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医几度秋凉（10）

(九十一)

有科学卫士很严厉地说，中医没有资格要求科学宽容，大学讲堂能给巫婆一席之地么？巫术有资格与科学讲平等吗？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与中医这样的伪科学做坚决斗争。

在我看来，让不让中医进科学殿堂就象让不让袁隆平当科学院院士一样，涉及的不是中医是不是医，袁隆平是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而是科学在表明自身是什么的问题。

想中医产生之初本没有依托科学，袁隆平搞杂交水稻更是冲破科学，如果科学不积细流了，说明它无意大海，那中医归不归也就无所谓了。

在蚊子也不能轻易消灭，怕破坏了生态平衡的今天，中医怎么就成了绝对有害，要科学放下身架冲出殿来消灭的呢？

有人用东方没有产生科学来反复论证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得出我们是劣等民族的结论，这已不是科学问题了。依我看，想要找一个理应被淘汰的理由，那得证明中国人是大猩猩才行。

可中国人的智能作起数学来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这说明人类智能不是非通过科学不能保持。在以人为本和以科学为本之间，不管科学多么伟大，还是要以人为本才是。人类智能本身就是科学的。我们不是致力于研究人类思维的合理性而是全力地去改造人的思维，正好把事情弄得本末倒置。

女儿在幼儿园时，有一天老师很正式地找我谈，说我女儿的智能有问题。我颇感意外，我怎么没看出有问题呢？老师说，你女儿不会加法。回到家里，我拿出一盒火柴给女儿摆测，女儿真的不会加法！这让我吃了一惊。为了让自己镇静，我领女儿出去看了一会月亮。回来又换种方式测。这回我放心了，女儿的确是不会加法，但她会减法。古人采集了多少果子可能不知道，可有人偷去了却能发觉。老师要是先教减法就不会认为我女儿有问题了。女儿上小学时，老师又告诉我，她不会乘法。我告诉老师可以试着先教除法。

我们觉得现在的教学顺序很科学合理，很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其实不然，人的思维总是要时时回复本来面目，因而时常会与科学顺序发生冲突。邻居的孩子入学后，又被迫退学。老师客气地说，这孩子智能发育晚，建议下一年再上学。实质上是把这孩子给推出来了。邻居把孩子给我送来说：“就你说这孩子不笨，瞧，学校不要，还不笨吗？”我让孩子天天来帮我做家务，指示他给我拿具体数目的碗筷等，都没问题。可一挪到作业本上，一切就全乱了。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孩子记忆力好，当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他的思维方式不能对接时，他对课堂内容就进行机械记忆，数字到他这里全转变成号码，这按他的逻辑是一点没乱，可旁人看这孩子可就不是一般的糊涂了。找到问题的原因后，我给他理顺了一下，让他妈妈再把孩子送回学校，老师就不说这孩子笨了。

如果孩子们都能按着自己的本性学习是最为理想的。可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模式。科学思维如此地深入老师之心，使老师的工作内容就是给孩子铸造固定的思维模式。女儿上小学第一天回来就告诉我，老师说：“你们都是小树苗，得需要经常修理，打叉，不然你们就会长歪了。”没有几个孩子是天然符合科学思维要求的，于是老师们所要做的首先是否定孩子自己的思维，然后换上科学思维。孩子们是给修理直了，不仅自己的思维是直的，而且不允许别人“歪”。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学生就一致给我指出：“老师，你课讲得不对，课不是这样上的。”我感到惊奇：“你们是学生，竟然知道课该怎么讲？”所以，中医现在受攻击和打压是很正常的，我们的教育先否定自己又否定别人。认为只要秉持着科学就是正确的，就有修理别人的权力，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攻击和谩骂别人。这样一来，除了科学思维，哪里还有个性的、自由的思想存在？

讲课不应该是洗脑，而是引发思考。我读《论语》就是借鉴孔子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引发学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学习乐趣。

如果人的天性是可以任人修理而不产生身心问题，那怎么教育倒也无妨。

朋友的孩子上小学，患了尿频的毛病，一节课上几次厕所，弄得老师不胜其烦，勒令家长给孩子看病。可几家医院走过了，却检查不出问题来。我说，是孩子精神太紧张所致，得让孩子放松。可如何让孩子放松呢？朋友想不出办法来。我告诉她，孩子的紧张源在老师这里。老师象凿子似的眼光看上孩子一眼就足可以令孩子紧张得上几次厕所了。但老师管理几十个孩子，想让她目光柔和，充满笑意也不太现实，毕竟工作太累了。我女儿上小学时，教室窗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花，讲台上摆的总是一盆开得最漂亮的，都是女儿上学时捧去的。老师上课前看看这些花，有时还要溱上去闻一闻。我对朋友说，要关心、体贴老师，让老师经常能从紧张的工作环境中超拔一下。比如，送她一些特殊的礼物，给一些及时的问候等。家长做老师的朋友可以柔化老师的目光。朋友说，这么给老师拍马屁，那不是太惯着孩子了吗？我说，这是对老师和你孩子的人文关怀。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给你孩子加压，而能保护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你不仅不能站到老师一边去，还应该把老师往你这边拉一拉。朋友按我说的去做了，孩子的毛病很快就好了，因为每当老师走过他身边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摸摸他的头。

把科学学了几十年的人往往学不了中医，要么说中医是伪科学，要么就说中医难学。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常常会问女儿的师傅：“中医怎么学？”女儿奇怪道：“他们这么一问，把中医弄得好象是很难学似的。其实中医是小孩子也可以学的东西，就象围棋，很小的孩子也可以下。一张《内经图》画得多么生动有趣，肾的部位画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在车水，多形象啊！”女儿说她之所以不觉得中医难学，并不是她有什么学习方法或天份，只是没有思维障碍罢了，这完全得益于从小我没有“教育”她。

(九十二)

摸脉，如今成了件稀罕事，女儿摸脉，所到之处，总被人视为新奇。每到一个单位办事，就会有人请女儿号脉。然后，一支等待诊脉的队伍就排起来了。我小时候，人们既无体检意识，又视中医号脉为平常，没病的人是不会去体检，也不会要求诊脉的，所以没见过女儿这般给大队人马诊脉的阵势。现在，人们视诊脉为中式体检，对体检方式，人们是不厌其多的。现代人在体检方面训练有素，中医诊脉又不用抽血和做病理什么的，自然易为国人所接受，这就使女儿诊脉经常是整个科室，整个局，全公司的人集体进行，一个接一个地全被诊一遍。当女儿一个一个地说出症状来时，围观的人们便啧啧称奇。 

