了五人领导小组,张磐石任组长、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工作队人数一度达到260人,其中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多是从外地调来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加。 
         从11月开始,陆平和校党委就挨批斗了。我当时36岁,在党内第一次被批斗。斗争动辄上纲上线,弄得谁也不敢同我说话,真让人受不了。党委被夺权,由工作队来领导全校工作。工作队公开点陆平和我的名,说我们对抗工作队,搞阴谋活动,破坏社教运动。我的行政关系还在市委,经常要向市委汇报北大的情况,也把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的意见带回北大。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宋硕曾经抱怨说:“斗我们这些小干部干嘛?”实际上调查组是想“追根子”,要追出谁在给我们撑腰。在他们看来,这个根子就是北京市委。 
      11月29日,调查组和工作队又写了“二号报告”,提出北大党委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斗争进一步加剧。7个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斗了5个;20个系总支书记,斗了18个。本来校党委、各系党总支的成员都是一起工作、集体决策,现在却被人为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重组的革命队伍的成员,一部分成了“反革命”。还有一些党员系主任和党员教授以及一些中层干部都不同程度地被批斗。1965年1月11日,张磐石在全体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整个北大,从校到系,20条战线(指20个党总支——笔者注),已经被团团包围起来,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在斗争的烈火下,牛鬼蛇神开始退却,有些顽固集团开始分化。”他鼓励大家乘胜前进,而且特别强调:斗,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机会主义。工作队还专门编了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同志有关作战方针的文章,完全把被批判的同志当做敌人。他们在全校找了几百个积极分子,人为地把党员队伍一分为二,一部分人拉出来作为依靠对象,动员他们来揭发、批判另一部分人。例如技术物理系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对放射性元素的防护措施比较差,好多人受到影响,其中有家庭出身好的,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但是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就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为阶级报复,认为这是在有意识地伤害工农干部,所以相关的同志就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敌人。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现在看来,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使得很多个人恩怨、干部任免、是非争议、工作分歧等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在运动中牵扯到了一起,导致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出现了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的状况,造成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       我当时虽然挨斗,但还允许星期六晚上回家。回到城里我就找宋硕同志汇报北大的情况。我们觉得工作队的报告是“唯成分论”,市委也不同意工作队“左”的做法。

彭真与两次国际饭店会议
       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现在看来,“二十三条”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由于要纠正过左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二十三条”也提出要正确地估计形势,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反对粗暴斗争,对干部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要把搞好生产作为检验运动的一条重要标准等正确思想。
        彭真和北京市委认真贯彻“二十三条”。1月23日至24日,市委召开了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会议。陆平和我都参加了,并发了言。我讲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陆平也对社教运动提了意见。会后,我们的意见被送到了中央。张磐石得知我们在市委会议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在会上当着领导的面也说要听取我们的意见,会后却发动人指责我们反攻倒算,继续坚持他的错误,不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因此,北大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一时难以纠正。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陆定一同志汇报文教部门社教运动试点的情况,会上专门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的问题。张磐石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讨论,邓小平同志讲了几点意见,大意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北大社教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缺点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这个问题不只是北大有,中央要承担责任(彭真在发言中也说,前一段的问题主要由中央负责);二是对北大的情况估计错误,当做“烂掉了”的单位去搞运动,以夺权问题对待,这是一个错误;三是斗争方式有严惩的毛病。邓小平同志还说,运动搞了几个月,也没有落脚到教学上。今后运动要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办事。根据彭真的提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决定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分别召开工作队干部会和北大干部会,用“二十三条”统一思想,解决“顶牛”问题,迅速扭转局面,共同搞好社教运动。彭真还特别交代北大党委不要先批评工作队,应该就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作自我批评,要维护团结。
3月5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北大全体工作队员会议,也吸收北大党委常委参加。陆定一同志讲话,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讲解了“二十三条”,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检查前一段的北大社教运动,并宣布将北大社教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
