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心学2

     儒道互补：道家、道教与陆王心学      在老子看来，外在的经验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会扰乱人的心灵。只有内在的反省，下功夫自我修养，才能领悟到“天道”，知晓天下万物的变化发展规律。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它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
　　
　　道教带有邪教的味道，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对我国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
　　
　　中国思想文化，自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到宋明有大的发展，代表人物有二程（即程颢、程颐）、朱熹，是正统，陆九渊、王阳明为反对派。自汉武帝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只有自称是儒家正统才有生存发展的可能。宋明理学，虽对儒家经典以阐述立论，但其实是立一家之言，开一代学问之先河。其中，陆王“心学”提倡“明本心”、“致良知”，同老子“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追求内心的认识与反省相合，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
　　
　　陆九渊，南宋人，提倡“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主张先要立大志，明本心，所谓本心，即是人的主观判断。在治学上，主演绎，执简驭繁。“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所注”，不必多读书。主“静”，同时也有主“动”的倾向，认为“精神不动则悬，血脉不动则病”，教学生下棋，认为可以长人的精神，又教弹琴，说可以养人德性。
　　
　　王守仁，明朝弘治嘉靖十人，因幼年在浙江绍兴阳明洞读书，取其号，又称王阳明，创立“心”学，镇压叛军，文治武功堪称一流，是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一位人物。
　　
　　王学在思想界推翻腐朽空虚的程朱派，称霸南方。王学影响不仅鼓动了思想界和政治界，而且，传入日本，成为明治维新的一股力量。
　　王学的宗旨，破除束缚身心的程朱理学，提倡“狂”，即率直进取的学风。他说“教育学生，应该让他自由发展个性，教师只是诱导他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一味的拘束督促，学生视学校如牢笼，看师长为寇仇，勉强装出规矩，养成诡诈顽鄙的习气。教他为善，其实是迫他为恶。”
　　
　　某次阳明与弟子们闲坐，举扇说“你们用扇”，一个站立对曰“不敢。”阳明道“圣人的学问，不是这等束缚苦楚的，不是装作道学的模样，足见圣人教人，不是束缚成人一个模型的。”
　　阳明最恶乡愿，他说“乡愿行为有两面，忠信廉洁去骗君子，同流合污去迎合小人。他们没有显著的罪恶可指，但他们的内心早已坏了。熟媚圆活，善能合俗，永不会学得圣人之道。只有狂者，才能免俗染，成圣人。”
　　
　　阳明说“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一时明白起来。”也就是说物质的存在依靠意识来反映。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凡不行的知或知而不行，都不是良知。如果是良知，那就自动的非行不可了。
　　
　　陆王心学，反对虚伪的、束缚人的僵化的程朱理学，如同一颗流星，滑破了黑暗的、极端的封建统治的思想文化夜空，照亮了后来者前进的道路，启发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具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的产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劳焉。正德初，进礼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罢。旋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瑾败，乃复故，无何卒。华性孝，母岑年逾百岁卒。华已年七十余，犹寝苫蔬食，士论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归。起补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
　　
　　兵部尚书王琼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是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又起。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黠隶诘之。隶战栗不敢隐，因贳其罪，令填贼，贼动静无勿知。于是檄福建、广东会兵，先讨大帽山贼。明年正月，督副使杨璋等破贼长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守仁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疏言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尚书王琼奏从其请。乃更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营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于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
　　
　　其年七月进兵大庾。志山乘间急攻南安，知府季斅击败之。副使杨璋等亦生絷曰能以归。遂议讨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挥许清、赣州知府邢珣、宁都知县王天与各一军会横水，斅及守备郏文、汀州知府唐淳、县丞舒富各一军会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戬遏其奔轶。守仁自驻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横水，志山及其党萧贵模等皆走桶冈。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冈险固，移营近地，谕以祸福。贼首蓝廷凤等方震恐，见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夺险入。贼阻水阵，珣直前搏战，文定与戬自右出，贼仓卒败走，遇淳兵又败。诸军破桶冈，志山、贵模、廷凤面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时湖广巡抚秦金亦破福全。其党千人突至，诸将擒斩之。乃设崇义县于横水，控诸瑶。
　　
　　还至赣州，议讨浰头贼。初，守仁之平师富也，龙川贼卢珂、郑志高、陈英咸请降。及征横水，浰头贼将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独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来归，而严为战守备。诡言：“珂、志高，仇也，将袭我，故为备。”守仁佯杖系珂等，而阴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岁首大张灯乐，仲容信且疑。守仁赐以节物，诱入谢。仲容率九十三人营教场，而自以数人入谒。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观灯乐。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将抵贼巢，连破上、中、下三浰，斩馘二千有奇。余贼奔九连山。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擒斩无遗。乃于下浰立和平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大定。
　　
　　初，朝议贼势强，发广东、湖广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冈既灭，湖广兵始至。及平浰头，广东尚未承檄。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进右副都御史，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鰲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因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郤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诇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嵒居守，而劫其众六万人，袭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庆。守仁闻南昌兵少则大喜，趋樟树镇。知府临江戴德孺、袁州徐琏、赣州邢珣，都指挥余恩，通判瑞州胡尧元、童琦、抚州邹琥、安吉谈储，推官王、徐文英，知县新淦李美、泰和李楫、万安王冕、宁都王天与，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或请救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选遣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黎明，诸军梯纟亘登，缚拱嵒等，宫人多焚死。军士颇杀掠，守仁戮犯令者十余人，宥胁从，安士民，慰谕宗室，人心乃悦。