如此这般整体性地诊脉使女儿竟有了一些我母亲没有的体会。女儿说，她发现有些单位的员工在脉象上有整体一致性趋向，具有单位性特点。她认为这一整体性的脉象与单位的管理方式有关。我奇怪道，怎么会呢？女儿分析说，如果一个单位的员工普遍出现肝淤气滞的现象，就说明这个单位等级分明，管理严格，工作压力很大。在治疗上，对这样的单位可以采取整体医治，头两付药员工们可以集体服用一个药方。我听了不由得笑了说，着你这么说，是不是看一个单位的管理制度就能判断出这个单位的人员健康情况，或者说，根据一个单位员工的健康情况也能判断出这个单位的管理方式呢？女儿说，管理方式与员工健康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往往一个单位最后一个踱出来诊脉的是这个单位的“一把手”。女儿说，单位“一把手”的脉与员工的往往不同，脉象上不是肝淤气滞，而是会表现出气旺的特点。气旺表现在工作上是有气势，有魄力，但气过旺则顶得心脏运行不稳，血压升高，健康也是一样的没保证。我说，如此说来，便是集体吃中药也不是治本之策了，得调整管理方式？女儿说，是呗，用药支持管理方式的存续终不是长久之计，人性化管理才是理顺身心的良药。

我劝女儿摸脉时别说单位的制度问题，别介入人家企业的管理，医生是看病，就病说病，别跑到医外去，不然，会让人说中医看病象算命，给攻击中医的人以口实。女儿慢悠悠地说，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特点就在于中医看病注重人的七情六欲，强调人的性格和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算命的魅力不就在于具有预测性和解析性吗？中医的预测和解析是依据人们的现实生活做逻辑严密的推导，中医虽然拿不出化验单来，但其预测和解析却能为事实所验证，适当指出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未尝不可。我说，传统中医没有评说单位管理方式的，我就没听母亲说过人家单位的管理问题，当年母亲说出患者的生活方式都让人称奇，如今中医要是指出人家单位的管理方式，不更让人觉得虚玄了么？女儿笑说，过去的中医之所以不评说人家单位的管理情况，一是因为过去的人不象现在这样整体性地诊脉，使中医不能做这一归纳；二是中国传统上基本只有一个管理模式，让中医无从对比。可现在就不同了，有国家机关、国企、私人企业和外企之分，如果没有这些单位实际存在着的管理差异，又怎能摸出各个单位人员脉象的不同呢？中医能够随时发现新情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自身，这不是与时俱进么？

的确，时代的发展真的给中医不断提供新观察和新体验。朋友做果盘，把香瓜和芒果装入一盘，用竹签扎着吃。我说，你单吃一种吧，别混着吃。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觉得做为人类，我们是第一代这么吃的，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朋友笑了，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的东西就要放到一起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无毒、无害食品，不会在人体内起不好作用的。既然劝不了，我就只能在一旁观察了。不一会朋友就开始喊肚子疼，要找药吃。我不急于帮她找药，而是详细了解她的感觉和症状，然后把这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给女儿，因为我知道古书上肯定没有这一资料，过去可能只有皇上有资格做这种食品搭配新组合的试验品，不知皇上为此肚子疼了多少回。可是，既便是皇上也没有机会把香瓜和芒果一起吃，我怎能不注重观察呢？

最近，国家推出了关于要求在食品商品销售中提供食品营养学标签的规定。规定要求在标签中要标明营养成分和营养学特性。有人为此嘲笑中医说，国家怎么不用温寒凉热标签替代食品营养学标签呢？还是中医理论不科学，上不了大雅之堂吧？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不知道营养标签对百姓选购食品究竟能起多大的指导作用，恐怕对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来说，这种标签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价值吧？更何况营养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讲究炮制，便是寒性的药物经过加工也可以变成温热性药物，中国人吃的不是西餐，食品经过烹调后，营养标签是不是得重写？中国有许多“变质食品”，它们有没有营养标签？如果营养观念通行，是不是要把这些“变质食品”淘汰掉？中国食品本身不太适应营养标签这种体系，那么，为了使中国的饮食合乎科学，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改吃西餐？

如今，反对中医的人以为科学的发展正在形成对中医的最后围剿，并为此兴奋不已。而我看到的却是中医在现代获得了新生机。营养标签的实行说明科学已将食品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了，虽然仅仅从营养方面联系尚嫌粗浅，但无疑是有意义的。在这条思路上，中医的思考比之西医要丰富和开扩得多，也更有见地。在当今时代，中医可做的事情真是不少，如果有志，在这条“旁门左道”上也可能“柳暗花明”地揭开科学发展新篇章。 

(九十三)

连日关注地震灾情，看了许多报道和评论。这次国家地震局饱受民众指责，很有医生受患者家属围攻的委屈，预报地震本是世界性难题，人们在强科学家所难。

可科学家们也很愤怒，这愤怒不是缘于民众的指责，而是有地震专家说地震可以预测。众所周知，对于地震，说不能测的是科学家，说能测的是骗子。在5月19日的香山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中国的整体思维的方法，对于预测大的地震有作用。”还有学者主张地震预报不能光靠专业队伍和仪器，应该启用“群测群防”以及一些“土办法”将千百万个信息汇总起来进行地震预测。对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用“似是而非的手段忙着报地震”的专家，被人说成是“一批中医式思维的地震专家”，“跟中医一样是骗子”。中医队伍意外地获得了一批地震学家。

我虽然也同意地震不能预报的说法，但不等于说我不想预报地震。科学一天不能预报地震，“骗子”一天就不会停止跃跃欲试。在“骗子”和科学家之间，“骗子”往往更具进取精神，更正视现实，也更热心。科学虽然让我们理性，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瞬间离去，理性却阻止不了人们的眼泪。说预报地震的专家是中医式思维我不同意，地球样本只有一个，便是汇总千百万个信息，也是西医式的个体研究，并没有偏离科学轨道，科学没有必要非排斥不可。

亲身经历过一个“群测群防”预报地震失败的例子。

我家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大地时不常地要晃上一下。原市委书记不甘心在科学这一棵树上吊死，想要土洋结合报地震。他走访了地震专家、置办了监测仪器，设置了观测站；在野生动物养殖场、养鸡场、养鱼池和几处水井、矿井、泉眼都安置了监测人员；普通群众也都被告之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要及时反映。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直通几处观测点。城东和城西分别安装了警报器，有专人把守。为了让人们熟悉警报声，还演练了两回。每当接连发现一些异常情况时，书记就住在办公室，日夜坚守。有一次，情况日益不妙，书记在办公室连着住了好多天，到了这一天夜里，他桌上的电话玲声此起彼伏：貉子不睡觉，鱼儿往出跳，井水发浑还冒泡，还有市民报告家中鸡犬不宁，老鼠在搬家……就这样，书记脸色变了，汗也滴下来了，最后，大手一挥：“拉警报！”就这一声令，全城就炸了营。矿工从地下往上跑；大学生从楼上往下跳；正在产床上生孩子的妇女，一蹁腿下了床，跑得比医生还快；我一把拎起女儿冲出家门……但是，地没震。第二天一早，省长来电话把我们市委书记一顿臭骂，市民们也编首讽刺歌曲满城唱。书记灰溜溜地夹着皮包，到省里做检讨去了。此后，再没有人想要预报地震了。