         3月9日至19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会,学习贯彻“二十三条”。万里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要求大家总结工作,统一思想,受批判的人和批判别人的人,都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张磐石虽然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但他就是不认错,也不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精神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这时,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常溪萍实在看不过去,就给党中央写信,谈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希望上级派人来检查。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是一位很好的老同志。邓小平和彭真都对他的信做过批示。中央办公厅派人找常溪萍谈话。常溪萍列举事实,反映张磐石对“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错误态度和做法,一是搞家长制,没有民主作风,独断专行;二是太左了,把北大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把一些正确意见当成右倾错误。后来因为这件事,常溪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3月19日,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张子意给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作报告,着重指出前一阶段运动中间的缺点错误,批评“二十三条”发出以后,工作队无声无息。这个报告把道理讲得很充分。
        4月2日,中央宣传部又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检查、总结北大社教工作的问题。会议一直开到4月6日。接着中央宣传部又召开了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系主要领导干部也参加了。陆定一、张子意等同志讲了话,对工作队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会上陆定一同志宣布撤销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许立群任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并宣布增加常溪萍为北大社教运动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由八人增加到九人,许立群任组长。        新的工作队领导对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些善后处理,北大党委也能抓教学工作了,但是党内还有思想分歧,不能团结。彭真认为,如果要想北大社教运动继续进行,取得较好的结果,必须在北大党员当中进行一次整风教育,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清理思想、分清是非,实现新的团结,否则北大今后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北大社教运动对其他高等学校的影响也不好澄清。
         6月29日,彭真亲自向北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工作队队员作了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精神是动员党员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进行整风,要自觉革命,分清大是大非,增强党性,加强团结,把北大办得更好。针对当时一些人的思想,彭真专门讲了增强党性,正确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批评了那些在个人小事上“纠缠不休、滔滔不绝的争论爱好者”。
         7月下旬,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联合发出通知,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校系主要干部及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由原社教运动九人领导小组成员加上三个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会议领导小组,许立群任组长,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任副组长。
        7月29日开始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参加的有250多人。我们先是学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关于增强党性、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的指示。继而,校党委、系总支负责人带头清理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绝大多数单位同志之间的隔阂有所消除,团结也有所恢复,基本上达到了整风的目的。9月4日,会议就基本结束了。只剩下三个系,即经济系、技术物理系、哲学系。技术物理系、经济系的会多开了一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最后只剩下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分歧很大,问题也很多,一直开到1966年1月,矛盾没有解决,会议领导小组认为再僵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就宣告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结束。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说成是长达7个月之久、围攻革命派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实际上,1965年9月4日大部分人就走了,技术物理系和经济系开会时间稍长一点,只有哲学系一直拖到1966年1月。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主旨是要求大家自我批评,增强团结,消除隔阂,共同把北大办好。这些指导思想,都是彭真同志亲自提出的。现在看来,彭真同志1965年6月29日报告里讲的道理,基本上是对的。虽然受当时“左”的影响,他也说到要检查两条道路的问题;但是对党内斗争应该怎么做,同志之间应该怎样对待批评,会议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批评了“唯成分论”的错误。对于始终不进行自我批评的聂元梓也没有任何处分。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彭真同志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来抓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呢?正如他在报告里所讲的,如果不纠正前一段的错误,全国高等学校都照这个办法去搞,怎么办?如果北大是个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如果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当时,北大搞社教,北京市的大学都很紧张,整天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岌岌自危,因为执行的都是一样的路线,做的工作也差不多,干部的家庭出身也相近。