　　　　居二日，遣文定、珣、琏、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自安庆还兵。乙卯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贼趋利。珣绕出贼背贯其中，文定、恩乘之，琏、德孺张两翼分贼势，尧元等伏发，贼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玙、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贼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娄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士实、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至是，果奏捷。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媢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竞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唐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
　　
　　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守仁愤甚。时已丁父忧，屡疏辞爵，乞录诸臣功，咸报寝。免丧，亦不召。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镆不能定，乃诏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绾因上书讼守仁功，请赐铁券、岁禄，并叙讨贼诸臣，帝咸报可。守仁在道，疏陈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且田州邻交阯，深山绝谷，悉瑶、僮盘据，必仍设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后必有悔。”章下兵部，尚书王时中条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议。十二月，守仁抵浔州，会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悉散遣诸军，留永顺、保靖土兵数千，解甲休息。苏、受初求抚不得，闻守仁至益惧，至是则大喜。守仁赴南宁，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诣军门。二人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陈兵入见。守仁数二人罪，杖而释之。亲入营，抚其众七万。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因请复设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守仁欲讨之，故留南宁。罢湖广兵，示不再用。伺贼不备，进破牛肠、六寺等十余寨，峡贼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贼。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
　　
　　始，帝以苏、受之抚，遣行人奉玺书奖谕。及奏断藤峡捷，则以手诏问阁臣杨一清等，谓守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学术。一清等不知所对。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后萼长吏部，璁入内阁，积不相下。萼暴贵喜功名，风守仁取交阯，守仁辞不应。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绾尝上疏欲令守仁入辅，毁一清，一清亦不能无移憾。萼遂显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献夫及霍韬不平，上疏争之，言：“诸瑶为患积年，初尝用兵数十万，仅得一田州，旋复召寇。守仁片言驰谕，思、田稽首。至八寨、断藤峡贼，阻深岩绝冈，国初以来未有轻议剿者，今一举荡平，若拉枯朽。议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专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诏得便宜从事者乎？守仁讨平叛籓，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乔宇饰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帝报闻而已。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硃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硃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硃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硃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ＣＰ贼，擒获叛籓，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瑄、陈献章同从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瑄配。及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申前请。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且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谓禅，诚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论所归，亦宜并祀。帝皆从之。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无子，育弟子正宪为后。晚年，生子正亿，二岁而孤。既长，袭锦衣副千户。隆庆初，袭新建伯。万历五年卒。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当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先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先通袭伯四年，流贼陷京师，被杀。
　　
　　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传者不复载。惟冀元亨尝与守仁共患难。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笃信守仁学。举正德十一年乡试。从守仁于赣，守仁属以教子。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痴。他日讲《西铭》，反覆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搒元亨，加以砲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
　　
　　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狱五日卒。元亨在狱，善待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系其妻李，李无怖色，曰：“吾夫尊师乐善，岂他虑哉！”狱中与二女治麻枲不辍。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见吾夫，出安往？”按察诸僚妇闻其贤，召之，辞不赴。已就见，则囚服见，手不释麻枲。问其夫学，曰：“吾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闻者悚然。
　　
　　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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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子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余秋雨的同乡.
