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中）00——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中）——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武兵

    六 关于两种所有制和两种分配制度如何比较问题

    在谢韬先生那里，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按劳分配不如按资分配，他还举出瑞典等一些“典型”事例，作为为他的论据。他说：“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相对而言，目前西方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人均GDP，还是整体经济水平，都比第三世界国家要高。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第一，应该看到，现在世界上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92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实行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外，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的都是私有制，都是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为数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20几个进入发达和比较发达国家行列以外，绝大部分仍然处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瑟罗在其《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作过这样的统计：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间，世界上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排名最富的国家几乎变动不大，仅有两个人口很少、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输出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进入这一行列，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价格较低的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却从富国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结论：穷国要想挤进富国行列几乎没有可能。就是说在这118年间，没有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挤进“富国俱乐部”。它们中许多国家越来越穷，财政短缺，债台高筑，资金外流，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粮食恐慌，生态恶化，政局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有些国家已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这种现象归根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产物。我们在做两种社会制度优劣比较时，是不能忽略这一点的。

    第二，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我们做比较，就不但要看现在，还要看历史；不但要看财富的多少，还要看起点的不同和基础的差异；不但要看经济，还要看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只有这样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否则就会走向谬误。

    拿我国来说，新中国成立前，从1840年算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长达100多年之久，这个期间，中国割地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赔款折合白银达13亿两，仅日本军国主义30年代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使中国死亡2000多万人，财产损失达上千亿美元。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压迫不仅造成和加重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而且也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西方各主要资本本义国家早已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并且已经揭开了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序幕，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国，近代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我国以相当高的发展速度达到今天的水平，全世界不抱偏见的人都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成功的。此外，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对内残酷剥削、对外野蛮侵略和掠夺，伴随着社会剧烈的冲突与震荡。而我国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冲天干劲。总的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的全面进步。

