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阳明心学简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26:52
儒家嫡传，明朝中期思想的结晶——王阳明心学简介以及明末清初历史检讨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和对外实践，格物致知。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没有私心物欲的状态。
这样就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即靠实践，靠自省，实践和自省是一个过程的，是一件事情。格物就是改革。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知行合一，但是这还不够，只有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才真正地认识了天理，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格物就是改革
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
都是知行观的三种不同境界，不同的过程路径，
但是到了最后的成功，这种境界是一样的。，
知和行是一件事，
知是反诸求己，是行的开始，行是对外实践，是知的依据，是反馈，知不能凭空而来。
在知行的过程中，就是要去除私欲，亲民，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礼仪，德治，以实践和自省为基础统一于知，进行改革。
“民”也要这样做，这就是民主。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孔子看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他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西周的那一套“礼仪”，这是他的根本目的，
由此而衍生出来了，仁政，德治，亲民，民本，改革等思想。
因此历代汉族王朝以儒家的这些思想为基础，以霸道杂之。
总体来说，儒家是以道德治国，
后来心学对被歪曲的儒学（程朱理学）进行纠正，同时进行改革，继续坚持性本善，只是因为后天的私心物欲的遮蔽才会变恶，只要通过自省和对外实践就能认识到本心所具有的天理，同时在认识本心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这个世界。知和行都是一件事。
明朝中后期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由此衍生出东林党复社的思想，明末实学，民主思想，工商为本，科技精神的等等思想。
王阳明心学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提倡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不盲从权威，人人都可以为圣人，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致良知。
王阳明心学是明朝中后期思想启蒙的开始，明朝中期以后心学占统治地位的。王阳明对心学进行完善并发扬光大，在士大夫心里占据了主要地位，程朱理学(也就是八股文）在他们心中越来越没有地位。程朱理学日益衰落，王阳明甚至在万历12年从祀孔庙，后来心学被有些王门弟子扭曲，以东林党复社（其中很多人都是心学弟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力挽狂澜，对被某些人歪曲的心学进行纠正，同时加以发展成明末实学和朴素的民主思想。
比如说黄宗羲，唐甄等人的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工商皆本”，徐光启，方以智等人的科学精神，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的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注重现实的思想，都是实学的一部分。还有东林党和三巨头等人的民主思想，都是从王阳明心学衍生出来的。
明朝中后期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文化尤其是世俗文化（明小说），军事，外交，科技，政治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外贸易对外交流（明朝洪武永乐以后只有形式上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间海禁废弛已久，甚至闹出海盗倭寇的祸端，隆庆初年有鉴于海盗作乱，为了在根本上根除海盗倭寇，连形式上的海禁都解开了，这样对外贸易尽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不需要武力支持做海盗了）尤其是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交流，士大夫知识分子眼界之广阔（当时有世界地图了），综合国力，国家地位种种成就
都伴随着明末崇祯乱象，与大明一代江山沦胥同尽。但是
如果李自成统战得当，不在关键时刻继续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追赃助饷，在关键时刻统战明朝北京被攻克后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掌握军队的实力派，
那么明朝的这些成就都可以由汉族王朝保住的。
崇祯吊死之后，从明朝这方面看，失去权威中央，地方军阀拥兵自重，不听指挥，有奶便是娘，这是其一。其二先是实行借虏平寇的错误政策，后来到了永历王朝又是出现了孙可望这个民族败类不顾大局，事情才无可挽回了。
明末清初实在是事关中华民族这以后几百年到底是进步还是落后的关键的嬗变分娩的时刻。
在嬗变分娩的关键时刻，东林党和阉党，分权与皇权，（从中原五省来看）贫苦农民和大地主斗争激烈，马上就要由前者战胜后者的时刻，可耻的殖民者乘虚而入！
这是历史偶然而不是历史必然！
而今天，我们还在为这些殖民者大唱颂歌，抹煞自己的民族文化，宣扬满清奴文化和文明破坏有理论！
王阳明心学只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冰山一角，
简单地叙述了这样一个情况，
的确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崇洋媚外者有之，为殖民者唱颂歌者有之，讲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这种思想非常有害，但是这是现实，我们不应该消极地咒骂，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为民族文化的振兴而努力。
呵,如果是谈道德和理性,偶下面这一段正好:
道德是情感,也是理性,并不相悖.
个人觉得,道德是我们人类维护社会全体利益的终极理性,而对于个人,道德并不一定带来利益最大化,但是社会全体出于群居目的对个体反复进行意识刺激,最终加深了个人的"非理性"而服从道德情感.
比如,个体因制度不完善腐败,本质是一种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但由于社会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有预谋"地宣扬"腐败无耻",最终使某些个体会背叛"理性"地屈从于社会公共道德!
