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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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余世存的blog2007年07月20日

   今天的大陆社会,让人摇头的现象太多。即使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也见识了不少。遗憾的是,对实然现象进行描述、揭示、正名的工作,汉语世界做得非常不够。更不用说,对应然世界的表达,几乎没有人去想象、呼唤。似乎对一种乌托邦思想的否定,导致了我们想象力的萎缩。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经常称道大陆有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但如果又平实又超越地看待开放过的大陆国民,我们可以同意,我国民其实是非常封闭的。这种封闭的心灵、萎缩的想象、又匮乏又污染的知识结构,非常类似于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情。人们被改革开放绑票三十年之久,已经无能知晓文明史的过去、未来,无勇承认文明世界的灿烂和尊严,无意明确人生宇宙的丰富和神秘,而守着眼前的实然世界过日子。久而久之,人们跟眼前的世界生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内心深处不免涌起耻感的羞情。
    对这个世界,即使我们从最平常的善意或最圣洁的美出发,我们也明白,先贤所说的末法时代、据乱世、罗马帝国晚期、陆沉坎陷、浩劫,等等名目,对应的就是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多少都容忍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善和美因此扫地,或放在心里,一任丑恶的事物粉墨登场。我们甚至以为自己即使没能为自由世界的到来尽一份力,也多认为自己守住了独善其身的底线。因为,形势比人强,我们都以为实然势力太强大,社会风气太坏,个人无能为力。就跟改革需要远不止一个三十年一样,要改变一个社会,可能需要五十年一百年,而这太久了,我们都是急性子,等不及了。这种急性子又非茨威格那样的坚毅之士,而是坐退下来同流合污或所谓独善的帮凶、乡愿者。我们就在此时此地小康和谐吧。
    最近半年来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嘲笑那种天真或悲观的态度。文明史确实充满罪与苦,灾难深重,但是,在人的一生中,在文明的演进里,社会风气、共同体的生态世态心态环境,是极容易得到改进的。
    我在最近两次的活动中,更公开明确地提到移风易俗的问题。《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访谈本来是谈一本书,结果涉及了一点社会风气。敏感的编辑把“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作为了标题。月初给北大某学院讲课时,我举了陈炯明、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项南等人的例子,来说明将一个落后地带改造成为文明之乡,短则一年,多则十年,一般三五年就够了。我还讲到,孔子在让他的弟子们谈志趣的时候,子路、冉有、公西华们都是豪情满怀地“比及三年”,就让人们有勇而知方,衣食足又咏而归。如果我们知道,在他们之前,子产也就用三五年工夫改变了郑国的风气,让曾经对他咬牙切齿的贵族势力称颂他的工作,我们就不会嘲笑夫子的几个优秀弟子们的豪言壮语。
    其实,专攻历史的学者比我更有体会。以我粗浅的读书经历,我也知道历史上的名君贤臣,对一国一地的治理,都是不需要五十年一百年的“庄严承诺”,而是在三五年里给民众带来了福祉和文明。如果有心人将历史上的这种例子找一找,相信会给当代的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同胞们以有益的启示。
    如果看到文明史的实然世界,我们对自己参与此间的言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不能肯定我们是群氓、乌合之众,是犬儒庸俗之辈,是搭车者、主动或消极作恶者,那么我们通过一生的经历能把自己置于何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