    第三，至于谢韬先生在《序言》里所高度赞扬的小国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的福利制度，声称那里的“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实现劳资双赢”和“共同富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有三个重要之点谢韬先生是不该回避的。（1）、从他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好一点，然而他们那里实行的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着资本的剥削。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谈到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稍微放松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页）。（2）、由于资本剥削的存在，在那里依然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依然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有数据显示，1980年到1995年，瑞典不平等程度年均增长1．5％，与丹麦、荷兰和澳大利亚持平，比美国、英国略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第53页）（3）、至于谢韬先生极力推崇的法国小城波尔多市“共同富裕”的“典型”经验，谢韬先生大概不知道我国还有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8000多）真正共同富裕的典型吧？这些坚持公有制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的福利制度，要比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的福利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尤其是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像城波尔多市还有“庄园主”、“大股东”，这里没有这些剥削者，自然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的弊端。这些都是瑞典和法国小城波尔多市所无法比拟的。只有这些地方才有资格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第四，在批驳《序言》这些谬论的时候，不能不审视一下我们面对的情况。谢韬先生说：11届3中全会以后，“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把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了，“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云云。他的这些话，从反面提醒我们，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许多多的公有制企业事实上已经转变私有制企业，即报刊上的公式化用语——非公有经济。据《人民日报》2005年2月28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7.5%）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吴仪副总理在一次与外宾谈话中透露，外资与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我国GDP的65%，公有经济已经缩小到35%。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公有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足20%。这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事实上已经不是主体了，我国经济总体上已是私有化了。由于所有制上如此的巨大变化，我国的分配制度必然也会随之演变，在许多工厂企业，按劳分配已经转化为按资分配。由此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收入过分悬殊”和“分配不公”的奇特现象，并且冒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也有人称之为“新的阶层”、“富有阶层”或“中产阶层”），冒出一大批身价百万、千万、亿万、甚至几十亿的富翁。两极分化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甚至名列世界前茅！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说法，我国仅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就在0.5以上，基本上在0.54左右，还不包括农民，如果加上广大农村居民，这个数字会大得多。国际社会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过大；0.6以上则预示着社会陷入极不公正的状态，随时会发生社会动乱。因此国际社会把0.6定为警戒线。以上无论官方、普通百姓还是国际认可的说法都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此外，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而对其他80%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这种严重社会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瞭望》周刊披露，2004年，中国各地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以上摘引自2006年7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对“中国基尼系数不严重”的质疑》一文）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不能说与我国所有制与分配制度的改变无关。实事求是的说，这是与我国改革初期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初衷、方针和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记得当年中央一位领导人曾多次对外宾讲过这样一些话：我们的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产生百万富翁。如果出现百万富翁，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真的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大意）20 几年过去了，说这些话的领导人也作古多年了，现在的结果怎么样呢？不是出现百万富翁，而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出现了。特别是近几年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在公有制企业“转制”过程中，出现一些官商勾结，巧立名目，公开把属于全民的财产，划归自己的名下，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些企业领导人，自卖自买，自己不掏1分钱，仅用少量银行贷款，就把一个价值比其“收购”价格大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工厂或企业攫为己有。要知道，这可是中国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几十年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财富啊！就这样被少数人轻而易举地拿（应该是抢）走了！现在，“一夜暴富”的富翁数以千计、万计，千万计，甚至更多。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就这样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有媒体报道说，在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队伍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超过35%！最近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私营企业主中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担任过各级干部的所占比例是：一般干部占56.4%，科级干部占30.7%，县处级干部占11.6%，县处级以上干部1.4%，四者相加，国家干部竟占私营企业主比例的99.1%！（2007年3月7日《报刊文摘》）另据社科院公布的资料显示，权力化为资本的现象达到惊人的程度，在3220名个人资产超过亿元的富翁中，竟有2932人是党和政府各级官员的亲属。难怪国外有媒体评论说，这种快速致富的做法，是“掠夺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的做法！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很有必要进行总结与反思。然而，最近那些改革的“精英”与属于“官商勾结”的官和商们，却纷纷跳出来，毫无顾忌地发表文章和讲话。他们一方面否定我国已经出现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来一个不承认主义；一方面又制造对“第一桶金”不要追究“原罪”的舆论，甚至要从法律上确保这个“第一桶金”的“神圣不可侵犯”。许多法学界的专家尖锐地指出：《物权法》的真正作用，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中宣部1990年5月发行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目的，就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段话说得何等的好啊！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然而，中宣部（当时的部长是王忍之）的这个思想并没有被某些人所接受，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些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力量，依旧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谢韬先生的这个《序言》能够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国家公开的刊物上，难道这是孤立的吗？！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七 无耻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抹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是新老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谢韬的这篇《序言》也是如此。

    《序言》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那么，什么是修正主义呢？他自问自答地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不是修正主义，所以“应当给（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恢复名誉”。那么，什么又是马克思主义呢？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就是说，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谢韬先生真是开了一个特大的国际玩笑！

    谢韬先生所谓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除了前面笔者已经谈到的几个他歪曲、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例子以外，他还在以下几个地方做了手脚。让我们一一见识一下他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吧。

    （一），谢韬先生的文章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谢韬先生的这段话，显然是篡改、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1）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到他逝世的12年中，除了“编辑和修订”《资本论》、“成立第二国际”之外，只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吗？显然这是在贬低和歪曲恩格斯。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里，他在完成《资本论》等科学巨著的同时，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继续领导各国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在创建第二国际的过程中，他同各种机会主义特别是主张“和平长入”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至于“指导合法斗争”和“强调”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只是恩格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种斗争形式，其目的不是为了“和平长入”，而是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恩格斯在特定时期（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相对和平时期）指导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运用议会斗争这种“合法斗争”形式，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准备力量。这是正确的，并且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恩格斯从来没有“强调”什么把“合法斗争”、“和平长入”作为解放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手段和途径，而他一贯强调的仍然是暴力革命。这在马克思逝世12年中恩格斯的著作和通信中都有充分体现。例如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写给格?特里尔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惟一的大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685页）

    （2）谢韬先生把他引用的恩格斯的话，歪曲为恩格斯“抛弃”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不过是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主观臆造而已。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在《资本论》第3卷《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社会民主党纲领也称为爱尔福特纲领）一文的第2节“政治要求”里说的。为了全面理解和把握恩格斯这段话的思想内涵。我们不妨把这一段完整的话，即包括被谢韬先生“漏掉”的，抄录如下：

