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医几度秋凉 母亲是个中医

01）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像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只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说是病人来求助于医生，却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的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中医的诊室从来都是病人团团围坐在医生周围。医生给一人诊脉，大家全看着。于是，这考官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屋的病人，每个人的病都成为大家的趣味考题。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出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这时，一屋人也都展露出舒心的笑容。

　　千百年来，中医就是在这样的检测下生存和发展的，这也是自然生成的法则。

　　中医的拿手本事是说出病来，说不出来，说的不准，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西医的看家本领是拿出病来，拿不出来病，让人看不到，那么西医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于是，中医要说出病在哪，病症和感觉，病的前因和后果等等。医生说的必须要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吻合，得到病人的认可。比如我听母亲说病人出汗，应明白出汗有很多种，母亲会明确指出病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什么样的汗。于是我明白了盗汗之所以叫盗汗就是人一醒汗就停。如果中医说不明白病，说的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这一答案对不上，那么这个中医就被病人判错，也就无法将医生再当下去了。这就决定了中医注意整体，层层深入，注重事物间关系，抓住主要问题的特点。

　　西医要给病人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从人体上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或者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找到病——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具体的病。这决定了西医向精微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西医的立身之本。

　　母亲说病说得准，不仅通过诊脉说出患者有什么病，还能说出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现制药就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红，另一个脸蛋却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是半边脸红？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一味名为“葛根”的中药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碾压、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付药。她说，流行病一旦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用中药，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治，这付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配制第二付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哧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品。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赶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放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秋天，母亲也是备好药等病人来。当有病人问起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了窗户……”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母亲有个大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几十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好的药，瓶底贴着标签，写着“温胃散”、“护心丹”等药名。那时我以为这些药名是全国一个叫法，可后来在中成药中我并没有见到这些药，才知道是母亲自己的组方。

　　有时母亲不在家，来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认为这病是从寒凉上来的，也敢包上两包“温胃散”给人吃。但母亲有时会把两瓶中的药兑配到一起给病人吃，还可以搭配着早晚服用不同的药，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医也很少像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像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

　　我之所以回忆有关母亲治病的事并不纯粹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历史具有今天的意义，而时间是历史底片的显影剂，母亲当年备受家人责难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从我母亲开始谈中医，只想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我相信形象的信息是全面的，事实自己会说话，我希望读者帮助我解读其中的意义，或者帮我判断我的解读是否正确。

02）

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大学教书，信奉科学，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最先获知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科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西医难道不够伟大吗？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医院可称作科技博览会，各种检测手段之高超，令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之类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北京的医院，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慑力了，我怎能不被它震慑得五体投地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你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的形象。西医直接治病，直接用刀切割肿瘤，用射线杀“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

　　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诊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说：“在造隧道。”一会又说：“开始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地地道道的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的诊室就是在家里。后来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给人摸脉。

　　中医的这种简便性使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用车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

　　中医的治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痧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

　　母亲虽然没什么设备，但看的病却不少，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病都治，不分科，不分男女，什么样人都有，什么病都有。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将死。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母亲看婴儿不摸脉，是看手，看手指上的血管和掌纹等。有时她看过婴儿的掌纹后会轻轻叹口气，我就知道这孩子是智障。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我就感到奇怪，医生就是医生，还分什么专家？专家的含义是不是单项分高于普通医生，综合分低于普通医生？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看如今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15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12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12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中医治病缺少设备和手段，这是我小时看到的中医的缺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病不是越来越简便，而是越来越复杂。过去医生可以背着药箱出诊，现在是救护车拉着病人到医院就诊。因为在家里已经看不了病了，便是救护车里仪器、设备也不少。现在的医生离不了仪器，所说的大医院含义就是拥有大量仪器。走好几个城市的医院只是为了确诊已属正常。我这样看病时就自嘲说，与其说是用仪器给我检病，不如说是我检阅机器。尤为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检测设备，每到一个医院便出一种检测结果，这诊断也就不一样，所以好多人就一路看过去，一直看到北京、上海为止。这病看得是不是够麻烦，够复杂？这医疗成本有多大，普通老百姓能这么看病么？