　　
　　王阳明先生，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中国近代一代枭雄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的,败退台湾时间把台湾草山改为阳明山.现在浙江余姚还有个阳明医院.
　　
　　王阳明的一生行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在学术方面，他的“心学”独成一家，和程朱学派意趣迥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死后从祀文庙的人。他首先主张“学贵得之于心“，以“心“作为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开始对孔子偶像有所持疑，
　　
　　扩大了内心自我的作用。大家知道，心是活物，一向最难把握，所谓的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了。王阳明将一切都归结
　　
　　于“心“，显然在客观上具有更多的感性血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对于“六经“，王阳明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以重新的认识，提出
　　
　　了“五经亦只是史“的新见解。他一贯主张不拘泥于“六经“载籍的陈迹，强调反求诸心，以“心“作为裁判“六经“的标准。这样，
　　
　　王阳明通过“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这一环节，势必会走向冲击“圣经贤传“的地步。
　　明朝正德六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奉命平乱.从开战到抓住宁王，整整二十二天，王阳明就运用聪明才智将这场蓄谋八年之久，震动朝野上下的大叛乱彻底平定。这充分显示了王阳明的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王阳明为明王朝屡立奇功，“事功”卓越，地位显赫，官职也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被皇帝封为新建伯，在朝廷上下极有声望。
　　
　　如果王阳明仅以“事功”闻名天下，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将才也有千千万。而后人更关注的是王阳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殊不知，他是我国历史上极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他开创的心学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我国，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探索救国之路的孙中山都曾潜心研究过王阳明的著作，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徐特立也大加赞赏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少年时就曾读过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后来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漂洋过海，从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　　
　　
　　
　　日本一位八十三岁的高僧拄着拐杖颤悠悠地把阳明学说带回日本，没想到竟风靡一时，学者云集，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阳明学说更是间接地为日本明治维新起了思想上的铺垫作用。高鼻子、蓝眼睛，不屑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欧美人在本世纪，也出奇地对阳明学说着了迷，竟还要远渡重洋，来拜访王阳明的故居，颇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势头。
　　
　　我们赞叹王阳明为中国，为世界所做的贡献。身为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伟大哲人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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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长与中国最特别的哲学　　作者： 开阳 | 2004年11月08日19时09分 |      在此，请允许我表达对一个人的沉痛哀思，他曾经担任过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又璀璨夺目∶他戎马倥偬，慷慨豪迈，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做出过贡献，但也曾被说成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的刽子手；他的学说曾经席卷大半个中国，令时人耳目一新，但却一直受到批判和诟病，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人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引发着人们对真理的思考与探求，在国内外享有重大的声誉，甚至深受蒋介石的推崇。他叫王伯安，出生在532年前，生前的职务是中华大明帝国南京政府国防部长，他的号要比名字叫得响亮——王阳明。
　　王阳明其实叫王守仁，字伯安。他于公元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1529年病逝于江西南安的船上，活了57岁。因为曾经在阳明洞盖了个小屋用来练气功和学习，所以自号阳明子，人称王阳明。
　　王守仁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些诗歌的天赋。他的家庭是世代官宦，他父亲叫王华，做过南京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但要注意，明朝是行的是双都制。王华在北京做官时也带着王守仁，结果王守仁出居庸关，天天和少数民族的孩子玩骑马打仗，培养了军事才能，这是后话。