    “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的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个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在这一段之后，紧接着恩格斯指出：“以为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笔者认为，恩格斯这些话并没有“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思，更没有违背和超出他和马克思共同主张的关于通过暴力革命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思想。至于谢韬先生以为抓住了稻草的这句“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的话，也帮不了他的忙。这句话不过是恩格斯间接地反驳论敌的一种方法而已。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这句话只是一种假设，其前提是“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和“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笔者理解，这个前提，一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依然是政权问题；二是，这个政权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取得；三是，连美国和法国那样已经是“民主共和国”的条件都不具备的德国，是绝对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

    那么，是不是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呢？也不是。我们从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这个回答。就在恩格斯于1891年6月29日写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当天，他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对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由于受到提意见的日期的限制，恩格斯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恩格斯说：“我本来想使更严谨一些，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同时，我听说，你已向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导言，那就更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集第119页，第22卷第698页“注释”230）按着这封信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恩格斯痛击这种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恩格斯的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法国和美国那样的国家，也不可能“和和平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就完全可以证明，谢韬先生是在有意歪曲恩格斯的思想。

    （3）补充一点。关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的“政治要求”这部分的内容。恩格斯阐述了三个问题：1、关于共和国问题；2、民族问题和国家结构问题；3、地方自治问题。关于共和国问题。恩格斯指出，纲领中竟不敢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这是害怕“非常法令”的恢复。因此“这里没有说本来可以说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72页）德国党的佣人们根本不懂得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据他们看来，似乎在德国君主制存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幻想。恩格斯说：“如果说有什么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上书第272页）恩格斯认为，如果说德国党的领袖们不敢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企图讨好容克地主阶级，那么他们异想天开地提出在连“共和主义的”纲领都不许可的德国条件下，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纯粹是欺人之谈了。所以才恩格斯提出“他们力图使党相信……”这段尖锐的批评。这个纲领草案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要求。这表明德国党领袖们只贪图一时的成功，放弃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对此恩格斯严厉批评他们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上书第274页）

    （4）再补充一点。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3月6日，他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这个重要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34页）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瓦?博尔吉乌斯，谆谆告诫他，对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和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请你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34页）

    （5）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看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并没有丝毫地改变。当时的情况是：随着德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深，德国议会于1890年1月25日以多数票否决了继续延长已实施12年之久的“非常法令”。在1890年2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35个议会席位。3月20日卑斯麦被迫下台。卑斯麦用高压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完全破产。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十余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英勇斗争的巨大胜利。“非常法”废除后，统治阶级改而实行一些向工人让步的改良法令，目的是蒙蔽工人耳目，分化无产阶级队伍，通过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局面，在德国党内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青年派”，在“左”的辞藻下，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观点，反对进行议会斗争，反对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青年派”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拒绝任何合法斗争，进行脱离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冒险活动，并且胡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对此，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这种“无耻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德国党内产生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也是最危险最主要的倾向，是以福尔马尔和奥艾尔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嚣张起来。他们认为政府废除“非常法”是“对工人的真正友好”。他们宣扬容克资产阶级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事，社会主义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席位，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断言未来的社会将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在德国党内不仅没有受到回击和批判反而得到党内部分领导的支持，甚至威?李卜克内西这样党内公认的领袖也常常大谈和平。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原则，为了坚持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方向，恩格斯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仅在1891年，恩格斯就向右倾机会主义投出了3颗“炸弹”：① 1月，恩格斯不顾德国党领袖的阻挠，发表了马克思被埋没了6年之久的《哥达纲领批判》。使全党了解70年代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实质和意义，使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② 3月，恩格斯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通过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再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道路，深刻批判了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机会主义观念。就是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强调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佣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6月，恩格斯写了这篇《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我们从这个政治背景里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新老机会主义对恩格斯的无耻地歪曲。