　　小医院为了生存，就会几个医生集资买一台仪器，然后尽一切可能让病人用上这仪器，这台仪器赚的钱只有投资的人才能分成，于是，一个机器一个“坑”，病人到医院躲得了这个坑躲不了那个坑，都是坑钱的。

　　物极必反，看病太复杂了，有时反倒使我怀念起母亲那“三根手指走天下”的中医气概了。这使我意识到诊断方式简单也是中医的长处，让医生走天下总比让病人走天下要好。

　　从前给皇上看病的设备也是三根手指头，与百姓看病无异，皇上治病喝的也是中药汤。所以，百姓有羡慕皇上荣华富贵的，却没有在治病上羡慕皇上有什么特殊的。但在没有了皇上的今天，却因治病的复杂程度将人重新划分出等级来，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一部分反对中医的人就是出于看人家在西餐厅吃饭而不甘心自己在小饭铺吃面的心理。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医疗上的不平等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有人认为医疗本身具有的趋高性是现存问题的症结，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可我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中我总结出这一点。

（03）

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有一种生活医疗化的倾向。对医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于是，本是自然的事情也变得不自然起来。

　　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现代医学把生孩子这件事弄得不再是一个自然、简单的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经过这样一个生孩子过程，被激发出来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对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听了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医生说了，这是必须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划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替她叫苦不迭，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天啊，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没奶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孩子喝牛奶不成问题。我听了不由得佩服西方的高科技真是有本事，硬是把正常和不正常给颠倒过来，还能给不正常的事铺出路，使新一代人接受其为正常，我真怀疑，科技力量能把这条不自然之路铺多远？是不是有点越过真理了？

　　我告诉我的同学，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去整治的地步。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囊“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进一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检测仪器？我患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的发达，以至使西医的治病成了科技展示。但从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角度看西医又能看出其高科技背后幼稚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七八个月的早产儿也多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每年春天市场上的小贩都会把要死的鸡雏给我，我把它们用布包上放到怀里，都能活过来。

　　我不是反对现代生活的医疗化，而是对这种将人与自然越隔越远的医疗做法持保留态度，有些担忧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不良影响。

　　我看西方人就像看他们的牛，看他们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皙、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今天的“东亚病夫”也想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一样。可是，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医学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干净，但身体过于纯净究竟意味着健康还是危险？生活医疗化到底是我们的积极选择还是无奈退守？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对“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摘出它、消灭它，而是重视它产生的原因，改变它产生的条件，引导它弃恶从善。这就像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按一个标准去论人的优、缺点，而是整体地看一个人的属性。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也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优缺点之分的思维会使一个人以为改掉自己所有缺点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并不必然地就成为一个健康人。

　　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而是在健康上，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有“病”、有“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导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

　　可是，医疗生活化已成为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模式，他们已经习惯“科学”而自觉排斥自然。多数年轻人视自然为敌人，视科学为保障。我同学的儿子从大城市来我家，我给他做自然食品，他拒绝食用，指着蒸熟的土豆说：“马铃薯皮有毒，不能吃。”我问：“那你吃什么？”他说：“我要吃火腿肠。”我问：“火腿肠中的那些添加剂就没毒么？”他说：“人工合成的化学产品是无害的。”存在决定意识，身在科学中，便成科学人，今后出生的孩子会不会觉得环境污染也是正常的？

04）

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连在她身边的我和我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沓书，都是《伤寒论》一类的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她也不想想当时我正身处科学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把世界改变得日新月异，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何接受得了古老的阴阳五行呢？我想，阴阳五行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就是简单的尊称，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出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那时代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沓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我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辨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得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沓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

　　我曾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我17岁中学毕业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当时只是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他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急救什么的，也学了一些。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中医难道不是技能么？既然我可以从技能层面学西医，为什么不能这么学中医？从我当时所形成的学习观点来看，中医是不可学的。这样一来，与其背一沓子旧书，不如读一沓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于是，理所当然地，我走向了科学。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17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也会去学西医，所以说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十分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我想，正是基于此，她的中医立场才一直坚定，她的行医方式才没有偏离中医的传统。母亲的师傅能在那个年代破格收下一个女弟子，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良好的学习动机呢？

