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孑然一身，不作违心之语

    韩戍

    □在读博士生，上海

    初识刘节，是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上。其中提到“文革”时红卫兵意欲批斗陈寅恪，作为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的刘节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代替，并以之为无上光荣；又提到每逢春节时，刘节必定会登门拜访陈寅恪，对其行三跪九叩的弟子大礼；还提到刘节作为中大文科教师中的头号“白旗”，在“文革”期间一共遭受六十多场野蛮的批判。

    刘节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01年生于浙江温州，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第二期研究生，师从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等诸位先生。抗战前，刘节先后在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职，又曾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应邀拟赴加拿大多伦多图书馆工作，因抗战阻隔未果。从1946年起，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他著述颇丰，在中国上古史、古文字学、史学史方面均有颇高建树。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的大部头《民国丛书》，新中国成立前刘节出版的三本著作《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均被收录其中。

    了解刘节其人，阅读《刘节日记》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该日记的一大部分，是刘节个人的读书记录。以最详细的1939年为例，该年他由香港经越南转到昆明，再至成都、重庆、贵阳，又到广西宜山的浙大任教。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他读书思考少有松懈，并不因清寒而辍。在他的日记里存有大量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对五代十国政治史产生的零散感想，还有对《左传》中事件年代、《汉书》中所记天文、地理和食货的考证。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阅读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书籍随感札记。作者在读书的过程中，勤于总结，随读随录，提出了许多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有些问题在今天已经解决，但有些仍然未有定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仍旧不无参考价值。

    《刘节日记》中和读书笔记相当的另一部分是对师友交游的记录。和刘节切磋过往的，都是当时中国学界声名显赫，今天听来如雷贯耳的一流人物，其中有陈寅恪、李济、傅斯年、顾颉刚、钱穆、吴宓、梁思永、王淦昌等。不过似乎可以发现，刘节孤寒孑然一身，真正的朋友并不是太多。在日记中他将原因归结于自己耿直的性格，如“余好说真话，心之所然，则以为然，心之所非，则以为非”，“对人直说，往往见恶于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应该是对刘节性格的一个恰当注解。刘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界同样“孤立”。他曾在《学术研究》上公然宣称“阶级斗争理论不适于研究古代社会”；在讨论《海瑞罢官》时发表文章说“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而遭到了众多御用历史学家的围攻。他的自我评价“爱好是非，甚于功利”，在应调于中华书局校点《旧唐书》时，因不满政治式的校点拂袖而去一事中更是可见一斑。宁可被孤立，也不作违心之语，不写奉上之词，坚持独立思考，在知识分子普遍失声的情境下，刘节的作为，显然独树一帜。

    当然，由于民国学术环境的自由开放，在《刘节日记》的前半部分，体现更多的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学者而非斗士的形象。当时国家处于抗战的生死存亡之境，刘节虽有切肤之痛，却不温不火，教书育人、读书治学、吟诗赋词应答如常。他对时局的发展和政局的意见，日记中也没有太多的记录。在同一时期退居西南联大的政治学者浦薛凤所作的《浦薛凤回忆录》以及顾颉刚等人的日记中，观察当时大后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所思所想，许多人和刘节大抵类似。对此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些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学术和政治的分野，认为其为学术而学术，为中国文化留一块安身立命之所更为重要，激愤和空言不足以救国，坚守学术阵地，就是在最好地履行学人的本质工作。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中所说的“救国，必先取得救国的技能”，以及其读书、问学、作文“是亦为政”的见解，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刘节并非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从其日记中可见他订阅《大公报》的记录，个别篇幅中又多有讥讽汪精卫伪政权之语，对历史上如石敬瑭之流卖国媚外也大加讽刺。他又坚信抗战胜利，“中国终将走上英美法集团里去”。他对当时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亦有自己独特的批判性评价。

    《刘节日记》每天寥寥数语，稍嫌简短。不过也能看到，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旷日持久的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下所受的折磨。如果留有全本，如果晚年的历史环境可以让他像早年那样凡事毕录，一个正直学人的形象，无疑会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