地震真无法预报。不能预报地震的地震局照样还是地震局，但土洋结合的办法不能预报地震就要被取谛还被说成是骗子。从这件事来看，中医遭到攻击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颇具代表性的。多年以来，科学为了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实行的是“宁长科学的草，不长伪科学的苗”的高压政策。 

然而我却一直不认为书记的警报拉错了。因为警报响后，我到郊外走了一圈，看到田野中有一团团的黑雾在滚动，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月亮惨白得象一张剪纸，一道道明亮的银线在月亮前渐升渐消……地震台测定当夜有地震，但震级不高。我想，地下的岩浆不停地翻腾，或将地面慢慢拱起，或骤然扯断，就象脑出血，谁也说不准在哪出。那夜地没震，但脑血管没有破裂并不说明血压没升高。那些奇异的天象让我想到，老人们传说的很多灵异现象很可能不是迷信的产物，而是地光、地声、地气在活动，而这些东西只有伴随大地震时出现才为我们所承认，却不认为平时它们也有出现的可能。书记“骗”我们是没有科学依据，但不能说没有科学价值。

在电视中，看到解放军好不容易从废墟中挖出的人又很快逝去，我急问女儿：“虽然说是挤压综合症，但可不可以先给伤者喝点回阳救逆汤？你以后是不是应该做些这样的准备？”女儿也盯着电视看，说：“生命就象火焰，到了生命危机的时刻，要先救这点火，不能一下子加一大把柴把火压死了，要一点点地续柴，这需要调整救人观念”。西医在这次救灾中战斗在第一线，作出巨大贡献，中医也派出了骨伤科医生，但在救人上，我很希望中西医形成合力，提高伤员的成活率。

看灾区老师说给饥饿的学生撮一小口饼干吃，叫“吊阳气”；让学生互相呼唤名字，提醒着意识。这些做法很合中医理念，也很有效果，令我赞叹不已。

虽然我们书记半夜拉警报是有点冒失，但我想，要是发个橙色警报可不可以？地震预警真会引起恐慌么？人类真能够高枕无忧么？真实的生活能排除忧患意识？如果我们平时就有预警，对人类来说将是一种很有益处的教育，比空头的政治学习和道德说教效果要好得多，人们就会多些演练，房屋也会建得更牢固一些，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害。

是时候了，我们真的应该重新摆正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有些人以基督教的精神将科学抬举成中国人的上帝，让人顶礼膜拜，检视自己的不洁，用灾难赎罪，忍受苦难而不能怀疑……但中国人是不会接受任何一种上帝的。

基督教没能在中国传播开来，科学在中国得不到绝对尊重，不是中国人科学素质不行，而是中国人不会给自己立个上帝。上帝太超凡脱俗，与人类有诸多冲突和对立。不是中国人要背离科学，而是中国文化总想把上帝拉下来也食点人间烟火，世俗一点。所以中国人会将科学与土办法结合，而且要群策群力监测地震；有病要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而且乱投医。为此，中国“骗子”层出不穷，而且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一场地震震出一批“中医式思维”的“骗子”，使单一的中医“坏份子”的队伍又扩大了。我想，中国要是再有点什么磨难，可能中医队伍就要壮大成“黑五类”了。

(九十四)

和朋友在湖边沙滩上漫步，我用树枝从沙中拨出一块陶片，一块骨头，告诉她这是六千年前的东西。她不信，我说这可以用地磁、放射性碳素等方法测定。我的朋友是相信这些测定方法的。可人们是否了解这些科学的检测手段与中医看病的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无论是用地磁、放射性碳素还是地层沉积磁性，以及热释光、树木年轮等方法断代，都象中医看病一样要先确定样本，而这首批样本的年代是已知的。取多个已知样本测试的平均值为一个数据，再以多个样本数据汇制成实验曲线或年代序列，这便形成断代所用的尺度。 

如果批判中医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些断代的学科也应该取谛，因为这些学科不仅与中医诊病方法相近，而且存在与中医同样的问题——样本数据不够精确。 

当样本数据不够精确时能否实现精确测量呢？反对中医的人认为不能，因为不合逻辑。 

可世上几乎不存在纯正样本，诸多偶然因素使每个样本都可能经不住全面推敲和检验，会出现越求真越失真这一现代科学各领域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因此，所谓实证的要求在科学领域内也极少实现。样本精确的要求貌似合理，却不现实。现实是“模糊”的，但是多种方法和多个尺度的相互参照、校正又可以让精确从模糊中显现出来，这一在模糊中把握精确的方法正在使科学走出困境。为此，多种断代方式的存在正是为参照、校正之用，我们需要多种方法来实现从模糊到精确。只留一种所谓最好最科学方法而取谛其它方法的作法无疑是自杀。 

中医根据大量人体样本在四季中的症状变化，形成“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这样的诊断尺度。在这些样本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差，甚至可以逐个批判并推翻。但不断地用新样本和新数据检验校正，用包括西医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参照对比，可以抵消单个样本的不确定性，使中医从模糊中理出精确来，保证诊断的准确性。 

一位身在美国的反中医人士批评我不是医生却谈医学“是低级社会的征象之一：分工不精细。”说中医和病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沟通是因为“中医属于低级社会的认知水平”，“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知识比较接近”的缘故。而“在高级社会，医生和病人各自拥有的医学专业知识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医学知识七年一更新”，“七年以前学习过的知识，不能再来参加今天的考试”，“病人永远也不可能和医生讨论学术问题”。他举例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法官和小偷。小偷在法官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的，等着法官宣判自己的未来”。他还说，“我用这样的比喻是想告诉艾宁，你在低级社会总结出来的中医药在很多案例有效是完全错误的”。 

我承认我所举的事例，都是可以批判，能够推翻的，我没准备在个别事理上负隅顽抗，随时，我准备在批判面前放弃一个个据点。可是，即使将所有据点全部放弃一遍之后，我很可能还屹立在阵地上。中国人这种不败现象，很令一些人恼怒，失败了还不认输岂不是无赖？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修正数据的永无停歇的过程，并无失败可言。在外来作用下自我调节难道不正是为了生存，与灭亡怎么挨得上呢？ 

西医有如原上草，七岁一枯荣。我主张在西医内部按七年一个等级做高低之分，不然是有点不公平。学西医不容易，便是努力弄明白了关于我身体的西医知识，七年后我对我的身体又一无所知了。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虽然身体始终是一个，但医学知识在我身上得作废十次。如果外星人看到医生对我的十次检验报告，会不会以为我是十个物种？ 