　　在十一、二岁时，王守仁随口问了小学老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成了他一生的真正起点。这个问题是：“何为第一等事？”这标志着少年的王守仁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价值问题。多么不俗的孩子！可惜，一个庸俗的老师给了一个庸俗的答案。不过正是这个答案成就了王守仁早熟的名声，也留下了这个故事，他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这和我们今天教育孩子要做博士差不多，虽然善良，但却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幸好王守仁没有被他的塾师耽误，否则那真是中国学术的重大损失。当时王守仁就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思考在今天仍然是具有震撼性的吧，考大学作博士，恐怕算不了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学好做人。做人难道不比做博士更为重要和本真吗？
　　17岁，王守仁要结婚了，新娘在江西，王守仁去江西娶亲，顺便拜访了吴与弼的学生娄谅，吴与弼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在朱熹的学风传统中很有些创新，但是仍然不算另辟蹊径。吴与弼还有一个学生，叫陈献章，就要比吴与弼的气魄大，陈献章听吴与弼讲课，没听懂，回去自己读书，结果一不小心，把吴与弼学说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给说出来了，创立了自己的心学。陈献章有个得意门生，叫湛若水，五六年后和王守仁一见如故，关系非常好。王守仁的学说由此可能间接受到了陈献章的影响。王守仁自己也说：“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别湛甘泉序》）
     （二）　　
　　
　　可惜这次王守仁拜访的娄谅相对就才干一般，他连自己老师吴与弼的创新之处都没有学到家，所以就教了王守仁四个字——格物致知，这是朱熹的学问，意思是，天理流行，如月映万川，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在其中，所以要格物，就是研究每一件事物，一件件的格下去，总有透彻的那一天。这话仿佛很有科学精神，其实不然，因为朱熹谈格物，格的是超越意义的天理，致的是道德本体的知识。朱熹确实是一个具备科学家气质的人，可惜他研究的是形而上学，按亚里士多德的讲法，那是物理学之后的学问。所以朱熹直接在物理中寻求物理学之后，结果既没有拯救中国物理也没找到物理的那个后。
　　王守仁接受了娄谅的教育后，不好好的和未婚妻谈情说爱，回去就开始格物，格了七天的竹子，结果物没格成，倒累得吐血，还大病了一场。于是这竹子是不能再格下去了。可见天才的成长历程都是七灾八难。没有受小学老师迷惑的王守仁却差点没有被中学老师娄谅害死。
　　不过王守仁却明白了一个道理：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后来王阳明教学生时就时常提起这段故事，言语中恐怕不乏夸张。因为佛门公案《传灯录》里有一个智贤格竹子的故事。说是智贤和尚去沩山和尚处访学，沩山问他，听说你聪明伶俐，问一答十，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智贤回答不出，找书本也找不到答案，就一把火烧了书包，哭哭啼啼地离家出走，很没面子地云游去了，后来他由于不做知识分子，只好投身生产劳动，开荒种田。他劳动期间偶尔捡起一块瓦片，随手扔出，啪的一声，打到了竹子上，于是大彻大悟。
　　王阳明对佛道两家素有研究，这个故事不可能不知道，他格竹子的故事又是自己讲的，所以这中间有没有受到智贤和尚故事的启发，我们今天就不好考证了。不过话说到这里，至少王阳明的学术渊源，我们已经清楚了，第一，圣贤书，主要是思孟学派的思想；第二，陈献章，湛若水的影响；第三，佛家禅宗的影响。
　　王守仁在新婚之日作了一件事，和爱迪生很相似，什么呢？把自己的婚礼差点忘了。他格竹子的事不好说有没有，但是这一时期，他与和尚老道走得很近倒是真的。他向道士学养生，还躲进了那个著名的阳明洞练气功，结果，这一坐忘，就把结婚的事抛到脑后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应该尊称王守仁为王阳明了。
     （三）　
　　
    王守仁终于还是继承祖业，考大学，中了举，在政府作公务员。我说过，王守仁小时候就热爱文学，他中举后，也就算是成了大学生，就和一票号称“前七子”的文学青年来往，也算是个才子。不过没多长时间，他就不愿意把大好的生命浪费到文学上面了，因为他觉得文学太浮华，没有实际内容，就改学考亭之学，也就是说，他开始改修朱子学的课程了。实际上这里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朱子学是考博士的必考课目。当时的科举制度奉朱熹的学说为正统，人们不能跨出正统去考功名。王守仁虽然认为做圣贤是人生头等大事，但是考功名也不是小事，博士该考还是要考。终于在28岁那年，王守仁中了进士，博士毕业了。
　　从“泛滥于词章”到“遍读考亭遗书”，再到“出入佛老”，王阳明终于从文学出发，走到了哲学的道路上来，这个从文学到哲学的学路历程被称为“前三变”。
　　既然如此，那必定还有“后三变”。不错，前后三变的界标就是——“龙场悟道”。     （四）　　
　　
    多年以来，皇室、贵族、宦官以及大官僚大地主激烈的土地兼并，民不聊生，边乱频仍，所以王阳明在中进士之前从26岁开始学习兵法，他博士毕业后出来做官，二甲进士出身，当年就搞了一个北方防务提案，结果被派到兵部作了一个主事，也就是国防部的一个参谋。此时他雄心勃勃，吃饭后用果核排兵布阵，管理民工都用军队化管理，但是王阳明的仕途并不顺利，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大太监刘瑾。“自古忠奸同水火”，大家永远不要期待着好人可以和恶人和平共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在狗咬你之前，先把狗杀了吃肉。如果不幸那狗主人势力强大，那你就要有多远走多远，千万不要让它咬你。