　　母亲是1924年生人，17岁学中医，24岁开始走乡串户独立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年轻的中医上西医院校，统一接受系统的西医培训，因此，要真是讲学历的话，母亲是出自西医院校。在培训过程中，大批中医改学了西医，走出校门后当了西医。母亲也会西医的诊治方法，她也用听诊器。我女儿小时候发烧，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贴着她的胸和背听“干啰音”、“湿啰音”，就是母亲教我的。在母亲的书架上，有成套的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的书籍。我是从母亲的藏书中了解巴甫洛夫学说的。母亲有许多转做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地搞她的中医，不为大势所趋。

（05）

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触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样的学医条件是后来的我和我女儿所不具备的。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师傅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师傅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师傅，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师傅，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母亲受师傅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师傅，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师傅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的师傅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他的大儿子也跟他学医。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她师傅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候就是用她师傅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我觉得母亲的师傅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儿做徒弟，还与儿子一视同仁，让我十分佩服。

　　母亲受她师傅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缺德了。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师傅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师傅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师傅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痧，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师傅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我想，她师傅也是从自己师傅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旧政府有什么作为，都是那些植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我上中学时，中学分成三个班，分别学医学、农机和种植养殖。我被分到了医班。学一段时间后就跟医疗队下乡。母亲就给我带药下乡，要我舍药。母亲年轻时是游走乡间的郎中，她熟悉农村常见病类型，所以给我带的药都是有针对性的，并仔细告诉我如何舍药。可我那时才十几岁，做什么事都不太用心，母亲的话听一半忘一半，到了农村要用时才发觉好像什么都不清楚。

　　我看到一些批评那时医疗政策的言论说，农村的“赤脚医生”什么也不懂，根本治不了病，纯粹是糊弄人。这话要是从我当年的情况来看的确是不错的。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懂，背个药箱子满村乱跑，玩心比工作心大，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我也跑遍了所有有病的人家，能向医生汇报谁家有什么症状的病人，还能提出我的意见供医生参考，也能跑到病人家传达医生的医嘱，同时宣传卫生常识等。我懂得不多是真的，我治不了病也是真的，但如果说我没用我可不服。我是医生的调查员、通讯员、宣传员……医生下医嘱，是我走到各家去给病人服药、打针、做理疗，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卫生员，怎么能说我没用，是糊弄人呢？我们现在“大医生”不少，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充当我当年角色的人不多，护士只是单纯执行医嘱，怎能像我那样搜集情报，放大医生的作用，让人们看到我就感到与“大医生”取得联系了呢？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站在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前沿，直接接受生活教育，如果我最终能当上“赤脚医生”，我还能总不会看病治病么？所以，我一直不认为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做错了。

　　“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一次中西医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以成败论英雄。西医那种学校式的广泛“复制”人才是“赤脚医生”产生之始，随后将他们播种撒到农村大地上让他们寻找生机又是中医式的生存方式。这有点像在室内大盆里让种子齐刷刷地发了芽，再抛到大地上一样，如果土壤条件好，当然可以早熟，如果条件不好，反倒白瞎了这种子。而中医有点像野生种子，不轻易发芽，一旦发芽就有生命力。

　　由于接受过西医培训，所以，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师傅铸就的中医。

　　20世纪50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很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可是，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师傅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些在医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从我母亲那一代开始，想要坚持中医就得顶住社会主流的排斥，顶住家人的不理解，甘于清贫和寂寞，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怎能做到？

（06）

母亲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药味而难过。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即使是小时候，我也能看出母亲不适合在医院行医。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12岁时就给人做媒。一男一女分坐在我两边，拿逗我说着话。说着说着，两个人一起走了，把我扔下了。婚礼上，他们总说是自由恋爱，把我这个媒人给忘了。而后来，我把人家把我忘了视为做媒的最高境界。我父亲极力反对我和母亲“管闲事”，他说，做人有两大原则，一不保媒、二不荐医，保媒和荐医这两样都是落埋怨的事。但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甚至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的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伙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肯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伙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她只好与这个男人结婚。婚后生活很艰难，再后来听说她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这些情况使我小时候不认可我母亲的诊所是医院，也觉得她做的许多事情不属于医学范围。便是在今天，这类情况在医院也很少见。