但是，能否因为西医学起来很累，就将西医的高低之分扩大到西医之外来？中医如果是树木，难道也强行要求它七年一换树干？据我所知，在美国，法律也很难学，当法官不比当医生容易。但罪犯在法官面前并不“是战战兢兢的”，因为裁决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的不是法官而是由不懂法的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美国之所以不用完善的法律和高级的法官来定罪，却要由一群不懂法律的普通民众来裁决被告是否有罪，其用意正是阻止对社会做高低之分。这种用“低级认知”定罪的方式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再高级的法律也要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来适用。 

说到底，西医的理论也不是能够实证的。多种方法不仅为断代所必须，为各学科参照、校正所必须，为从模糊走向精确所必须，也为防止科学走向官僚和形成等级制度所必须。只留一门学科的做法会使科学走向高级，高级得令中医这样的存在成为“有罪”。如果科学所要的只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证实它，凡是不能证实它的，统统要被否定，科学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上帝？ 

写文章于我不是制炸弹，一经造出，就象鱼雷似的直奔目标而去。我的写作的目的一不是战斗；二不是宣传真理；三不是让读者来读我，而是想让读者读自己。只有激活了读者自己长久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读者才会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当读者的思想被激活时，读者很可能并不同意我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会给予全面批判。但我知道，真理是活性的东西，不存在于摆事实讲道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灵犀相通之中。只有我所摆的事实和所讲的道理与读者心中的事理有机相联，我的文字才会获得一定的真理性。我用抛砖引玉的方法实现与读者的对接，众多的衔接所连成的谱序，可以抵消个别性的误差。当中医能够不断自我修正时，就不会因单个据点的失守而全线崩溃。 

好在在中西医临床上，相当一部分医生正中西结合，相互借鉴、参照、校正，不断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我侄子说，他实习时见外科主任治疗肠梗阻就用中药。把中医的泻下药先给病人喝一半，另一半用来灌肠，上下齐攻，多半见效。实在攻不下时再开刀解决。

(九十五)

女儿要毕业了，向我汇报说，课程都学完了，各科成绩均不高，但五年间在图书馆借书读二百余本，自购书一箱。女儿说，如果把课程学得成绩很高，以她的力量就没有时间读课外书了，而好多学习好的孩子真就没到图书馆借过书。女儿说：“你不希望这五年我只读教材吧？”我不语，我希望这五年她每天都有实习的机会，但这是不可能的。 

翻看女儿自购的书，不仅有中医书，还有西医书，临床用书也不少。捡了本一个内科急诊医生写的书翻看起来，觉得挺有意思，四百多页的书，竟一口气读完了。合上书不由心生感慨：越是靠近临床第一线，中西医的相近之处就越多，互相借鉴之处也越多，望、闻、问、切对西医来说也不可少。作者说“我们是西医，但我们不是西方人。”他口袋里就常备两套针灸针以应对一些紧急情况。 

今天顺路到医院给朋友取报告单，看到医生正拿着胃镜片子告诉病人，治他胃病的方法是做手术，将胃切去三分之二。但看病人十分瘦弱，又说他的体质承受不了这种手术，建议保守治疗。开了两种西药后，医生告诉病人，买些萝卜籽砸碎泡水喝，“效果相当好”医生肯定地说。 

看来，中西医之争主要是争在理论上。中西医之间的差别可能还没有西医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大。 

年轻时读中国革命史，对重点讲党内斗争感到不解。我们往往觉得求大同难，存小异易，只有对敌斗争才应该是最严酷的，而在同一个目标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是否结合的问题竟使党内斗争那么激烈，由此看来，这理论与实践结合与否还真是个大问题。 

人类热衷于创建理论并致力于推行，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不要嘲笑《黄帝内经》，如果我们的老祖宗不肯著书立说，那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就不是中国是否落后的问题，而是东方人应归于猿类还是人类的问题了。理论一旦建立，就会有人视其为绝对正确，认为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底就能实现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都是这般促使人为之奋斗过。 

但理论如同中药，是有偏性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插现实底部，也不可能贯彻到底。 

我曾在一次课后向一位法学家表示感谢：“你讲的理论很高深，我听了很有启发，对我今后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令我获益匪浅。”当法学家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又说：“但是，你的理论应到我们这层为止，如果你到乡镇当法庭庭长，定会被农民乱棒打死。” 

随着教育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关系也开始颠倒。如今的孩子是在课堂中长大，书本是他们的第一现实，理论在他们眼中越来越真实，而现实反倒愈发虚幻起来。问问许多学医的孩子，是不是认为看书比看病重要？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认为现实就应该服从理论，因此，批判起现实来理直气壮。 

真正的医学和法学只存在于专家的著作和讲授中，而实践中的医学和法学都可称为人学。 

我一位政法大学毕业的同事先是批评我对理论不够推崇，后是自我诧异：“教授在课堂上讲的案例是何等清晰，可现实中怎么一个都对不上号呢？” 

一个朋友曾捧着法学书批评我执法不严。我说，如果我们执法严格，那么，所有收留精神病妇女的光棍汉都得以强奸罪治罪，大部分罪犯的父母都得按包庇罪惩处，你认为我们应该这样严格执法么？ 

做为人学，实践中的医学和法学不可能是那么纯粹的，经验、直感、主观意识，甚至是捆绑思维不仅仅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送朋友家孩子礼物时，常常选送工具箱，无不受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在选择、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会认识到，一把锤子用来敲钉子好使，用来舀水就不行了。有个学者说，我能学懂量子力学，却学不懂阴阳，这不很荒谬么？其实这不奇怪，用学量子力学的方法学阴阳如同用锤子舀水，问题出在“学”上。便是学得懂量子力学的人，能创建量子力学么？ 

以为身在科技之中就必然具有科学素质，把事物拆开来就一定是分析，于是批评中医不在科技中，不会拆事物。 

坐在电脑公司看人修电脑。把主板上的插件逐一拔下来再插到另一台电脑上试，找出坏掉的集成块换个新的便成了，比我当年修理收音机要容易得多。如今许多医生看病也是这样，谈不上深入分析，科技进步反让许多人越来越少动脑筋。 

电子产品的发展路线是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管和半导体电路能够拆开进行分析，而集成电路没法拆了分析。按拆不了就无法分析的逻辑，如果非要找出集成电路出现的问题就只能是“猜”了。这科学发展自己堵塞了分析之路。自然的发展也是这样，人体臟器哪个不是“集成块”？如果否定了中医的“猜”，那么即使是集成块也得“拆”。 

拆，需要手段和工具，拆个原子得用半个城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把人体拆明白了，现在医院的规模显然不够。我家附近的医院正在盖十一层的外科大楼，为的就是进一步增强拆人的能力。拆人是庞大医院的主要功能。 