　　现在王阳明就因为反对刘瑾而被贬到贵州省龙场县去做邮电局局长。这个失落呀，难受啊，还有世态炎凉啊，都经历了一个遍。这种情况下，一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消沉，另一种反倒是刺激了人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巧得很，王阳明是一个慷慨豪迈的人。看他的诗：“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何等气魄！这样一个人在刺激和苦闷中自然会生出一种超脱的豪情，这世界和我有什么相干，管他风起云涌，我就是我，谁能拿我怎么样——我心外无物！此语一出，石破天惊！这就是龙场悟道。
　　我们都知道王阳明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传习录》下）
　　通常人们认为这段话近似于英国主教贝克莱的命题，“存在即被感知。”其实则不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说的是颜色明白，而不是从无花到有花。所以这段话不是存在论的，而是意义论的。纵然我王阳明被贬官，被冷遇，被廷杖，遭受到种种屈辱，但是我不去想，不在乎，那么你们还能怎么样？我王阳明还是王阳明，我的精神是打不垮的。换种说法，人终究是自己意义世界的主宰。这种想法当然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但是就是这种思想把王阳明的精神世界挺立起来，为他的一生提供了坚定的信念支持。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有人是这样理解的，“事物的产生是由于人心所发生的意念的活动，没有人的意念就没有客观事物。”如果这不是故意曲解，那只能说，他们根本就不懂王阳明，他们的生命和王阳明的生命根本就不呼应。这里物指的是人的对象，没有人的意念，那还谈什么对象，这就好比说，加入这个地球的表面是光滑平洁的，根本没有海，哪里来的海岸？
     （五）　
　　
    虽然“心外无物”不可以和“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这一命题对应，但是却可以和另一条唯物主义命题相比较，那就是“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两个命题都是挺立个人的价值世界，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受到挫折苦难时伟人提供精神的支撑。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或许正好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下了一个完美的注脚。“心外无物”是在空间上挺立价值世界，而“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则是在时间上的挺立。空间挺立的结果是对其他平行空间的排斥；而时间挺立的结果则承认其他空间但却限定了他的时间有限性。举一个例子，你追求一个姑娘遭到了拒绝，假如你信奉王阳明的学说，那你要这样想，虽然她拒绝了我，但是在我的心里，她依然完美，值得追求，我愿意继续追求，虽百死而不悔，我的爱情是如此强烈，即使被爱情之火燃烧得一塌糊涂，我也会在爱情的燃烧中获得光明，至于被拒绝与否，那并不重要，我愿意一生默默地关爱她，无怨无悔。一切痴情男女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王阳明在现代也并不孤独。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你毫无疑问会换一种思路，首先你要考虑的是，你们彼此是否真的适合，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否志同道合，是否性格和谐等等等等，在这一切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你就要坚信自己一定会追求成功，而且还要分析自己的失误，清除追求路上的障碍，如果对方已经有了男朋友，你就要想办法破坏他们的关系，然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你的新世界。无疑，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一切信奉理性的人。
     （六）
　　
　　虽然“心外无物”是王阳明心学的概说，但是此时的王阳明在龙场办学校，宣讲最为得力的却是“知行合一”，这构成了他这一时期哲学的特色。既然王阳明已经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挺立凸现在现实世界之上，那么他必须要充实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且要在生活中显现出自己的精神世界来。知行合一讲的就是挺立精神世界与用行动显现精神世界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不体现就没有挺立起来，而不挺立，也显现不出来。知与行是两件事也是一件事。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
　　这种提法很像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说法，“德行即知识。”在逻辑上这两种提法确实是一样的。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者只是未知。”他又说：
　　“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恶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关于这个著名的观点，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和意见，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其中较早的批判代表是王夫之，说王阳明的行只是情感的发明而不是真正的身体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不做评论，我只想提醒大家这样几点：
　　一、王阳明确实基本可以被划分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不可以简单的以唯物唯心划分，但王阳明唯心的成分无疑是很大的；