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处理问题。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世30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我在母亲诊所见到的好多现象西医并没有谈及，其解释并不比母亲解释的合理。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许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一般医院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有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当学徒工时，有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喊地。我们女工团结一致地同她丈夫作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却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里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经过几十年的琢磨，我也琢磨出其中的道理。我一个朋友患有不孕症，一辈子没生孩子。她与丈夫头半生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可到了更年期她却一反常态，对丈夫大打出手。她对我说：“我忍了一辈子，憋了一辈子，再装下去我就要疯了。”我遗憾地说：“你早打啊，早打把心中的垒块抚平还能生儿子，你打晚了。”所以，我也像我母亲一样，人家两口子打架我不轻易劝架。我曾做过妇联的权益部长，专管维护妇女权益。经常有妇女被打而来求助的，我总是详细了解情况，不轻易下判断，慎用法律武器。老百姓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把清官的理性挡在了家门外。因为这里有很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07）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

　　也有母亲治不了的病。一个姑娘圆脸、高大、漂亮，看上去很健康的。母亲号完脉，将姑娘的妈拉到一边说，我治不了这病。现在我知道，这是白血病，那时没有化疗和放疗，更没有干细胞移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把握。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但对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马当活马医”时，她并不是拿不出办法。她有个柜子装一些特殊药，其中毒药居多。她用这些药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内服外敷，还有许多禁忌。我记得药里放红汞时就告诉病人绝对不能吃小米饭。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西医东进后，中国就与别国不同，有了治病上的中西医选择，又有了医疗事故一说。由于追究医疗责任的标准是西医的，中医的理论与西医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为了自保，中医通常会先让西医下“死马”鉴定，然后再“死马当活马”治。如今人们在攻击中医时说中医不能治急症、重症，因此不是主流医学。这种观点我不认同，这是拿结果当原因说。如果中医院每天都像西医院死那么多人，死亡证明怎么写？医疗官司怎么打？西医居医界领导地位，我的工作经验是遇事先用领导说的办法，等领导的办法不好使而他再拿不出办法时我再悄悄地用我的办法。如果你批评我为什么不在领导拿出办法之前用我的办法，结论是我无能，我会认为你是从外星球来的。

　　既然西医一统了诊断权，于是，母亲常劝病人先去找西医治，其实就是要西医的诊断。如果病人不肯去找西医，或找了西医没治好又回来了，母亲才肯下猛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中医在治病上力求四平八稳的做法以前我以为是我母亲的个人做法，后来才明白这是中医人的共同做法，这不是中医的无能而是中医的无奈。如今，同是西医院，如果遇到治疗风险大的病人西医也推诿，好多病人就是在不停转院的过程中耽误了抢救时机。

　　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治病故事。我一个朋友，他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12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众人给他捐钱，给他揽活，想法增加他的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没容我把话说完他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我这个朋友在有病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像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遗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候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

　　西医现在虽然是“大医生”，但其医术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大地上生长出的只有西医是苗，中医就是应铲除的草？官僚主义便是在学术界也会自发地生长出来。

　　出差住店经常能遇到外出求医的人。高度的紧张，巨大的精神压力，往往使他们无心顾及别人。有一天半夜，我爬起来，拉开灯，对同室另一个女人说：“你起来吧，反正你成心不让我睡，我就不睡了，你说，你这么大声唉声叹气是怎么了？”她说她第二天就入院开刀，心里十分害怕。我忘了她说她是什么病了，反正她说完她的病，我说你这病也用不着开刀啊。然后我给她出了个什么招，第二天分手各奔东西，也就忘了这事。