一百年前的西医院也是一个小诊所。有人说中医现在门庭冷落，却没有看到西医诊所也冷落，乡镇卫生院也没人去看病。大家奔大医院主要是奔设备去的，医大毕业生想进大医院也奔的是设备。照现在医院发展的速度，再过几十年医院就有可能成为医疗城，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数得超过服务行业，看一次病相当一次旅游，说不定到那时会有旅行社专门组团看病，打出“消化系统三日游”的看病路线。 

但是，拆的能力不管发展到何等高级的程度，猜的能力也不能废除，更不能被列为低级，因为拆得多了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而急诊医生最需要的能力就是猜。 

病理上的病因可以无止境地追究下去，“顺藤摸瓜”的查病方法最终会让医生湮没在无尽的检查数据中，最终的解脱方法可能还得是“猜”。 

猜解能力实在是人类发展到“集成”阶段的产物。“拆”总是要阶段性地回归到“猜”，而且每次回归都会提升人的猜解能力。一百年后，说不定医生坐在那里猜病有如一百年前的中医。

(九十六) 

母亲活着时，常说要写本书。她说，医生当久了，对有些药，有些病会有一些特殊的体会，她想把这些体会告诉同行。我听了有些不解，病症和药性都在书上写着，所谓医生看病就是运用书本上的知识，这特殊体会难道还能体会到书外头去？母亲说，正是。比如用药，药性确如书上所写，可在用法和用量上，医生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医生就特别善于使用某些药，能让药发挥出书上没有写出来的作用。   

一位妇女血崩，用过中药也没有止住。母亲看完患者用过的药方，拿笔在上面补写一味药——薏苡仁，再用这付药，血就止住了。

这曾让我以为薏苡仁是一味很不寻常的药，直到近几年见满街的杂粱店都有出售，才渐渐认可这是煮粥的米。可一把米能止住血崩？此后我还真留意过，却没见有谁把薏苡仁用做止血药。 

对中医治病的这种个别性，反对的人说，中医能治某个人的病，却不能治某种病。比如说，母亲治血崩的这个药方，要想得到科学的承认，那得一气用上四百例，其中三百例止住了血才能说明是有效的。可我看母亲治血崩的药方却很少重复，便是用同一个主方，也是有增有减，真就是同病异治。如果她有一个能一下子治疗三百人的药方，那早让我偷到手了。 

原先以为西医有单纯的止血药，有一次，我血崩，到医院求救。我说：“大夫，出车祸的，你们用什么止血？就把那药给我用上！”大夫说，有。就给我用上了。可是没管用。再问医生怎么办？医生说，切除子宫。我说，回头再来切。出门买了瓶云南白药，先把里面的“救命子”吃了，又一仰脖吃了半瓶药末，然后去寻中医。 

一个熟人告诉我她刚做了子宫全切除手术，原因就是血崩。我听了不由得暗皱眉头。她炒股赔了好几十万，痛不欲生，一个女人急火攻心，气血妄行，出现血崩现象，从中医角度讲不足为奇。可她也没用中药调理一下，就这么断然全切了，不能不让我感到挽惜。她尚年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听她絮絮叨叨地说今年倒霉，什么坏事都碰上了，我就知道她没有意识到这些倒霉事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毫不怀疑切除子宫能止百分之百人的血崩。我承认中医治病的靶目标不象西医那么直指，有时效果不如西医直接。但我们能否因西医的方法绝对有效就施行“一刀切”？ 

中医之所以考虑个体差异，同病异治，有如教育中的因人施教。我们能否因有学校教育就说家庭教育是原始的、落后的，应予取谛？如果仅有学校教育就够了，那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妈妈实在是有点浪费。象老赫胥黎写的《未来新世界》，孩子们统一由工厂制造，用统一的模式培养，将母亲们从教育孩子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是不是最科学？ 

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是十分必要的。威廉王子所受的教育可以说是最好的，可用在我女儿身上不合适。同样是受良好的教育，哈里王子与他哥哥又有很大不同。而戴安娜之死对她两个儿子的教育来说，绝对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如果没有当母亲的做个别调适，许多人不是用所受的教育否定现实，就是用所处的现实否定教育。 

在中西医之间做好与坏、对与错的对比，如同在母亲之间做这类对比，不是不可以，但要看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互相切磋，共同提高，那是好事；要是用于淘汰，令“不好”的母亲下课，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很庆幸教育专家手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不能对母亲们象对老师和医生那样进行等级评定，按级发放工资。不然的话，非毁了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可。 

我一个朋友赶儿媳出门，说儿媳对孩子影响不好，不如由爷爷、奶奶来带。我劝朋友还是尽力帮助儿媳改进，而不要直接插手孙子的教育。母亲对孩子的作用真就不是简单地用教育标准能衡量的，顶尖级的教育家也不能替代一个文盲母亲。 

在妇联工作时，有被遗弃的孩子一时不能安置，我就带回家来同女儿放在一起养。大家都说我待弃儿如已出，可我知道是有差别的。区别在于，我对代养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有是有意义的，或给吃，或教东西，或领着玩，都能说出名目来。而对女儿，我却有很多小动作，这些动作从教育角度看，毫无意义，可以说是无聊之举。可是，正是这些无聊之举，才将孩子滋润的花儿一样。 

许多意义不是从事物表面能分析出来的。女儿小时候偷听人家谈恋爱，然后奇怪道：“原来谈恋爱就是谈天下最无聊的话啊！” 

西医举动的意义总是事先明确，而中医有时却得事后判明。所以说，中医治病有创造性成分在其中。我们常把事后明确意义的举动称为创举。如今大家都承认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型人才而不是创造型人才。其实，培养知识型人才很必要，但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全是知识型的时，就会出现知识型人才排斥和扼杀创造型人才的现象，这才是教育的弊端。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创造在我们今天是不被攻击和批判的？ 

要讲与病人打交道，西医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历史悠久的中医可能都遇到过。研究中医为什么不象西医那样治病，可能比单纯的批判对改善今天的医学更有帮助。 

我们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救了人得不到感谢，救不成人会自身难保。因为救人是“白衣天使”的本分，救不成人就不是“天使”而是骗子。骗子和天使的唯一差别就是能否兑现承诺。反对中医的人总说中医骗人，我不否认有些中医对治病大包大揽，搞承诺。可这种做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知道医院和学校不是骗子，医院和学校门口横幅上书写的承诺，是出于诚意而不是欺骗。但其达到的使人放弃自我，无所承担，只等承诺兑现的效果与骗子又有何异？如今人们是如此地习惯和需要承诺，以至于得不到承诺就会感到失落，一旦承诺没能兑现就恼羞成怒。于是，当孩子没成才，病人没治好时，人们大骂学校和医院的的话语，怎么听也是在骂骗子。 