        近年来一些人的文章根据“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某些署名者的说法,说哲学系出现一些积极分子并非突然,大字报是在基层党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少数教师自发写的。但是这些人一直没有讲当时党内发生了什么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他们在矛盾的漩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是说因为党内有矛盾,对领导不满,所以写大字报。实际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教运动讲得很明确。这个运动就是在“左”的错误影响之下搞的。党内同志间是有一些意见,但根本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敌我矛盾。哲学系的同志在社教运动最后思想也统一不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少数人又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这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前北大的背景。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关于“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的经过,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里面讲得很明确,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他和妻子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出来的。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同志写过一篇文章,叫《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在《百年潮》2001年第9期上发表了,列举了大量材料,把到底为什么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出来的,讲得很清楚。因此,对这个问题,我只是简略地说说。
        1966年5月中旬,我带着历史系的一些学生在北大昌平分校搞半工半读的试点。曹轶欧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前几天带着一个调查组匆匆忙忙赶到北大。这时北京市委机关已经出现了揭发批判市委领导的大字报。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已经知道毛主席想自下而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处心积虑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他抓住北大一些人对于“二十三条”发出以后纠“左”的不满,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想通过北大的运动整北京市委,最后斗倒刘少奇、邓小平。曹轶欧调查组进入北大以后多次跟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讲,就是要从北大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讲,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哪些阴谋”。
        康生、曹轶欧是通过张恩慈了解北大情况的。张恩慈原来是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在社教运动中是积极分子,1965年7月被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去以后,张恩慈通过曹轶欧向康生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情况。我觉得,康生之所以选择北大作为突破口,当然首先因为北大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同时和北大社教运动遗留的问题有很大关系。康生通过张恩慈对此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就派调查组到北大来了。
         曹轶欧调查组的意图很明显。一到北大,我们就感到他们是来整我们的。曹轶欧找陆平谈话。陆平要求向她汇报工作,她根本不听,打个招呼就走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他们不住,却住在西颐宾馆,背着北大党委进行反对陆平和校党委的秘密活动。曹轶欧还到处打听我,问彭珮云到哪里去了?打听到我在北大昌平分校后,曹轶欧就派张恩慈带着两个人专门去昌平分校搜集我的材料,但不找我谈话。曹轶欧还曾去鼓动陈守一同志。陈守一当时是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负责学术批判,资格很老,影响也比聂元梓要大。因此,曹轶欧就两次动员他揭发陆平,并说,往上揭,没你的事,你揭了就没有你的责任了。但陈守一严词拒绝。她鼓惑不了陈守一,只好去找聂元梓。
关于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据我在“文化大革命”后了解到的情况,证据是充分的,主要是三条: 
         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自白。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1966年5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阅注：这是康生在与周恩来、江青一起接见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时的讲话，当时出现了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组织炮打揭露康生的公告，康的讲话宗旨主要是表白一些事情。相关段落是：“关于我爱人的问题，是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二是刘仰峤1979年7月16日提供的情况。刘仰峤是教育部副部长,他曾跟曹轶欧一块去北大,也是调查组的一位负责人。他说:“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按曹讲的方针干的,都是在曹具体指使下进行的。”刘的结论是:“大字报的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三是大字报执笔人杨克明1967年写给戚本禹和江青的信,以及1978年大字报署名者写的揭发材料。杨克明1967年7月写的《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专题报告称：“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带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情况是这样:“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材料还少得了,上面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杨克明在1978年6月写的材料里还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有的人现在却又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显然,前后矛盾嘛!事实就是事实,想抹掉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宋硕讲话。宋硕讲话实际上是在北京市各校党委书记会上传达华北局指示的内容,这在宋硕讲话和陆平传达宋硕讲话时都明确地讲了。可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们把华北局三个字删掉,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和彭珮云搞的“阴谋诡计”,以此欺骗群众,欺骗中央。1966年6月1日晚,工作组进校宣布停止北大党委的工作。据工作组简报载,天津大学一个同学在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给北大来信称:“我们校党委书记苏×的所谓指示与宋硕讲话一模一样。苏×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不知他们开的什么会,受了什么人的指示。”苏×与宋硕讲的一模一样是因为他们都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这也可以证明宋硕讲话绝非宋硕、陆平、彭珮云的阴谋诡计。聂元梓等人真是欲加之罪不择手段地诬陷。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已有明确结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决不要违背事实随意发表翻案文章,这无助于人们正确地汲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