    （6）听听列宁的阐述，对我们分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也会有帮助的。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对英、美等国的“共和”这个问题也有过精辟的阐述。列宁说：“‘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迫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34~35页）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深入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注意把握他们的核心思想与“总的联系”，我们就会得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理论学说的基础这样的结论。由此，联系到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的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的确逼得它的敌人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不管怎样装扮自己，却总是装得不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阳光”之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小丑们，一个个的失败了。谢韬先生以及所有想步历史上这些反面人物后尘的，大概也逃脱不了这种可卑的失败下场。

    （二），谢韬先生还在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做“文章”。他说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同时引用恩格斯这样几段话：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谢韬先生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 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谢韬先生好像是在溺水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他洋洋得意地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他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是指《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暴力革命错了。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1）我们知道，1848年的革命，是在《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不久而爆发的。这场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伟大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给以热情地支持，并且高度赞扬它“使现代社会为之分裂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巨大战争”。在这次法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这次暴力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包括谢韬先生所引用的这篇“导言”。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污蔑，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谢韬先生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的这段话：“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是掐了头去了尾的。在这段话前面，恩格斯说：“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在谢韬先生引用的这段话的后面，恩格斯说：“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上书600页）

    谢韬先生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引用的“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恩格斯在这段话后面还有话：“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50年的历史，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通读全篇文章，就会得出与谢韬先生完全相反的理解，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而被谢韬先生删掉的“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 不懂得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就是不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和“走哪一条路”，“去求得这一解放”，而这个“方向”和“道路”，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就是恩格斯的真正“最后遗言”！

    这里还应当揭穿的一个阴谋是，谢韬先生为了达到蒙骗人们的卑鄙目的，竟然把恩格斯在不同页码上用意不同的几段话，按照谢韬先生自己的意向有选择的像拼盘似地拼接在一起，这样一重新组合，完全篡改了恩格斯思想的连续性和文章的本来内涵。不过，也好，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谢韬先生的表演，可以让人们更加了解当今政治骗子的骗术和嘴脸。

    （2）谢韬先生特别对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句话感兴趣，然而，恩格斯这句话，绝不是否定1848年的革命，更不是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是恩格斯对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有了新认识和总结。这一点，在他写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前面有一大段论述：“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同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艇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后胜利。”“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in part bus[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页）笔者理解，恩格斯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一方面充分肯定1848年革命的巨大贡献与深远影响，一方面又反思到这次革命还不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铲除资本主义的条件，而当时的估计却是比较乐观的。

    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并不是只在这篇导言上提出的，我们可以在此前几年的1890年~1893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几个“序言”中也可以看到。为了正确理解“曾经错了”这句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1892年2月10日恩格斯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说：“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卑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1893年2月1日，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笔者摘引的恩格斯晚年为《共产党宣言》这些不同语言版本所写的“序言”上的这些话，完全可以说明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暴力革命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没有任何改变。谢韬先生说什么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云云，完全是胡说八道！

    （3）我们可以从1895年3月8日恩格斯《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可以了解到这篇导言发表时的背景与斗争情况。通过这封信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恩格斯这篇导言的精神实质的理解。

    这篇导言是写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在恩格斯完稿后仅仅相隔两天，也就是1895年3月8日，他写了一封《致理查?费舍》的信。这封信把他与当时德国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分歧和恩格斯写这篇导言的主旨基本上说清楚了。

    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理由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在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下，恩格斯不得不删去导言的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在他看来导言原稿“受到一些伤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766页注508）对此，恩格斯在信中写道：

    “我尽可能考虑你的担忧，虽然我十分理解但还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编制者违法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而言之，即终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我认为，如果你们宣传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因此我接受你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什么’（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问题在于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2、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掉。（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你们的建议（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现在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

    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原则性是何等的坚定。

    （4）谢韬先生胡说，“《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我们从以上的事实和分析中，《资本论》1卷到4卷，其“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谢韬的这些话，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篡改、捏造、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新老机会主义惯用的手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揭露了机会主义对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的歪曲这一卑劣行经时怒斥他们说：“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列宁指出：“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15~16页，第19、53页，）