那些对人生做出全面承诺的邪教本不难识破，可当寻求承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那么，连许多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也蜂拥追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九十七）

星期天到农村去玩。啃着玉米、嚼着花生，和农民聊着今年收成、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话题。村民对村卫生所的赞扬让我感到奇怪，缺少仪器设备和高水平医生的村卫生所怎么可能受到农民的欢迎呢？村民骄傲地告诉我，诊所里的小大夫不仅能听诊、打针、还能针灸和配中药，所以受到认可。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便请村民领我去卫生所参观。

这是一座近百平方米的平房，砖瓦结构，外贴瓷砖墙面，房前打了水泥地，挺象样的。

室内隔出五个空间，一间是有八张病床的病房。去时，三张床上有人打吊瓶；一间三平方米左右的配药室，是配注射用药的；一间一床、一桌、一椅的诊室，桌上有一台联网的电脑；一间药房，放三架药品；最后一间较大，是中药的储藏和加工间，放着三个装满中药的药柜，柜门上满贴着写着药名的纸条。案子上有翻开的中药书，案边是药碾子……

卫生所只有一位大夫，是个年近三十的小伙子。

我注意到，卫生所的墙上贴着好多张有关针灸、出诊、医保、药价等事项的告示。其中一张针灸价格表，我看了又看，觉得颇能反映出小大夫的行医方针。告示注明，针灸的价格原则上是每日五元，但治不同的病，价格上下有所浮动。象治高血脂，脂肪肝这类的富贵病，收费达每日十元。而牙痛，气管炎这些痛苦程度比较大的病每日是两元。我知道，象治牙疼这样的病，一日针灸次数可达三次之多，算起来一次费用不到七角钱。看来，小大夫的收费原则与大医院正好相反，不是按自己付出劳动的多少而是按疾病的痛苦程度反比收费，这很有些我母亲的收费特点。

我在卫生所的医保单上看到，这个村实行一种简单的医保，每人交费十元，保一年。我算了一下，小大夫管三个自然村，近千人口，总额近万元。村民说，交了这十元，一般情况下，感冒、发烧打吊瓶就不再另收费了。

在村民家电话旁，我看到贴有这个小大夫的手写“名片”。村民说，家家都有小大夫的这张“名片”，有事打电话，小大夫是随叫随到。我问村民，在卫生所墙上贴的告示中，我看到出诊费注明一次是十元，农民怎舍得花十元钱叫大夫到家中来看病呢？村民告诉我，这十元的规定也只有在冬天才执行，夏季出诊并不要出诊费。三个自然村相隔三、四里地，冬天下大雪时，尤其是在夜里，出诊是很辛苦的。可这位医生不辞劳苦，服务态度非常好。村民对我说，村里有这么一个医生，真是大家的福气。

年轻医生正和村里的“小芳”谈恋爱，准备结婚。看来是要在农村扎根了。对这门婚事，农民们很赞成。

看到诊室门板上写着的诊脉歌诀，我知道小大夫对中医还不是很熟。村民说，小大夫只能给大人打吊瓶，小孩子一哭，他就找不到血管了。村民们不知道小大夫的学历。见他紧张、警惕的样子，我也没敢问他毕业的学校，估计学历不高。

如果只单打中医或西医任一种，他的医疗手段都会稍嫌单薄。我想，乡村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存在方式可以说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对此，西医和中医都有反对的。但我要说，反对无效。我同意中医和西医就象扬树和柳树一样是品种不同，让这两种树结合不太可能也无必要。但我认为，扬树和柳树是可以在盖同一所房子时结合，中医和西医可以在这个卫生所里由同一个医生同时用于治疗疾病。在这个卫生所里，中医疗法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并受到农民的欢迎。

有人会说，这个小大夫的所谓中医疗法算不上医学，顶多是一种安慰疗法。对此，我不反对。我甚至怀疑小大夫给村民挂吊瓶的必要性。因为按美国医生的观点，中国人所打的大多数吊瓶都没必要。如果美国医生说得对的话，这个小大夫施用的西医疗法也应属安慰疗法。

可这样一来，这个卫生所就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而我们在社区搞诊所也同样没什么意义了。如此推论，这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了。

无论是按中医尺度还是按西医尺度衡量，这个乡村医生的医学水平都可质疑，对此，我无从辩护。但从村民对他的一致赞扬中，我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医术并不是第一重要的。在卫生所内，我看到了大大小小不下二十种登记管理册，小大夫在对近千人口实行着医疗管理。村民有病找到他，他能拿出治疗办法，能给病人和家属出主意，想办法，联系上级医院，请教更高明的医生……他采取的行动能给予村民以安全感、归属感，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现代人以为如今人们最需要的是自由、独立和有个性，不想被人“管理”。其实不然，如果你自由到没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在乎你的生老病死，我想，这种自由也是一种悲哀。我曾对年轻的同事说，别以为来上访的人就是来讨说法，要注意到讨说法背后的无所依托，找寻安全的失落感，如果能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接待上我们无论怎样热情、耐心、细致都不多余。从这一点上讲，有人嘲笑“赤脚医生”的医术实在是只看到问题的表面。

其实，当我看到年轻医生那台质量很好的联网电脑时，我对他作为乡村医生的能力并不担心。一位朋友经血不止，不知再怎么治好。我随手在电脑上一搜索，看到一个简单办法：灸隐白穴。还配有照片，穴位用红色在人体上点出。于是，用一棵香烟试灸这个穴，竟真的好了。所以，乡村医生通过电脑使用“机器医生”也可以为他治病提供参考。如今中医也研制出“机器医生”，在网上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虽然“机器医生”不能当真医生用，但其提供的多种治疗方案的确能给年轻医生以启发，加之网上有许多中西医论坛，想请教学者也不难。

医学固然很伟大，但治病却不是非学完所有医学课程就无从下手。我对刚到手的手机、数码相机等物总是先研读说明书，学习使用方法。女儿每见到便觉多余：“这还用看说明书吗，摆弄一遍不就知道了？”可对我来说，不看说明书根本就不敢动一个键子。我就是把一本电脑书看烂了，又跟了两期电脑班学习才会使用电脑的。而大多数年轻人既不看电脑书，也不上电脑班，这捅捅，那按按地摆弄一番，很快就会使用电脑了，其速度比我的正规学习快多了。

用读书、老师教授的方式固然是正规的学习，但事实证明，年轻人的“摆弄法”却往往是效果更好，效率更高的学习。乡村医生之治病正如青年人摆弄电脑，不能说非通过正规学习不能掌握。中国古人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对人体的把握虽然没有理论指导和老师讲授，但他们没有失去人类通过“摆弄”而了解事物的能力。正是人类的这一天赋产生了中医。

(九十八)

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二百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

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

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病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

如果是在外国，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

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

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样看来，《黄帝内经》做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

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

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象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象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于象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二百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象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

