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时代的需要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世界展览局局长吴建民演讲。

主持人易中天：下面进行论坛的发言，请出第一位嘉宾是世界展览局局长吴建民先生。吴先生是当年驻法大使，风度不减当年。鲁迅先生说过“耽误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你只有十分钟的演讲时间。

吴建民：非常高兴在易中天主持下讲几句话，我讲的题目是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我想讲三个意见，第一，为什么构建中华主流文化这个问题要提出来，我想这是因为历史形成的。我们这个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很了不起，我搞了一辈子外交，去过世界上不少地方。有一次去大学去讲话，有一个大学生很厉害，他一下子把麦克风触到我面前，他问我，你搞了一辈子外交，觉得最自豪的是什么？我当时冒出一句话，我最自豪的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文化确实了不起，5000年没有中断。为什么我提出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原来中国主流文化非常明确，我们2000我年前是百家争鸣时代，一大批思想家，经过争鸣他们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创造了主流文化，慢慢形成。中国的主流文化应当说从50年之前，一直到满清封建之前，可以改朝换代，但是主流文化没动。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相当稳定，一个朝代几百年，可以改朝换代，但主流文化没有变过。

但是我们的革命来了，革命来了就对当时的主流文化进行冲击，对不对，回头看，没有这个冲击，没有后来的革命运动大概也不行。因为你还是按照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时是必要的，你到全世界走走，任何革命都是矫枉过正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继续往前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我们的主流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改革开放门打开了以后，我们一看外面世界很美好，慢慢就形成了一种现象，中国当前中国现象很有意思，人们觉得现在的比古的好，这种思想相当普遍。所以中国现在信教的人多起来了，问你信什么，你不清楚。我想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跟全世界老百姓不一样，全世界多数老百姓信教，中国老百姓多数不信教，我们的行为规范靠文化，而受到革命的冲击出现了今天的现象，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构建主流文化。

第二点，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讲的第二点，主流文化为什么构建是时代的需要，任何国家都希望我们长治久安，我们经过了中国人闹革命闹了一百多年，今天当然需要长治久安。怎么长治久安？我想构建主流文化是根本打击，如果主流文化构建起来，老百姓的行为不用主流文化规范，那会出很多问题。国际上来讲，你看看今天的世界，过去几百年大体上是西方文化主导的，西方文化好不好，我想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说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跟西方文化也有关系，西方文化里面是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

我前不久在中国北师大举行的中国社科前沿论坛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中国人老是在讲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讲的软实力跟美国人讲的软实力是不一样的。美国人讲软实力是要改变人家，你要变得跟美国一样。所以世界从现在来讲，过去几百年进步很大，但今天看看，很多热点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跟西方文化有关系，如果中国人，陈下心，花几代人世间，把主流文化构建起来，这是世界的需要。到世界上走走，西方有思想的人跟我说，西方现在走了几百年，现在好象觉得路走的差不多了，需要新的营养，这时候人们就朝向东方中华文化是否给人类带来更好的东西。

中国文化不是讲斗的问题，因为斗的文化不是中国的文化，主流文化比较多的是合的文化，而不是斗的文化，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中国文化，是外面来的东西。按照这样的思路，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所以中华文化要起来。

如何构建中国的主流文化，第一我想我们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接受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构建中华主流文化的时候，我想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过去几千年，我们老祖宗创造的好东西，经过时间考验，仍然是好东西，必须得弘扬，第二，中国共产党1921年创建以来有很多好东西，这些好东西就要延续下去。第三条，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我们过去几百年当中，从国外引进的好东西，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变成中华主流文化。

我为什么说需要几代人呢？因为主流文化创建有一个过程，要优秀的知识分子沉下心来，我们的主流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有什么好的东西，共产党创建了什么好东西，可以千秋万代的传下去，这些东西好好总结，变成小学课本、变成诗歌、变成小说、变成电视剧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封建时期主流文化一样，推行《三字经》一样，进入人的血脉里，规范中华民族的行为，这样不仅对中国来讲长治久安非常重要的，也是对世界来讲是中国人的贡献。

我想二十一世纪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

主持人：我刚刚仔细聆听您刚才的演讲，核心的思想就是必须构建中华主流文化，而且这个主流文化还要通过小学课本、电视剧、儿歌深入人心。那么当吴先生提出来中华主流文化，您的设想有三个主题部分，第一个主题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制造从吸收开始3000多年积淀下来经过历史检验确实是比较好的精华的东西。第二个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些优秀的文化。第三个就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那些先进的文化的进程。

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三种内涵发生冲突怎么办？

吴建民：我想这就是你刚才讲的文明冲突，会不会有冲突呢？人类是相通的东西，我们讲改革开放30多年，搞市场经济，为什么搞，是因为它是人类相通的地方，发展经济必须搞市场经济。

主持人：我们没有这种传统。

吴建民：那是引进过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好了还是差了。

主持人：好了。

吴建民：那没有改革开放成吗？

主持人：就是说我们构建中华主流文化的时候，要把我们构建的主流文化交给实践检验，交给人民去评判，但凡是实践检验、人民群众拥护的就是我们要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是吗？

吴建民：我想是人民接受的，人民也需要引导，经过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先进知识分子要想老百姓接受，通过实践慢慢让多数人认识。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著名导演贾樟柯演讲。

