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莱尔时代”的终结看“第三条道路”——兼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

　　从“布莱尔时代”的终结看“第三条道路”——兼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

　　王振华

　　第三条道路作为两种对立的发展道路或政治主张之间的一种折衷或改良主义思潮，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更新和重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发展模式，成为欧美国家中社会民主党普遍高举的一面旗帜。布莱尔曾是“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在欧美各国流行的“第三条道路”中，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最为典型，理论与实践也相当完备成熟。“布莱尔主义”则是人们对布莱尔为更新工党、治理英国所提出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设想的概括性称谓。

　　１９９４年７月，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以他和布朗为代表的新一代工党“现代派”，把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工党所实施的“现代化”改革迅速推向前去。布莱尔摈弃工党传统的社会理念，在“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号下力推“第三条道路”，于１９９７年引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夺得大选胜利，成为１８１２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布莱尔及其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一时蜚声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布莱尔执政十年来，尽管在不少方面成绩卓著，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因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其声誉严重受损，怨声四起，“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不久前，布莱尔不得不在一片倒彩声中辞去工党领袖，并从英国首相的职位上正式卸任，“布莱尔时代”宣告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评价名噪一时的布莱尔“第三条道路”呢？

　　“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和政策框架

　　布莱尔主义及作为其核心和理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是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次重大调整和变革尝试，也是对近二三十年来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应。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与政策框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１）第三条道路奉行超阶级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其倡导者认为，随着传统（所谓“蓝领”）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已日趋模糊。他们希望在不牺牲社会团结和公正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传统左翼的历史价值，即对公正、民主和自由的长期承诺，并把它们运用于以生机勃勃的市场为基础的新世界；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以寻求一种包括中产阶级（即所谓的“白领”阶层）在内、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２）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奉行既非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也不是老工党传统的“国家干涉主义”，而是推行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模式，力求把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与市场的作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布莱尔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价值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是人以及智力资本，主张建立一种富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即所谓的“新经济”。

　　（３）第三条道路主张推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谋求把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强调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以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的福利保障。

　　（４）第三条道路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现代政府，推动“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三条道路力图把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在西方政治力量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

　　（５）第三条道路将生态环境问题也列入了自己关注的社会政治议程，希望探索一条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６）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一般都把他们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归结为全球化的产物，主张从全球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内外政策。布莱尔把“与日俱增的全球市场与全球文化”视为当今时代的首要特征，认为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层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全球性治理机制的问题，强调应把外交政策置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在强调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大肆鼓吹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布莱尔政策实践的绩效与问题

　　布莱尔执政十年来，其以“第三条道路”为旗号的政策实践，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明显的绩效，在应对全球化诸多挑战方面有所建树，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期间，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低利率和低失业率，英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８％，超过了战后２．５％的平均水平；创造了２５００多万个就业机会，使英国的失业率降到了５．４％，就业形势处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最好状态；英国整个的经济状况在西欧国家中，可以算是“独领风骚”。

　　在社会领域，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公立学校的学生人均投资在１０年中翻了一番，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的预算也增加了一倍多。布莱尔政府还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权益。

　　在政治方面，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改革、英国上议院的宪政改革（废除上议院的世袭贵族制，上议院议员改为通过选举产生），以及北爱和平进程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最新进展，被认为是布莱尔“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布莱尔政府执政以来，在外交上极为活跃。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某些政策主张，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在布莱尔的推动下，英国高举“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成功说服欧盟国家率先做出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并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使环境保护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另外，英国在带头减免贫穷国家债务、帮助非洲国家减少贫穷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英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它同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尽管免不了不时出现曲折与反复，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加强。

　　布莱尔主政十年来也有不少失误。伊拉克战争被认为是布莱尔政府的最大“败笔”。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布莱尔不应该亦步亦趋地跟着布什对伊开战，以至于在美英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被证实纯粹胡编后，布莱尔在英国媒体和民众的眼中变成一个“撒谎者”的角色，他自己连同工党的信誉都受到严重损害，成为日后布莱尔被迫辞职下台的主要症结。当然，导致高官自杀的“凯利事件”、持续一年多的“金钱换爵位”丑闻等也令布莱尔的形象大打折扣。此外，布莱尔上台之初志向高远，力主通过全面改革解决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减少贫困，推进社会公正。可十年光阴过去，公共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成果未能充分显现，而百姓税收负担沉重、公共服务较差、治安日益恶化等一些长期困扰英国社会的问题亦未得到有效解决。所有这些都使英国民众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产生了某种“疲劳”感，百姓中普遍存有一种“人心思变”的情绪。

