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释证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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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7位教职员工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代称。
7人中的多数在1964年夏季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响应社教工作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队）号召，积极批判校党委。原工作队结论后被推翻。[注1]1965年6月北京市委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在北京国际饭店），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批斗；历时约半年，被称作“国际饭店会议”。
196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哲学系教职员工聂元梓、宋一秀、高云鹏、杨克明和观点相同的赵正义、夏剑豸[注2]相聚议论形势，认为到向校方讨还公道的时候了。先是准备写材料，后认定大字报的反应更直接。[注3]
大字报经赵正义现成批判稿（第一稿），宋一秀重新起草（第二稿）、杨克明第三稿，最后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签名时赵、杨不在场由宋、高代签；并拉来李醒尘，李了解情况后欣然签名。大字报指责北大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压制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搞修正主义（“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违背中央精神。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大字报贴出当天，北大出现1000多张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的，但是很快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占了上风。大字报作者被官方批评为违反“内外有别”原则。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通过《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写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注4]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大字报原文，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文中说：北大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这个“黑帮”的“黑组织”。“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因为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的人进攻。国内各报纷纷转载了这张大字报。
每天自发到北大看大字报、学习、取经者有数万人。全国各地、各单位的激进分子都纷起效仿，就地寻找目标，争先恐后地向“三家村”分店、修正主义代理人开火。局面迅速失控。派工作组和反工作组，更是引发一系列冲突、剧变……毛泽东惊世骇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一开篇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文革从此引爆了一连串炸药包，直炸得天崩地裂、创痍遍地、血肉模糊。
[注1]经手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等人参加的工作队领导小组。
[注2]聂元梓（详该条），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支部书记。
赵正义，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副书记。
宋一秀，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1959年毕业，当时任教于北大哲学系。退休前系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北京出版 1993年版）、《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
夏剑豸，当时任教于北大哲学系。后任教授。与人合著《现代家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高云鹏，当时任教于北大哲学系。据说曾任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长。北大心理学系教授，曾任北大心理系培训部主任。与人合著《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心理实验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杨克明，当时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但仍住北大宿舍。退休前系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著有《OEC管理：中国式执行》（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创新经营：海尔人单一经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李醒尘，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后任教授，曾为北京市哲学会美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著有《西方美学简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退休后任北京音乐舞蹈学院教授。
[注3]官方认定，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策划、怂恿”的，欺骗了毛。而印红标的调查认定是“自主行为”。
[注4] 此后毛多次提到这张大字报：“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8月1日）它“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世界人民知道嘛!”（8月4日） “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10月25日）
（参考资料：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酷酷牛《“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的下落》，“幻之天空”http://bbs.zhulang.com/archiver/tid-3000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