不过,这也与个体价值观有关,当个体认识到自身虚无,把生命永恒完全系托在全体人类未来上时,就会主动舍弃个体利益,自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这时理性与道德情感就是一致的!
当然,很遗憾,我们还是很多同类,也会因为"理性"地追求个体利益最大而损害国家利益,这时"理性"与"道德"再次相悖!
因此,从上面可以看出,情感和理性的差别,或许在于个体是否明白行为目的,个体内心越趋向于能够剖析自己的行为动机,我们一般认为他越趋于理性(虽然他的"理性"在旁人可能是局限和短视的).
因为衣食住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业利益也是国计民生的一部分，是天理。
明嘉靖四年 1525年 ，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在这篇《墓表》中，王阳明不仅说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更进一步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道”的高度。他虽借用了托古的口气，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在这篇《墓表》中，不仅把工商放到与士农平等的地位，还认为社会上出现“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的现象，完全是因为“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所造成。
在这篇《墓表》中，王阳明推倒了传统的“四民”观，对工商作出全新的价值认定，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儒家社会观念上的一个新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解读王阳明“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破”之心学命题
要做事首先要做人，做人是做事的基础和前提。做人首先要立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德惟贤，方服于人”，如不立品，则容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自无定见，沦为下流。
人要善于加强自我修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知人”、“胜人”固然重要，但“自知”、“自胜”尤其重要。一个人如果若能省视自己，坚定自己，克制自己，并且矢志力行，就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知人者智”，能认识别人叫做明智。齐桓公小白不以管仲射己之仇，由鲍叔牙推荐，启用管仲为相，励精图治，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遂成霸主之业。齐桓公知人之智，用人之量可见一斑。齐桓公病时，曾有易牙烹其子之肉进献桓公，桓公大喜，认为易牙忠心耿耿。管仲却不以为然，认为易牙太过矫情，不近情理，包藏祸心，劝桓公摒退易牙。桓公不听劝阻，亲信易牙。管仲死后，易牙等三人大权独揽，害死齐桓公，秘不发丧。可怜一代英主，尸体腐臭，死于深宫之内，命丧小人之手。由此可见，人心难测，用人之难。
“自知者明”，能认识别人叫做聪明。人可以将百米之外看得清楚，却难以自见其睫。每个人都有盲点，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时，还以为是在思考。只有认识清楚自己的长短，才可以扬长避短。
“胜人者有力”，能战胜别人就叫做有力量。生活就象是一场战斗，因资源有限，是故必然存在着竞争。竞争的原则是优生劣汰，适者生存。“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虽然残酷了一点，但确实是永恒的真理。“小人不可一日无钱，君子不可一日无权”，阶下囚与败军之将的滋味绝对不是好受的。所以说，胜利，战胜对手才是最重要的。人一生中充满了数不清的斗争，从出身之前，便是一个精子同其它几亿个精子争夺一个卵子。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可谓有悖伦理，大逆不道，然而李世民从谏如流，知人善任，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盛世由此开创。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只能“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因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正如曾国藩所言“凡事有极困难者，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自胜者强”，能战胜自己才是刚强。“男儿以不能立志，懦弱无刚为最大耻辱”。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在战争前期，先有岳州之败，后有鄱阳湖之败，苦心经营的湘军近乎全军覆灭。曾国藩灰心丧气，投水自杀，被人救起，并且因做人迂腐，不通官场规则，朝野上下，蜚声四起，处境甚是艰难。曾国藩将幕僚所写奏章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虽有一字之差，其立意有天壤之别。虽无奈承认现实，却有振作的勇气。曾国藩以退为进，回家奔丧，修炼内功，出山之后，被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反攻为守，太平军节节败退，天京陷落而失败。正所谓“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只要战胜心中之贼，山中之贼何愁不破？
“知足者富”，知道满足就是富有。曾国藩一生中研究程朱理学，并深谙成败得失之理。认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攻克天京后，知其有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之忌，而激流勇退，裁减湘军，让出兵权。然而李斯一生中却贪恋富贵，玩弄权术，最后落得个被腰斩于市的可悲下场，哭着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捕捉狡兔已是不可能了。”曾国藩恪守人臣之道，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虽位极人臣，而寿终正寝，全身而退，中国可谓第一人。
“强行者有志”，坚持力行的就是有志。“世间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之光阴”，世可强成，名可强立。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是从自强自立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曾国藩而立之年后改名为“涤生”，即取《了凡四训》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立志强行，除旧布新，故而大成。
“不失其所者久”，不迷失根基就能长久。此根基即指“道”，即能知人、自知、胜人、自胜，故可进德修业，成就大业。业有所成后，若能知足，则可全身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