　　几个月后她给我来封信，说按我说的办法把病治好了，高兴得不得了，特地告诉我一声，说我是她的贵人，把我赞得神乎其神，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几个月未见的朋友，问他这几个月做什么去了？他说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惊讶地看着他，怎么也看不出他是白血病人。他说他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医生说他至少也得做4个疗程的化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在第一个疗程中，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全面分析，第一个疗程一结束，他就不告而别，从医院逃跑了，独自跑到从研究所听来的一个中医处吃上了中药，把病治好了。他得意地说，他没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像治个普通病，不由得想，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国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我曾亲眼看他把我朋友父亲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胸后背敷药带喝药。朋友的父亲开始不信，不肯用药，朋友跪在地上举着药不起来……病治好后，医院说一定是诊断错误，不可能是治好的。朋友的父亲气坏了，要和医院打官司。他说，照这么说，我对单位说我得癌了不成了欺骗组织了吗？

（08）

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我一个朋友，他是少有的好人，总是尽心竭力地帮助别人却不求一分回报。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所以想给他送点礼都没东西可送。一天，别人告诉我他从北京做了口腔手术回来了，正在闹绝食，让我去劝劝。我很痛心，让这样的人死了的确太可惜，可怎么劝呢？这不是劝的事，怎么也得借助点什么。

　　我从一个农村老太太那弄来一瓶用野兽油脂配制的药膏，拿到病人床前，告诉他抹上这药可缓解疼痛，并劝他努力吃点东西……见我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他伸手要来纸笔，写了三页稿纸，这是他的绝笔，此后他再没写一个字。他写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签字做了手术，将整个上腭切除了，他说不了话，不能吞咽，疼痛不堪，这样的生命还如何存活？有什么意义？他写道：“请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他绝食九天而死。

　　这之后，对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帮助他们速死。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我没有理由让朋友们速死，而轮到自己那天却贪生怕死。我想，我这样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女儿会如法炮制，替我了断。

　　看到巴金的艰难死亡，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复杂，巴金是多么敏感、细腻的一个人，他从前经受的所有苦难和凌辱都抵不上后来不允许他死亡带给他的羞辱来的大。巴金年轻时推崇西医，曾立誓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西医去处置。西医把他的气管切开，吃东西是从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不能动，不能说话……

　　由此，我想到了母亲师傅的死。

　　母亲说，她师傅在过了60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

　　我追问母亲：师傅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都不是，师傅只说，人活60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住脚。对中医来说，60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师傅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劝啊，哭喊啊，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师傅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多年后，当我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详态度，才意识到母亲在为师傅驱赶虫蝇的那七天里已经接受师傅对死亡的态度了。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她的师傅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这一人生态度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母亲和她师傅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母亲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青春、执著于名利，她怎能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

　　看到现代人对生命不顾尊严地执著，看到西医为了配合人们的这一执著而采取的一系列超出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的抢救措施，我隐约地感觉到母亲师傅的死似乎有点道理。

　　巴金提出过安乐死，但没人理睬他。当巴金再一次被抢救过来后，他万分无奈地说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我愿为大家而活着。”这是何等的悲愤？我们活着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为了我们而这般活着吗？

　　在巴金不能说，不能写，头脑又很清醒的这六年里，不知他躺在床上是否想到了他年轻时的话？他对这一处置是否满意呢？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 “贼” 字。她解释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想，现代人能理解冰心的用意吗，会不会认为她是在作秀？

　　我感到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像我们现在人对立情绪这么强，这样拒不接受。小时候看一些刚刚60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块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记得母亲给我一块很漂亮的绒布让我送给我奶奶的姐姐做“装老”鞋面。老太太得到我送的鞋面的确是非常高兴。可如今我敢给谁送寿衣么？现在人给长辈备寿衣是躲着、藏着的。我一个朋友的公公病了，不肯吃饭，朋友让我把放在我这儿的寿衣给她送过去。一看到寿衣，她公公吓得立马就吃饭了。

　　过去的老人时常晾晒寿衣，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她在大衣柜旁边睡觉，夜里觉病，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我爷爷是在给人写完一幅字后，坐在桌旁，手扶着头，闭目休息时死的。我奶第一遍喊我爷吃饭时，我爷还问是什么饭菜，第二遍喊时我爷没应，我母亲过去搭脉，对我父亲说，咱爹没脉了！我奶过来告诉我母亲把孩子抱到邻居家去，让我父亲出去通知亲属。等大家来时，我奶已将我爷擦洗干净，寿衣穿戴整齐了。

