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乎？

（按：不久前在北京与济南以此题作了两次讲话，本文集二者之要点，加补充。）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是奇迹，全世界都这样说，但奇在哪里不容易说出来。以一九八○为经济改革的起点，北京公布的增长率显然是低估了。最近一项数字，说二○○○至今，六年，国民总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这是每年复息增长百分之十二强。然而，同期北京市公布的增长率，只百分之九左右，相差颇远。就是以高不可攀的每年百分之十二增长率，改革二十六年，复息率，国民总收入上升十八倍。何止十八倍呢？一九七九年到广州，饭店没有米，姊姊的家有头有面，找只鸡蛋也要走后门！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不多说了。
二十六年，高楼大厦满布，公路车水马龙，所有货运港口排队──是否奇迹天晓得。由区区在下审批、亲自发出证明书的经济奇迹，起于一九九三的朱镕基时期，其中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怎样看也神奇。首先是朱老在三几年间，成功地把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率减为零，然后有百分之一至三的通缩。在这巨变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竟然还能保八，失业率只百分之四。不止此也，同期产品与服务质量，上升得非常快，但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这是说，如果质量的改进算进去，通缩会增加，收入增长也会增加。当时国内各地的楼价下跌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实在惨情，但经济增长率，如果把质量提升全算进去，应该在百分之十以上。
经济学吗？很尴尬！上述的现象显示，那所谓宏观经济学，一无是处。当年读「宏观」，读一句，骂一句。看中国我只用本科生应该知道的理论看，胜出行家几条街。昔日我读的是经济科学，与今天教的是两回事。这里说奇迹，挖疮疤是发神经。我们要说中国在哪方面做得对，非常对。
一九九七年我注意到，自己曾经批评过的、朱镕基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批评错了。欧美的货币制度，脱离了金本位一直都有问题。黄金不足够，或供应量波动太大，本位制有问题。想当年，没有谁不同意货币要下一个固定的锚，只是找不到理想的锚可以下。以币量理论推出来的观点，支持着以不容易捉摸的物价指数及就业指数为目标，其所形成的货币制度，牵涉到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美国的经验，是这样的制度有不少困难。六十年代蒙代尔与佛利民的意见有分歧，我在场。佛老认为找不到可取的单一物品为本位，而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运作费用过高，所以要接受以目标为锚，无可避免地带出各种货币政策。
问题是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减低市场的交易之费用，不应该以货币量的增减来调控经济。币值与利率要稳定，其它皆次要。当时大家意识到，脱离了本位制，以目标为锚，带来的币量政策容易搞得一团糟。后来的经验确如是。没有谁想到数十年后朱镕基推出另一种办法，可行，使我大开眼界。
记不起一九九七年初萧耿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意识到，如果放弃以货币量的增减来调控经济，只以币量的增减来维护一个固定的锚，可以做到，绝不困难，但整个经济的运作要迁就这个锚的币值来调整。锚可以是外币，可以是物品，可以是单一的或是一篮子的，稳守根本不需要由政府提供这些为锚之物。这是朱镕基的货币制度，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佩服。写过多篇文章解释，这里不多说了。
中国奇迹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地区制度。中国独有，这制度促成了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抢客招徕，工业发展一日千里。无独有偶，这地区制度也是在朱老时期形成的。我认为将来的经济历史不会漠视这个人。写过五篇文章解释这地区制度，这里只大略地说一下。