　　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布莱尔声称，第三条道路是一次认真的重新评价。它寻求采纳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所能容纳的所谓“中左”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当今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它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把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结合起来，把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结合起来，把社会竞争、个人创业与社会团结互助结合起来，开创一种能够缓解大规模失业与贫富严重分化的新局面。

　　就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实践来看，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第三条道路既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内谋求改良，放弃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它就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制约和限制。

　　在当今的世界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贫富两极分化都在进一步加剧和扩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有关财富分配的年度报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度的３３，上升到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７年度的３４，１９９８年至１９９９年度上升到了３５。另据英国公共政策研究协会前不久发表的报告称，布莱尔执政以来，英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加剧，地区收入差异呈扩大趋势，并且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赤贫人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资方往往可以迫使劳方做出让步，占取更多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则向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方倾斜。这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教育和培训被布莱尔视为提高竞争力和处理社会排斥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起点（如个人天赋、出身背景和财产多寡）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可能同等，事实上必然加剧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因而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机制，空谈社会正义和公平，“社会公正”的目标最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英国大学学费的不断上涨，显然增加了贫困家庭出身的青年接受大学教育的困难，使一些人失去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进而影响他们今后的就业和升迁机会。据报道，目前每５个英国年轻人中就有１人面临学业无成、终生依靠政府救济的危险。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第三条道路虽然强调谈判、协调，注重国际合作，但却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普适的价值准则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也就决定了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难以逃脱成为美国推行“民主输出”战略的小伙伴的厄运。就这一点而论，工党作为所谓的“中左”政党同右翼的保守党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国际战略的宗旨和核心是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布莱尔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声称“国家主权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为西方干涉它国内政提供理论根据和借口。科索沃战争表明，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种更富干预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方针。这种新霸权主义的政策方针是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与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目标相悖的。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必然会引起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直接受害者的抵制和强烈反对，弄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布莱尔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最后不得不以辞职下台告终，就是一个生动而鲜活的例子。

　　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

　　近来有人撰文立说，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借论述二战后三种社会制度竞赛为名，声称“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文章称，“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文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进行一系列赤裸裸的攻击之后，公然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文章明白无误地表明，要“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

　　现在我们来谈谈如何对待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条道路”，即前文所说的“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次新的自我调节，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治中传统中左翼的改革方向。它明确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是欧美发达国家回应并试图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所关注的这些问题不仅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紧密相关，也关系到２１世纪人类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可以从它所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矛盾以及它试图克服这些矛盾的做法中得到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第三条道路”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以及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内容、形式及价值取向进行分析鉴别。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我们在前面已就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及其政策实践进行了阐述和评论，并指出了其内在矛盾和局限性。一般而论，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但它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了一定的批评与改良，从总体上说来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它的一些政策主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但是我们在肯定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一个变种）积极方面的同时，必须看到其阶级本质与局限性。

　　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是否定革命，主张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以渐进改良的办法实现。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一种流派和变种的“第三条道路”，只把社会主义视作一种道德价值目标，认为目前的世界除了资本主义外别无其他制度可供选择。某些人以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坐标衡量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而前述有关文章竟公开鼓吹“以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扬言要“为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这同西方某些势力所鼓吹的以西方“民主制度”改造中国的战略不谋而合。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那么在我国这样一个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内鼓吹“以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则无疑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实际上是主张以资本主义改造中国，使中国丧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蜕化为西方的附庸。

　　文章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指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并声称为了避免被人视为“修正主义”之嫌，故而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解和丑化。文章还公然攻击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实际上是在诬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似乎现在需要由他们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公开亮明旗帜，拨乱反正。

　　在此我们必须严肃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开拓人之一，曾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置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于不顾，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意加以曲解。他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思想概念予以混淆，把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偷换为在资本主义架构内特色社会进行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奢谈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扬言基本原则要“为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旦他们将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按照他们的办法，只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西化灾难。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8期《社科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