　　从前80岁的人死了是喜丧，孝上要带红，可以演奏欢乐的曲子，大家会有幸福感和人生满足感。可如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

　　我一个朋友不知怎样才能使将死的母亲高兴，便买来高档寿衣展示给母亲看，她母亲却没有如她奶奶当年那样看到好寿衣就微笑着死去，而是厌恶地扭过了头。

　　因这一态度，人生最终竟是一场悲剧。

　　人类面对死亡已几百万年了，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寿命的感觉所致，还是科学给予人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还是医生冷静到近于冷酷的态度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

　　在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的今天，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从内心里不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

　　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去医院，她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我感到奇怪，难道死亡不属于她？ 八十多岁的老人不肯死，厌恶死，悲号着去死，让我觉得不太对劲，也使我在临终人面前不知所措。如果我奶和我母亲不是安详地离开人世，而像被魔鬼抓走似的悲天怆地，我会在什么心情下继续生活？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电击心脏的，切开气管的，插呼吸机的，放、化疗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么多种。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在医院死亡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认识一位医院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

　　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他们做起来却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俱备，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

　　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院长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主干血管突然破裂。便是躺在手术台上竟也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医院的治疗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和她一起进无菌舱做移植手术的共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走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七个，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白血病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陪同事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说到移植，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的？”我说，你不能太讲生活质量了，你得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小时候随奶奶去探望绝症亲属。病人往往干干净净地坐在床上，奶奶会对病人说：“你刚强能干一辈子了，现在搬个枕头歇歇吧。”奶奶和病人谈死亡，谈后事的安排料理，谈人这一辈子……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地接受死亡了，好像死亡是强盗，是来掠夺我们的。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临终病人时如同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们已经不会得体地对待临终的亲友了。

　　虽然我们在生理上能够死亡，在思想意识上却把死亡屏蔽了。

　　这让我想起我奶奶当年的一句话：“现在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都忘了死呢？”

　　在母亲的师傅绝食期间，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师傅驱赶蝇虫，师傅平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的长寿则辱，母亲师傅死的有尊严。

　　我的一个同事得了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让我们想象上面写的名是自己。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字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像平时那样与我们开玩笑。他死时我们全去火葬场送他。

　　西方接受科学，也接受上帝，这使他们避免了“死到临头便发狂”。但在中国，科学的唯物主义彻底到信上帝是傻瓜的同义词。人们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认为什么都是不真实的，于是，走向极端自私，走到了唯物的反面。人的设计似乎不太适合直面科学，在人和科学之间如果没有上帝参与，也需要一种文化呵护人类软着陆，就这么直接地把人类摔给死亡不行。

（09）

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母亲有心脏病。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从国外进口的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了她师傅的影响。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真心痛必死”。少年的我不甘心，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他。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还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能治我这病吗？珍珠能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儿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父亲也批评我不该愚弄他朋友，我哭着说，我要是不愚弄他应该怎么做？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配的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成像安宫丸、再造丸那样使用，真是一付好药。

　　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16岁的少女，患先天性心脏病，却被强迫下乡了。在乡下她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里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

　　她在母亲这儿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告诉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相好，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说媒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议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却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16呀，那男孩也才17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母女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过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23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纪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俩产生了感情，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商量，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到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为的是要狐狸心。这男人听说狐狸心治心脏病效力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他妻子的心脏病症状基本消失，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果这么好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奇迹。

　　一个有工作关系的朋友，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40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征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下，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等我在街上再见到他时，他把衣服捋起来给我看他的两肋，就跟烤肉似的，从上至下全焦糊了，惨不忍睹。他说，他没有一分钟好受的时候，这心脏自己就乱颤。但他还得感谢医生朋友。

　　又过了一年多，他的状态大为好转，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这些病例给我的启示是，心脏的弹性是很大的，所说的心脏病有时就是心脏与躯体的不匹配，少年成长性心脏病就能说明这一点。我父亲和我女儿爷爷的心脏病也说明这一点，即使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不可逆转的。现有的理论给心脏所下的定义还是为时过早，在医学上，实践常常走在理论前面。