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我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与不留？

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咬钉嚼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

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既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容质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

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象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

（九十九）

母亲因心脏病卧床期间，我曾跑遍全市各大医院进行考察。三十多年前，也存在看病难的问题。病人住院，头几天住的不是病房而是走廊，要等有人出院了,走廓里的病人才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转入病房。病人24小时的护理也全由家人完成。其实，那时的医院并不少，各大厂矿、学校都有自己的医院，而且规模不小，可还是人满为患。相比市医院，各大单位职工医院的条件要好得多。职工医院只收治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职工免费，家属半费。三十多年前也存在医患矛盾。但矛盾的焦点不是钱。既然医院是工厂、学校自己的，就不存在挣工人、学生钱的问题。但与现在医生想留住病人相反，医生普遍不愿意给人看病,更不愿开药,巴不得没人来。我在工厂和学校时找医生看病，十有八次不给开药。我一个同学就曾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医生这种作风，是我拿着糨糊帮她贴在医院大门口的。

十八九岁时，我热爱科学，推崇西医，且血气方刚，对母亲有很强的责任感。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可我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因为母亲没有工作，住不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职工医院”。虽然我把责任归咎于她自己不该丢了工作，但还是接受不了母亲得不到现代治疗的现实。于是，铤而走险，我借了一本《家属证》，冒充家属，不容母亲分说，强行将她送进我市最好的医院——铁路医院。

如愿以偿地，我让母亲作心电图、拍X光片、打强心剂……享受了现代医疗。时值文革末期，我的身份还是“黑五类”子女。看我在医院里招摇撞骗，理直气壮地讨医要药，如同吃了豹子胆，母亲吓得不敢作声，闭上眼任我摆布。住了二十多天院，出院时结账，总共花了十元钱。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三十几元，看来当年的医疗费确实不贵。

当地医院的措施用尽了，治不了母亲的病。母亲的心脏病是器质性的，非药物能治，唯有做

人工心脏瓣膜更换手术。那时做这种手术的，比现做换心术的还少。可依我看来，为了生命，为了科学，便是技术不成熟、风险很大的手术也应当做。一旦寻找到机会，我会毫不犹豫，不惜任何代价送母亲上手术台。

我的想法和做法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为了给她治病我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这令她非常担心；看到我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她，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她十分心疼；看到我为照顾她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些在我看来无所谓的问题，在母亲看来却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生活。母亲无法说服我。治病，用尽方法给母亲治病，难道不是做儿女应做的事吗？生命，用尽所有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不是最值得做的事么？对于母亲采取的自杀性反抗，我很久不能释怀。

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在今天是如此地受重视，不仅被世界人权组织提出，被《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美国文化提出，被涉及死刑的法律提出，也被医学提出。生命的价值在学者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至高无上。变得一个与八个不能相比；罪犯与工程师不能相比；母亲与孩子不能相比。至于金钱，就更不能与生命相比了。

我一位生病的同学为了治病，把房子卖了，把儿子的结婚钱花光了，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他认为，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劝他为儿子考虑一下。他说，难道有钱人的命是命，我因为钱少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

我知道他说的对，便是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中法律也要求“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我这位同学活下去了，每天找朋友打麻将。而他的儿子三十好几，连女朋友也没有，整天闷闷不乐。

如果没有母亲的做法在先，如果不是身为母亲，如果不是上了年纪，我会完全同意关于生命价值的主流说法。可如今，我能否倾家荡产做心脏手术连女儿上学钱也花光呢？便是我真有几百万，我能否用来治病让我女儿由富人变成穷人呢？

有人说我把钱看得太重了，钱是什么东西？是符号，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生命却只有一次，不能复来。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生活方式问题。

现在的心脏手术技术很成熟了，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价格高昂不说，换人工心脏瓣膜，容易造成血栓，需终生服用抗血栓药；使用生物心脏瓣膜，容易老化，需要一再进行开胸手术更换新的瓣膜。我能否为了生命，为了科学，接受这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呢？

钱，对我来说不是符号。无论人们折腾钱把人们的观念折腾得怎样乱，可我还是看得见钱所代表的资源。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还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钱，做为符号可以崩盘，它所代表的资源不会危机？当我们以金钱的形式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视资源如粪土？

在为患白血病朋友筹集捐款时，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三十万是最低手术费用。我对她说：“只捐三十万，就用这些钱赌一下，如果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就不治了，请你死时闭上眼睛”。这种破釜沉舟的治疗方针居然产生了奇迹。

在学者们还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许多母亲却在用牺牲解决这一问题。看一部日本影片。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儿子按村里的规矩把上了年纪的母亲背到山上抛弃。与母亲告别时，儿子把身上带的饭团给母亲留下，母亲又给他塞了回来。资源是宝贵的，那怕是一个饭团也要给儿子留下；生命可以复来，儿子就是母亲生命的再现。地球上的资源没有多到把牺牲这个词从人类字典中抹去。

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资源互补。西医可以是饭团，中医是青菜，如果饭菜搭配可以填饱肚子，为什么只为饭团太少分配不均而吵架，就不许搭配点青菜？

我试探地问女儿，将来她怎样处置病入膏肓的我？她说，如果我得了需要一再开胸手术的病就不治了。如果成植物人了，她会给我实施安乐死。我听了顿感轻松，同时自责地想，如果当年我有女儿这态度，母亲又何必急于自我了断呢？

一O O

朋友向我哭诉儿子学习不好，不肯用功,“什么道理都讲了，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毫无效果……”。我说男孩子开窍较晚，很可能后发制人，劝她沉住气不要绝望。她问其中的道理。我说可能与男孩的肾气是否蓄足有关。在肾气不足时，他们懵懵憧憧的，别说妈妈哭劝，便是抹脖子死谏，也不为所动。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开始懂事了，听得进大人话，学习也开窍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

近几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多是女生当状元。几位当老师的朋友感到困惑，这男生怎么了,后劲哪去了？有的说是女孩子变聪明了,有的说是现在的课程不适合男孩子学习，还有的说是阴盛阳衰。我说这是打小逼男孩子用功学习的结果。肾气不足时逼孩子学习如同水库有点水就用，水蓄不到量，怎会有学习上的势如破竹？男孩子用神多而养神不足，精气神无法达到天然储量，其结果是让我们得到了人才，失去了天才。

不仅当中医的母亲强调让孩子养精蓄锐，便是我奶奶也常说：“人有精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生长期用神太过，不仅使许多神童长大后江郞才尽，也使后代遗传不足。都说现代人的精子质量在大幅下滑，可别三五十年后研究出是因为早期教育过度造成的。

我为朋友的儿子说情, 争取孩子能出去踢会球。摆了半天道理，朋友说体能与智能没什么直接关系,举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例子就把我的请求给否了。我奇怪他不仅没有中医的养生观念，竟连西方的健康观念也没树立起来。这种只承认一对一的直接关系的认识方法如果导致21世纪中国人又成了“东亚病夫”，我们还会怪罪谁呢？