　　二、知行合一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把道德当作学问而不是生存方式的假道学的；
　　三、为了纠正人们只注意行为的规范而忽略道德意识培养的风气，王阳明又将知行合一推演到“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的地步，他说：“今人学问，只因将知行分做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遍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不是哪一念不善潜伏在心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四、看王阳明一生的知行合一，他是把道德落实到行为上的。     王阳明在龙场讲知行合一，讲了一年，就不再讲了，改教人默坐，体会本心。直到晚年讲致良知时才又把这个命题作为子命题涵盖。在近代，有贺麟作了知行合一新论，融合西方思想，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张目，此为余音。
　　终于刘瑾伏诛，正如刘禹锡诗歌里写得那样，“桃花开尽菜花开”，王阳明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从庐陵县县委书记一跃成为司法部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的四川组组长（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接着又被提升为中央组织部的公务员廉政审查办公室主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然后又被提升为国家廉政司司长（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可谓是官运亨通。如果不被刘瑾咬伤一口，王阳明恐怕也不会有如此灿烂的一年，正所谓祸兮福之所伏，而且龙场的经历，也初步确定了王阳明的学术理论框架。可见被狗咬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王阳明就这样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天。
　　公元1547年，王阳明45岁，一件大事发生了。江西发生了大规模农民暴动。王阳明被尚书王琼推荐去平定暴乱，他的军旅生涯开始了。在平定江西暴动的过程中，他还镇压了南昌宁王朱宸豪的武装叛乱，又为大明政府立下大功一件。
　　王阳明于是他一面打仗一面办学，推广保甲联防制度，首创“十家牌法”，并建立地方团练民兵，这两个手段，蒋介石都曾经学习过。而且蒋介石极其盼望自己手下能出现一个王阳明式的人物，所以到了台湾还念念不忘王阳明，把自己居住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王阳明还增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和广东和平三县，也采取了一些手段缓和社会矛盾比如打击非法奸商、平抑物价，减轻农民负担、赈济灾民等等。这些手段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王阳明在军旅生活中，充分意识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正因为既要破山中贼，也要破心中贼，所以他此时学术的重点是——“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
    我们刚才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致良知。儒家的根本思路是内圣外王，所谓思想决定行动，行动改造世界，世界再影响思想。大家读儒学的典籍，按照这个思路去读，基本不错。所以王阳明讲致良知，也还是这个思路。
　　良知的说法，来自于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的本质是为人的道德行为提供先天依据。而王阳明讲良知则专从意念发动处去讲，因此良知就成了意义世界的创造之几，这个几，讲的是一种似动非动的微妙状态，就比如说你去推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在刚刚要启动的瞬间的临界状态，就可被称为几。王阳明的良知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临界状态。良知是是非判断的唯一标准。但是，良知却不仅在逻辑上存在于判断之前，而且也在时间上存在于判断之前，也就是说，无所判断时才是良知。
　　在王阳明的心学里，良知这个真几所创生的对象是现象与知觉。所以真几是内在世界的本体。王阳明把物只作事看。这是心外无物的天机泄漏。实际上是对概念的偷换。如果说陆子静的心性还悬挂在天理上，是一个后继性的真几，那么王阳明就直接革除了外部的天理，而把视野局限在现象世界中。
　　我们要注意王阳明下面的两段话：
　　“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随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已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相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这两段话有四点值得注意：一、王阳明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意义的世界，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感官的世界；二、反过来，灵明或者良知必须依托天地鬼神万物而存在，否则便无从着落，也就没有。这一点最值得注意。三、良知的发明是一种神秘体验。阳明自说曾经感应过朋友的造访。不管可信度有多大，至少说明阳明所谓“大人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的表述不仅仅是一个认知，也是一个体验。四、原来只是意义论的良知终于具备了存在论的含义，虽然仍然局限于现象世界。
     （九）
　　