    （三），谢韬先生在歪曲、污蔑恩格斯的同时，放肆地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理想。他胡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他说：“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他胡说，这是恩格斯否定了年轻时写的《共产主义原理》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即共产主义。谢韬先生所引用恩格斯的这番话，是恩格斯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德国社会党参加选举问题时说到的。从恩格斯这篇与记者的谈话里，笔者没有看出恩格斯有“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的意思。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1）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在记者与他探讨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时的一段对话，并且在这段对话的前面与谈其他问题用3个隔离符号横着隔开。记者问：“在所有的选区都将提出候选人吗？”恩格斯：“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验。”记者问：“你们德国社会党人对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于是，恩格斯说出这番话的。这样上下连贯起来看，很显然，无论问者还是答者都是针对这次选举的“目标”而谈起的，并非谢韬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2）况且，在谢韬先生引的这段文字之后，恩格斯紧接着的一句是：“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当恩格斯讲完这句话之后，记者紧接着又问恩格斯：“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共产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这里，恩格斯所说的“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和“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这两句话，意思很明白，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变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但是，这种转变，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社会主义被公认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两句话，恩格斯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巧妙地告诉了这位采访他的记者。（3）这里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分析，即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记录的准确程度问题。在这次“谈话”（1893年5月11日）后的第7天，“费加罗报”发表（1893年5月13日）后第4天，即1893年5月17日，恩格斯在《致费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霍布根》的信中谈到德国的议会选举和他同“费加罗报”的这篇谈话时说：“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附上的《谈话》里看出。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的叙述有缺陷，但总个的意思是表达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1页，第22卷第771页注释530）如此看来，记者转述恩格斯说的这句“我们没有最终目标”的话，是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有些走样”呢？对恩格斯这篇谈话，是不是我们应该理解其“总的意思”才对呢？笔者认为，应该是。

    谢韬先生除了歪曲引用恩格斯的话，还借来了老牌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话。例如他说：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谢韬先生还说：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基督教天国理念“衍化而来”，是它的“现代版”，“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他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是共产主义“哄老百姓”，还是谢韬先生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哄老百姓”？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了！就像《红楼梦》里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林妹妹也不会爱焦大一样，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不会爱你那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样，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也不会爱社会主义就是了。

    至于谢韬先生要社会主义“收场”，不过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上场”罢了。资本主义能否“上”得了“场”，那就要看两个阶级的斗争情况了。不过，有一点，笔者还是坚信的，即使资产阶级在我国一时得逞，也必定是短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不管谢韬一类的人物怎样歪曲和污蔑，总还是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头脑中，假如你们资产阶级真的上了“场”，那么，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不会沉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拳头也不会是吃斋的！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八 歪曲新经济政策，攻击列宁主义

    谢韬先生在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

    （1）他攻击列宁“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随后又变了一种口气对列宁进行歪曲，他说：“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对列宁在俄国推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曾被我国某些改革的“精英”们加以歪曲，他们企图打着这个旗号，把中国引到资本主义道路。应当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已经很久了。谢韬先生在《序言》中重新把这个问题翻腾出来，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

    谁都知道，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了俄国，已经把俄国从富人手中夺来交归了人民，现在，布尔什维克应当学会管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4页）于是，从1918年春季开始，列宁根据对俄国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分析，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规划。但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这个计划未能及时施行。1921年苏维埃国家结束了内战，列宁又重新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由于4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内战的战争破坏，加之严重的旱灾等自然灾害，粮食和燃料极端缺乏，一些工厂也因此不得不停工。针对这种情况，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重要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使农业迅速恢复起来，建立工农联盟新的基础，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车轮更好地运转起来。

    就在谢韬先生摘录列宁那段话的《论粮食税》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1页）以便在此基础上恢复工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农产品，也就必须允许一定范围的贸易自由。列宁认为，允许自由贸易这必将引起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有广大小农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党应努力把这种发展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列宁认为，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到社会主义的门阶，是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能够限制、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它在政治上可以分化资产阶级，同时它可以帮助国家对小生产自发势力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把农民小生产逐步引向集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正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所以列宁曾设想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在俄国条件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补充办法。后来，由于“谁战胜谁“的斗争出现新的形势，由于社会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就不再具有原来所估计的那种意义了。