一对一的思维有如多米诺骨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科学的，一味推倒没商量。科学卫士还以为不尊重科学的现象是传统文化作怪，时常错拿中医这类传统文化开刀惩戒群下，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间接作用，恰恰能够有效阻断多米诺效应。

例如科学没有揭示出同性恋的机理，但不妨碍人们开明地表示理解,

不仅影视文学追捧同性恋题材，各国也争先以颁布同性婚姻法来标榜文明和进步。这种多米诺效应先是把爱情弄得没了性别之分，接着又把友谊彻底摧毁，继而促人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要改写历史。大学里追求时尚的女孩子搂脖抱腰，三五成群地招摇过市，得意地向男孩子们宣称她们是同性恋者，看到男孩们嫉恨的目光，她们感到酷极了；研究人员审查历史人物,一个个套用，连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也遭到质疑；一个朋友认定我是同性恋，证据是我不和女人计较。我让她正视我结婚生子这一事实，她说，那你就是双性恋。我反问：“那你呢？”她那表情，一望就知陷入自我怀疑有些日子了；一个年轻人想当然地同情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者，说他们受到了迫害。我说那时我家附近就有一对女护士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她俩“不结婚，永远在一起”的誓言，没人去管她们的事。男同性恋之所以受到了打扰，是因为他们搞到了家外头。相对于通奸、婚外恋等，同性恋在当时所受到的惩罚是最轻的。而同一时期的外国并不见得比我们宽容。如果说我们对同性恋确曾存在过所谓的偏见和误解，那也是从西方舶来的。

李银河抱怨人们曲解了她的意思，可她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说人们怎么也不理解她的意思。人们认定她提倡同性恋、一夜情、婚外恋等，而她却极力否认，在多米诺的世界里她一再伸辩自己只推倒了一块骨牌。

人本是一个天然定位系统，不仅时时需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方位，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社会中的位置。而身不由己的现代人难以定位。都说现代人浮燥，飘浮不定的人想不焦燥也难。所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儒学、宗教还有信徒，不是由于愚昧，而是人的定位要求使然。

如果手头没有高精度的定位仪，我不会拒绝使用指南针；科学不能解释同性恋，我不会拒绝使用阴阳图解释。总之，我不能任由自己随风倒伏。母亲曾用阴阳图解释男女的存在状态。代表女人和男人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母亲说，靠近鱼尾的颜色应该是渐灰，表示阴阳强弱程度的变化。在这幅图中，不仅男女相恋，便是同性相求也无不符合阴阳理论。从阴阳图上看,李银河所争取的主要是鱼眼睛这部分人的权益，并不是要改变阴阳鱼的颜色。在这幅图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黑鱼的腹部，这个位置与其它各部位的阴阳电差都很平均，排斥性小，所以友谊成分重，但爱情火花小，不是能扛得起爱情大戏的角。基于图中所显示的多种阴阳组合方式,我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时会避开是非评价，而力促各种家庭模式的形成。在妇联工作时，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求助：“老婆打我，你管管吧”。我笑了。且不说他的要求是否在我职权范围，单就他找妇联求助这点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把自己定位为女人了。这时帮这男人振兴阳刚之气就不如促成阴阳互补的家庭模式形成来得实际。我们理解的夫妻性格互补，何尝不是阴阳互补？

出于对阴阳图的理解，2000年修改婚姻法时，我曾上书国务院要求不要把成年男女从家庭责任的担子下“解放”出来。因为在国家还没有能力负担老人和孩子时，不能轻易放弃婚姻家庭的社会功用。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我也坦然接受性关系从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我知道历史的卡尺正从阴阳图上黑白分明的一端移向灰色地带。正因这一移动，一夜情、婚外恋、同性恋开始走出冬季，而婚姻进入冬季。这里没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别，只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分。因此，当听到李银河为同性恋争取同性婚姻时，我觉得她的做法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反季节行事。因为婚姻本是社会性的，在社会性正从婚姻中退出之时，争取同性婚姻的意义何在呢？岂不是光了一冬天膀子的流浪汉在春天来到后坚决要求穿上棉袄？

我陪同事到一家盲人诊所去治疗颈椎病。

到了诊所，环顾四望，只见西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诊所主人在盲人按摩学校的毕业合影。

照片上，除了两位老师之外都是盲人。

可能是觉得照相就应该笑吧，也许是毕业让他们心花怒放吧？反正，照片上除了那两位老师外全都大笑着。

这是怎样的一种笑啊？我从未见过。虽说人几乎是唯一会笑的动物，甚至有人主张以此给人下定义。但笑是美好的、美丽的，这是全人类的共识。可面前这些盲人在大笑的面容与我对笑是美好的、美丽的理解完全不符，几乎每张盲人的脸都被张得过大的嘴覆盖，个个笑得龇牙咧嘴、不堪入目。

怎么能把这样的照片挂出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第二反应是想遮盖它，这种照片不应拿出来示人！

我开始怜悯这张照片的主人，他一定不知道这张照片的视觉效果是这样的，如果他知道这张照片给人以惊骇，他还会把它挂在这里吗？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这一点呢？我用什么方式告诉他？说他们的笑不雅，不符合审美要求？说盲人其实并不需要照毕业照，更没有必要把它展示出来？但他们展现的难道不是人类原生态最真实、自然的笑容吗？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着健康的一双眼睛的人的笑是经过训练、调整，具有礼仪性、功利性，远不是纯洁的笑容了。

我能议论盲人按摩诊所主人以展示原生态的、真实的人类笑容，以炫耀他的科班出身，炫耀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团体，有什么不对之处吗？

主人感觉到我在照片前站得过久，他一边为我同事治疗，一边问：“怎么样，我的那些女同学漂亮吗？”

我一愣，此时我已意识到自己的美丑观念含有的虚伪成分，我能说把一颗心整个都笑在脸上的人是丑陋的？不能于是，我回答说：“是的她们很漂亮。”

“我觉得也是，她们的笑声很好听。”他说。

我的心一动，声音？他不是以笑容而是以笑声来衡量笑。作为盲人，他认为笑出最响亮、最动听声音的才是最美的笑。我居然没有从这张照片上看出那凝固的笑声。这么说，我认为他们的笑是没有经过修饰也不对。他们是用声音来调整自己的笑——那就是发出最响亮的笑声！再看这张照片，我似乎听到了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笑声，伴着这笑声，在我眼前展现的是最璀璨的笑容。

《问中医几度秋凉》是从网上东三集西五集收集来的，由于每位转载者的喜好不同，文章体例不一，特别是从七十章以后比较乱，重复、错误在所难免。

--—江风山月主人于201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