中国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主要的经济权力在县之手。土地的使用者要交两项租金。其一是固定租金，那是买土地五十年的使用权，地价也。其二是佃农分成租金，称增值税，收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十七。这增值税率（租金分成）是全国划一的，不同地区的招徕调整是地价的变动。这是全完合乎四十年前我推出的佃农分成可以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安排。另一方面，一个固定租金（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增值税），与世界各地大商场的合约安排是一致的。
中国有二千多个县，上述的安排使每个县成为一家商业机构。大地主是北京，大佃农是县，小佃农是投资于县的商人。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激烈的竞争就在县与县之间出现了。这是我知道的最神奇的土地使用制度，妙绝天下。沙石还有，但主要的制度运作功能实在好。
说过无数次，要批评中国制度的很多方面容易。但我是个实践主义者。英谚有云：我们不能跟成功争论。经济发展既然是奇迹，不可能没有半点做得对。我反对昔日的大锅饭共产制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资产权利要界定得清楚。但没有反对过共产党的存在，也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的改革要由共产党推行。这方面高斯的看法比我更强烈。这个提出从权利界定的重要角度看私产的一代大师，信奉市场知名天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敬重外人不容易相信。绝对不是擦共产党的鞋。公司理论由高斯提出，由我划上句号。我们是从公司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
高斯对经济制度的看法因此与我很一致。信奉市场，但因为交易的存在，市场不是无所不能。公司或企业的形成自有其因，某些事有形之手要代替无形之手，而政府本身只不过是一家大企业，从上而下的运作通过合约安排。撇开沙石，在中国，上头大企业（国务院）与下头中、小企业（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的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办得好，好得人类历史没有见过。然而，问题还是多得很。这可见其它制度的困难更为严重了。经济学者一般不明白制度运作，因为他们没有从合约的角度看世界。说实话，一贯地这样看的只有高斯和我两个人。
开琼筵以坐花——李白说的。繁华事散逐香尘——杜牧说的。中谚有云：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不可能错吧。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不要求永久吧。我算过，中国需要的是再持续今天的增长十五年。可以吗？下回分解吧。
从经济持续有可观增长的角度看，姑勿论像中国今天那样的高速增长，历史的经验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持续增长的时日远比二战之后长久。中国汉、唐、宋的经济史实我们知得不多，但清三代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持续好时光，不是好得不得了，落后于西方的发展，但总算是差强人意的长时期了。
二千年前，罗马帝国威风了几百年，但后人有口皆碑的是该帝国的崩溃，梓泽邱墟也。英国二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主要靠纺织机的两项发明，名震一时，长达半个世纪。日本一八六八年起的明治维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引进了转让权，经济迅速发展达四十年，虽然比不上中国今天那样高速。蒙代尔曾经对我说，算长期好日子，西方历史没有长得过一战前有本位货币制度的欧洲。蒙兄会同意，论增长率，昔日的欧洲远不及今天的中国。
二战后的经验不同了：好景不常，盛筵难再。战后的英国，复苏约十年就被工会拖住后腿，跟着被日本仔杀下马来。美国得天独厚，战后美元币值偏低（像今天的人民币），大好时光近二十年。可惜前有韩战，后有越战，于今回顾，后者是dollar shortage转为dollar glut的主要原因。也是二战后，德国的复苏增长很经典，但也只有二十年——工会为祸也。
近代史实中，经济算得上是高速持续增长的，最长期是日本，长达三十五年吧。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与科技的基础远超二十六年前开放改革的中国，加上有美国的鼎力协助，而外地的廉价劳力远不及中国今天面对的那么多。采用终身雇用制，员工分红好景时远高于工资，因而避去了最低工资及工会的蹂躏。可惜他们犯了两项大错：接受地主的压力而禁止农产品进口；接受美国的压力而让日圆大幅升值。玩完——二十年前我是第一个说的。