    在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过渡的进程中，遭到了资产阶级的顽强反抗，党内的机会主义也乘机攻击列宁，妄图在党的“退让”政策中把苏维埃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列宁说：在经济方面能解决谁战胜谁问题的斗争要比跟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斗争更激烈更残酷，因为“解决军事任务究竟要比解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页）1921年夏天，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并由此而得名“路标转换派”企图证明共产党转向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向资产阶级制度转变。“路标转换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同苏维埃政权合作中，促使苏维埃实现这种转变。“路标转换派”分子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取消工业和银行国有化、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恢复土地私有制的要求。他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大肆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新经济政策在激烈的斗争中仅仅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22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所实行的并同一定程度容许资本主义成分有关的暂时正在结束，现在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力量并准备进一步向私人经济资本进攻。列宁在大会上说：“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提出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6页）列宁还指示在代表大会就列宁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写道：“党认为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已因过去一年中实行与规定了各项措施而完毕；从这一点来说，代表大会承认退却已经终结，认为当前的任务就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便完全保证党所采取的政策之实际贯彻。”（《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11页）

    这就是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从这里，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定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如何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计划和措施，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做出必要的对革命事业有利的战略退却，又在适当的时机转入战略进攻，这在列宁许多著作中曾反复论征过，特别是在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业化；实行按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加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思想建设和实行文化革命等等。

    我们从这么多历史资料中，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论述中，哪里有谢韬先生所说的什么列宁在晚年认识了“错误”？又哪里有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伯恩施坦以来的修正主义！就是赫鲁晓夫、戈尔巴桥夫们！就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假共产党员们！就是修正主义们！就是谢韬先生这一类的姓“私”姓“资”、倒退派的“精英”们！

    （2）谢韬先生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攻击，还在俄共改名的问题上做文章。他举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他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叫“社会民主党”，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而列宁“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改为共产党”，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标新立异”！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从事过高等学府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谢韬先生，竟然“忽视”了基本的国际共运史实！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是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呢？国际共运史是这样书写的：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当中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1869年德国工人阶级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随后成为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广泛建立的第一批工人政党的通称。在有些国家，也叫工党或社会党。它们早期曾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阶级，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应当指出，在19世纪70——80年代建立起来的欧美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政治团体，当时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纲领还缺少明确的彻底的革命要求，和工人运动也缺少密切联系，党的基础薄弱，而且大多数还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完全划清界限。它们还属于宣传性的团体，是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帮助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使他们成为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马克思逝世后的第6年——1889年，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恩格斯的倡导下成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6年，为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继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0世纪初，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除了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等外，绝大多数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因而使第二国际陷于破产。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他们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背景下，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也不能准确表达党的最终目标，所以根据列宁关于“我们党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称的那样，叫共产党”的提议，（《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俄国社会民主党于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此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不再采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曾通过伯尔尼国际、维也纳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等组织恢复联系。1951年，社会党国际于德国法兰克福重建。其成员除老党外，还包括一些亚、非、拉美新出现的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它们的基本主张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关于改党名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是这样讲的：“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普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　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71-72页）

    从上述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沿革看，谢韬先生把被恩格斯、列宁批判过的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冒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抹杀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的区别，进而为其民主社会主义寻找理论上和党史上的根据。然而，这样做是可笑的，自然也是徒劳的。

    （3）谢韬先生还污蔑“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谢韬先生并不是首创者，修正主义创始人伯恩施坦早就领“风气之先”了。这个“风”当然是可鄙的“修”风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批判考茨基时就谈到这件事：“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国家与革》第94~95页）

    谢韬同伯恩施坦一样，是没有资格谈论布朗基主义的，布朗基主义虽然是空想共产主义和革命冒险主义，尽管他们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毕竟还有那么一点革命精神和革命胆略，还能够批判资本主义，而你们呢？连这一点都没有！有的是背叛和变节！

    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新老修正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这个本性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谢韬先生的行为，是不是也由这个阶级性决定的呢？他自己应当清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