主持人：下面请出下位演讲嘉宾，著名导演贾樟柯。

贾樟柯：大家好，今天是《经济观察报》的年会，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电影业经济的情况。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谈这个产业，这个朋友问我电影业一年有多少产值，我大概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是5亿或者8亿，我报出这个数字，那个朋友非常震撼，为什么？不是震撼于多，而是震撼于少，他说你们整个电影也一年产值还不如我一个服装公司多。那时候的确是电影业，处在很原始的阶段。

但十年以后，到2009年，差不多整个中国电影有60亿产值，特别是一到贺岁档，各种各样的电影就拥堵到一起，都想争夺这个档期，非常热闹，占据了大部分报纸、电视，非常关心这几部贺岁片的业绩。同时这些电影里有王先生谈到的《三枪》。我们发现今年整个贺岁档的营销策略特别奇特，有一点，我的特点非常贱，制作水平之低，甚至虚实漏洞百出没有关系，观众会接受，喜欢这样的电影。的确是，这十几年电影观众对电影要求逐渐下降到减压、搞笑，如果电影提供这样的娱乐，就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创造很好的产值。

另一方面在《三枪》里有新的营销手段，一边营销电影，一边谩骂知识分子、经营文化。这里就是说你会感觉中国整个电影一方面是产值巨大的提高，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所谓硬道理，就是票房。在这之外，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思想，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担当，它只是娱乐，中国电影最缺这样的电影。但问题是这样吗？《阿凡达》也到了，即使是在好莱坞这样的流行文化生产的工具，他们生产的电影里都会有他们的价值观，都会有清晰的哲学。通过通俗的方法，通过一个甚至连初中生都可以分享的一种方法来传播出来，那么即使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是有思想诉求和哲学诉求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电影的要求其实已经是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问题的悖论就是与此同时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的电影要走出去，这些年国内很多机构每年花很多钱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问题是输出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清晰的价值观，这值得怀疑。所谓中国文化目前输出的工作，其实是伪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明确和梳理全体公民都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而且是不是埋藏在我们的心里，这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的一种悲情。我记得我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我应该是在从香港到台湾的飞机上，联合报正版登了就职演说词，我在航程的阅读过程里，可以说读的热泪盈眶。

我感动并不是他讲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里无非是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环境，怎么去改善弱者的处境。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公共价值，问题是在他的就职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讲出来，可以清晰的表述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但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透过文学、艺术，我们目前所受到的阻碍，也就是说官方所模糊的价值观跟我们都已经接受的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突，让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奇怪，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所以配合到一起，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发展速度越快越成为形象模糊的庞然大物，于是很多东西来了，对中国的恐惧，对中国的不理解，这背后就是我们跟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一直没有能力梳理清楚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通过文化、思想、写作、电影传播出去，没有办法表述中国的表情。目前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清晰，不能清晰的感受我们内心世界的表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做的并不是怎么输出文化、输出艺术，而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理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这个价值观并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发明的，而是需要我们清晰的接受它，其实它都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并不是高高在上很难接触、理解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文化的输出背后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文化由谁输出的，或者我们梳理价值观的时候，去理清楚公共原则的时候由谁承担责任，我们都是从80年代过来的，我们都明白从80年代末开始，逐渐的去经营化、诋毁经营，逐渐让思考思想化，这个过程中，当然过去经营文化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拥有知识像拥有财富一样容易炫耀，或者可能跟现实脱离的部分。

但问题是到了当代，我们这么多咨询、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涌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知识阶层，经过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面对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面对它的纷繁复杂，可以用它的系统，比如对电影行业要判断一部电影，那就要系统关上和梳理电影的发展，你可能一个新的电影出现的时候，才可能对它有一个评判。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或者我们一直压抑知识阶层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由谁负担思想的工作，由谁负担输出的工作呢？这就是问题。问题的所在还在于经营本身和民众是不脱离的啊，知识阶层本身是大众一部分，如果人为的将知识阶层和大众剥开来，变成面部不清的阶层，那我认为是离间记，那社会所发生的情况，需要发出的声音很难有一个管道抒发出来，最后就变成大众的狂欢。

我也是从县城长大的，我也是从文化资源非常稀缺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最容易看到的除了电视之外就是香港录像，就是武打片，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产品，但问题是那时候还有一些阅读。我记得我在80年代中，应该刚上初中不久，我读了一本小说路遥的《人生》，还还可能看爱情故事，看完之后你发现里面在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户口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在我的身边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虽然我是县城的，是市民户，吃公民印(音译)的。

初中有很多学生都是借读来的，他们拼命学习，想考上一个好学校，就可以变成市民。读完小说之后我就明白了户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生来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是市民他就不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少年，通过阅读、严肃的文化，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给我一点点反叛精神。这个角度一直讲民众不需要思想、不需要严肃的文化，这是一个误读，我相信如果中国再出发，我们要重新重视知识阶层，不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里不能出现的群体，谢谢。

主持人：贾樟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今天又为我们放电影了，我看到了两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形象的描述叫做面部模糊的庞然大物。第二个镜头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描述叫做面部狰狞。把这两个镜头按照蒙太奇的方法剪辑一下得出来的好象就是中国电影。

贾樟柯：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作品。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电影将来要走向世界，中国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最起码对创造者来说我们不能说把观众想象成只是低级趣味的人，满足最简单的愉悦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自身创造者对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感受跟寻找简单的清晰的哲学观点，我觉得这个工作不能丢，既使是娱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主持人：也就是说像好莱坞大片虽然很娱乐，其实背后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