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也曾信仰马列主义

蒋介石也曾信仰马列主义

作者：金满楼 

1916年，在革命领路人陈其美老哥哥被人刺死后，30岁的蒋介石转而跟随大领袖孙中山，但蒋介石在最初并没有引起孙的重视，直到后来，等到那些革命前辈如朱执信等人相继被人刺死之后，曾学习过军事的蒋介石才进入孙中山的夹袋，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除了许崇智是正宗的日本士官生外，蒋介石这种半拉子军校生已经是稀缺人才了。

而在这时，苏俄向屡遭失败的孙中山伸来了援助之手，在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苏方答应向国民党援助200万金卢布并帮助创办军校及提供军事物资。1923年5月，孙中山复电越飞，表示将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一切，而这个代表人选便是蒋介石。

在1917年到1922年这五年间，蒋介石混得并不如意，因为他手里无一兵一卒，每次应召到许崇智或陈炯明的军中任职，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经常被军中的粤派或者福建派排来挤去，牢骚满腹，因而他在这段时间也极想出国考察一次，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1917年“十月革命”后，蒋介石也极有兴趣，他为此还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俄文并多次向孙中山及党内个别重要同志提起他想去苏俄游历一次的想法。因而，孙中山在考虑代表人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蒋介石。

1923年8月，在与苏方代表马林商议后，孙逸仙代表团赴俄一事最终确定，蒋介石出任团长，团员包括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及当时已在欧洲的邵元冲。沈定一早年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参与组织过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即脱党；张太雷是中共党员，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邵元冲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当时在欧洲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王登云是美国留学生，时任代表团的英文秘书。

在多年的夙愿即将达成后，蒋介石极为兴奋，他一会赶制军服、一会回乡探亲；一会量衣照相，一会看病补牙，还要利用各种时间去拜访同志及朋友，交代各种事宜，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即将启程之际，蒋介石自称心情悲喜参半，喜的是可以摆脱国内的“污垢社会”，“前程发轫有望”；悲的是“国内缺乏人才，苦我党魁”，另外就是儿女情长，不忍离开陈洁如和蒋经国及蒋纬国两个儿子。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大早便起来了，他先给在广东的许崇智、廖仲恺、胡汉民及妾侍姚冶诚写信，随后外出拜访在沪的张静江、邵力子、汪精卫等人；忙到正午时分，蒋介石返回大东旅社，陈洁如带着蒋经国和蒋纬国、还有陈果夫都已经在那里等着给他送行了。下午一点一刻，蒋介石在众人的送行下，与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三人登上日轮“木神丸”前往大连，然后换乘火车，直达莫斯科。

令蒋介石颇为感慨的是，从大连到长春再到哈尔滨，所谓的“满铁事业”，一路上都是日本的势力，所见所闻，如入日本之境。在哈尔滨后，代表团换乘俄方经营的火车继续前行，25日到满洲里后，便是中苏的边界。蒋介石在写给陈洁如的信中说，满洲里只有千户人家，半数为华人，半数为俄人，而所谓“真正的边界，不过是一条无人防守、狭长的小道，人们完全可以自由的出入”。

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在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对此，蒋介石也很激动，他甚至提出国民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姐妹党”，并希望听取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随后，双方谈及具体的军事合作计划，首先是苏方承诺为中国国民党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一所为高级军校，设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一所为中级军校，设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如海参崴。

与苏联合作的军事作战计划是蒋介石这次访苏的主要任务，也属于高度机密。但在蒋介石表述完他的初步计划后，苏方提议他将整个计划用书面的形式加以阐述，以便进一步讨论。在之后的几天里，蒋介石便带着代表团集中精力撰写这份计划书，名字就叫《中国革命的新前景》。

在这份计划书中，蒋介石大胆的提出在蒙古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根据地，他认为，库伦在地理位置、作战距离、战略位置等方面要优于乌鲁木齐，库伦根据地可以从平汉铁路招募工人、从灾区招募农民为兵员，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训练，两年后开始进攻；同时，蒋介石又建议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并主张在两地同时建立军队，库伦方面为主力部队，乌鲁木齐方面为增援团队。