（10）

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告诉他，我的两个同事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现在出门得需要我替他们拎包，照顾他们。我问父亲:“如果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搏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那时没有心脏起搏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的性格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须达到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匹配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最后脑出血，手术后成了植物人。这下他不会着急上火了，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脑CT片呈一片白色，脑死亡的他步入了长寿者行列。 　　所以，我对心电图上曲率改变并不过于看重。人体可以与病共生，可以带病存活。由于个体差异，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健康标准，如按五行把人的体质归类，那么将金性体质人的健康移到木性体质人身上就是病了。我们也不能把火性体质人的“热”弄得像水性体质人那么“凉”。心脏的强壮有力可说是健康的首要标志了，可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我所看到死亡的心脏病患者，大多不肯将生活节律调适得与心脏匹配，我母亲就是，她不肯打折扣地活着。母亲其实不是死于心脏病，她故意使自己得了病毒性痢疾，当我送她去医院抢救时，她还试图从推车上滚下来……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但如果把挂吊瓶当炫耀则另当别论。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即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我的两个熟人，一个穷，安不起心脏支架；一个富，安了三个支架。可富人安上支架的一周后就又被诊断为：支架血栓。而那个穷人的心脏病却逐渐在缓解。这种介入治疗一旦用上，就别指望人体的自然恢复功能再帮上什么忙了。 　　看一个电视报道。急救中心的一帮年轻医生，很有热情，每来一个“死”人，他们都要救上一阵子，一个心脏停止跳动四个小时的人都让他们给救活了。 　　是一个猝死在车中的司机被送往急救中心，主任诊断是心肌梗死，得溶栓。但心脏已不跳了，没有血液循环，药也到不了要溶的地方。于是，人工心脏按压，几个年轻医生轮流踏在木凳上压心脏，压了一个小时，没活。这主任又说，肺也栓塞了，溶栓。还得压心脏，又压了一个小时，主任一看，还没活，就回办公室坐着去了。他的助手们不甘心，没停手。这时，偶尔就有一下自主心跳，小护士跑去告诉主任，主任说，白扯，救不活了。可手下这些人说，他能跳一下，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跳第二下，又压了两小时，硬是把人弄活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司机醒来，跟他妻子说要吃西瓜，还很小气地说，只买半个就行。医生们看着他笑，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专家评点说，这个抢救病例，在现有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年轻医生们的做法是大胆、超常的。有人就问这个急救中心主任，作为医生，如此抢救一个停止呼吸、没有心跳的人，是由于缺乏常识还是由于愚蠢？主任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第一次用一个小时救活了心脏停跳半小时的人，第二次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救人，第三次我们就用三个小时，只要有救活的事例出现，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延长时间。只是我们以前救活的人，心脏停跳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不这么引人注目罢了。 　　刚上大学没几天，我就得罪了一位女同学。她高考分很高，因先天性心脏病，落到我们学校。我们不知情，她也不说。学校有农场，我们去秋收，她咬牙坚持，结果就犯病了。 　　附近没有医院和医生，看着她大口喘气，脸色发紫，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我问她，她才说出她有心脏病。我让大家闪开，让她呼吸通畅，然后扳住她的肩，按经络循行路线给她做了一阵推拿按摩，她就缓过来了。 　　这之后，她就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与我商量。她说，她从小就带着这病，犯起病来就得住院，从来没有好得这么快过，我给她按摩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还看到在大学体检复查时，一个同学血压过高，我给按摩，迅速把血压降下来，通过了复查。于是她认定，我要是天天给她按摩，一定能治好她的病。 　　我说这是两回事，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不可能因按摩而改变，我这只是一时应急之法，不是治病之法。她不信，与她家里人说了，家里人给她邮来钱，她说给我钱。我怎么能骗她钱呢？不肯答应，她为此恨了我多年。 　　现在我理解了她求医心切，主观臆断的心理，也后悔自己的拒绝。我想，她的想法可能也有道理，心脏的弹性那么大，只要人活着就有将人的身体向好的方面调整的可能，如果真给她按摩一段时间，虽不能根治，说不定对她身体确实会有好处，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呢？可能是她眼神中的希望之光把我给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