底子不足，技不如人，但追得快，非常快，今天的中国彷佛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了。是奇迹，而考虑到昔日封闭的国家都踢开放波，地球增加了二十亿廉价劳动人口参与竞争，这奇迹是奇上加奇了。今后怎样看呢？我有一个简单的看法，告诉你吧。
我认为今后十多年，北京的首要任务，是要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地改善生活，其它皆次要。或者说，只要中国的农民生活能自食其力地大幅改进，一般达到他们应该享有的小康之家，其它行业的发展会自适其适地找到好去处。倒转过来，如果农民的生活搞不上去，那么不管长三角与珠三角搞得怎样风生水起，经济整体怎样也算不上有成就。要大幅改进农民的生活，任何人都懂得说，得把口，讲了数千年了。
还好，经过数千年的黑夜，中国的农民终于看到一丝曙光。不要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报告。这些年我在国内东奔西跑，左问右问，知道中国农民的生活急速改进，有五、六年的日子了。现场实地的经济观察，操练了半个世纪，无敌天下。农转工或半农半工的非常多，雇用农工与工资皆急升，农地租金与产品物价也上升了，较差的农地常有弃置，而与农民倾谈几句，他们会送我拿不起的瓜瓜豆豆（我和太太当然以钞票数倍市价回赠，朋友说农民比我聪明，懂得拋砖引玉）。
朋友，你要一下子大幅地改善农民的生活吗？容易得很，有两个法门。其一是完全禁绝农产品进口，我担保其价格在数月内暴升数倍。可惜日本的经验说，这是死路一条。其二是大手补贴农业。可惜这是担沙塞海，耗尽外汇储备也长贫难顾。农民的人均土地那么少，不转到工商业去上帝也救不了。
几年前我写中国农业政策，提出三个要点。一、鼓励农民转到工业去；二、进口农产品；三、增加农民的知识。赵老当时还健在，嘱女儿给我电话，说完全同意我的三项建议。英雄所见略同也。
今天我提出第四项重要建议：把工商业的发展推到农村、乡镇那里去。北京二十多年前就这样说，但办不到。今天看，成功机会相当高：这是近几年珠三角出现的严重民工荒给我的启示。想想吧，一年才有一两次机会叙天伦之乐，愿意离乡别井谋生计的人愈来愈少了。另一方面，农业的工作旺季一年才三几个月，淡季在农村邻近兼职其它，何乐不为哉？我因此推断，「月是故乡明」是今后十年的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公路等基建那方面，有北京的协助，做得快，做得好。然而，在其它方面，北京彷佛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令人叹息！
没有奢望，我为中国农民祈求的不敢夸张。以今天的物价水平算，因为农居或住所相宜，一个农户的小康之家，我要求的，是人均收入每月二千人民币。只要维持最近三年的增长率，高于城市的，达到我的要求大约需要十五年。到那时，农转工商，或半农半工商，余下来的农民，化作全职算，只剩两亿至三亿之间。耕者的人均耕地会上升，机械与科技会引进，农业企业化会明显，而一元一斤蔬菜是买不到的了。物价指数不需要上升，但比起工业产品，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
不苛求，但可以达到那小康的目标吗？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错——如果不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应该可以。但这是很大的「如果」。如下的困扰是现实的。
（一）北京不少智囊与外地的华人经济学者，虽然一般出自名校，却没有学好经济，尤其是货币的本质与理念，他们学深不学浅，没有上过第一课。他们不知道货币的基本用途不是调控经济，而是倒过来，为了稳定利率与币值，经济要为币值而调整。这些前文说过了，但最近听到的胡涂言论，是人民币升值会迫使中国的工业走上高科技的路。发神经：一个工业家要走高科技的路，有本领的随时可以加价，无须强逼。
今天人民币兑美元或欧元偏低，而大幅偏低则源于外资涌进。然而，对亚洲一带的廉价劳力国家，何低之有？中国农民要转到工业去，竞争对手是那无数的工资比他们还要低的劳力。有一天，上苍保佑，中国要把廉价劳力的低档产品让给他人造。但不是今天，十年后开始吧。到那时，中国的农民增加了知识，后浪推前浪，会把今天的工业科技推上一层楼。
（二）天天大嚷最低工资，而最近又开始学人家搞工会，对农民的自力更生有害无益。北京慈善为怀，喜欢这样说；利益分子混水摸鱼，其它国家早有前科。可怜农民，他们知识低，容易受骗，多半会支持这些会害了他们的政策。
（三）在宏观调控下，由北京引导而起的某些土地房屋政策，反映着主事者的经济感受近于零。不久前我分析过的限楼价不限地价、百分之七十限于九十平方以下，以及最近在江苏推出的以「成本清单」来指导楼价等政策，虽然大有创意，却没有普通常识，分析本领得个零分。难道中国真的是那样人才凋零吗？我也担心十多年来搞得了不起的地区竞争制度，会因为北京的土地使用政策乱搞而倒塌下来。
我没有理由怀疑国务院要改善农民生活的诚意，但有理由担心他们推出的政策，因为不明白经济制度的运作与经不起团体或外来压力，会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