　　阳明又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这句话里我注意的乃是“精灵游散”这种表述。这分明意味着一种神秘的无形的实存。同样，感应之几，也是若有若无的始发点，这分明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隐隐关联。由于感应之几具备创造性，也就是创造真几，所以对创造真几而言，无所谓知觉与现象。但是真几流行，则现象与知觉一并发生。而真几的流行却是必须如此的。否则真几无以依存。人要以知觉去直觉感受真几，达到一种神秘体验。人死去不仅仅是知觉的丧失，而是真几的游散。
　　所以阳明的良知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个想象中的神秘。我讲无限，实际上是一个设定，这就像康德的上帝的假设。这个设定源自于时空的经验与推演，所以可以被称为想象式的设定（智的直观）。然而阳明的真几，不是一种设定，而是一种直觉体验，所以应该被称为想象式的直觉。
　　王阳明身在军旅，他的学生们就由他的两个大弟子带领，聚集在他的家乡余姚学习。有了疑问就写信给他，算来，王阳明还是中国函授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王阳明55岁时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了，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胡广军务，大致相当于帝国军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广东军区和湖南军区事务，不过权力要大得多。这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发生了分裂祖国的所谓壮族独立运动。王阳明受命前往镇压。而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把自己的学说推向了极致，以意义世界通本体世界，建立了心体。
　　王阳明的两个首席弟子，一个叫钱德洪，一个叫王龙溪，在王阳明出发的前夜去请教王阳明。事件的起因是王阳明传了他们一个教门，也就相当于内功心法之类的口诀，一共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解释一下，心不是一块血肉，而是用，是意识。体用无间，心体就是意识了。在阳明看来，意识是人脑的功能，则意识是人脑的本质。阳明四句教门的起始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分明是没有任何对象的纯思，约略等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将纯粹反思作为第一原则，仍然是一种思辨的逻辑推演。而我已经讲过，阳明的心体却是一种想象的直觉。但和笛卡尔相仿，这种想象式直觉只能作为人的表象世界的基础。
　　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说的是这种无所对待的纯思一旦有了具体的内容，就具备了道德的意义价值；
　　而以其价值判断的源泉和标准则是良知，而格物就是在行动和思想上体现良知。
　　中国的认识论往往并不以主客观作为精神和物质的区别。比如理作为一个被认知的对象，体现的却是无形之物，而人心却以有形物的身份，从属于气，这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具有显著不同。但是王阳明的思想却无疑与传统理学的思想不同，这就是我说他是基本可以被划分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原因。
　　王龙溪与师兄争辩，认为“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钱德洪泽坚持老师的教法，认为不可更改。
　　于是在王阳明家门外的天泉桥上，王阳明为二人断官司，笑着肯定了王龙溪的意见，称这是上等人方可体悟者，对普通人仍然要坚持原有的四句教。这就是著名的“天泉证道”
     （十）
　　
　　阳明的四句教，在逻辑上有着不够一致之处。因为心体与良知是统一的，所以真正的良知，应该也是不加判断的良知，所以格物也就无从谈起了。王龙溪作出四无句，就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阳明既然首肯，也就说明在他看来有善恶之分的道德意识和无善恶之分的心之本体原是一物。
　　阳明对龙溪的肯定，实际是心与无限贯穿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否则无以保障心的本体地位。历来有人认为此实是泄漏了阳明学的禅学实质。且看王阳明的两首诗：
　　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答人问道其一）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四）
　　但是“天泉证道”这件事预示着后来王学必然会走向分裂。王阳明死后，钱德洪依据四有句发展了后天诚意之学，而王龙溪则依据四无句发展了先天正心之学。
　　王阳明讲心外无物时，其实就蕴含有心体的意思，只不过此时更为明确罢了。这样，从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的心学又经历了三变终于至于圆熟。他把自己的学说推向了极致，后人概括他晚年讲学的重点是“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止于至善。”
　　而王阳明的政治生命也在晚年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出征思田之前皇帝刚刚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也就是说南京政府国防部长，政治局常委，马上又封他新建伯的爵位仍然兼任南京国防部长，政治局常委，一年发给大米一千石，追封三代，发给高干证明，子孙世世承袭。我们的新任伯爵自然感动万分，镇压广西思恩、田州的壮族恐怖分子之后不等皇帝命令就主动镇压了八寨、断藤峡的瑶族恐怖分子基地。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的一艘军舰上。
　　隆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567年5月，明穆宗追赠他为新建侯，谥文成。盖棺论定，文武全才的王阳明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就是王阳明的一生和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