文件拟好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刻向苏方提交，而且是先在内部讨论修改，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苏方为代表团安排了很多活动，其中最令蒋介石感兴趣的是参观苏联红军和军校。在一次演说中，蒋介石盛赞红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情绪激动的表示：“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

事后，苏方陪同的官员在上报的绝密报告中也称蒋介石当时的“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不错，蒋介石的确很激动，他的讲话不时被红军战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在讲话结束后，全场满是“乌拉”声；离开军营的时候，蒋介石甚至是被红军战士抬起来送到汽车边的。

实事求是的说，蒋介石这次确是真情流露而非矫揉造作，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就着重写道，红军的军纪及内务整理虽然不如他当年接触的日军，但其队伍“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即便是红军中实行的政治委员制，蒋介石也认为分工恰当，感觉很好。

在访问苏联的这段时期里，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很是花了不少工夫。从他的日记中看，他先后阅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经济学》、《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而且对《马克思学说》一书看了至少不下三遍，到了“乐而不能悬卷”的地步。另外，蒋介石还读了《资本论》，并评价说“前半部枯燥乏味、后半部却深刻动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巨著，真正读过《资本论》的人其实极少，读懂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蒋介石自称读过，但是否读懂，恐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在备忘录交上去后，蒋介石等待了半个多月仍旧不见苏方答复，这时他就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了，据苏联外交委员契切林在11月1日写给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联共政治局委员，托派）的信中，就说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意拖延似乎是苏联人在外交谈判中的惯用手法，后来毛泽东去苏联谈判的时候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更令蒋介石极度失望的，苏方在对计划书的最后答复中完全否决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建立两个根据地的计划，他们果断而坚决的告诉蒋介石，革命需要“很长的准备时期”，“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共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在会见蒋介石时，非常尖锐的批评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并认为是“事先注定是要失败的风险”。

在计划被拒绝后，蒋介石一下从迷梦中醒悟了过来，他在日记中极度愤懑、极为失望的写道：“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话虽如此，蒋介石仍不死心，他提出在11月22日回国前，仍旧希望再见一次斯大林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并写了一封信给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由于当时列宁已经病重，蒋介石代表团不便拜访，而此时苏联斯大林派与托洛斯基派也已经开始内斗，这一点，就连来苏不久的蒋介石都能感觉到。托洛斯基当时也在病中，但他最后还是会见了蒋介石代表团一次，不过，令蒋介石失望的是，托洛斯基也同样坚决的反对其在蒙古的军事计划。

在几次对计划书的争锋之后，蒋介石也似乎意识到苏方并不希望他们在蒙古搞什么军事行动，因为这会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很显然，苏联已经将蒙古视为中苏间的缓冲地带，他们担心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会使得蒙古重新被中国所控制，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至于在乌鲁木齐的军事合作，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付诸实施，苏联曾通过乌鲁木齐经星星峡进入河西走廊这一条路线对中国的抗战进行过物质援助。

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一行登车回国，这一次，邵元冲仍旧回德国，而张太雷留在莫斯科，回国的只有沈定一、王登云及蒋三人。蒋介石之前因为与沈定一吵了一架，加上这次访苏成果甚微，因而在归途中感到“抑郁无聊至极”。12月10日，代表团抵达大连，随后登船返回上海。在船上，蒋介石开始撰写《游俄报告书》，准备向孙中山汇报。15日上午，蒋介石返回上海家中，发现陈洁如还没有起床。

尽管之前拟定的军事计划被苏方否决，但这次苏联之行还是给蒋介石的发迹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因为在他回国后不久，孙中山即命他为筹备黄埔军校建校事宜，这显然是与这次访苏有关的，因为苏方对援助建立军校的计划做了调整，而蒋介石作为参与人，显然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对此，蒋介石在他后来的文章中也常提及此次访问，并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环”。

不过，蒋介石通过这次苏联之行的了解，却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极为反感，他同时提出，“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对此，孙中山不以为意并批评他“未免顾虑过甚”。从这些细节或许可以看出，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政变并与苏方分道扬镳，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杨天石先生的《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一文，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